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泽 晞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回顾与省思：梁启超和湖南时务学堂*

庄 泽 晞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梁启超对时务学堂评价颇高，而言及后来的教育界，则多表忧思。从清末时期之新式学堂，到民国年间的大学建设，梁氏皆曾亲任其事，出于切身体会的思考，也因而更具价值。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教习，乃因其新学造诣与变法立场，契合于湖南士绅讲求实学、开通风气的诉求；梁氏则将在湘事业，视为贯彻康派方针的良机。时务学堂育才良多，得力于维新时代的学风所成，梁氏等人对“立志”诸义的强调，也切中当下教育的某些偏弊。

时务学堂； 梁启超； 湖南新政； 变法运动

梁启超任教清华国学院时期，在与诸生的一次谈话中，曾抚今追昔地说起当年之事：“大约三十多年前，我二十余岁，在长沙，与几位同志办了个时务学堂。学生先后两班，每班各四十人。办了一年多，遇着戊戌政变，学堂解散了……”梁对这段过往深有感触，认为当时虽“功课简陋得可笑”，学生人数亦少，但皆极有求学热情，故能造就颇多为国效力的人材。梁氏的谈话，除流露对蔡锷等昔日弟子的缅怀，告诫清华学生勿忘己责，其余则多言及对当时教育界的反思，如谓“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情，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更不满于求学之人充斥着“物质的、功利的观念”。*《梁先生北海谈话记》，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3—737页。

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教习，是在1897年底；*关于梁启超与时务学堂，参见朱荫贵：《梁启超与时务学堂》，《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蔡开松：《梁启超莅湘缘由辨异》，《求索》，1990年第3期；马勇：《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5期；贾小叶：《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首荐人考》，《历史档案》，2013年第2期。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则是1925年之事。时务学堂为清末湖南新政的重要举措，清华学校则是中国崇高学府之一。在梁氏后来的回顾中，更把前者视作理想的典范，对后者所代表的现代教育，却不无遗憾，对其教学多表质疑，指出：“试问学生终日忙忙于机械的训练中，哪有深造自得的机会？”担忧学风因之变得“急功近利”，而学者尤“以断片的智识相夸耀”。从清末时期之新式学堂，到民国年间的大学建设，梁氏皆曾亲任其事，基于其切身体会，深觉改造教育之任重道远。鉴此背景，回顾其与时务学堂的相关机缘，对于梁氏后来的反省与忧思，或可有更为深切的了解。

一 赴湘缘起

湖南时务学堂之创立，始于当地士绅的倡导，初由王先谦领衔呈请，并得巡抚陈宝箴批准，于1896年底开始具体的筹备。决定聘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则是官绅合议的结果。蒋德钧赴外考察相关人选后，推荐了《时务报》的译员李维格与主笔梁启超，并谓：“时报西文李主笔，中文梁卓如孝廉主笔，天下通儒也。我西教习聘李，中教习遂聘梁何如？虽程度过高，局面稍阔，必能开风气，造人才，有益于湘。”*蒋德钧：《复王益吾张雨珊熊秉三》，《求实斋类稿》，卷九，第21—22页。其意见随即获得首肯，学政江标提到：“此间时务学堂拟敦请卓公为主讲，官绅士民同出一心，湘士尤盼之甚切也。”*《江标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一册，第253页。时任按察使的黄遵宪，也“力言总教无足俞于梁卓如者”。*《熊希龄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第2840页。在诸人的促成下，梁氏遂于1897年底离开时务报馆，由上海启程赴湘。*具体论述，见郑大华主编：《湖南时务学堂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第90—100页。

以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本身便是维新立场的表明。若就旧学造诣而论，湘中本多宿儒，而对梁氏之学问，质疑者也不无其人。杨度在戊戌年的日记中，便记录了与梁的论难，写道：“过璧垣，问省中知名者，曰梁卓如，康长素弟子也，主讲时务学堂。正欲闻康氏之学，乃往访之。与论《春秋》，能知圣人之非宋儒，其学盖私受于廖平而不曰王门者，欲为立名地耳。学堂章程，学生各受《孟子》，继读《春秋》，以合公法。余谓公法之不合《春秋》者多矣，即以《春秋》正之，是非虽明，不能行于万国，第欲明其是非，则不合《春秋》，岂独公法一书哉。以此为学，是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论辩甚多，词气壮厉，卓如初犹肆辩，后乃遁词。然而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8页。其时杨度从学王闿运，称引师说，于他人所论多不以为然，故当听闻南学会设坛开讲，杨亦认为：“讲学而无湘绮，知其儿戏矣。”*《杨度日记(1896—1900)》，第79页。

湖南方面决意聘梁，则更多看重其讲新学、倡变法之长。先前梁氏主笔《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奠定了在新派之地位，所撰《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更是当时士子考求西学的指南，如顾燮光所言：“清光绪中叶，海内明达惩于甲午之衅，发愤图强，竞言新学，而译籍始渐萌芽。新会梁氏著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学者方有门径。”*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自序》， 王韬、顾燮光等编：《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01页。湘地官绅对《时务报》印象甚佳，陈宝箴、王先谦皆曾谕令购买，发放书院以广阅读，*《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22日；《湘抚陈购时务报发给全省各书院札》，《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梁启超备受器重，即颇得益于此，初抵湘时“宾客盈门，款待优渥”。*《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周秋光编：《熊希龄集》，湖南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73—74页。陈宝箴奏请设立时务学堂时，折中亦谓：“近年闻见渐拓，风气日开，颇以讲求实学为当务之急……当于本年秋冬之间，与绅士筹商，在省会设立时务学堂，讲授经史、掌故、公法、方言、格致、测算等实学。额设学生一百二十人，分次考选，而延聘学兼中西、品端识卓之举人梁启超、候选州判李维格，为中学西学总教习。另设分教习四人。”*陈宝箴：《设立时务、武备学堂请拨常年经费折》，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年，上册，第593页。陈氏正以“风气日开”勉勗湘人，并以“学兼中西”表彰梁氏。

梁启超初窥西学，乃受其师康有为之影响。1890年梁在上海购读《瀛寰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页。次年从学康氏，在万木草堂三年间，“于国学书籍而外，更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凡不明了之处，“皆就有为决疑滞”。*《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7—18、20页。1895年康在北京倡立强学会，梁任书记员，居会所数月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7页。其西学根基即由此而来。梁启超的新学造诣，也致用于时务学堂的教学中，所颁“读书分月课程表”，胪列各西学要籍，令学生勤加研习，以为“经世”之用——“时务学堂学约”有言：“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新会梁启超撰：《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时务报》，第49册，1897年12月24日。康、梁此前对于新学的留心，正为此理念提供了坚实的依托。

二 洵为国事

梁启超于1897年11月14日抵达长沙，次年三月即因病返沪，再未回到时务学堂，在湘讲学时间，前后不过四月。*梁氏后曾提到：“我在时务学堂，每天除讲三四点钟的学外，还要同学生谈话，及作种种运动，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因此成病，就往上海就医。本拟病好后再回湘讲学，因病好时，北京有维新的动机，我们就乘这个机会把大本营移到北京，我同谭复生都到北京去了。”(余蓋、李厚孚记：《梁任公演讲录·湖南教育界之回顾》，长沙《大公报》，1922年9月3日，第7版)惟在梁氏的后来忆述中，时务学堂的经历却不断被提起，究其原因，除对昔日弟子“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的痛惜与哀悼，更多的可能，则是时务学堂寄托了其颇多夙愿与志望。将此在湘事业，置于梁氏当时奔走国事的情境之中，或能更好地理解这点，如梁在《三十自述》中提到的：“(戊戌年)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余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从。复生、暾谷、叔峤、裴村以京卿参预新政，余亦从诸君子之后，黾勉尽瘁。八月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8页。在纷繁多端的救国事业中，时务学堂亦为康梁一派的重要举措。

康梁走上历史舞台，乃以“公车上书”为标志，在国事危殆之下，同人认识到“广求同志，开倡风气”的重要，梁氏即称：“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梁启超致汪康年》(1895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830页。康有为在建言君上变法的同时，也积极组织学会、发行报刊，以宣扬其救时主张，惟其收效不孚人望，不仅上书格不上达，强学会也在短暂繁盛之后，走向封禁、停办的结局。维新事业既艰阻颇多，赴湘开拓新地，便成为可备抉择的方案。梁氏对于湖南之事早有留心，曾谓：“十八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与穰卿足下书》(1895年)，《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0页。得知陈宝箴、江标等开明人士主事湖南，梁更主动表达了赴湘意愿，向汪康年谈到：“时局之变，千幻万诡，哀何可言！黄门以言事伏诛，学士以党人受锢，一切情节，想铁樵、伯唐书中详之，无事琐缕。南北两局，一坏于小人，一坏于君子，举未数月，已成前尘，此自中国气运，复何言哉……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若报馆不成，弟拟就之。”*《梁启超致汪康年》(1896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831—1832页。梁启超赴湘之事确定后，康有为随即参与相关谋划，友人忆称：“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在沪商教育之方针。”*狄楚青：《任公先生事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58页。

康氏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亦和盘托出其构想，谓：“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揽政，圣人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因陈右铭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干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徐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如弟所云是也。”*康有为：《与赵曰生书》(1901年)，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集，第400页。依其所述，则梁启超赴湘乃出于康的派遣，意在助使湖南自立，以为救亡之基。此说后也得到梁氏的印证，梁自述道，其时“瓜分之忧，震动全国，而湖南始创南学会，将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余颇有所赞画”；*《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8页。另又言及：“当时更有一个发狂的举动，就是想运动湖南独立。”*余蓋、李厚孚记：《梁任公演讲录·湖南教育界之回顾》，长沙《大公报》，1922年9月3日，第7版。

康派主办的《知新报》，也对湘局甚为关注，曾载报道称：“近湖南巡抚陈右铭中丞与江建霞学使，实力提倡，风气大开，顷创一大学堂，讲求中西政治之学。每年常款，已集有二万余金，规模可以大开。现已分门聘请名师，并广购仪器图籍，闻下半年可开办。三十年来，各学堂之规模，未有善于此者。”*《湘学大兴》，《知新报》，第24册，1897年7月10日。梁启超前往湖南途中，即致函陈三立与熊希龄，提出自聘分教习的要求，*《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页。并与同门的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携同赴湘，共入事于时务学堂。此举之意，无疑是为康派争取契机。如同梁氏后来的回顾：“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州县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自是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智士之志，不可夺矣。虽全国瓜分，而湖南亡后之图，亦已有端绪矣。”*梁启超：《湖南广东情形》，《戊戌政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6页。梁在时务学堂所致力者，不仅为助湖南一地之新政，更在于其国事方略的贯彻落实。

三 学风所成

时务学堂既由康派弟子参予其中，学风自也深受其师门影响。识者既已指出，时务学堂“所有一切的学纲、学课、学风，都是脱胎于长兴学舍而来，稍微加以变化罢了”。*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3—45页。“长兴学舍”即万木草堂，康有为于1891年“开堂于长兴里”，“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有为：《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页。其时康氏正赴京师力促变法，返粤后则“尽出其所学，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任公：《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其维新立场与忧国之志皆感染着同人。在梁启超看来，万木草堂诸生“皆天真烂漫，而志气踸踔向上，相爱若昆弟，而先生视之犹子”，康氏上课“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故有“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之语。*《南海先生七十寿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第28—29页。学生热忱求知，团结精进，正得益于康有为所营造的氛围。

日本人田野橘次曾慕名造访万木草堂，述其所感，谓：“身入其中，荒落若野人家，而堂中子弟，讲学孜孜，夜以继日。”在与康门诸生交流之后，又写下笔调生动的印象记，称：“万木草堂之教育，专重于精神教育，以养成国民完全之资格，实不啻日本吉田松阴之松下村塾、西乡南洲之鹿儿岛义塾也。有为时在北京，上书光绪帝曰：帝宜效俄国彼得大帝，及日本维新皇帝之志愿与决断，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庶可挽回国势，不然则中国必为外强所分割。上倾其言，遂悉弃旧臣而咨政治于彼。彼于时寄信于草堂之公众，报北京之事曰：革新之事在即，诸生勉哉！诸生得此信，同声呼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其中慷慨之士，或中宵悲歌，或蹴褥舞剑，或论天下之经纶，或计中邦之利害，或泣或笑，要其归，则咸为忧国忧民而已。可爱哉此风，可敬者此风！”*日本田野橘次原著，上海新智社编辑局补译：《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新智社，1903年，第63—64页。康氏引导诸生以国事为怀，又善勉励士气，劝读日本志士吉田松阴之著，“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苟士气稍偶衰落，辄读此书，胜于暮鼓晨钟也”。*《梁启超上品川弥二郎子爵书》，《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颇以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事，作国人立志救亡的表率。

这些经历，无不对梁启超产生深刻影响，后其主事时务学堂，对此传统亦多发扬，“于精神教育，三致意焉”。*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8页。梁氏起草《时务学堂学约》，即首标“立志”之义，强调“惟志不立，天下无可为之事”，谓：“今二三子俨然服儒者之服，诵先王之言。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谁之咎与？四万万人，莫或自任，是以及此，我徒责人之不任，我则盍任之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孔子之志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伊尹之志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之志也；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范文正之志也；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顾亭林之志也。学者苟无此志，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新会梁启超撰：《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时务报》，第49册，1897年12月24日。在其教导下，学堂诸生如李炳寰、林圭等，皆强调学者之志，当在“起衰振蔽，上利于国，下泽于民”，“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历史资料》，1985年第3期，第105页。时务学堂育才良多，首批学生仅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开国名人”，*吴其昌：《梁启超传》，第43—45页。即得力于此学风。

1922年梁启超再度莅湘，重游故地，在面向教育界人士的演讲中，便有过一番慨叹，称：“回想我在湖南时的时务学堂，以形式与知识而论，远不如现在的学校。但师弟同学间精神结合联成一气，可以养成领袖人才，却比现在的学校强多了。现在的学校，表面虽好，却如做买卖的杂货店，教职工是卖货者，学生是买货者，师弟间不发生关系。造就一班水平线的人才即可，要想造就特别人才，是难能的。希望以后的湖南教育界注意现在时势的需要，采取新式的完备的办法，不要丢却了从前的精神。”*余蓋、李厚孚记：《梁任公演讲录·湖南教育界之回顾》，长沙《大公报》，1922年9月3日，第7版。所言与《北海谈话记》辉映成趣，同为梁氏痛切之感。梁以毕生尽瘁国事，见证过大历史之变迁，维新志士的使命与抱负，及对国家之情感、担当，皆甚令其缅怀，视作变法时代的宝贵遗产，也沉淀为对晚辈的训诫与期望。“不要丢却了从前的精神”一语，既是梁氏对于曾经志业的致意，也是对后世教育的忠告。而时至今日，回顾其与时务学堂的此段因缘，其中深意，当更在对时代精神的召唤，与对当下偏弊的躬自反省。

LiangQichaoandtheShiwuAcademy

ZHUANG Ze-xi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China)

In talking about the past education，Liang Qichao spoke highly of the Shiwu Academy，as contrasted with his later educational career which expressed a lot of his concern. Liang Qichao was a participant of the reform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his ways of thinking have many valuable revelations. Because of Liang's attainment of new learning and his revolutionary standpoint which met the needs of new policies in Hunan，the Shiwu Academy decided to employ him . For his part，Liang Qichao regarded the cause in Hunan as an opportunity for serving the weak country .The Shiwu Academy trained a lot of talented people，it benefited from its good atmosphere. Liang Qichao and his comrades always helped students to set up great ambition，it is the fine tradition at that time，and it is still of some significance to us today.

Shiwu Academy ；Liang Qichao ；new policies in Hunan ；reform movement

2017-09-15

庄泽晞(1989—)，男，广东潮州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K256．5

A

1008—1763(2017)06—0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