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小 叶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时务学堂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

湖南大学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创办于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一个是创办于1897年的时务学堂。今年恰值时务学堂创办120周年，特邀约几位学者的时务学堂专论，重点研究时务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转型中的办学特色与历史价值。

(朱汉民教授)

再论湖南时务学堂之争*

贾 小 叶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成果，然由此而来的纷争却成为牵动戊戌政局变动的线索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学界一般认为，时务学堂的纷争是新旧之争，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及其支持者为新派，反对者为旧派。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时务学堂之争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其核心与焦点都是“康党”“康学”。

时务学堂；“康党”；陈宝箴；王先谦

时务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成果，而戊戌年围绕时务学堂展开的一系列纷争，实为牵动湖南维新乃至戊戌政局变动的重要线索之一。因此，时务学堂的纷争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关注。然而，受现代化史观及康梁话语系统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时务学堂的纷争是新旧之争，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及其支持者为新派，反对者为旧派。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时务学堂之争绝非限于新旧之间，新派内部同样存在，以新旧二元对立来解释此一纷争，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缘是，本文转换视角，从“康党”“康学”切入，力求揭示时务学堂之争更为多元、复杂的面相。

一 时务学堂的创办与“康党”进入湖南

对时务学堂的创办缘起，熊希龄曾回忆说，光绪二十二年冬，王先谦、张祖同、蒋德钧与熊希龄四人倡议宝善成公司，曾禀请湘抚陈宝箴拨领公款三万元，陈宝箴在批复中有“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之语，张、王因之大为不满。为避谋利之嫌，蒋德钧乃“创添设时务学堂之议”。*熊希龄：《上陈宝箴书》，《湘报》第112号，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版，第445页。可见，王先谦、张祖同二人都曾是湖南新政的参与者。而在时务学堂初创之际，蒋德钧功不可没，不仅与熊希龄一道为时务学堂筹足了经费，而且还为时务学堂选定了教习。正是在蒋德钧的推荐下，“康党”“康学”才与时务学堂结下不解之缘。

关于蒋德钧遴选时务学堂教习的过程，他曾在致函熊希龄等人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鄙意尤有进者，时务报西文李主笔，中文梁卓如孝廉主笔，天下通儒也。我西教习聘李，中教习遂聘梁何如?虽程度过高，局面稍阔，必能开风气，造人才，有益于湘。卓如近有读书西湖之志，义宁以礼招延，又黄公度观察在湘，同气相求，必能就聘。公等倘以谓然，请商右帅分别专具聘书，并嘱公度鹾使致梁一函劝驾，无任盼企……开学定十月中，德钧当可言归矣。*蒋德钧：《复王益吾张雨珊熊秉三》，《求实斋类稿》卷九，第21—22页。

这里，蒋德钧选定的中文教习即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梁启超时任《时务报》主笔，因在《时务报》畅论变法、古今皆通，被誉为“天下通儒”。蒋德钧的这一提议得到了湖南官绅的一致认可，前湖南学政江标曾致函《时务报》总理汪康年，说：“此间时务学堂拟敦请卓公为主讲，官绅士民同出一心，湘士尤盼之甚切也。弟亦望卓公来，可以学报事交托，惟上海无人奈何。”*江标：《致汪康年》，见《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53页。时任湖南盐法道的黄遵宪同时致函梁、李，“殷殷劝驾”，湘抚陈宝箴也迅速给梁启超、李维格发了聘书。

梁启超本人也一直看重湖南维新的大好局势，早在光绪二十二年北京强学会遭封、《时务报》尚未成局时，他就有入湘的打算*《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31—1832页。。如今，湖南的大好变法形势已非昔比，加之梁启超在时务报馆与汪康年等人龃龉不断，更坚定了他赴湘执教时务学堂的决心。梁启超执教时务学堂，对“康党”来说意义重大，因此，当梁启超准备离沪赴湘之际，康有为特意赶到上海，商讨“教育之方针”。为能在时务学堂传授“康学”而无阻力，梁启超以“分教习必由自行聘定，乃易臂使”为由，自聘同为康门弟子的韩文举、叶觉迈为中文分教习。*梁启超：《与陈三立、熊希龄函》，夏晓红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总教习自聘分教习，且同为康门弟子，自然少了相互掣肘的麻烦，这为“康党”在时务学堂传授“康学”提供了保证。

与此同时，康门师徒还商定了康门弟子入湘后的教育方针。对于康门师徒在沪聚议教育方针之事，狄葆贤事后回忆说：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至此，康门弟子入湘后的教育方针与教学内容已基本确定，这种激进的教育方针与“康学”相结合，康门弟子必将在湖南掀起波澜，这是那些盛情邀请梁启超入湘的湖南官绅始料不及的。

二 “康学”在时务学堂的传播

湖南新政并不始于梁启超等人入湘，陈宝箴、江标等人早已为湖南变法开创了良好的局面，但康门弟子入湘使得湖南新政开始染上“康学”色彩，并逐渐偏离了原有的轨道。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时务学堂开课，戊戌二月一日南学会即开讲，二月十五日《湘报》开始出报。随后，时务学堂、《湘报》与南学会便成为“康党”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而由康门弟子执教的时务学堂首当其冲。由于梁启超等人的变法路径是遵循着“康学”“康教”所阐发的理论进行的，因此他们的各种宣传便带有明显的“康学”印迹，即由“公羊”学而来的变法理论、创立孔教等思想。同时，这些由“康学”开出的变法理论又受到西方民权、平等思想的影响，从而使得“康党”的变法又染上了“以夷变夏”的色彩。这些可以从时务学堂的课程设置、教习导读与课艺批札中见及。

时务学堂的课程是由梁启超与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制定的。根据《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可见，时务学堂课程分为两类，一是溥通学，二是专门学，规定：“溥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悉；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凡初入学堂，六个月以前皆治溥通学，至六个月以后，乃各认专门，既认专门之后，其溥通学仍一律并习。”在列出溥通学与专门学的类别之外，时务学堂还有更详细的《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通过该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时务学堂课程设置的具体内容。

《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虽门类繁杂，数量较多，但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在前六个月的溥通学中，“公羊”学占有绝大比重，学生入学后前六个月都专治溥通学。其中包括《读书法》《礼记》《孟子》《春秋公羊传》《春秋公法》《公理学》《论语》《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诸子学术流派书》《古学案》《二戴记》等，很多书目都是“公羊”学中的经典。其中，《春秋公羊学》读的时间最长，达四个月之久。此外，在涉猎之书中，也有不少是为了辅助明了公羊大义而选取的，如在《春秋繁露》《春秋穀梁传》课程的后面，备注道：“治溥通学、经学，《繁露》为《春秋》之关键，《榖梁》为《公羊》之羽翼，皆当于读《公羊》时并读之，《繁露》宜择读。”而在《公法》诸书的后面注曰：“《春秋》一书，皆言内公法、外公法之义，故读《春秋》时，必须略窥公法之书，乃易通也。”《白虎通》也是因为“中多春秋之制，读《春秋》时宜并读之”*《湘报》第102号，第942—946页。。学生入学后的前六个月都专治溥通学，这充分体现了梁启超主讲下的时务学堂的学术志趣之所在。

与“公羊”学课程相配合的是梁启超撰写的导读文章。如在阅读《孟子》之前，须先读梁启超的《读孟子界说》，而与《春秋公羊传》相配合的是《读春秋界说》和《春秋公法》，类似的还有《读论语界说》《读诸子界说》《读荀子界说》《读周礼界说》《读墨子界说》《读左氏界说》等。通过阅读这些导读文章，时务学堂学生的学术取向无疑会受到梁启超的极大影响。如《读春秋界说》共包括八个“界说”，其内容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如出一辙。界说一为“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其中梁启超引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孟子》中的论断佐证孔子作春秋，以教万世的观点：“盖以春秋者损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万世。此其事皆天子所当有事者也。独惜周道衰废，王者不能自举其职，而天地之公理，终不可无人以发明之也，故孔子发愤而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界说二为“春秋为明义之书非记事之书”，界说三为“春秋本以义为主，然必托事以明义则其义愈切著”，界说四为“孔子因避时难故仅借事以为记号而大义皆传于口说”，界说五为“既明第二至第四三条之理，则可以知春秋有三书，一曰未修之春秋，二曰记号之春秋，三曰口说之春秋……”*《清议报》第六期，光绪二十五年一月十一日，第1-2页；第八期，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第3—5页。仅从这些界说的标题，我们即可明了其大义。可以说，《读春秋界说》提纲挈领地向学生们介绍了“康党”关于孔子改制理论的核心内涵。

分析至此可见，《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已充分反映了梁启超的学术志趣，及“康学”对时务学堂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教习的相关导读文章得到了强化，而学堂教习为学生的课艺、日记所作批语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关于梁启超等教习对学生的课艺、日记批札，以往研究关注较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参见：《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附，《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5—148页。康门弟子在湖南时务学堂传授“康学”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对此，叶德辉如是说：自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公羊》《孟子》教授湘中弟子，数月之间，三尺童子皆知言改制，言民权，言秦始皇不焚书，言王安石能变法。千百年之事(是)，一旦得而非之；千百年之非，一旦反而是之。”*叶德辉：《明辨录序》，转引自邝兆江：《湖南新旧党争浅论并简介〈明辨录〉》附《〈明辨录〉序 编目及书信按语〈西医论〉》，《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

三 时务学堂之争的双重线索

康门弟子在时务学堂传授“康学”，很快引起了部分湖南官绅的不满，这其中既有观念较旧的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也有观念趋新的陈氏父子、邹代钧等人，他们多是湖南变法的参与者，没有谁是完全意义上的守旧派。观念较新的陈氏父子对“康学”“康党”的抵制较为隐秘，而观念较旧的王、叶诸人的反对则是大张旗鼓。这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构成了湖南时务学堂之争的主要内容，并终将湖南的变法派引向分裂。

其实，对于借助“公羊”学倡导变法的路数，湖南变法派官绅早有警惕。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湘学新报》创刊之际，《例言》中就规定：“本报不列经学专门者，以近来经解诸书汗牛充栋，家法师法，聚讼纷如；或主素王改制立说，以明孔教真派，似于时事有裨。然言之未免过激，故暂阙如。”*《湘学新报》第一册，第12页；该报创刊时名为《湘学新报》，自第21册起改名为《湘学报》。在时人的眼中，通过素王改制来倡导变法，有“过激”之弊。尽管后来《湘学新报》一度违背《例言》，几次涉及素王改制，但在张之洞的干涉下，湖南学政江标对其进行了整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555页。据此可见，在湖南以“公羊”学倡导变法是不能被人接受的。在此背景下，康门弟子在时务学堂大肆宣传“康学”自然会引起抵制。

据梁启超回忆，戊戌年春节学堂放假，学生携教习日记批劄回家，“康党”的激进言论开始“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页。随之而来的便是陈氏父子设法抵制“康学”“康党”。对此，唐才常于戊戌年五月回忆说，戊戌三月，外间便有时务学堂更换总办、教习的传言：“外间攻学堂事，三月即有所闻。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公代秉三，叶奂彬为总教习。种种讠为言，皆云出自中峰。韩、欧、叶三君闻之，即忿然欲去，经受业再三婉留，始安其位；然其愤懑之心，未尝一日释也……亦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唐才常：《上欧阳中鹄书》，见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页。这来自于三月份的传言绝非无根之谈，此时的陈宝箴确有更换时务学堂教习、总办的考虑，这可以从邹代钧当时的书信中得到证实。戊戌闰三月十二日，邹代钧为《时务报》馆纷争之事致函汪康年，首次提及其与谭嗣同、熊希龄的矛盾：

报事鄙人与考功均以交出为是……鄙人与考功力量，万不能维持。现为湘中时务学堂，鄙人已与谭、熊树敌(公度助谭、熊)，能挽回与否，尚不能必，又何能维持《时务报》……湘事大坏，义宁有忌器之意，鄙人力量何能胜之，言之愤甚。谭猖披过于熊，若早去谭，事犹可挽回*《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754、2756页。。

考功，指陈三立。可见，在戊戌闰三月之际，变法派内部谭嗣同、熊希龄已与邹代钧、陈三立等人在时务学堂问题上有了矛盾。不容否认，陈宝箴、陈三立、邹代君都曾是“康党”变法路上的同路人，其观念介于洋务与维新之间，当初之所以引梁启超入湘，自然是因为认同梁启超在《时务报》提出的一系列变法思想与主张。而今双方矛盾的焦点自然不在于变法，而在于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大肆传授“康学”，言论激进，超出了陈氏父子的接受范围，他们遂产生了更换时务学堂总办、教习的打算。但由于谭嗣同、熊希龄的力争，陈宝箴在证据不足的情势下，没有强行。这即是邹代钧所谓的“义宁有忌器之意”。

然而，陈宝箴并没有就此罢休，找到教习言论悖逆的证据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随后，就在谭嗣同回浏阳之后，陈宝箴乘机调阅了时务学堂的札记。*关于陈调阅劄记的时间，谭嗣同曾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有“嗣同于调劄记时虽未到省”之语，提示我们，调阅劄记是谭回浏阳期间。陈宝箴的这次突然袭击颇有收获，找到了两份未经涂改而又言辞“悖谬”的劄记，并让谭的老师欧阳中鹄转告谭。戊戌五月初，欧阳中鹄为此专门致函谭嗣同。欧阳的信已遗失，但从唐才常致欧阳的一封信中可见欧阳致谭信的些许内容。唐说：“中丞调阅札记，乃陈、杨二君自内学生收取，收齐后，始汇交受业一阅。受业深恐三教习闻之，致滋不阅，且戒秉三勿与三教习言……来谕云‘分教习等皇遽无措，及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临时加批’等语。果谁见之，而谁闻之？”随后，唐历数了自己的学术宗旨，说明其讲“素王改制”绝非“附会康门”。最后，他恳请欧阳将此信“并呈伯严先生，知受业非皇遽无措、依草附木者，幸甚感甚”。*《唐才常集》，第238页。“皇遽”即指陈宝箴调阅札记时，分教习“皇遽无措”修改札记之事；而“无依附草木者”，是自明其言行并非“附会康门”、依附康学门墙。五月初七日，欧阳再次就时务学堂札记事，致谭、唐说：“调取札记，乃自加检点，备预不虞，有不得不急就正者。此中委曲，兄尚不尽得所以然，即间露一二，亦志在《扬水》之卒章，不敢以告。弟等亦但平其心，养其气，敛其才，藏其智，以俟积厚流光，异日出而昌其学，不必凭虚逆億。别检两卷呈览，仍恳交仆带还，此等如何安置，思之尚未得法，故心恶之。”*欧阳予倩编：《谭嗣同书简》卷三，附录二，欧阳中鹄书七，上海文化供应社，1943年，第128页。陈宝箴请欧阳将调阅试卷看到的两卷带还谭嗣同，看谭在证据面前还能做何辩解。

陈三立在调阅了时务学堂的“悖谬”札记后，也曾多次致函黄遵宪，商讨对策。由于陈三立的信函无从找到，我们只能从黄遵宪的复函中感受陈、黄对此事的态度。黄遵宪复函称：

屡奉台示，忧虞皇惑，不知所措，更不知何以作答。与此君交二年，渊雅温厚，远过其师，亦不甚张呈其师说，其暖暖姝姝，守一家之言，与之深谈，每有更易。如主张民权，为之言不可，渠亦言民知未开，未可遽行。吾爱之重之。惟康郎琵琶嘈嘈切切，所来往又多五陵年少，遇事生风，或牵师而去，亦非所敢料。关东大汉、西游行者姑且勿论，惟学堂中所言民贼独夫与及《伪经考》《改制记》，诚非童稚所宜听受。鄙意亟欲聘一宋学先生，即意在匡救。然闻意见不合而去。闻系用某名作关聘而某实未之知也。所延分校阳君某，亦不知某事。自此君北上，久未到学堂，未阅札记。今欲筹别由鹿门聘一分校。如此转移，是否可行，敬乞酌夺。久未晤，何日乃得相见，一吐其胸中所欲言也。一转移之法，似宜以留皮鹿门充时务学堂，谓先生不来，难以久旷，即以南学会学长互调，俟其来时，再行商劝。*黄遵宪：《致陈三立函》，《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415—416页。

从信的内容可知，陈三立在此之前已经为此事多次写信给黄遵宪了。黄所说的“关东大汉”、“西游行者”及“独夫民贼”、“《伪经考》、《改制记》诚非童稚所宜听受”等内容，均来自陈三立，与戊戌年五月王先谦等人所披露的学堂“悖谬”札记有所不同，这应当是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札记时看到的内容。这里，陈、黄二人讨论的即是更换时务学堂教习的问题。

分析至此，可以确定，陈宝箴的确从调来的札记中找到了教习言论悖逆的证据，陈三立屡次致函黄遵宪，正是为了商讨教习人选。据此可见，早在四月中旬，当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札记并看到教习之悖逆批札后，便决定更换时务学堂的教习、总办了。这与其三月份的想法一以贯之，只不过此时他已有了更为确凿的证据。

面对确凿的证据，谭、熊自然无复可言。而且，此时的谭嗣同正准备北上“引见”，很快就离开了长沙。邹代钧说，“谭猖披过于熊，若早去谭，事犹可挽回”，谭的离开也一定令陈宝箴如释重负。既然学堂札记“悖谬”已铁证如山，陈宝箴便可对其人事进行调整。可见，康门弟子在时务学堂教授“康学”遭到了陈宝箴父子的暗中抵制，作为康门弟子变法路上的同路人，陈氏父子的反对表明，湖南时务学堂之争绝非单纯的新旧之争，而是包含了变法派内部在变法路数上的分歧。这一点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视。

陈氏父子之外，反对“康学”的另一条线索是湖南士绅叶德辉、王先谦等人。对此，以往研究关注较多，但往往将王、叶诸人归为守旧派，时务学堂之争也因此被定性为新旧之争。毋庸讳言，王、叶的确不属于维新派，他们的观念与陈氏父子、邹代钧等人也有一定距离，介于洋务与守旧之间，但绝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守旧派。有趣的是，他们对“康党”“康学”的看法与陈三立、邹代钧等人不无共识。叶德辉关注“康学”较早，梁启超入湘不久，便开始对“康学”表示警惕，曾致函弟子，对梁启超可能会在湖南宣传师说表示担忧，他说：“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三尺童子无不惑之……梁卓如人尚笃实，信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与邵阳石醉六书》，见叶启倬辑《郋园先生全书·郋园论学书札》，中国古书刊印社汇印本，1935年，第2页。这句话后半句在收入苏舆编的《翼教丛编》时做了改动，改为“梁卓如来湘，苟务伸其说，则将祸我湘人”，删去了对梁启超为人的肯定，但表达的意思大体一致，即叶德辉担心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传授“康学”。《叶吏部与石醉六书》，《翼教丛编》，第163页。戊戌年初，当徐仁铸的《輶轩今语》问世后，叶德辉更加意识到“康党”“康学”对湖南的影响与危害，不顾与徐仁铸的师生情谊，便挺身而出，作《〈輶轩今语〉评》，攻击“康学”“康党”。戊戌年三四月间，叶德辉对皮锡瑞的南学会演讲及《湘报》文章涉及“康学”提出批评，逼迫皮锡瑞离开南学会。当康门弟子在时务学堂的批劄流出之后，叶德辉自然不能容忍。

与叶德辉相比，王先谦对“康党”“康学”关注较晚。因为他是时务学堂所在公司的经理人，因此在学堂开学之后到过一次。南学会，他曾陪同陈宝箴到过一次。但戊戌年三月，当毕永年以南学会演讲相邀时，王已经表现出不满，他说：

学问一途，惟在心得，畴昔语人云：为政不再多言，学亦如之。今足下欲仆伸议事之权，魁求新之党，嘤鸣求友，聒于市人，返之此心，良非素习。南学启会，迄今月余，众口纷纭，如有矛戟。平情论之，陈中丞开讲数次，听者洒然动容，亦由居得为之位，任先觉之责，故感人如此其深也。此外会讲诸君，不免被人吹索，报馆之文杂袭鳞萃，或侈口径情，流为犯讪。或党援推奉，自召不平，教人以言，本非易事，况复择语不慎，何谓人言不足畏也？今日群才奋兴，莫不自命千古，谁肯受人指摘。而欲仆摄斋登堂，攅眉入社，附和既所难安，箴规又不敢出，徒然东涂西抹，与三五少年相追逐，岂复有善全之地邪？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王先谦：《复毕永年》，《虚受堂书札》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81)，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3—34页。

该信未署时间，但从“南学启会，迄今月余”一语判定，当写于戊戌年三月初一日之后，从中可见王先谦对谭嗣同等人在《湘报》、南学会做法的不满，主要体现在：一是不满学会、报刊的空谈不务实际。因为，他认为“今国之急务在海军，民之要图在商务”，诸君子“不此之务”，而是“挽救阽危而相扇以虚名，专意鼓动世俗”，终无实济。二是认为主持学会、报刊诸君有党援推奉、自召不平之嫌。因此，他断然拒绝了毕永年邀他去南学会演讲之请。这显示，早在戊戌年三月初，主张学习西方海军、商务等洋务的王先谦与唐、谭诸人已露出不和的端倪。但此时，王先谦尚未直接针对“康学”“康党”而来，更没有针对时务学堂而来，甚至，因为王先谦有管理时务学堂之名，而被人认为“康党”在时务学堂宣传“康学”是王先谦主持的结果，对此王先谦曾说：“先谦因刻书事冗，又本性素耽闲静，不愿多预闻人事，故从前学堂之事，外人以为先谦主持，群相指摘，先谦实无所闻知。”*《复吴生学兢》，《虚受堂书札》卷一，第33—36页。

王先谦公然抵制“康学”当始于戊戌年四月底五月初。王先谦曾追述其与“康学”决裂的过程说，学堂、学会他都亲自到过，但都只到过一次，而后来不到也是“因先谦事忙，并非有所避忌而不往也”。这里，王先谦所说的因事忙不到，当是指学堂，至于学会，他之所以不到，则与不能接受南学会诸君的做法相关。可以说，此时，王先谦对学堂的情况尚不甚了解。直到“半月前，梁启超批学生刊稿各本，称南海先生，然后知为康有为之弟子，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大为骇怪。同人遂有联名具呈之事”。这说明，王先谦写给吴生的这封信是在《湘省公呈》后的半月，而《湘省公呈》作于五月十二日。据此可知，王先谦知晓时务学堂批札当在四月底。王先谦在自订年谱中忆及此说：“学会初立也，中丞邀余偕往，听讲者亦多。中丞升座，首举‘有耻立志’四字为首，闻者洒然动容。其后余以事冗，不能再往宣讲。登报愈出愈新，叶奂彬吏部德辉以学堂教习评语见示，悖逆语连篇累牍，乃知其志在谋逆。岳麓斋长宾凤阳等，复具禀附批加按，请从严禁遏。余遂邀奂彬诸君具呈中丞，附录斋长禀词，请整顿屏斥，以端教术。”*《王先谦自订年谱》，第52—54页。直到戊戌四月底，时务学堂教习的“悖逆”批札引起了王先谦的愤怒，他才挺身而出，领衔《湘省公呈》，公然抵制“康学”“康党”。这远远晚于陈三立、邹代钧等人开始抵制“康党”“康学”的时间。只是双方抵制的方式有所不同，后者暗中悄然进行，而前者大张旗鼓。

王先谦、叶德辉反对“康学”“康党”的原因究竟何在？在于其“叛逆”，首先是民权、平等说对于纲常名教的叛逆。由王先谦领衔、叶德辉等人参与的《湘省公呈》如是说：“湘省风气醇朴，人怀忠义……乃中学教习广东举人梁启超，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平权之说，转相授受……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康党”倡言平等、民权，即是对纲常名教的叛逆。这也是岳麓斋长宾凤阳在上王院长书时反复陈说的内容，他说：“吾人舍纲常名教，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而梁启超自命西学兼长，意为贯通，究其所以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翼教丛编》，第144—145页。其次，合种通教、改制创教是对儒家文化的叛逆。对合种、同教之说，叶德辉深恶痛绝，称：“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叶吏部与俞恪士观察书》，《翼教丛编》，第177页。叶德辉痛恨改制、通教之说，关键在于其对儒学的威胁，叶德辉惴惴不安，担心儒学将因此澌灭：“今日之世，患在摩西，无人辟之，且从而韪之，以至异说横流，谬论蜂午，衣冠世族，廉耻道亡。”正所谓“学旨不明，学术将晦，开门揖盗，可不虑乎”*《叶吏部与戴宣翘校官书》，《翼教丛编》，第144—145页。， “康有为之徒，至欲举天下之学问一扫而空，以肆其言佛、言天之毒，则其兴今文，崇孔氏，皆假托之词，心迹不如此也”*《叶吏部答友人书》，《翼教丛编》，第176—177页。。康有为的心迹何在，叶德辉认为：“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叶吏部与刘先瑞、黄郁文两生书》，《翼教丛编》，第165页。据此可见，“康学”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双重叛逆，使其与西学、新学区别开来，成为王先谦等人攻击的“康学”关键所在。

如此看来，当日湖南时务学堂之争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暗线即陈宝箴父子、邹代钧等人与康门弟子及其支持者的矛盾、冲突，明线即叶德辉、王先谦及岳麓书院斋长等人与康门弟子及其支持者之间的纷争。前者在时间上并不晚于后者，但因较后者隐蔽，故长期以来为人所忽视。时务学堂的人事变动正是在这双重线索的驱动下实现的。

五月二十二日，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刘凤苞、孔宪教、黄自元、汪概、蔡枚功、郑祖焕、严家鬯十人，联名向陈宝箴呈递《湘省公呈》，并附上宾凤阳等原函，及时务学堂教习批札。他们要求陈宝箴“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庶教宗既明，人才日起，而兼习时务者，不至以误康为西，转生疑阻”*《湘省公呈》，《翼教丛编》，第150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41页。。据王先谦说，陈宝箴接到公呈后“批词含胡，但以众绅有门户意见，深自引咎”。*《王先谦自订年谱》，第52—54页。显然，王先谦并不满意陈宝箴的“含胡”。但其实，陈宝箴“含胡”批词的背后隐藏的是其解决时务学堂问题的决心。此时的陈宝箴已经完全掌握了时务学堂教习批札的“悖逆”情况，《湘省公呈》的递上恰好为他更换时务学堂之总办、教习提供了支持。

至于陈宝箴公开委任的绅总是汪颂年而不是邹代钧，那只不过是因为谭、熊与邹矛盾过深，陈宝箴为避嫌起见采取的策略而已。事实上，陈宝箴私下已经说好让邹与汪共同接办。这从五月三十日邹代钧致函汪康年的下述信中可以见及：

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踞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与计较。学堂事渠虽交出，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罄。右丈委汪颂年与鄙人接办，而熊怒未息，其无状竟及于义宁乔梓矣。湘中万难相容，势必走附康门，求一出身也。*《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757页。

无论汪颂年还是邹代钧，他们都是湖南变法运动的倡导者，这一点也提示我们注意，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的方向不过是力矫过激、去除“康学”，而不是走向守旧。

作为对《湘省公呈》及陈宝箴更换时务学堂教习、总办的回击，熊希龄、戴德诚等人也于五月二十五日向陈宝箴呈递了《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并于次日将之刊登于《湘报》。禀稿针对书院积弊，提出了七项整顿措施，包括定教法、端师范、裁干休、定期限、勤功课、严监院、速变通。五月二十七日，康门弟子离开之后，熊希龄又撰写了《上陈中丞书》，刊于《湘报》。其中，他特别讲述了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在时务学堂问题上的出尔反尔、谋权图利之态，书末，如是说：“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筸人，生性最戆，不能以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上陈中丞书》，《湘报》第112号，第447页。五月三十日，《湘报》刊出了陈宝箴对于“熊希龄等公恳整顿通省书院”的批示，中称：“上年创设时务学堂，兼讲中西之学，总教习所定章程明通正大，刊刻传布，无人指以为非，亦无异端之谤。乃自梁总教去后，中学物论繁兴，本部院始渐有所闻，因委盐道总理其事，藉资整饬。旋复购得坊刻课艺文批，大为骇怪。已而审非学堂所刻。又闻熊庶常曾有毁版之事，复檄总理黄道严行查禁。一月以来，极为学堂一事殚心整顿，并非知而不为。”*《抚宪批示》，《湘报》第114号，第454页。这里，陈宝箴肯定了总教习梁启超所定“章程明通正大”，也承认自己为整顿时务学堂的一系列问题所付出的辛劳。其实，为了维持大局、继续变法，他在整顿学堂的过程中都力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五月十四日，他委任黄遵宪为时务学堂官总办，“整饬”学堂，查办坊刻时务学堂课艺批文之事，也是为了封堵反对派之口。黄查办之结果自然是批文冒名伪作，并于五月二十日《湘报》刊登《本省公牍·学堂告示》，称：“昨见府正街叔记新学书局刻有时务学堂课艺，本道与学堂各教习同加批览，深为骇异。其中所刊者多非本学堂学生之真笔。即如中学叶教习本广东东莞县人，该课艺刻为南海县人。西学王教习本福建龙溪县人，该课艺又刻为上海县人。其为冒名伪作可知。”*《湘报》第107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第426页。既然是“冒名伪作”，便与时务学堂没了关系。对于坊刻课艺批文的真伪，皮锡瑞戊戌年六月二十二日日记记曰：“梁卓如来(湖南)，诸人倾服，自是实事，以后不知如何决裂？或因迁怒秉三，而其事起于书店之刊课文，授诸生以口实；或卓如去后，分教习之才不及卓如，批改有未妥处。熊、黄毁版，以为伪作，似未必是伪也。”*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戊戌年六月二十二日，《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第134页。可见，指认坊刻课艺批文为伪，这不过是与王、叶诸人周旋的一种策略而已。而且，这种策略也被陈宝箴所援用。*《湘报》第130号登载了陈宝箴关于严禁冒刻时务学堂课艺的札饬。陈宝箴等人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新政、新法。

保护新政，并非袒护“康党”，陈宝箴同时对熊希龄等人的“康党”做派给予了批评，指出：熊希龄等人在将《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呈递他的第二天，便刊登于《湘报》，“诚难保非传闻误会，怀挟意见，互相攻讦……前次钦奉上谕，深以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为戒……若或相互倾轧，同室操戈，徒以怏一时之意，从此自重之士于桑梓振作之务，必至不敢预闻，他时及溺之嗟，虽悔胡及？且该绅等平日所自期许者，将居何等耶……语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又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愿与诸君子交勉之而已。”*《抚宪批示》，《湘报》第114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第454页。与此前批词的“含胡”不同，这里陈宝箴态度明确，从维护大局、维护个人声誉等角度，批评了熊希龄等人怀挟攻讦的做派，这与邹代钧所说的谭、熊“一旦陷入康门，遂悍然不顾”，意思相同。从陈氏父子对“康党”“康学”的反感、抵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变法路向上与康门师徒的不同。

四 余波再起

时务学堂之争起因于“康党”在学堂传授“康学”，然“康党”的离开并没有给纷争画上句号，而后，在京师变法维新的牵动下，湖南时务学堂之争再起波澜。

湖南维新之与京师发生关系，一则缘于湖南籍京官的入奏。早在闰三月二十三日，湖南籍京官左都御史徐树铭就曾上奏光绪帝，对湖南新政提出批评。四月二十五日，湖南籍御史黄均隆又上《湖南讲求时务有名无实折》，攻击陈宝箴、梁启超、熊希龄、谭嗣同、黄遵宪等人，要求光绪帝令陈宝箴另择人主持时务学堂，并解散南学会，撤销保卫局。由于光绪帝旨在变法，故对徐、黄的奏请仅下旨“存”；四月二十三日，变法诏书颁布后，变法遂成为了皇帝的钦命。这种有碍变法的奏请自然不会被光绪帝接受。再则缘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康党”成员聚集京师，并成为光绪帝变法重要参谋，他们的引导也成为湖南维新进入光绪帝视野的重要原因。不同的是，湖南籍京官入奏皇帝主要反对“康党”变法，而“康党”则将湖南的纷争定性为新旧之争，入奏光绪帝。六月二十三日，康有为为杨深秀草折“奏请奖励陈宝箴”，当天光绪帝颁发上谕，称：“目今时局艰难，欲求自强之策，不得不舍旧图新。前因中外臣工半多墨守旧章，曾经剀切晓谕，勖以讲求时务，勿蹈宋明积习，谆谆训诫，不啻三令五申……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责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缙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该谕旨的颁发极大改变了湖南官绅的心态。有了光绪帝的支持，巡抚陈宝箴在削弱了“康学”对湖南的影响之后，变法的决心更加坚定。

而面对光绪帝的申斥，身为缙绅的王、叶诸人不免失落，同样失落的是曾上书王先谦的岳麓书院诸生。于是，六七月间，湖南各地竟陆续出现了污蔑时务学堂师生的匿名揭帖，嫌疑人指向了岳麓书院的宾凤阳等人。曾经在驱逐“康党”中不无共识的王、叶与陈宝箴等人，在处理匿名揭帖的问题上却出现了龃龉。

七月，时务学堂学生向抚宪上禀控诉，指出五月间，王、叶等绅“假学术为名，觊觎谋占学堂总理及教习各席，挟嫌捏词，具呈抚辕”，而岳麓书院宾凤阳等“既见有天下书院均改为学堂之上谕，又见六月二十三日上谕揭出抚宪办事苦心，有‘惩办阻挠新政绅士’之语，因此“变羞成怒，而又不敢彰明较著，于是造为谣谤，鼓惑人心，并将前次原函添加蜚语……刊刷揭帖，四处张贴分送，冀以泄其私忿”，遂恳请抚宪“派差赏提劣衿宾凤阳等十人到案质讯，严加追究，果系何人所捏？是否有人指使？务期水落石出，以雪此耻”*《(附一)张伯良等：恳请严提劣衿质讯雪榜禀》，《陈宝箴全集》(中)，中华书局，2003年，第1352—153页。。

收到学堂学生的禀词，陈宝箴“殊深诧异”，认为“其中丑诋诬蔑，直是市井下流声口，乃犹自托于“维持学校”之名，以图报复私忿。此等伎俩，阅者无不共见其肺肝。若出于读书士子之手，无论不足污人，适自处于下流败类，为众论所不容耳。”不过，他并没有断定此乃书院诸生所为，因为其中所言与王先谦等交于陈宝箴的书院诸生《上禀王院长缄》有所不同，其中数语“鄙俚恶劣，有如梦呓狂吠，为前次王院长附来宾凤阳等原缄所无，是否宾凤阳等自行删去，迨刊有揭帖时始行增入？抑或另有痞徒假托羼入？”同时，对于此中所透露出的反对新政之意进行训斥，“此等飞诬揭帖，原于被谤之教习与肄业诸人毫无所损，惟其意专欲谣散学堂、阻挠新政，显违朝廷兴学育才至意，又大为人心风俗之害，极堪痛恨。”遂命总理学堂布政司“迅饬长沙府，查明宾凤阳等系何学生员，立传到司，澈底根究出自何人、刊于何地何时，务得确情禀复，严加惩办，以挽浇风而端士习”*《张伯良等恳请严提劣衿质讯雪榜禀批》，《陈宝箴全集》(中)，第1351页。。

抚宪批示一出，身为岳麓书院院长的王先谦大为恼火，他致函陈宝箴，满怀怨气地指出，揭帖是时务学堂学生为宾凤阳等上书王先谦一事“含恨而欲一洩之”，而且“四处张贴分送之说，全属子虚，而揭帖之由来甚为暧昧。以学堂得之，学堂呈之之私物，而诡称岳麓诸生所为，殊觉远于情理”。最后，王先谦一方面要求陈宝箴“收回成命，亦为先谦稍留余地”，另一方面以辞馆相要挟*《虚受堂书札》卷一，第47—48页。。

收到王先谦的信后，陈宝箴针对王先谦的质疑一一作了解释，指出他早在前月曾听说揭帖一事，是岳麓书院肄业生亲自示人的，其中既有宾凤阳上院长函，“宾某函丑诋不堪，然未质言其若何丑诋”。而后，欧阳节吾来省，也说其乡涂舜臣也曾见宾函，有不可出口等语，“及前日至贡院考试，收到学堂公呈，则宾凤阳一函在焉，阅至丑诋之词，其刻毒诚令人痛恨，而其语则为公交来原函所无，因于批词特地标出。”尽管陈宝箴强调了揭帖与王先谦交来原函之别，但从前月不同人的口中已经可以证实揭帖确为宾凤阳等所为，只是由王先谦交来时做了删节罢了。对于王先谦所说的宾凤阳等人品学皆端，陈宝箴表示异议，一则此前未尝听王言之；再则宾凤阳果真品学皆端，面对此等市井下流之揭帖，何以“嘿无一言”？至于王先谦说揭帖“为学堂诸生所自为以图抱复而自污至此”，陈宝箴断然否定，表示“此则弟之愚蒙所不能逆億，亦且有不忍逆億者”。最后，陈宝箴表示自己已饬令藩司查传根究，“自谓事理所应有，不得为过”。而本批词“明明与院长无涉，即更无地步可留”，“辞馆之说，恐非义之所安也”*《答王先谦(三)》，《陈宝箴全集》(下)，第1756页。。陈宝箴这里不卑不亢，据理陈说，显然与更换时务学堂教习批示《湘省公呈》时的“含胡”截然不同。前者之所以“含胡”是因为陈宝箴对王先谦等人诋毁“康学”的言辞不乏同感，因此不能辩驳，只有含胡批之。后者陈宝箴因对书院学生的作为无法认同，因此大加申斥，且奉有光绪帝上谕的支持，陈宝箴也颇有底气。据王先谦说，“旋由时务学堂学生呈控宾凤阳等匿名揭帖污蔑伊等，就宾等原禀添砌多语，抚、学竟准讯究惩办。余函致中丞辞馆，复书挽留。俞廙轩中丞时为藩司，向中丞言因此影响之语，致王某辞馆，有碍体面。中丞答云：‘岂但辞馆？我要参他！’盖其时适奉中旨，‘官绅阻挠新政，即行正法。’陈语已伏杀机，而余初未悟，复函致抚、学抗论。两人复信，转及委婉——时已八月初旬，康有为事败逃窜，亦自知不保也。”*《王先谦自定年谱》，长沙王氏刊本，1908年，第52—54页。王先谦的相关信息显然是戊戌政变后得自俞廉三，在陈宝箴看来，王先谦不顾情理地偏袒书院生徒的确令人气愤，因此而有“我要参他”之说。从陈给王的信来看，确如王所言，“转及委婉”。个中原因绝非王先谦所说“亦自知不保也”。所谓“时已八月初旬”当指徐仁铸的回信，陈宝箴的复信应在七月间。

身为巡抚，陈宝箴在时务学堂问题上可谓秉公持正，他及时更换了时务学堂的教习和总办，以保证湖南变法顺利进行。而今面对匿名揭帖，他饬藩司讯问也是秉公执法，无可厚非。他之所以“委婉”回复王先谦，关键是因为王乃当日湖南“物望”所归*《四致陈宝箴·附复书》,《虚受堂书札》卷一，第59页。，为了维护湖南来之不易的变法大局，陈宝箴不愿与王先谦决裂。王先谦的干涉奏效了，陈随后没有讯问宾凤阳等人，匿名揭帖事件也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不了了之。

五 结 语

湖南时务学堂之争对湖南乃至京师的维新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讠华，群起掎之，新旧之閧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独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北京香山慈幼院1922年版，第1页。这里的御史指曾廉，湖南人，他的奏劾确为戊戌党祸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观曾廉的奏折，针对的主要不是湖南的变法，而是“康党”的学术与政治野心，其焦点仍在“康党”。而事实上，“康党”也确为湖南时务学堂之争的焦点，相关的争论均由此而来。不容否认，这其中确有新旧之争的成分，如康门弟子对民权的宣传即非那些思想尚停留于洋务层面的官绅所能接受，但必须承认“康党”无所避忌地宣传其由“公羊”学而来的变法理论及其激进的做派，无疑是引发时务学堂之争的主要原因。

康门弟子离开湖南之后，时务学堂之争余波再起，这看似与“康党”无关，实则仍是王先谦等人攻击“康党”之余声。作为湖南变法运动的主持者，陈宝箴虽抵制“康学”“康党”，却暗中进行，目的在于保护来之不易的变法大局；而当王先谦等人反对“康学”“康党”的言行太过激烈、有碍变法时，陈宝箴同样出面抵制，目的仍然在于维护变法大局，其用心可谓良苦。

AStudyOntheDisputesofShiwuAcademy

JIA Xiao-y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as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China)

Shiwu Academy wa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Hunan Reform Movement, but the disputes of Shiwu Academy became an main clue which lead to the end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disputes of Shiwu Academy were the arguments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In fact, there were two clues to the dispute of Shiwu Academy, one was a light line, the other was a shade line. No matter which one, the focus was Kang Youwei’s Clique.

Shiwu Academy; Kang Youwei’s Clique；Chen Baozhen; Wang Xianqian

2017-09-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党”与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研究(13BZS062)

贾小叶(1974—)，女，河北阜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

K256．5

A

1008—1763(2017)06—0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