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湖南地区“积谷捐”研究

2017-02-24夏毅辉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7年1期

王　意　夏毅辉

清代中晚期湖南地区“积谷捐”研究

王意夏毅辉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为了筹集仓谷以备荒歉，清朝中晚期湖南地区普遍实行“积谷捐”这一非制度性的赋税形式。湖南地区的“积谷捐”采用“按亩派捐”的形式在各地推行，一些地方甚至为此设立官绅合办的积谷局，颁行积谷章，以指导境内社（义）各仓的建设与经营，使晚清湖南地区掀起了一次次大规模的建仓积谷的热潮。“积谷捐”对于道、咸以来因天灾人祸一度废弛的仓储事业有着重要的恢复和提振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各地粮食市场价格的平粜、荒歉时的借贷和灾荒之年的赈济。不过因“积谷捐”是一种典型的田赋加派，具有强捐的性质；同时也因各地官绅的射利侵渔和管理不善，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致使“积谷捐”从济民变成伤民之举。

清朝；湖南；积谷捐

“积谷”之制，古已有之。《周礼·王制》有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尔后历代皆然，至清代成为地方要政之一。清代黄六鸿《福惠全书·杂课·积谷》载：“积谷以备荒，此司牧要政之一端。”积谷只为有备无患，起到备荒、平抑物价、解百姓燃眉之急。“捐”即捐纳，本为田赋以外的自愿捐输，后演变为以“捐”为名的捐税，属于田赋以外的强制加派。有清一代有各种“劝捐”，积谷捐是为其中一种。积谷捐并非独立存在，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仓储建设中的常平仓、社仓（义仓）的发展而演变。

一　清初湖南地区积谷捐的概况

以积谷备荒名义而推行的田赋加派——积谷捐，早在清初就已出现，只是最初采用劝捐的自愿方式，并为鼓励官员劝捐出台了奖励措施，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相关部门决定“州县卫所官员设法劝捐，一年内劝输米二千石以上者纪录一次……一万石以上者准加一级”[1]。对自愿乐输之人也极为鼓励，康熙五十四年（1715），议准：“富民能捐谷五石者，免其一年差役杂派；捐谷二百石者，督抚给扁，凡给扁民家，永免差役。”[2]

具体到清初湖南的仓储建设中，积谷捐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劝捐的官员和捐输的百姓越来越多。如衡阳县：“雍正元年（1723），奉总督杨宗仁行社仓，布政使郑任翁，驿粮道谢曼，守道刘章共捐谷245石，各乡士民捐谷4795石6斗”[3]；益阳县：“雍正三年（1725）奉文，官绅士民捐谷……分贮二十三厢里”[4]；湘乡县：“乾隆四十六年（1781），巡抚刘墉，奉部饰行劝捐社谷10000石。”[5]由此可论，官民捐输是清初湖南地区仓储社谷的主要来源。

积谷捐本应自愿乐输，朝廷颁令“劝捐”也仅在鼓励而已，但地方在实施过程中却带有强制摊派色彩。如雍正初年，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南巡抚魏廷珍为筹集社谷曾采取“应输正赋一两者，加纳社仓谷一石”这种强制性摊征的方法以显奏效快，，但马上被朝廷发觉，雍正勒令废止，仍令百姓自愿乐输。[6]尽管雍正朝对于地方强制摊征社谷方式予以了批评和纠正，但以“按亩摊派”为内容的积谷捐不可遏止地出现在了清代仓储建设过程中。如乾隆八年（1743），湖南按察使明德曾奏各地在“买补仓谷”过程中，有“强行派买”和“勒令卖户上仓交纳”[7]等流弊。

嘉、道以后，清廷内乱外困，仓储之制渐以陵迟。道光年间，更因鸦片战乱，赔款浩繁，致使积谷要政“各省皆废”。[8]湖南地区的仓储事业亦因之凋敝不堪，以致道光末湖南发生连年灾害，各地无从备荒、赈济，饥民就食于长沙、湘潭等地，“哀鸿遍野，饿殍满城，惨不忍睹。”于是才有湖南各地官绅积谷倡议，积谷捐被再次重视，不过此时不再是劝民捐输，而是逐甲按亩派捐，其强捐性质越发明显。

二　晚清时期湖南积谷捐的发展

积谷捐的再兴，与道光末湖南地区的连年水灾有关。据统计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间，湖南多地常发生水灾，致使稻谷无收，米价暴涨，“长沙、善化聚集饥民数十万人”。[9]在受灾地区大量流民涌入长沙、湘潭等地的情况下，当地官员与士绅都意识到积谷平粜、救荒的作用，纷纷倡积谷之议。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经历湖南历史上有名的“己酉大荒”以后，长沙绅士陈本钦“助当事分厂赈济，遂倡捐义仓积谷7000石，省会城言储备，自本钦发其端也”[10]，由此开始了清朝中晚期湖南地区的第一次积谷热潮。以湘潭县为例，据光绪年间刊刻的《湘潭县志》载：“积谷之兴始于道光三十年，知县李春暄，因下辖地区新有水灾，既劝募助赈。及秋大熟，又募谷备荒。县人罗汝怀素留意蓄积，时主城中欧阳兆熊家，与兆熊力赞其事。未半岁，已得谷36000石；麻维绪（后任知县）禀云：‘遵查卑县积谷，共捐存66300余石。’”不过，此次所谓“劝募助赈”实际上已逾越了自愿捐输的原则，逐甲按亩派捐[11]，明显带有强捐的性质，积谷捐也因之在湖南各地滥觞。

道、咸之际，清政府由于赔款浩繁，太平军起，致使内外损耗，财政匮乏，已经无力筹措钱粮赈济灾区，于是只得鼓励民众捐输。如咸丰帝即位后，应御史黄兆麟奏请，颁布的上谕要求“各州县酌情设社仓，劝令富民捐输米石，以备积储”。[12]这是湖南积谷捐发展的另一原因。

而太平天国运动削弱了清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使战后返乡的湘军将领开始在地方发挥重要作用，加之国家无力解决地方财政的窘困，地方乡绅越来越积极参与到地方社会的管理之中。如同治七年（1862）湘军将领李元度从军营回到家乡平江，“捐积年公余银1万两，立广仁仓，贮民斛谷万石”[13]这是晚清湖南积谷捐发展的又一原因。

同、光时期，随着朝廷对地方仓储的整饬，湖南地区又出现了一次积谷热潮。同治元年(1862)，湖南巡抚毛鸿宾令各州县捐输社谷。[14]同治二年（1863），时任湖南巡抚的恽世临发布《饰属劝办积谷备荒扎》，强调“亟应捐积义谷，以备不虞，凡有业之室，毋惜微资，共成盛举”，并制定了《劝办义谷章程》，督促各地合力办捐。[15]按此规定，湖南各地必须以甲为单位设立社仓，积谷一律按田租的2%或3%征收。

由于地方大员的督促，湖南各地积谷建仓颇有成效，如湘潭知县张景垣积极筹办，与县内士绅通力合作，“改社仓废基为积谷局”。后知县麻维绪继之，进一步确定境内社、义各仓积谷经营、管理的章程，称之“积谷章”[16]。使得积谷捐中的按亩摊派成为了一种常态。据《湘潭积谷局志》载，湘潭县对积谷捐征收亦有明文规定：“每田一亩捐收业户一升五合，佃户谷五合，业户自耕自田者捐收谷二升。业户将田出典与人者，捐收典主谷一升五合，不派业户。佃户将田转贩与人者，捐收佃户五合，不派贩户。获租无几者，该司事秉公酌派通融办理，不得挟私任意勒取。”[17]从该规定我们可知积谷捐按亩摊派，每亩地征额为两升，并对土地上不同关系的人征收额度做了详细要求，避免了积谷捐因土地关系不同在征收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积谷捐虽按亩摊派，但是也会充分考虑歉收年份的情况，“田有水旱虫伤颗粒无收者，该司事查明免其捐谷”[17]。同时对于以钱代谷的情况也作了说明：“捐钱买谷入仓者详请议叙均照前项办理”[17]，这表明积谷捐不再是单纯的征收实物，而是钱谷并收。

除此外，捐谷经营和管理的有序化也促进了积谷捐的蓬勃发展。《湘潭积谷局志》载“其捐谷之初……此系尔等自捐自用，以后出纳一切概由地方绅耆酌办，并不假手吏胥，亦不由官经管；捐谷务择公正殷实司事协同保甲”[17]，表明积谷捐属于民捐民管，且在择人管理上任用公正殷实之人管理捐谷，杜绝射利侵渔之弊。积谷章程中还对任劳任怨的积谷经理人予以优待，如“凡仓正仓长乃经理公事之人任劳任怨，利济乡里，毋论绅耆士庶，宜倍加礼貌，但系义谷事务，到官免其跪见”[17]。对于亏损和侵吞挪用积谷的行为也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望地方绅耆妥为筹划，庶无兹弊，傥日后仓谷亏短，如系因公动支，自当设法劝捐筹补。其有不肖之徒任意侵挪者，自应究追，追齐仍交本甲下年司事经营。断不追取，入官并将以上各章程详请藩宪备案。”[17]

正是通过积谷捐，使湖南地区在清朝晚期出现了一次社会经济的复苏，缓解了因天灾人祸带来的各种社会压力，至光绪中各地社、义各仓之设立再度兴旺。于是全省社仓积谷为735629石，其储量之富足可看出当时民仓之发达。[18]

三　清代中晚期积谷捐的利与弊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言：“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见有……几乎无年不灾，无年不荒。”[19]清代中晚期的湖南也不例外，每当灾荒发生时，政府和民间都会采取一系列的赈灾救荒措施，积谷捐在此时也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积谷捐促进了仓储的恢复与建设，提高了仓储积谷量，增强了抗灾能力。据《湖南通志》载，经过同、光时期官绅的一系列“积谷”整饬，至光绪十一年（1885），湖南全省的粮食储备达2278267石[20]，武冈县社（义）仓积谷37723石；新化县34364石；宁乡县21698石；长沙县21590石；益阳县21067石等，[20]应该说是个不小的成绩。由于社（义）各仓积谷主要用于备荒，一遇荒歉即可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

其次，积谷捐有利于稳定粮食市场价格，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低息借贷帮助百姓度过难关。正如上文提到的湖南名宦恽世临发布的《饰属劝办积谷备荒扎》，其积谷章程规定：“一曰当谷贱之年，出陈易新，以小暑为期，佃种之家凭从书立字据借领谷石，限定秋分每石加石耗二三升，挑送归仓。其并未佃种与无业不与。若遇荒歉，或减价平粜，或借或赈，随时办理，仍于丰年捐还。”[15]从该积谷捐章程中可知，积谷捐不仅可以防止谷贱伤民，还能在百姓困难之时解燃眉之急。如遇灾荒或歉收之年，积谷捐除了能赈济灾民，还可以将囤积的粮食以低价平粜出去，以此来稳定市场粮食价格，不至于谷贵伤民

积谷本为一项益民惠公的善举，但自积谷捐设立以来便弊端重重。清代中晚期各地普遍推行积谷捐，于是以积谷为名义的各种捐输之法纷纷出现，如湖南长沙、湘潭等地的“按亩摊捐”、“以钱代谷”；浙江的“随粮申算”；山东的“按地捐谷”；安徽芜湖的按亩摊捐“如有拖欠，禀请追缴”等等。总之，同光以后积谷派捐的强制性越来越明显，这在时人看来已“近于加赋”[21]，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有人甚至认为积谷捐毫无实惠，并未济民实则扰民。

综上所述，积谷劝捐本为预备荒歉的自愿和自发行为，它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赋税形式在清代发挥着备荒、平粜、借贷的重要作用。但是，清代中晚期以来，由于政府内外交困，财政窘缩，迫使积谷捐以“按亩摊派”的强捐形式在全国各地出现，湖南地区也不例外。这显然与积谷劝捐本意不符。虽然积谷捐在清代中晚期的积谷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强捐的性质，加之不良官绅借积谷捐侵渔射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一项济民举措变成了伤民行为，激起民变也在意料之中。

[1]清圣祖实录(卷103)[M].清实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51.

[2]李翰章,等.湖南通志(卷55)[M].长沙:岳麓书社,2009:1321.

[3]衡阳县志(卷3)[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95.

[4]益阳县志[M].嘉庆二十五年刻本:386.

[5]湘乡县志(卷3)[M].南京:江苏古籍出社,2003:278.

[6]清朝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359.

[7]清高宗实录(卷194)[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522.

[8]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1)[M].北京:中华书局,1976:3555.

[9]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94.

[10]李翰章,等.湖南通志(卷175)[M].长沙:岳麓书社,2009:3276.

[11]王日根,陈瑶.晚清湘潭民仓与地方政治的变迁——基于《湘潭积谷局志》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9,(5).

[12]清文宗实录(卷5)[M].道光三十年三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