慕津锋

这是一幅收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字画库中的珍贵书法长卷。该卷全长2米，宽16厘米，题为《数行卷 卞之琳》，由张充和1936年冬为卞之琳抄写而成。

张充和用毛笔蘸着银粉在蓝色宣纸上一笔一画极为认真地以秀丽小楷为卞之琳抄写了他的五首诗作：《道旁》《圆宝盒》《断章》《音尘》《鱼化石》。这五首诗歌都是卞之琳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断章》和《鱼化石》据说是卞之琳特意为张充和创作。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鱼化石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其中，《断章》最为人们称颂。《断章》是卞之琳1935年10月创作的一首诗。这四行诗原在一首长诗中，但全诗仅有这四行使卞之琳满意，于是他将这四句抽出独立成章，标题也由此而来。

卞之琳在谈及这首诗时，曾说：

“这是抒情诗，是以超然而珍惜的感情，写一刹那的意境。我当时爱想世间人物、事物的息息相关，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人（‘你）可以看风景，也可能自觉不自觉点缀了风景；人（‘你）可以见明月装饰了自己的窗子，也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别人梦境的装饰。”

又说：“我的意思是着重在相对上。”

卞之琳曾是徐志摩的学生。他为中国现代诗坛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他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的代表诗人。《断章》是他不朽的代表作。

张充和，为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她在书法、昆曲、诗词方面成就非凡，被誉为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

该长卷自张充和1936年冬抄写完成后，卞之琳便一直随身携带，从未离开过自己。卞之琳好友王辛笛先生曾在自己的忆文《“琐忆”记痕》中对此长卷提及过：

“抗战胜利后，卞之琳曾到上海住在我家中，他多次向我讲起他与张充和的故事，并取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卷墨宝，是手抄的诗卷《数行卷》，带我展开一看，那上面写得清秀娟丽的手迹，卷末题有‘为卞之琳抄，并有署名，我才知这是诗人心中的一个小秘密，非同小可。”

由此可见，诗人卞之琳对于张充和女士用情至深。他们之间那段“落花有情，流水无意”的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场令人感伤的往事。

卞之琳与张充和的交往，缘于好友沈从文。1933年春假，卞之琳当时刚好得了几块银元的稿酬，于是他便拿着稿酬去青岛“小游”，顺便去看望在那里任教的素未谋面的好友沈从文。（1931年，沈从文与卞之琳经徐志摩书信相识。1932年初，沈从文本想为年青的卞之琳在上海出本诗集，名字都已起好为《群鸦集》。后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诗集出版被取消。）到了青岛，卞之琳便住在了沈从文宿舍。在一次交谈中，卞之琳谈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时，新写了十多首与先前作品“风格稍异”的诗歌，想合集叫作《三秋草》。沈从文一听很是高兴，二话没说，提笔就题写了“三秋草”几个字（后来该诗集出版，封面就用了沈从文这洒脱的三字题名），并马上从抽屉里取出三十元钱来，交给卞之琳，让他快快将《三秋草》印出来。开抽屉时，卞之琳看到里面有几张当票，知道沈从文自己还在典当东西过活，觉着不该接这钱，可沈从文坚持让他拿上。沈从文当时正着手筹备自己的婚事，手头并不宽裕，但他却眉头不皱地慷慨相助自己这位小友，这让卞之琳非常感动。卞之琳后来说：“我终于未能违命。”卞之琳拿了钱，出版了自己的处女诗集。作品很快在北京印出。因为是沈从文出资印出，《三秋草》的版权页上，印上了“发行者：沈从文”的字样。

1933年9月9日，从山东回到北平的沈从文与自己倾慕已久的张家三小姐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举行了一场庄重而又热闹的结婚典礼。张兆和四妹张充和前往北京去参加婚礼，随后她就在北京三姐家暂住，等着北大的入学考试。不久，张充和便以惊人的语文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其背后的原因是，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大学者胡适非常欣赏张充和的才华，他特意将她破格录取。要知道那年北大中文系，只招收了三个女学生。

那年秋天，沈从文在自己位于西城达子营28号的家中宴请巴金、靳以、卞之琳等文友。当天，刚好张充和也在。那是卞之琳第一次看见张充和。那次见面，张充和给卞之琳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卞之琳刚刚23岁，在中国诗坛，他正像一颗璀璨的新星冉冉升起。那时的卞之琳曾颇自负地表示，自己的诗绝不自画樊篱地局限于脂粉气息的私生活描写中。那天，刚刚成为北大中文系新生的张充和兴奋地坐在沈从文住所的那棵槐树下，兴高采烈地和巴金、靳以等人讲述自己在大学一天的见闻。卞之琳习惯地在树影下稍远的地方，安静地坐着。三姐张兆和眼尖，拍着手招呼卞之琳：“来，卞同学，坐到前面来，这次三姐要给你介绍一个新同学。”卞之琳脸色羞涩地走到了前面。张兆和给卞之琳介绍说：“这位小喇叭筒是我的四妹充和。她今年刚刚考入北大。今后，卞诗人与我们的四妹就是师兄兼老乡了。”

张充和大大方方地拉起卞之琳的手，轻轻地说：“卞诗人，卞师兄，卞老乡，今后请多多关照！现在，你就跟我同坐一条长凳子吧！”

卞之琳从来没有与女孩握手的经验，张充和這一拉手，竟然把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羞了一个大红脸。

1933年10月，靳以和郑振铎在北平的三座门大街，着手筹办《文学季刊》。巴金也参与到了编辑工作中。靳以、巴金很看重卞之琳的才气，便把《文学季刊》的附属月刊《水星》交给了卞之琳打理。而生性活泼的张充和，很快就与靳以、巴金、卞之琳等人混熟悉了。她时常大大方方地出入于三座门大街那个葱绿可爱的小院。当时，张充和很喜欢在一头瀑布般的秀发上，装饰性地佩戴一顶小红帽。北大那些男生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小红帽”。卞之琳记得，这“小红帽”当年十分淘气。有一次，当张充和与靳以、卞之琳等人从北平的一家照相馆门前经过时，张充和突发奇想特意跑进照相馆中，拍了一张歪斜着脑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好玩照片。这让靳以、卞之琳一班青年人乐得前仰后合。在北大求学期间，张充和对中国传统戏曲昆曲情有独钟，常常到戏院观看昆曲表演。那时，张充和最喜欢北昆大腕韩世昌以及白云生昆曲班子的精彩演出。卞之琳偶尔也会追随张充和去昆剧院看演出。闲暇时，张充和也会在卞之琳等好友面前演唱一段昆曲，眼望着张充和在清辉的月色下清唱昆曲，卞之琳的心弦被轻轻拨动。但羞涩的卞之琳心中有很多话想说，但又始终怯然。张充和的活泼好动与沉静内敛的卞之琳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很快卞之琳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可爱的“小红帽”。但卞之琳的内向又让他迟迟不敢表白。之后卞之琳便常给张充和写信，他将自己的感情写进诗里寄给她，有时还会说些生活琐事，但无论写什么，张充和从来不回。卞之琳感到了焦灼，但又不想面对，于是远离北平，跑到了河北一所学校去任教。本以为逃离北平就可以忘记张充和，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卞之琳发现自己根本忘不掉。最后卞之琳实在忍不了这种思念的折磨，再次给张充和写信，但还是不敢表白，于是就有了这首《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可惜，张充和依旧没有任何表示。

三姐张兆和很快便看懂了这一切，她很愿做个月老促成这对年轻人。有一次，她借了一个话题去试探张充和。当时的张充和，一则因为自己的审美观点倾向于古典，她觉得卞之琳写的新诗没有嚼头，心灵上难以引起共鸣。二则觉得卞之琳社会阅历不够，“缺乏深度”“不够深沉”。这让张充和觉得卞之琳有时显得“有点爱卖弄”。就这样，两人一直没有什么进展。1935年底，张充和因患肺结核回到苏州老家养病。1936年10月，卞之琳母亲病逝。卞之琳待母亲入土为安之后，因牵挂张充和特地去了苏州，探望休养中的张充和。那年冬天，卞之琳还曾写信请张充和抄写自己的诗作，也许是想做些努力。收到信后的张充和，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只是不知当她抄写到《断章》和《鱼化石》时，是否能感受到卞之琳对她的那份深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已在成都的卞之琳十分担心还在合肥沦陷区的张充和，便写信让她来到成都。等张充和历经艰辛来到成都后，卞之琳想着张充和人生地不熟可能会很无聊，便每日与她写信，无所不说，无所不谈。本以为这场姻缘会成为佳话，却不想因一场四川教授们的“画蛇添足”，彻底断送了两人的可能。张充和为此还赌气独自跑到青城山去散心，她对卞之琳也是越发的冷淡。1938年秋，失落的卞之琳告别了张充和，和朋友何其芳、沙汀一起去了延安。

1947年，卞之琳独自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同年9月，张充和缘沈从文介绍与北大西语系外籍教授傅汉思相识。1948 年11月，张充和与傅汉思喜结秦晋，次年1月便赴美定居。

1953年，依旧单身的卞之琳到苏州参加农业合作化的试点工作，他特意回到张充和的旧居小住。在张充和留下的空书桌抽屉里，卞之琳偶然发现了几张诗稿，睹物思人，不禁百感交集。1986年，已72岁的张充和应邀回国参加北京举行的纪念汤显祖逝世370周年的演出活动。她和大姐张元和特意演出了一场《游园惊梦》，她专门请卞之琳前来观看。她上台表演前告诉卞之琳散场后不要马上走，他们再聚聚。但曲终人散之时，张充和发现卞之琳不知何时已悄然离去。这是卞之琳与张充和的最后一次相遇，此后两人再没有相见。

2000年12月2日，卞之琳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他去世后不久，女儿青乔老师便将这幅卞之琳珍视一生的书法长卷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