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阳，李文昌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2.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清儒孔广林礼学思想探论
——以《孔丛伯说经五稿》为中心的考察*

林存阳1，李文昌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2.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孔广林是乾嘉时期圣裔经学家的代表，他继承了孔氏家族“经传诗礼”的家学传统，以研究《周礼》《仪礼》见长，所著《孔丛伯说经五稿》，在校勘三礼的过程中渐次成书，收礼学专著五种，于经文训诂之中颇见新义。受乾嘉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孔广林研礼以郑玄为宗，并运用以经解经等方法，诠释《周礼》《仪礼》，力图还原经礼之本义；又以通俗文学承载礼学精神，通过传奇、曲剧等形式将礼学价值引向社会，以达到以礼为教的淑世目的。

孔广林；《孔丛伯说经五稿》；礼学思想

孔广林，原名广枋，字丛伯，别号幼髯，晚年自号赘翁，山东曲阜人。生于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746年1月22日)辰时，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14年6月11日)亥时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关于孔广林的生卒年，学术界一直以来，或说法不一，或语焉不详，今考为是说。详参林存阳、李文昌：《清儒孔广林生卒年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乾隆年间廪贡生，署太常寺博士。晚年因其弟广廉之请而貤封刑部广东司候补主事。孔广林是孔子第七十代裔孙，衍圣公孔传铎之孙，经学家孔广森之兄。尽管广林不如其弟广森声名彰显，但仍以经学名家。他早年便绝意棘闱，覃心三礼，撰成《孔丛伯说经五稿》37卷，颇得礼学之要。平生又以表彰郑玄为职志，著有《通德遗书所见录》72卷，辑郑学18种，用力至勤，多有发明。是以阮元尝有“海内治经之人，留心郑学者，如常博，斯可谓专且勤矣”[1](P123)之赞誉。此外，孔广林还“深于曲学，尤精元剧”[2]题记(P11)，曾将所作传奇、杂剧、南北散套小令汇成《温经楼游戏翰墨》20卷、《续》1卷，在清代戏剧学史上也据有一席之地。因此，探讨乾嘉时期以孔氏家族为代表的家族学术的发展状况与治学特色，以及细化对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研究、观察其时的礼学趋向，孔广林可谓一值得关注的人物。

一 《孔丛伯说经五稿》之成书

孔广林研礼，因承家学。清代经学考证的大盛，促成了孔氏家族礼学的复兴。自孔子第六十八代孙、衍圣公孔传铎开始，便表现出了对礼学的好尚。据载，孔传铎“学识广博，尤其用心于濂、洛、关、闽之学的研讨，精通《三礼》”[3](P90)，著有《礼记摛藻》等书。而在清代，“经传诗礼”的家学传统自孔继汾始张大之。孔继汾，字体仪，号止堂，孔传铎第四子，生于雍正三年(1725)，卒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享年六十二岁。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历任户部主事、军机处行走等职。主要著作有《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家仪答问》《劻仪纠谬集》《丧服表》等，主持纂修了《孔子世家谱》，创修了《东家嫡系小谱》《孔氏大宗支谱》等支系家谱。孔继汾的研礼重点在家礼，而清代曲阜三礼学之复兴，实际上正是从他撰述《孔氏家仪》开始的。尔后，其子广林、广森兄弟赓续父亲之志，由家礼而及古礼，卓然见称于时，在山东地区乃至整个清代礼学界都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孔广林、广森兄弟不仅恪遵孔氏家族的研礼传统，而且彰显了乾嘉朴实考经证史的治学方法，由经文训诂而求诸礼义，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古礼学的复兴之中。广森的研究重点在《大戴礼记》，广林则偏重《周礼》《仪礼》，兄弟二人研礼各有专长，相得益彰，从而构成了一幅整体的礼学图景。从孔继汾到广林、广森，他们以回归朱子《家礼》为开端，进而走向家礼与古礼的统合，从整顿风俗到对礼学的经学化诠释，而以恢复儒家古礼与圣人之意为最高理想，展示出此一时期礼学研究的脉络与趋向。

孔广林最早的礼学著作，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所撰的《吉凶服名用篇》。据《温经楼年谱》(孔广林自撰，以下简称《年谱》)所记，当时二十六岁的孔广林再应乡试而未中，遂“尽弃帖括之业，究心三礼”，并于是年十一月，“缀《吉凶服名用》八篇”[4](P13)，正式开始了他的著书辑书生涯。三十九年(1774)，广林因承父命校刊三礼，遂撰成《周官肊测》《仪礼肊测》，于经典考证之外，开始以己意阐发礼义。据《年谱》记载：“先大夫将校刊三礼，予请任校雠。先大夫曰：‘初有起色，不可劳心。吾校一次，尔复校可也。’予复校之下，撰《周官肊测》七篇、《仪礼肊测》十八篇。”[4](P21)广林上年得病几死，撰两书时病体未愈。第二年，他又撰成《禘祫觿解》二十篇。四十四年(1779)，四弟广懋病卒，广林居丧读礼，“念郑注《仪礼》最略，乃仿郑笺《毛诗》例作《仪礼笺》，至是《士冠礼笺》始脱稿”[4](P25)。至此，孔广林礼学研究已初具规模。然而，他并未以之为定稿，其在自撰《墓志铭》中谈到：“余性疏懒，寡交游，闭户斋居，惟藉书卷永日。然所著《周官肊测》《仪礼笺》《禘祫觿解》《吉凶服名用篇》《郑学》皆未就绪。吁，可愧矣！”*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下)，齐鲁书社，2001年，第949页。标点略有改动。据《温经楼年谱》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十六岁条载：“十月，迁防阴故兆，诸柩以次改葬新茔。予之生藏以是月二十日辛酉成，自作穿中文志之。”又铭文中有“先三日余生藏成，自书此识之”一语，可知该墓志铭作于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1791年11月18日)。后屡经勘订，直至嘉庆十七年(1812)始录成清稿，即流传至今的《孔丛伯说经五稿》。

《孔丛伯说经五稿》收孔广林著作5种、37卷，分别为《周官肊测》6卷《续录》1卷、《仪礼肊测》17卷《续录》1卷、《吉凶服名用篇》8卷《续录》1卷、《禘祫觿解篇》1卷、《明堂亿》1卷(附《仪礼士冠礼笺》1卷)。该书虽名为“说经五稿”，而实皆礼学专著，是孔广林礼学著作的汇编。“五稿”均单独成书，到嘉庆十七年定稿时，都为一集，原题《幼髯孔氏说经五稿》，并缀以《后记》，距稿之初成已三十余年。而值得注意的是，“五稿”并未按成书早晚编排，而是以《周官肊测》居首，以下依次为《仪礼肊测》《吉凶服名用篇》《禘祫觿解篇》《明堂亿》，最后附以《仪礼士冠礼笺》。

是书曲阜文管会藏清稿本，光绪十六年(1890)山东书局据以刊刻，更名为《孔丛伯说经五稿》。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周官肊测》《仪礼肊测》两种，以及2007年《山东文献集成》影印本《孔丛伯说经五稿》5种36卷附1种1卷，所参校的都是光绪十六年山东书局的本子。

孔广林的礼学研究发端于校勘《周礼》《仪礼》，而其礼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孔丛伯说经五稿》中。根据解经方式的不同，《五稿》可以归为两类：《周官肊测》《仪礼肊测》系随文校勘，书中不列《周礼》《仪礼》全经，但出所释之经文；《吉凶服名用篇》《禘祫觿解篇》《明堂亿》，则分别解析服制、禘祫、明堂等具体礼仪制度。孔广林之于校勘，“好用本校和对校二法，尤其注意结合《说文》一类字书材料，考辨各本异文之是非，极有助于经文训诂”[5](P423)。其于经义，虽以疏解郑注为主，但于郑氏之说若有所疑，则另引经传以为注释，不惜驳破以规正，此部分亦多有广林自我之阐发。其所征引，广及诸家，于汉之郑众、郑兴、杜子春、许慎，魏晋南北朝之干宝、郭璞、崔灵恩，唐之贾公彦、孔颖达，宋元之王安石、朱熹、敖继公，以至有清顾炎武、万斯大、惠栋、沈彤等数十家之说，悉加甄采，而施以严正的裁断，不专主郑玄一家之说。要之，孔广林之于三礼，不墨守家法，实事求是，颇多精到之处，可供后世治三礼学者资为参考。

二 礼学宗尚与释礼特色

清初大儒黄宗羲尝言：“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6](P5)这一揭示告诉我们，欲知学者其人而论其学，必先明其为学宗旨。那么，想了解孔广林其人其学，自然有必要先探讨一下其为学宗旨。兹以《孔丛伯说经五稿》所收《周官肊测》《仪礼肊测》为视点，略加探究。

(一)以郑为宗，兼采众说

就解经宗尚而言，孔广林释礼，以郑玄为尊。其所释经文，往往先列郑玄注文，而后阐以己说。不过，广林虽以郑玄为宗，但亦不过信盲从，而是有驳有申，详其未详，以增成其义，非其未善，以张大其说，择善而从。

其于郑注未尽之处，多有发明。例如，《秋官·司寇》“讶士”条，郑玄注：“讶，迎也，士官主迎四方宾客。”广林解释道：“《讶士》职云‘掌四方之狱讼’，又云四方有狱讼，则往而成之。然则主迎受四方狱讼，是其正职也。迎四方宾客，掌讶之职，讶士特与之联事耳。郑君专据迎四方宾客释讶，义枯矣。”[7]卷五(P1)他认为，郑玄专以“迎四方宾客”释“讶士”之职掌，难尽其义。“讶士”虽然可以“迎四方宾客”，但“主迎受四方狱讼”才是其正职。再如其释《天官·冢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条，先引郑注：“善，善其事，有辞誉也；能，政令行也。”而后附以己说：“善，若今循吏，以德言；能，则干员矣，以才言。”[7]卷一(P6)他用“循吏”和“干员”作比，形象地阐明了“善”与“能”的涵义。

其于郑注失当之处，亦直辨其非。此种情况亦不在少数。其释《天官·冢宰》“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条，先引郑注：“币谓给公用之余。凡用邦财者，谓军旅。”而后辨之曰：“职内掌赋入，职岁掌赋出。此‘职币’，则职其总者也。云‘敛官府、都鄙’，币之入也；云‘凡用邦财者’，币之出也。祭祀、朝觐、会同、宾客、丧荒皆是，不得专据军旅。下‘振掌事者之余财’，乃是给公用之余振之，以待小用、赐予者。《注》以此币为公用之余，误矣。”[7]卷一(P15)此处探讨了“职币”的功能。广林认为“职币”是职掌赋税收入与支出的官员，“凡用邦财者”，乃谓赋税之支出，并非专掌公用之余财。据此他认为郑玄释“凡用邦财者”谓“专据军旅”亦不确，祭祀、朝觐、会同、宾客、丧荒之花费皆应包含其中。再如，《春官》“世妇”，经云：“每宫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贾疏据郑注认为此卿、大夫、士皆为奄，广林则认为：“此十二卿、二十四大夫、四十八中士，皆择内女、外女之贤知者为之，秩比卿、下大夫、中士，非真授之卿、大夫、士也。”[7]卷三(P2-3)他认为此卿、大夫仍用士人，且此“世妇”与《天官》之“世妇”并非一职，贾疏盖误。后世谈及此职者，多以孔说为的。如吴廷燮先生认为：“孔氏辨正者，皆有根据义理，此说尤长，洵可谓《周官》之功人也。”[8](P469)

其于后儒解经不当而失郑注精义之处，亦多有回护。例如，《士昏礼》“妇入三月，然后祭行”条，郑玄认为“祭行”当为“助祭”，而清儒万斯大以“庙见”释“祭行”。广林谓：“《记》言此者，明妇必庙见，而后可与祭也。庙见无经文，庙见礼之常，其仪与三月奠菜同，故不具……万充宗以此祭行当庙见。庙见释币而告，不可言祭。祭行，当如注说。”[9]卷二(P10)他认为万斯大以“祭行”作“庙见”解不确，当如郑说，乃“助祭”也。再如，其释《士相见礼》“士、大夫则奠挚，再拜稽首，君答一拜”条，先引郑注：“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则于庶人不答之，庶人之挚鹜。”复以敖继公《集说》：“奠挚主于大夫、士，则庶人见于君，其不用挚与。”而后广林兼辨二人之说云：“《周官·大宗伯》云：‘庶人执鹜，工商执鸡。’盖谓庶人、工商或大询见君，或自相见，皆用此挚。凡见于所尊，无不执挚，不言可知，故上经于庶人不云奠挚。此士、大夫对上‘进，退走’为文，言庶人进奠挚即退走，君无答拜法；士、大夫则答一拜，为异也。注说自不可易。”[9]卷三(P4)他引《周官》经文以驳敖说，存郑氏精义。

(二)不薄宋元，贵求其是

孔广林校勘《仪礼》，除郑玄注之外，其所参校的本子主要还有唐开成石经、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杨复《仪礼图》、敖继公《仪礼集说》及明北监本《十三经》。在校勘过程中，他多次提到对诸种校本之运用。如其释《乡射礼》“司射适阶西”曰：“敖本作‘西阶西’，盖因上‘北面视算’节作‘西阶西’，而误衍也。石经、监本、《通解》《仪礼图》并皆作‘阶西’。”[9]卷五(P8)又其释《大射仪》“司射东面，于大夫之西，比耦”条云：“下文云‘卒遂比众耦’，承此‘比耦’为文也。《通解》《仪礼图》、监本、敖本皆讹‘比’为‘北’，属上为句。司射又不得在大夫西北也，其为转写之误无疑。”[9]卷七(P7)如此者不胜枚举。从其选校的本子，我们亦可考见孔广林对宋元之学的态度。

孔广林虽认为宋儒说经，“空谈性命”[10]卷七十二(P1)，但于宋儒之说，并未一意摈斥。例如，其释《士冠礼》“赞者皆与，赞冠者为介”，先引郑玄注：“赞者，众宾也。”而后附以朱子之说：“主人之赞者也。”最后折中郑、朱二氏之说，阐以己意曰：“经云‘皆与’，则宾及主人、赞者兼在其中。嫌主人之赞者为主，党或不与也。其位，宾赞者，继宾而西，与众宾偕；主人赞者，以特牲例之，盖门东北面。云主人酬宾，而后献介、酬介，而后献众宾，众宾辩，而后主人之赞者得受献焉。《有司》曰：‘主人降洗，升献私人于阼阶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长拜。乃降，坐祭，立饮，不拜既爵。’此献赞者，盖准其礼矣。”[9]卷一(P8-9)关于“赞者”所指，郑玄认为是“宾赞者”，朱熹认为是“主人赞者”，广林则引“献赞者”之礼例之，认为“宾及主人、赞者兼在其中”，并没有尊郑薄宋之意，而是坚持了客观公正的态度。

而释《仪礼》一经，孔广林多引敖说。就治《仪礼》而言，清代学者一开始即面临尊敖还是尊郑的问题，而敖、郑在清代《仪礼》学史上之地位实际上经历了一次反转。清初诸儒礼说，如姚际恒《仪礼通论》、方苞《仪礼析疑》、蔡德晋《礼经本义》等，皆对敖继公之说大加赞扬，而于郑说多有非议。这种状况直到乾嘉时期才发生转变。彭林《清人学术视野中的敖继公与郑玄》一文对此一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他指出：“从顺治到乾隆时期，敖继公一度是《仪礼》学家最推崇的学者，而郑玄则为学者所冷落和批评。乾隆年间，清政府设‘三礼馆’，撰修《仪礼义疏》，学者对敖、郑二氏的学术评价开始发生戏剧性的逆转，敖继公的错误不断被发现，郑玄的经师地位渐次得到恢复。”[11](P38)这一为学宗尚的转移，值得做进一步探讨。而孔广林《仪礼肊测》之作，正发生于此一学术转变时期，其于郑注之后，多附敖说，辨其短长，颇具代表性。其说虽已转向尊郑，但于敖氏之说并未一味贬损，仍以实事求是为归。例如，其释《乡射礼》“乃席宾，南面东上”条，先引郑注：“不言于户牖之间者，此射于序。”以敖说附之曰：“出自东房。有东房、西房，则中有室，而席宾于户牖之间也明矣。”最后辨析说：“敖说是也。席宾有常所，不言可知。如注所云，则《乡饮酒》不言户牖间，又何以说？”[9]卷五(P1)再如，《大射仪》“公坐取大夫所媵觯，兴以酬宾”条，郑玄注曰：“公起酬宾于西阶，降尊以就卑也。”广林辨曰：“燕礼关四方之宾，故有就其阶而酬之者。此与其臣大射，则敖君善立于席举觯以酬之之说为正。”[9]卷七(P4)由此可见，孔广林说礼，对敖氏之说多有肯定。

当然，孔广林对敖、郑之态度显然是有差别的。通观《仪礼肊测》全书，其是郑而非敖者，非常明显。但这并非是孔广林刻意尊郑，或为之回护，实乃敖说多误，难以辅翼经说。孔广林并未因朱子、敖继公为宋元儒者而鄙薄其说，而是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训诂文意，辨正是非，阐扬经说，由此不难看出其治学精神之所在。

(三)以经释礼，回归经典

就释礼特色而言，孔广林不惟以经释礼，以诸子、诸史释礼，更能征诸《说文解字》《经典释文》等字书，考诸石经、石碑等史迹，考镜源流，训诂文意，融通诸说，去芜存精，实事求是。兹以以经释礼为例，以窥一斑。

孔广林之以经释礼，又可分为三类：本经自证，以礼释礼，以他经释礼。当然，在实际训释过程中，他往往交叉运用这三种方法。

1．本经自证。以本经释礼之法必须达到对本经之通达，方能运用自如。孔广林因有校勘《周礼》《仪礼》之经历，所以对《周礼》《仪礼》本经皆能达到融通的境地。例如其释《天官·冢宰》“掌舍。设车宫，辕门。为坛壝宫，棘门。为帷宫，设旌门。无宫，则共人门”条曰：“掌舍之职，司为宫耳，设门非其职也。《司戈盾》云：军旅、会同，设藩盾。《司常》云：会同、宾客，置旌门。则棘门司戈盾主，旌门司常主，辕门、人门无文。考《典路》云：凡会同、军旅，以路从。《虎贲氏》云：‘舍则守王闲。’然则辕门盖典路主，人门盖虎贲氏主。云于此职言之者，联事也。”[7]卷一(P13)在此，广林引用《春官·司常》《春官·典路》《夏官·司戈盾》《夏官·虎贲氏》之经文证本经，使其对古制及其职掌的解释更为可信。又如，《士冠礼》“筵于户西”之“户西”，郑玄认为是“室户西”，敖继公则认为是“户牖间”。广林据此解释说：“室户西于户牖间，为少东客位也。《燕礼》曰：‘司宫筵宾于户西。’《大射仪》曰：‘司宫设宾席于户西。’户牖间居中乡，明唯天子位焉。郑君未别户西、牖间之异，遂致后人混而一之耳。”[9]卷一(P6)他以本经之《燕礼》《大射仪》为据，认为郑玄未别户西、牖间之异，致使后人有所误解。他对郑注未明之处详加说明，足补郑注之未备。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举。

2．以礼释礼。所谓“以礼释礼”是指《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互证，释一而取证于二，这是广林说礼的重要特点。“以礼释礼”，尤其是以《礼记》释《周礼》《仪礼》，在广林的礼学著作中应用甚为广泛。例如，其释《地官·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条曰：“六德、六行，本也；六艺，末也。立教必该及，其宾兴，三而一有焉可矣。《文王世子》云：‘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与人不求备也。三物不专于乡，云‘乡三物’者，立教自乡始。”[7]卷二(P4)再如，《夏官·司马》“弁师掌王之五冕”条，郑玄认为：“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盖无斿，不联数也。”广林则不仅辨证了郑玄之误与陆佃之失，还提出了五冕即“五服之冕”，而非“大裘之冕”的独到见解。他说：“《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是即《司服》所谓‘祀昊天上帝’也。十二旒者，即大衮冕矣。注云‘无斿’，盖误。五冕者，五服之冕也。冕同制，各因服得名。服六而云‘五’者，大裘服与玄冕服同玄衣矣。陆农师云大裘与衮同一冕，故止云五。尚未得其解。”[7]卷四(P10-11)以上两例，广林分别征引《礼记·文王世子》《礼记·郊特牲》证《周礼》。其于《仪礼》同样取用此法。如《士昏礼》“妇入三月，然后祭行”条，郑注：“谓助祭也。”广林则引《礼记·曾子问》，申明郑玄之义，并驳万斯大之说。他说：“《记》言此者，明妇必庙见，而后可与祭也。庙见，经无文。庙见礼之常，其仪与三月奠菜同，故不具。《曾子问》云‘三月而庙见’，通舅姑存没者言。又云‘择日而祭于祢’，即此经三月奠菜也。一庙者，奠菜而已。二庙以上，奠菜讫，更见于祖。犹舅姑存，次日盥馈，三月而庙见也。万充宗以此祭行当庙见。庙见释币而告，不可言祭。祭行，当如注说。”[9]卷二(P10)其释《乡射礼》“歌《驺虞》，若《采苹》，皆五终”条，引《春官·乐师》曰：“《周官·乐师》云：‘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此乡射士礼也。有大夫在焉，故用大夫射节。歌《驺虞》者，大夫卑不嫌偪，王或可进取也。投壶士礼，而云‘奏《狸首》’，亦其比矣。”[9]卷五(P12)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3．以他经释礼。以《春秋》及三传为例。《春秋》记载了先秦时期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等事，但因言简意深，如无注解，难明其义。而《春秋三传》则为解说《春秋》经文之著作，足以辅翼经说。尤其是《左传》，长于记事，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均有述及，是研究先秦礼制的重要文献，孔广林之《说经五稿》多采其说，回归经典以明礼义。例如，《聘礼》“俶献”条，郑注：“俶，始也。始献四时新物。古文‘俶’作‘淑’。”广林谓：“俶献不辞，当从古文作‘淑献’。《左氏》宣十四年传云：‘嘉淑而有加货。’即此所谓淑献矣。”[9]卷八(P11-12)当然，广林并非偏好《左传》，仅以“《左氏》之事详”，其所征引仍在求是，兼采之处亦时有之。例如，其释《春官·宗伯》“脤膰”则征引三传以相辨证。他说：“《左氏》成十三年传云：‘祀有执膰，戎有受脤。’是脤、膰以庙、社分。《公羊》《谷梁》并云：‘生曰脤，熟曰膰。’是脤、膰以腥、熟分……以意绎之，脤、膰云者，蜃器所盛之肉也，本非二名，亦可单称脤。故《大行人》职曰：‘归脤以交诸侯之福。’《春秋》定十四年云：‘天王使石尚来归脤。’郑君故不别腥、熟，统言之曰社稷、宗庙之肉。”[7]卷三(P7)他征诸《三传》，认为郑玄不别腥熟，对郑氏“脤、膰乃宗庙、社稷之肉”的说法提出了挑战。

以上所举，仅为孔广林以经释礼之一端。通观《说经五稿》全书，包括《周礼》《仪礼》本经在内，其解经所涉及的经典涵盖了自宋以来确立的全部十三部经书。诸经之外，其引证之材料尚包含有《山海经》《大戴礼记》《白虎通义》《三礼目录》《尚书大传》《国语》《庄子》《荀子》《史记》《汉书》《后汉书》《尔雅》《说文解字》《文选》《经典释文》等。由此可见，孔广林解经不专守一说，而能广征博引，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以经释礼，不惟是“以经解经”方法的重要体现，也是清初以来“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潮流的内在反映。以经解经，同时避免以意识学问解经，表明清儒在经典研治方面较之前已经发生明显转变。经学地位的不断上升，理学在理论上的渐趋枯竭，“用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去取代理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的时代要求”[12](P78)。清代中期的学者们运用朴实的考经证史方法，以经学为中坚，摆落宋明，回归两汉，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经传之本义，标志着经学主体地位的最终形成。

三 治学转向与礼学追求

正当孔广林覃心三礼、欲在礼学领域有所作为之时，却发生了祸及整个家族的“《孔氏家仪》案”，此案无论对广林的人生轨迹还是治学路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孔氏家仪》案”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族人孔继戍状告孔继汾《孔氏家仪》一书“语涉悖违”而起，经巡抚奏明而上达皇帝，轰动一时。刑部会审将孔继汾遣戍伊犁，《孔氏家仪》藏板及印刷各书悉行焚毁，广林及相关族众俱被隔离审讯。因“《孔氏家仪》案”牵连到整个孔氏家族，族人怨声载道，公议继汾、广林父子死后皆不得葬入孔林。此一飞来横祸，对孔广林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孔氏家仪》案”对广林研礼产生了很大影响。广林本欲仿《毛诗笺》作《仪礼笺》，因遭家难而中辍。他在《说经五稿·后记》中谈到：“郑君注三礼七十二篇，《仪礼》十七篇注最略。广林自既冠即研究淹经，窃不自揣，仿郑笺《毛传》，为《仪礼笺》，增所未备，申所未显，更辨其所可疑，而经中仪节及礼辞之未具者，参考互证，亦补于篇。绎有年，具皆草创……不意《士冠笺》甫脱稿，遭家多故，遂中辍。”[13]后记(P21)其所笺者，仅《仪礼》之第一篇《士冠礼笺》成，附于《说经五稿》之后，并署曰“幼髯孔氏未竟稿”，实未成之业，令人不胜叹惋。据《年谱》所记，“《孔氏家仪》案”发生前后的十几年，广林沉寂无闻，几乎没有任何著作问世，足见此案对广林治学影响之深，这或许也是促使其晚年游心词曲的主要原因。

关于孔广林晚年游心词曲之原因，《年谱》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线索。一是嘉庆元年(1796)杭州之行的触动。在与当地辑佚诸家论学返乡之后，广林对往岁所辑郑学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反思，他说：“予在杭得见前辈诸君子所辑汉义，自愧不能竞胜，前志渐衰。年老多病，家况非昔，无可消日，惟取南北十七宫调排闷而已。”[4](P48)这或许是出于自谦，但他所创作的散曲、小令，大多完成于嘉庆年间却是不争的事实。二是亲故凋零引起的心境变化。《温经楼年谱》因以记家事为主，故于其亲故生葬述之尤详。广林子嗣虽多，然夭折过半，据其自述：“予所生男女十九，殇十有一，命也。”[14](P1030)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从中也不难想见广林当时的无奈与苦楚。加之父亲、兄弟接连死于家难，至交知己因病撒手人寰，如果没有精神寄托，是很难承受得住的。而词曲恰能寄托哀思，超脱尘世，聊以自娱。广林平素即有词曲之好，遭此巨痛，心境大变，其晚年由经学转向词曲之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孔广林的礼学追求并未因此而中辍，他不仅在晚年将往岁所撰礼学各种检校订正，编著成集，而且以通俗文学承载礼学精神，通过传奇、曲剧等形式将礼学价值引向社会，以达到以礼为教的淑世目的。

在清代，几乎所有的圣裔学者都涉猎经学，尤以礼学见长，由于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创作主体的特殊身份，使得圣裔戏剧作家的创作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化的特征，他们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是以娱乐为旨归，而是赋予戏曲以正统的文化内涵。[15]孔广林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温经楼年谱》中多记有广林触时而发的各类散套、小令。如广森之子昭虔登第，授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广林欣喜之余，念其少不更事，不能胜任，寄《碧玉箫》小令一阕，诲而勖之。其词曰：“服豸金阶，秩进人知快。分察乌台，年少我牵怀。新篁箨刚半开，拂云竿须化裁。高议排，要把经术励。孩，武昌莫让独称介。(原注：十五代关内侯十九世孙祯，余不亭侯愉九世孙也，唐高祖时，登进士第，拜监察御史，门无宾谒，人称其介。高宗时为绛州刺史，封武昌县子，卒谥温。)”[4](P65-66)又因子侄应试不第，广林赋《折桂令》小令慰而勉之曰：“少年郎幸列黉宫，志想凌云，翅未搏风。心静神融，神游象外，心运环中。炼灵机轻圆控纵，循短矱科律齐同。凤起高翀，剑跃腾空。目骇文宗，手揽丹丛。”[4](P66)广林多以大义教育子侄，并借以抒发胸臆。河南滑县发生天理教起义，波及山东曹县，曲阜戒严。广林作《北刮地风》小令曰：“一纸军书到兖州，绅士焦愁。通宵击柝绕城头，市井惊忧。鸱张枭聚，背恩为寇。有昊难容，不时歼覆。同心严护守，何须苦沸啾？他只比撼树蚍蜉。”[4](P82)词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正统意识，将起义军比作“撼树蚍蜉”，预示朝廷必将胜利，正统色彩浓厚。

孔广林的传奇剧作中，也蕴含着以礼为教的思想。近代曲学大师吴梅曾言：“传奇之作，用之代木铎。因世间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之为善，诫之为恶，其道无由，乃设此种文字，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意谓善者如此，恶者如彼。而文人才士，亦各出其心思才力，以成此锦绣之文，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弥灾之具也。”[16](P90)吴先生此论，充分说明了传奇所具有的独特的教化功能。孔广林的传奇作品，亦具有强烈的礼学教化色彩。如其最得意的传奇《东城老父斗鸡忏》(以下简称《斗鸡忏》)，稿凡十四易，生前便已付梨园搬演。广林述《斗鸡忏》之作曰：“乾隆四十一年，妹夫梁处素客曲阜，作《东城老父歌》示予，且曰：‘《老父传》与《长恨传》并传，《长恨》传奇作者不一，此传无闻。吾谓《老父》事大可劝戒，谱之宫商，又一大戏文矣。’予然其言，感乎其意。”《斗鸡忏》之作，正是深感其“大可劝诫”之意。他说：“以‘忏’名，善补过也。以马北平事，驾之贾氏子，明人家子弟皆可显亲扬名也；终之‘忏’，圆以凡夫悟道得仙，喻庸人勉行，可希圣也。”[17]卷一(P1)此剧之作，一则劝诫子侄人等要胸怀远大抱负，建功立业，显亲扬名；二则鼓励众人要专心向学，“庸人勉行，可希圣也”。《斗鸡忏》叙唐玄宗好斗鸡，专设斗鸡坊，以贾昌为斗鸡坊队长，专事玩乐，安史之乱后，贾昌皈依佛门，因斗鸡误国而终生忏悔，虽出家但仍时时不忘君恩，不忘忠义。剧中描写了贾昌及其妻潘氏的忠义，还澄清了安禄山与杨贵妃的私情，维护了封建帝王、妃的形象，达到了为尊者讳的目的。而在《训子》一折中，贾昌对长子胸怀大志、建功立业的志向大加赞扬，而对次子性喜商贾则痛加训斥，称其为“村奴”“井底蛙”。贾昌对二子志向的褒贬，也正体现了剧作家孔广林自身的褒贬态度，这种思想正与儒家重农抑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相吻合。其他杂剧同样透射出广林以礼为教的思想。如《璇玑锦》杂剧，孔广林根据自己的道德理想重塑了女主人公苏蕙的形象，将本来是文人才女间的风流韵事，改编为充满“淑惠”“自忏”“箴规”等字眼的教化剧；《女专诸》亦具有强烈的伦理教化色彩，通过描写烈女左仪贞刺杀奸臣郑国泰事，展现的是忠奸斗争，而处处彰显着正义，左仪贞的忠义与贞节在剧中皆得昭示。[18](P33)凡此，皆体现出孔广林试图寓礼于剧、以礼化俗的礼学追求。

“一剧之作，必有所寄。”[2]序(P2)戏剧之作用，本在规正风俗，救衰起弊，以无形之规导，就正人心之所向。而礼学之为用，可谓与戏剧殊途同归，学者往往于戏剧中有所寄托。由于经学家的特殊身份和身受经传诗礼家学传统的影响，孔广林的戏剧创作显然都承载着厚重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特的礼学教化功能。他以通俗化的曲剧形式，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将礼的精神、礼学教化融通、践行于社会，这无疑远胜于整日高谈讲章、于世无与者，其用心可谓良苦、深远。

[1] [清]阮元.小沧浪笔谈[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郑振铎.清人杂剧二集[M].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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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KongGuanglin’sThoughtsofRites——A Perspective ofKongCongBoShuoJingWuGao

LIN Cun-yang1，LI Wen-chang2

(1.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s a representative Confucian scholar in the group of the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in the Qian-Jia Period, Kong Guanglin inherited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Confucius clan and was particularly renowned for the study ofRitesofZhouandRitesofCeremony. He had completed the bookKongCongBoShuoJingWuGaoin the process of collatingSanLi, which contained five ritual monographs and some new ideas. Influenced by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in the Qian-Jia Period, Kong Guanglin worshiped Zheng Xuan in his ritual study, and interpretedRitesofZhouandRitesofCeremonyby Confucian Classics in order to correspond with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ceremony. Besides, Kong introduced the value ofSanLiby a kind of popular drama function so that he could spread it over the common masses.

Kong Guanglin;KongCongBoShuoJingWuGao; the thoughts of rites

2017-09-26

林存阳(1970—)，男，山东济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清代三礼学史、学术思想史。

B249．9

A

1008—1763(2017)06—00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