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敏

(许昌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论孔颖达独选《左传》释《春秋》的原因

王晓敏

(许昌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唐代初期，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编撰《五经正义》，在编撰《春秋正义》时独选《左传》释《春秋》，对《左传》极为推重。表面看和学术发展有关系，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为迎合唐太宗的治国需要和个人需要。其中个人需要和“玄武门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孔颖达;独选；《左传》；原因

孔颖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家，尤其精通《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隋朝时,曾以博学名重一时；到了唐代，历任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深受唐太宗器重。不仅如此，孔氏还奉唐太宗之命主持编撰了《五经正义》，从而成就了其在经学史上的卓越地位。

唐太宗之所以敕命编撰《五经正义》，是因为在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之后，为稳定社会秩序，急需思想文化方面的统一。几经权衡之后，最终确定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策略，因此儒家经典就成了选拔人才的考试科目。但儒家经典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已经杂乱异常，于是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为实现经学统一诏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而本文讨论的对象就是其中的《春秋正义》。

孔颖达诸人在编撰《春秋正义》时，舍弃了《公羊传》和《榖梁传》，独钟情于《左传》，选择西晋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作为其编纂《春秋正义》的蓝本。他在《春秋正义序》中赞曰：“(杜预)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①这句话传达出两方面意思，其一，《左传》和《春秋》关系密切，必须通过《左传》才能读懂《春秋》；其二，他很赞赏杜预以《左传》释《春秋》的做法。细读《春秋正义》还会发现，孔氏对《左传》的推重更甚于杜预。孔氏在为杜预的《春秋左氏传序》作注时有言曰：“丘明与圣同时，……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可见其对《左传》的推重之情。

另外，孔颖达“博涉经史，尤明《三传》”。(《旧唐书·盖文达传》)可见他对“三传”都非常精通。然而为何在编撰《春秋正义》时独选《左传》释《春秋》呢？表面来看可能客观原因多一些，据史载，《春秋》注本“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榖梁》浸微，今殆无师说”。(《隋书·经籍志》)意即《春秋》注本传至隋朝的时候，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传播很广，而习《公羊》《榖梁》者极少，到了唐代初期，二传几乎无人传习，鉴于这种情况，孔颖达不得已选择了《左传》。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经不起推敲：尽管初唐时研习《公》《榖》二传的人很少，但孔颖达对此二传很精通，只要二传符合其需要，完全可以借此机会让二传起死回生，但孔颖达避开二传独选了《左传》，这就意味着，三传中惟有《左传》符合其所需，《公》《榖》难当大任。所以说上文之客观原因不是孔颖达独选《左传》的决定性因素。本文认为孔颖达之所以独选《左传》，还另有原因，这些原因孔氏没有言明，但细读《春秋左传正义》，再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便不难发现，孔氏这样做迎合了两个需要：一是唐太宗的治国需要，二是唐太宗的个人需要。

之所以说孔颖达独重《左传》迎合了唐太宗的治国需要，还要从唐代初期的政治形势说起。李氏夺得天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尽快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唐太宗和群臣几经探索确立了以“德、礼、法”为治国思想的基本格局。据《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多次和大臣讨论治国方略，最终制定出了以“仁德”安天下的策略，仅数年，就出现了天下太平的局面。太宗在重视以“德”治国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礼”的重视，与大臣商讨国事时多依古礼，大力提倡以礼易俗。登基不久，就颁布了《令州县行乡饮酒礼诏》，这主要是针对时人饮酒无度的行为颁布的，希望他们不要因为饮酒而“败德致罪”。不仅如此，太宗还并令魏征、房玄龄等制定《贞观礼》来稳定社会秩序。唐太宗乃英明之主，洞察到了“法”在“德礼”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命房玄龄等重修律令，而唐律在制定时有一个原则，即 “一切依礼为出入，礼与刑相辅相成”。[1]126《唐律疏义》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2]一语准确概括了唐代统治者以“德、礼、法”治国的思想。

再看《春秋正义》所包含的的政治思想。

第一，《春秋正义》以“德”为尊。《正义》突出强调了“德”之重要性，对“德”进行了明确定义：“德者，得也，自得于心，美行之大名。有大德者以德抚人，是德用之以施恩惠也……”(《正义》卷二十八)《正义》认为“德”乃君主施民以恩惠的行为。《左传·昭公八年》记有陈氏可能得政于齐之事，《正义》解释说：“陈氏世世益贤，而位渐高，有恩德而得民意，其有国之征兆既存在矣，言可知也。”突显了陈氏“施德于民”的行为。许凌云先生在《中国儒学史》中对《五经正义》的思想进行了总结：“《五经正义》以君德立论，……提出了系统的君德论。”[3]127由此看来，《春秋正义》中的“崇德”之论毫无疑问便是《五经正义》“君德”思想的一部分。

第二，《春秋正义》以“礼”为尊。在行文中，《正义》突出强调了的等级之分。其言曰：“礼明尊卑之别，……尊卑各有其礼，上下乃得其宜……”(卷二十五)不仅如此，《正义》还认为“礼”是决定国家存亡的重要因素，其言曰：“讲习上下之礼，在于等差，故使朝也。示可畏之威，在于聚众，故为会也。昭明德之信，在于告神，故为盟也。自古以来，尊行此法，未之有失也。国家存亡之道，恒由是兴，为之则存，废之则亡，存亡起于此也。”(卷四十六)认为只有尊卑有序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江山才能永固。《正义》尊“礼”思想可知。

第三，《春秋正义》以“法”为尊。《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了“子产铸刑书”一事。对于此事，《正义》不惜笔墨进行了评论，一方面纵观历史，强调了法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阐明了唐代制法之原则，认为制法重在实用，不需泥古，展现出了与时俱进的进步性。另外，《左传·定公九年》记载了“邓析制刑被杀”一事，《正义》评曰：“今邓析制刑，有益于国，即是有能者，杀有能人，是不忠之臣，君子谓子然于是乎不忠也。”(卷五十五)对邓析的同情和对杀人者的谴责恰是《正义》“以法为尊”思想的表现。

由上可知，孔颖达《春秋正义》之政治思想和唐太宗的治国思想遥相呼应。其中原因很明显，孔颖达深知编撰《五经正义》的政治意义，其思想倾向必须和统治者一致。要做到这一点，选择合适的“载体”至为关键。就《春秋正义》而言，孔颖达没有单独对《春秋》进行正义，是因为《春秋》虽旨意颇深，但仅是提纲式记载，缺乏详实史料，缺少进一步发挥的空间。而《左传》不仅有详实的史料也有丰富的政治思想，不仅充斥着“德礼”思想，也包含很超前的法治思想，因此成了孔氏等人宣扬统治者思想很好的选择。这恐怕是孔颖达独选《左传》释《春秋》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孔颖达独重《左传》，还迎合了唐太宗的个人之需。唐太宗极重以史为鉴，富含春秋时期史料的《左传》早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在成为皇帝之前就已深通《左传》，《旧唐书》记曰：“张后胤，苏州昆山人也……以学行见称，时高祖镇太原，引居宾馆，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4]4950史书独载唐太宗受《左传》而不见受“《公》《榖》”二传，可见唐太宗很早就已经对《左传》情有独钟。很明显，孔颖达独选《左传》释《春秋》迎合了唐太宗的个人喜好。

但这仍是表面原因，本文认为还有更为关键的内在因素，那就是孔氏所选和“玄武门之变”有关。孔颖达是李世民麾下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亲历李世民诛杀手足之事。如何给此事定性很重要，也很棘手，不仅需要有恰当的理由，更需要合适的历史事件作支撑。而《左传》中恰恰就记载有诛杀手足的正面人物。比较有名的是“庄公三十二年”所记“季友鸩叔牙”一事。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和季友。庄公无嫡嗣，将卒，兄弟间因继位问题发生分歧。叔牙欲立庆父，庄公欲立庶子子般。季友以庄公命毒死叔牙，遂立子般为君，后来庆父作乱，季友逃亡，在齐国帮助下归鲁，驱逐庆父拥立僖公，给鲁国带来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对于季友其人，《左传》没有贬抑之词，反而有着极高的赞誉。《春秋·闵公元年》有“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季子来归。”②《左传》释曰：“季子来归，嘉之也。”明确赞扬了季友的品格及行为。另外《左传·闵公二年》详细记载了季友出生之事，借卜者之口赞美季友“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意即季友日后必定会获得鲁人“君父”般的敬重。“鸩杀兄长”的季友在《左传》中深受国人尊敬，呈现出的是极其正面的形象。

不仅如此，《左传》还记有春秋时期人们对“周公诛管、蔡”一事的评价。“周公诛管、蔡”之事最早记载于《尚书·蔡仲之命》，周武王去世后，周公旦辅佐年幼的成王，而其弟管叔、蔡叔诬周公篡权，发动叛乱。周公亦果断东征，诛杀管叔并流放蔡叔。对于此事，《左传》不止一次给予了明确评价。《定公四年》记有“召陵盟会”一事，卫国祝佗私下对苌弘交谈时评论了此事，其言曰：“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明确了周公杀管叔的原因是为了周王室的安宁。而《昭公元年》郑国大叔也有类似评价，当他劝子产流放子南时，提到了周公之事，其言曰：“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不难看出，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思想，那就是，为了国家大计，可以在特定时刻有特定的行为，哪怕是诛杀手足亦可。据史载，唐太宗在发动“玄武门之变”之前亦曾顾虑重重，犹豫再三，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虽然最终在群僚劝说下发动政变获得成功，但终究心病难消。我们没有确切史料确定孔颖达有没有用《左传》所记化解唐太宗的犹豫和顾虑。但可以确定的是，孔颖达深谙《左传》，又是唐太宗的心腹之臣，怎会不知太宗所虑，因此在编订《春秋正义》时独选《左传》释《春秋》，借《左传》所记为太宗所为提供历史依据，更加正面地肯定了唐太宗“玄武门之变 ”的正确性。这个原因，无法言明，但细观史料，我们无法抹杀《左传》在为唐太宗正名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无法否认这就是孔颖达独选《左传》解释春秋的内在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孔颖达的选择是正确的，贞观十四年，也就是孔颖达接受编撰《五经正义》之后的第三年，太宗看《太宗实录》“见六月四日事(即“玄武门之变”)，诸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5]224“诸多微文”，说明房玄龄等在记“玄武门之变”时很忌讳太宗“诛杀手足”一事，想极力遮掩，但太宗很坦荡，认为自己所为是“安社稷，利万民”之举。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唐太宗在对自己的行为定性之前，先对“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两个历史事件进行了评论，“周公诛管、蔡”为的是“周室安”，“季友鸩叔牙”为的是“鲁国宁”。其言外之意即周公、季友杀手足都是为了国家民生大计，值得赞扬，而自己所为和他们一样，没有什么可避讳的。唐太宗先论史后评己的做法大有深意，很明显是在为自己“诛杀手足”的行为寻找正名的历史依据，可见，唐太宗在为己正名时很需要历史的支撑。而更为关键的是，唐太宗对“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二事的评价和《左传》所记如出一辙。不能不说，《左传》为唐太宗解释“玄武门之变”这个敏感问题提供了历史依据。

综上所述，孔颖达独选《左传》释《春秋》，于公而言，以《左传》所含丰富的政治思想迎合了太宗治国之需；于私而言，以《左传》所记特殊的历史事件为太宗诛兄杀弟的行为提供了正面的历史依据，有助于树立其正面的历史形象。孔颖达此举得到了太宗的肯定，书成之后，唐太宗大加赞扬，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4]2602很明确地认定，孔颖达对“五经”的诠释很好地解读了“圣人幽旨”，其中当然包括对《左传》的认可。《左传》也因此在杜预之后又一次隆重登场，其地位不仅《公》《榖》难望其项背，就连《春秋》也几乎被其光芒遮掩，“舍经求传”之风盛行。也正因为此，到了中唐时期，《左传》成了“新春秋学派”啖助、赵匡等人宣扬《春秋》大义的绊脚石，所以才出现了啖助、赵匡为彰显《春秋》而贬抑《左传》的现象。但不管怎样，《左传》在初唐时期因孔氏而辉煌的现象已经成为《左传》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同时《左传》自身的活力和生命力也在此事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

注释

①本文所有出自孔颖达《春秋正义》的引文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的《十三经注疏》，为论述方便，以下引文只在文中标明卷数或年限。

②本文所有出自《左传》的引文均出自杨伯峻编撰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为论述方便，以下引文只随文标明年限。

[1]程鹏生.中国法制通史(隋唐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长孙无忌，等.唐律疏义卷一 [A].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许凌云.中国儒学史(隋唐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吴兢.贞观政要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Class No.:I206.2 Document Mark：A

Reasons Why Kong Yingda Only Taking Zuo Zhuan to Explain Chun Qiu

Wang Xiao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He’nan 461000，China)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Kong Yingda accepted Tang Taizong ’s command to write the book Wu jing zheng yi. Since much attention has paid to the book ZuoZhuan, he took Zuo Zhuan to explain Chun Qiu when he wrote the book Chun qiuzheng yi. We can easily found the reasons for Kong Yingda’s behavior. One of them is need to govern the country, the other is the individual one, which is related to explanation of “Xuanwu Men's Event ”.

Kong Yingda; Zuo Zhuan; Chun Qiu; reason

王晓敏，硕士，讲师，许昌学院。

1672-6758(2017)01-0109-4

I206.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