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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对《西厢记》的转承与借代

2017-02-24陶琼张艳黄妍严月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17年1期
关键词:借代西厢记红楼梦

陶琼+张艳+黄妍+严月

摘   要:《西厢记》自成书以来,便对后世多部文学作品产生较大影响。无论从人物、情节、语言还是主题思想方面,《红楼梦》对《西厢记》都有所借鉴与吸收,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关键词:红楼梦;西厢记;转承;借代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02-0001-04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者,不可否认的是,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对前人作品的吸收与转承中形成的,正如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的:“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①《西厢记》对于《红楼梦》的人物、情节、语言及主题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影响,曹雪芹是在深受《西厢记》的影响下写成的《红楼梦》。本文即通过《红楼梦》与《西厢记》的对比研究,从人物情节、语言艺术、主题思想等方面,对《红楼梦》在《西厢记》基础上的转承与借代进行探讨。

一、情节与人物上的传承与发展

红楼梦》与《西厢记》在故事情节上有较大的相似之处。首先,作为关于爱情的文学作品,两部作品在主要人物的爱情发展脉络大同小异。无论是《西厢记》中的莺莺与张生,还是《红楼梦》中的黛玉与宝玉,皆是一见倾心,张生在见到莺莺后感叹:“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宝玉在见到黛玉后也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而彼此间的爱慕之情,皆是在接触与交往过程中逐渐深化,如张生因莺莺避而不见而害相思病,宝玉在得知黛玉要回苏州去,信以为真,竟眼直肢凉,“死了大半个”。而在相处的过程中,两对也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误会,如郑恒捏造谎言说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东床佳婿,莺莺只能嫁给郑恒;黛玉在怡红院吃了闭门羹却见宝钗和宝玉有说有笑,只好独自葬花悲己。但是,在爱情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误会最终都会被消除:莺莺与郑恒成婚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宝玉见黛玉独自葬花,耐心询问并解释,还说了一番“混账话”,二人终和好。由此可见,在主要人物的爱情发展上,《红楼梦》与《西厢记》具有一脉相承之处。

除此之外,在对于主要人物爱情的阻挠力量——封建家长的刻画上,《红楼梦》对《西厢记》也有转承与借代之处。《西厢记》中对二人爱情的阻挠主要来自于崔老夫人,这个恪守封建礼教与婚姻制度的大家长。崔老夫人对女儿严加管教,即使是为亡夫做道场,道场内外没有一个男子出入;包办女儿婚姻,将女儿许配给郑尚书之子郑恒。崔老夫人还有较强的门第观念,张生贫寒的家境根本入不了她的眼,答应将莺莺许配给他也是为了解普救寺之困而行的不得已之举,因而在解围后便想反悔。崔老夫人不仅门第观念极重,对于封建教育制度也极为推崇,认为只有中举当官能够显现出一个男子的生命价值。因此在发现女儿对张生情根深种之后,便要求张生必须在高中及第后方可娶莺莺为妻。《红楼梦》对于封建家长的描写,较之《西厢记》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宝黛二人相恋,却因封建家长审时度势将宝钗许配给宝玉,而导致黛玉含恨而亡。这样的爱情悲剧是对封建礼教最大的控诉。但是,这种控诉并不仅仅以宝黛爱情的悲剧为表现形式。如《红楼梦》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宝玉因结交贾家敌对势力忠顺亲王的戏子,犯了政治大忌;贾环又在贾政面前诬告宝玉,贾政闻而暴怒,回书房关门将宝玉一顿毒打。由此可见,封建家长在封建家族中意味着绝对的权威,具有绝对的权力。在对于封建教育体制的批判上,《红楼梦》也更胜一筹。《西厢记》中只是描写崔老夫人要求张生去考进士,张生最终也适应封建社会的需要,考中了进士。但是在《红楼梦》中,上到贾母、贾政、王夫人,下到湘云、宝钗、袭人,都劝说宝玉好好学习,读儒家圣贤之书,树立忠孝思想,学会时文八股,以便中试做官。宝玉则对要他学习的东西深恶痛绝,总是说除“四书”之外的其他书籍都是前人“混编纂出来的”,不值得学,甚至希望“除四书外,将别的书焚了”。宝玉更不愿意作八股文,指责它是“饵名钓禄之阶”。曹雪芹通过宝玉的这些言行,嘲笑了科举教育制度和入仕制度,这是《西厢记》所不具备的。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红楼梦》对《西厢记》也有所借鉴。黛玉与莺莺在人物形象上就有些许共同之处。首先,她们同出身于官宦之家,崔莺莺的父亲“官拜前朝相国”,林黛玉亦在“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两人都属于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新女性,会吟诗作对,精通琴棋书画,莺莺吟诵出“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之句,黛玉也能作《咏白海棠》、《葬花吟》等诗。其次, 两者勇于追求婚姻自由,对爱情矢志不渝,对家长制的反叛都极其相似。崔莺莺对与郑恒的婚事不满意,最终勇敢地与张生结合:“仰从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寄与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林黛玉骨子里对于封建礼教也有着不屑,比如她会读《西厢记》《牡丹亭》等“禁书”,也会不拘礼数与宝玉喝酒。第三,两人都抛门第功名于脑后。崔莺莺倾心于“湖海飘零”的张君瑞,不因门第之差功名之利而轻视他。“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频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莺莺只求长相守共白头,不求张生功名利禄。林黛玉亦从不逼迫宝玉去求取那些经济仕途,湘云劝宝玉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宝玉却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 若他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由上述可知,黛玉和莺莺有较多相似之处,但莺莺身上反对礼教的决绝,是黛玉所不具备的,黛玉有其自身的性格特点,如多愁善感、自尊自卑等,是莺莺所没有的。正如乔纳森·卡勒说“文学是作者力图提高或更新文学的实践,因此它总是隐含了对文学自身的反思”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红楼梦》在吸收借鉴《西厢记》的同时,展现出了与《西厢记》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个彼此有着较大相似度的人物形象便是《西厢记》中莺莺的丫鬟红娘与《红楼梦》中的丫鬟紫鹃。红娘與紫鹃两人,性格都真诚直率,勇敢正义,为自己小姐的幸福竭尽全力。《西厢记》中,红娘真心实意地帮助崔莺莺和张生,虽伴随着张生的责怪,冒着欺瞒老夫人而遭祸的危险,但她仍然任劳任怨。紫鹃对林黛玉亦是尽心竭力,劝说安慰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在宝玉和黛玉之间调解两人的小误会。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不惜冒着被责罚的危险,为黛玉试宝玉的感情;在薛姨妈与黛玉说话时让薛姨妈帮忙替宝黛促亲;黛玉死后,也是紫鹃将黛玉死前的种种告诉了宝玉。因此,宝玉曾把紫鹃比作红娘。但是,紫鹃与红娘不同的是,红娘的反叛性似乎更强,她最终使张生和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王实甫借助红娘这个形象,实现了一个爱情喜剧,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而紫鹃却未能完成“红娘”的任务,曹雪芹借紫鹃这个形象,更要反映的是造成爱情悲剧的种种社会原因,而这些原因是一个小丫鬟不能撼动的。在体现封建家族力量强大的同时,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丫鬟和主子泾渭分明,丫鬟不能做出超出自己所辖范围的事情,各个院子的大丫头、奶妪、三等仆妇及小丫头等,更是三六九等,层次分明。一个小丫鬟岂能决定主子的事情?故而在许多事情上,紫鹃是有心也无力。从这里来看,《红楼梦》要比《西厢记》有更为深刻的表现。

二、语言艺术上的借用与创新

曹雪芹对《西厢记》中人物形象与情节的转承,一部分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红楼梦》中出现了许多《西厢记》的曲词,或引用,或化用,但并不是简单的借用和模仿。③《红楼梦》在大量接受《西厢记》语言的同时,发挥了较强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因此,通过对《红楼梦》中出现的《西厢记》的曲词进行分析,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和《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红楼梦》中直接引用《西厢记》的曲词大多集中在宝、黛二人身上。自二十三回中描写宝黛共读《西厢》之后,其曲词就经常出现在宝黛之间的交流中。这些引用的曲词作为一种语言媒介,不仅为二人的爱情的发展提供契机,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小说情节的丰富性,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更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西厢记》中崔张爱情的发展映照宝黛爱情关系的走向。如在二十六回中,黛玉春困发幽情,说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之后宝玉出场,说道:“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由此我们可以读出宝玉如张生一般的痴情和对爱情的勇敢追求,可以说,正是在读完《西厢记》后,宝玉自觉自比张生,将其作为追求爱情的指南,摒弃之前的含蓄朦胧的表达,不断用热烈而大胆的表白以试探黛玉的心思,这种人物性格发展的自觉也表明他在对黛玉的求爱历程中迈出了一大步。曹雪芹在此将两人的对话直接建立在《西厢记》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对话之上,并不是通过对曲词简单的嫁接,而是经过文学语言艺术的再创作,将《西厢记》中的语言活用在小说中,不但进一步塑造人物形象的性格,更可谓是委婉含蓄却意味深长。

同时,《西厢记》中的曲词作为一种媒介,推动了《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发展。《西厢记》中的曲词在《红楼梦》中初次登场就有着特殊的意味,在《西厢记》中,莺莺正因张生而“情思不快”,心中苦闷郁结。她常常遇见张生,而心中情意却无法告知情郎,莺莺满腔的怀春又因“落红成阵”的残破春景而渲染浓化,由此可见,崔张爱情的发展在这一情景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宝玉读到《西厢记》中“落红成阵”时,他正坐在落英缤纷的桃花树下,这一安排绝不是偶然。之后黛玉便以“葬花”的形象出场,此时的黛玉也正感怀伤世,心中满是对爱情的迷茫和寄人篱下的无奈,宝黛共读《西厢》这一经典情节便自然应运而生。在这之后,宝黛两人便有了关于爱情的联结,二人将自己的心境与书中人物爱情的发展勾连起来,崔张之间爱情的发展成为宝黛爱情的模板。可以说,《西厢记》中的曲词在《红楼梦》情节中的登场点染了宝黛爱情的发展,相应地也催动了故事情节的前进。④在这一部分中,曹雪芹对《西厢记》曲词的引用直接作用于宝黛之间感情的发展,而宝黛爱情的萌芽、发展、纠葛直至灭亡都是推进《红楼梦》中情节发展的线索。

此外,《西厢记》中崔张爱情的发展也映照着宝黛爱情关系的走向,这些曲词为二人的情感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影响着他们对于爱情和人生际遇的看法,文中也描绘了二人对理想爱情和美好结局的渴望。此外,黛玉面对宝玉大胆而热烈的表白的态度,一若“微腮带怒”,又若“登时撂下脸来”等中,可以窥见莺莺在《西厢记》中既欣喜张生书简传情,又故作矜持,大加斥責的敏感多情。又如黛玉常常将自己的情思附于莺莺身上,“不自觉”地以《西厢记》中的曲文表情,而当宝玉也引用曲词向黛玉表白之时,她又斥之为“混账书”,这与莺莺是何其相似。正是通过这些曲词的连缀和升华,宝黛之间的爱情更为饱满真实。而宝玉则为崔张之间的爱情所深深打动,多次向黛玉诉说自己的情思之苦,表明自己的心迹。《西厢记》中崔张二人的爱情感动了宝黛,使他们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形成了外在的行为言语表达,因此他们之间的情感从青梅竹马的朦胧好感不断发展为炽烈的爱情。我们可以从宝黛二人的爱情发展中联想到《西厢记》中崔张爱情的坎坷,也可以在崔张的爱情历程中的波折中映照出宝黛爱情的艰难,这使得宝黛二人的爱情更富张力和生命力⑤。基于这样的联想和映照,可见曹雪芹对《西厢记》曲词的引用以及在《红楼梦》情节发展的独具匠心的精巧设计。

《红楼梦》对《西厢记》中曲词的直接引用虽大多集中在宝黛二人身上,但也会出现在人物的日常语言中,这些曲词的引用则是将其作为典故,以求更有力的表达效果。如六十三回中岫烟评价妙玉性格怪癖时,曾言其“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这也可看出《西厢记》在当时传播之广泛,才使得《西厢记》中的曲词被曹雪芹引用为日常用语,成为具有丰富故事背景的语言艺术。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还化用《西厢记》中的曲词加以创造,通过意境的渲染,来为《红楼梦》中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服务⑥,形成异曲同工之妙,也使《西厢记》中的经典语言在小说中找到新的生命。如《西厢记》第二本第四折中,莺莺感慨自己爱情的不顺时,唱云:他做了影儿里的情郎,我做了个画儿里的爱宠。这曲词中“影儿里的情郎” ,“画儿里的爱宠”为曹雪芹多次化用,如在第五回的[枉凝眉]一曲中化用为“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一语成谶,暗示两人爱情终归是一场虚无。再如四十五回中,宝玉穿着北静王送的蓑衣斗笠冒雨去探望林黛玉。黛玉原先打趣他是渔翁,之后发现那蓑衣甚是有趣,宝玉便说可以送她给一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曹雪芹正是化用了其曲词,来暗示宝黛爱情的凄惨结局,将“画”,“影”的空无虚幻赋予前文中谶语的暗喻。此刻宝黛二人的暧昧浓情与言语下真实的悲剧形成巨大的对比,殊不知,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的喜悦只是虚无的想象。曹雪芹化用这两句曲词,实在是可谓“妙极之文”⑦,更是悲极之文!

综合以上的分析,在曹雪芹对《西厢记》中曲词的引用或化用中可以体会到《红楼梦》故事情节设计的匠心和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同时,在情节的发展上更具趣味性和生动性。这种创造性的接受,使得《红楼梦》的语言更具表现力和灵活性,也使得《西厢记》中曲词找到新的生命。

三、主题思想上的共通与新变

《西厢记》和《红楼梦》,同以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为故事模式,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体现时代青年男女与封建家长或封建礼教的矛盾,于女主人公的言行中暗含进步女性意识。两部书因故事主题的相似性、内容的隐含继承而常被视作是前后相接的传承关系。然而,除却相同之处,《红楼梦》较于《西厢记》在主题上有着跨越式的突破。《红楼梦》中的爱情描写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中那种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互许终身的基本套路,结局也全非千篇一律的夫贵妻荣的团圆美好,而是一个与时代背景紧紧结合,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社会悲剧。这一变化使《红楼梦》在思想性和人文性上与以往的爱情类小说有了质的区别,也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而不可动摇的地位。

《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从封建男权主义的角度出发,描写了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作者站在封建道德制高点,以男权思维道貌岸然地为负心男主人公作了辩解,认为他虽有过失,但善于补过,善莫大焉。而女主人公崔莺莺,却被视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甚至妖孽,承担了所有的骂声与指责。这个故事虽然也是披着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外壳,描写一对男女从互有好感到互许终身私下结合的过程,但突出表现的是女主人公崔莺莺对于自由和爱情的渴望与追求,而男主人公张生在这个爱情过程中所索取和得到的更多的是对莺莺的色欲的占有。这种追求的不一致,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狭隘性别观念。而在秦观、毛谤和赵令畴的笔下,故事的内核并没有发生变化,女性依然被放在“物”的位置,作者迫切想要表现的是男性在这个所谓爱情过程中得到的幽会时的欢愉和求之不得的愁苦。《董西厢》在大幅扩展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情节,并突破性地将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改成了“自是佳人合该配才子”的大团圆结局,为王实甫《西厢记》的应运而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董西厢》中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态度并未如《西厢记》中如此坚定果断,也正是由于这一人物性格的大转换,促成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升华。至此,反封建、追求爱情自由的自主意识和突破传统男权意识的女性观正式形成。

《红楼梦》的反男权和反封建意识自《西厢记》承袭而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存在便是《红楼梦》女性至上意识最好的体现。他视女子为天地间灵气所化,视男子为渣滓浊沫,毫不顾忌地抒发对于女子的珍视与喜爱。这无疑是对于《西厢记》乃至中国传统观念的一个极大转变和挑战,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可见一斑。除此之外,《红楼梦》最负盛名的便是曹雪芹倾力塑造的一批蕙心兰质的女性形象。她们满腹诗书,崇尚自由,用敏感纤细的富于灵性和才华的心灵感知着生活的美好。林黛玉便是这群芳中最典型的一个。一往情深的痴念与孤标傲世的个性,视功名利禄为粪土的高洁品性和绝世才华,让林黛玉在中国小说史女性人物中闪闪生辉。从女性观和追求自由反对束缚来看,林黛玉相对于崔莺莺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崔莺莺身为官家小姐,从小处处受到恪守封建礼教母亲的管束,她所寻求的反抗压迫和追寻自由主要表现在爱情方面。她的轻视名利是因为“情”比天高,自身的观念没有超出封建道德的藩篱,因此在思想的进步性上便稍逊一筹。但在莺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热烈追求爱情自由的精神,还是为一代代读者所欣赏与赞美。林黛玉则不同,她所追求和向往的超出了封建社会的框架,是注定要成为时代的叛逆的。而她所向往的与宝玉的心心相印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柏拉图相合,这对于以最终结合为目的的爱情观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发展。

《西厢记》中虽有追求爱情的进步意识,但实质上还是传统的中国才子佳人故事模式。古典小说戏曲涉及到此类爱情故事往往作如下处理:才子佳人相遇倾情,在经历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一系列阻拦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夫贵妻荣儿女绕膝。在最高的人生理想上、人生追求上,封建家长和反叛的青年男女趋于一致,达成和解,所有的矛盾无形中消融了。这种完满型结局既是作家对于理想生活的描绘,也是为了满足多数读者的审美需要,使他们在爱情求而不得的压抑环境下聊以自慰。因此,无论男女主角之间横亘着多少阻拦,最终结局都会向着“大团圆”前进。“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⑧,这是中国人审美观念里一贯偏向的圆满。

反观《红楼梦》,便是一個爱情故事面纱下彻头彻尾的社会悲剧。清代社会矛盾的尖锐性,青年男女和封建之间的冲突碰撞无可调和在这幅画卷中一览无遗。《红楼梦》的悲剧性结局和思想,不得不说也是对传统中国审美文化的一种反叛。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学在表现悲剧性上一直因“大团圆”类模式的固化而难以伸展,主题内涵上也不能深刻反映生活及社会中的悲剧意蕴,无法撼动人心而使读者对现实有所思考。曹雪芹不同,他的叙事立足于悲剧,笔下的人物因理想的破灭和现实的相逼而幻灭。爱情故事中的人物也是各自求而不得。黛玉赢得了爱情却与婚姻无缘,宝钗赢得了婚姻却得不到爱情,而宝玉稀里糊涂成了亲却失去了最重要的爱情,最后遁入空门。这种才子佳人的颠覆性悲剧描写,体现的是曹雪芹对于时代的深一层理解。叛逆的青年男女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不再是传统概念里的“金榜题名”,而是互敬互爱的自由爱情与自我的觉醒。他们想要的与家族或封建家长期望的结果与人生价值追求完全不同,两代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不可消融,只有以悲剧作结。曹雪芹的笔调虽冷,但就思想性来说,却使《红楼梦》具有了超越同时代才子佳人小说的深刻历史文化内涵。这是曹雪芹的进步,也是时代意识发展的必然产物。

总之,文学作品是在不断转承与借代前人的作品中创作出来的,而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会具有其相应的特色,《红楼梦》在人物与情节、语言艺术特色、主题与思想方面均有取自于《西厢记》的地方,但由于作者想表现的内涵与身处社会环境的不同,《红楼梦》在《西厢记》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与新变。

★课题级别: 省级指导项目,审批部门: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课题名称: 《红楼梦》中女性生存意识与当代女大学生的职场法则。

注释:

①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史忠义(译).符号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947.

②乔纳森·卡勒(美),李平(译).文学理论入门[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4:37.

③蒋大军《红楼梦》中《西厢记》的文学影响与文化影响[J].红楼梦学刊,2016(05).④徐大军.《红楼梦》中《西厢记》剧曲文析论》[J].红楼梦学刊,2006(04).

⑤张琼君.红楼中人西厢梦—论《红楼梦》对《西厢记》[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14).

⑥李梦生.《红楼梦》与《西厢记》[J].红楼梦学刊,1983(01).

⑦邓遂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813.

⑧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参考文献:

[1]曹雪芹(清),高鹗.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王实甫(元).张燕瑾校注.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3]戴不凡.论崔莺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

[4]蒋星煜.《西厢记》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8.

[5]冯其庸.论红楼梦思想[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

[6]周先慎.古典小说的思想和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M].安徽:黄山书社,2006.

[8]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9]冯其庸,李广柏.红楼梦概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0]李梦生.《西厢记》与《红楼梦》[J].红楼梦学刊,1983.

[11]徐大军.《红楼梦》与金批本《西厢记》[J].红楼梦学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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