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视角论伊丽莎白一世王权合法性

2017-02-24龚敏刘奕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7年4期

龚　敏　刘　奕

以社会视角论伊丽莎白一世王权合法性

龚敏刘奕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是英国传统君主制发展的顶峰，也是英国历史上的繁荣进步时期，势必涉及到其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权力合法性的核心是被统治者的首肯和社会的认同。伊丽莎白时期，无论是女王亲民行为而凸显的个人魅力，还是处理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所显现的协调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满足了王权合法性所必须的核心要求。

社会视角；合法性；社会关系；伊丽莎白一世

都铎王朝前期，通过亨利七世的暴力强制和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与制度革新，王权基本稳定，王权合法性业已认同。但与此同时，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在变化。伊丽莎白一世即位以后，其王权合法性的存在条件面临新的挑战，因循守旧应付不了新的局面。在社会层面，新的阶层快速兴起，旧的阶层相对衰落，更由于玛丽一世时期的社会动荡引起臣民对强势王权的恐惧，因此，伊丽莎白一世首先向臣民释放善意，重新调整社会政策，由此重建王权合法性，使得英国在传统王权的统治下经济社会得到全面发展。

一亲民行为

伊丽莎白即位之初所面临的局面非常棘手。亨利八世的穷兵黩武和滥发劣币破坏了经济；爱德华六世时期出现了贵族结党和民众暴动；玛丽恢复天主教引起宗教纷争。特别是宗教问题，英国宗教改革经历了停滞、前进和天主教复辟的曲折历程。宗教改革的反复撕裂了英国人民，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英国臣民对即位的伊丽莎白寄予厚望。伊丽莎白自幼接受人文主义教育，早年的坎坷际遇既使她增长了政治阅历，更使他懂得赋予同情和关爱的重要性。

伊丽莎白即位不久，1558年11月23日，她离开她原来的居住地哈特菲尔德到伦敦王宫，一路前行的目的就是取悦臣民，她很明白，“对于臣民来说，即使是最美妙的音乐也不如君王的和蔼可亲那样令人愉快”，“11月28日，她身穿紫色丝绒服装，颈上围着围巾，骑着马在巡行行列里前进，穿过拥挤的街道来到伦敦塔，在路上的一些地方，有些孩子前来致辞欢迎她；而在另一些地方又有人用唱歌和演奏小风琴欢迎她”，“12月5日，她从伦敦塔沿水路来到萨默塞特府邸，队伍一路吹着号，演奏着音乐，给所有忠诚的英国男女臣民带来了欢乐和欣慰”。[1]68伊丽莎白在即位之初就通过巡行亲近臣民。

君王巡行是都铎时期英国一项重要的制度。亨利八世在位时期也曾数次巡行，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巡视地方增强君王威权。[2]59但是伊丽莎白的目的和效果远不止如此。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如果说曾有人具有一种天赋和风采能赢得人民的心的话，这人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如果说她曾表现过这种天赋和风采，那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她把温和尊严结合在一起，庄严地附身向最卑微的臣民致意。她的所有的官能都在活动，而一举一动都似乎受到思想感情很好的支配：她的眼睛望着一个臣民，她的耳朵在倾听另一个臣民的声音，她的心理又在对第三个人的意见作出判断，而她却在和第四个人交谈；她的精神似乎无所不在，但又都像是全神贯注，并未分心似的。她对有的人表示同情，对有的人加以赞赏，对有的人表示感谢，而对另一些人她却诙谐机制地予以戏谑嘲弄。她不责备任何人，她不忽略任何礼仪，她刻意向众人微笑，展示自己的优雅仪态，因而她的臣民也加倍地表现了他们的欢乐，后来以最高的语调来谈论这一切，使人们的耳朵经常听到一些对君王的过分赞美”，“女王的动人之处还不仅在于她能够突破传统，使人感到欢快。当巡行时，她从车子的窗口望见了凯瑟琳·帕尔的兄弟北安普顿侯爵。他正患三日疟。女王停下来，用世上最友好的态度，逗留很长的时间询问他的健康情况”。不仅对贵族表示亲近，也对下层民众体现关怀，1559年1月加冕仪式前几天的出巡时，“在一处地方，一个年老的人背过身去，哭了起来。伊丽莎白大声地说：‘我可以肯定，这是他高兴的缘故’，的确如此。许多普通老百姓挤上前来和女王说话。为了倾听他们说话，伊丽莎白让轿舆停下来，她从穷苦的妇女手中接受了数不清的芳香的花束；人们注意到当她到达威斯敏斯特寺时，她的轿舆里有一束迷迭香花，者话是一个贫苦的妇人在弗利特桥旁送给她的，还带有一封请求信”。在伦敦市准备的庆祝加冕的娱乐表演时，伊丽莎白充分表露了她对人民的关切之情，“伊丽莎白感谢说：‘我感谢我的市长和他的同僚们，我感谢你们全体。既然每年请求我继承王位，做你们的好女王，我向你们保证我作为女王将尽量善待我的人民。我并不缺少意志，我相信我也不缺少力量。每年要相信，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使你们过安宁的生活，必要时我讲不惜流洒我的鲜血。上帝感谢你们每一个人’，这个场面使人发出惊人的叫喊声”[1]61-63。

尽管亨利时期君王也出巡，但出巡的目的和出巡地接待者是大不一样的。“1511年，见证了一场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出巡。年初伊始1月1日，一位男性继承人诞生。当王子诞生之日，亨利八世就出发到沃尔森汉姆朝圣以感谢给予他儿子。在7月，国王和王后开启了一场到中部地区的华丽出巡，出访了北安普顿、莱切斯特、考文垂和沃威克，在诺丁汉国王夫妇住在王室城堡，在莱切斯特则住在修道院”。“在1519年夏季，国王进行了一次精致的出巡，这次出巡为招待思维法国客人并使他们有深刻映像而设”，此次出巡有多位枢密大臣相伴，“由肯特郡的白金汉公爵慷慨招待，他为此花费了1500镑”。[2]60-61由此可见，亨利八世的出巡大都出于王室自身事务或外交事务，出巡居住地或王室城堡或修道院或大的血统贵族的宅邸，与民众亲近的事情并不多见。

伊丽莎白让自己显露在人民面前的机会是很多的，因为王室宫廷较多，格林威治宫、白厅、里奇蒙宫、汉普顿宫和温莎宫，女王经常在这些宫廷间来回迁徙，不论那一年，臣民都有机会接触到女王。每年夏季女王都要出巡，“每逢这个时候，她总是把国事和娱乐结合起来，带着朝廷的人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巡视全国。她有事停留在某一个王室的状元，或者要求得到乡绅或城镇的接待”。“有一次女王巡行到萨福克郡和诺福克郡……萨福克郡郡长带着200名穿白色丝绒服装的青年绅士和300名身穿黑色丝绒服装、戴着美丽项圈的比较庄严的绅士来迎接她。”每当女王要巡视一个城市时，这个城市要做一些准备，人们清除垃圾，打扫街道，把房屋装饰漂亮，也预先准备要想女王说的话，“在通知中刚把女王的名字宣告，孩子们立即在街上欢腾雀跃；不管是穷富老少，他们都在成群地奔跑；他们鼓掌、大声欢叫，啊，者该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在出巡时，女王总是显得平易近人，体谅臣民，“在沃里克，当市法院法官致欢迎词后，伊丽莎白一面深受让他行吻手礼，一面对他说：‘过来，亲爱的法官，我听说你不敢正眼看我，也不敢大胆对我说话。可是我看，你怕我还不及我怕你。我现在谢谢你，因为那让我深深地记住我的职责’”。由于受到人文主义的熏陶，及其天才和勤奋，伊丽莎白有着一般君主不具备的文化素质，也关注文化教育发展，“伊丽莎白访问牛津大学两次，剑桥大学一次。她出席了许多次演讲会，辩论会布道会，和拉丁语或希腊语演出的戏剧”，“在学校方面的请求下，女王用他们学术界所使用的语言在这两个学校致答词”。由于出巡奢华，接待伊丽莎白出巡的基本上是社会上层的富有阶层，偶尔有传统贵族接待，但大多数由新兴阶层进行接待，1577年，尼古拉·培根爵士接待女王4天，1591年，伯利勋爵接待女王10天，1595年，访问王室司库帕克林勋爵，1602年，掌玺大臣埃杰顿勋爵接待女王3天等。[1]220-224从女王出巡可以看出，伊丽莎白一世亲近各个阶层的臣民，从传统贵族到新贵，从上层到下层，从城市到学校，无不体现其亲民作风。J.E.尼尔称赞道：“没有任何君王像她那样一意追求臣民的好感，没有任何女演员比她更懂得如何激发她的观众的热爱和敬佩之情。伊丽莎白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如何去获得民众拥护上，最初她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理国家的意识，后来变成了感情上深深的满足。”[1]219当然，臣民也由于能与女王接近而感到他们的女王和蔼可亲，并由此增强了对其统治的认同，王权合法性稳固由此增添了粘合剂。

当然，对臣民的友善之举并不是说女王不要原则、不要威严。女王对待宠臣埃塞克斯伯爵就是一个例证。埃塞克斯伯爵身材高大、匀称，性格开朗，是一个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青年贵族。女王很喜欢这位生气勃勃、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陪伴她，对他的虔诚深感关切。但是，由于其擅离职守以及有暴乱态势，结果被伊丽莎白平定，监禁在伦敦塔，最后处死。[3]127

除了出行显示亲民之意，伊丽莎白还通过宫廷常规活动及娱乐活动中经常向臣民示好。另外通过信件来往促进培养君臣情感。[1]228-231

二王权与中上层社会

关于16世纪英国社会阶层的分层，学界争论较多，但一般认为：“第一层面是由贵族组成，他们可分为有称号的贵族、骑士乡绅，一般来说，他们的身份是由血统至少是由个人品质决定；第二层面是英格兰城镇的市民，一个由职业和城市是否自治来确定的阶层；第三层面是乡村约曼，他们或者拥有每年不少于40镑收入的土地，或者是作为大贵族土地的农场主，他们是普通民众突出的成员和受到民众尊敬的群体；第四层面是由雇工、贫穷农夫、工匠和仆人组成，他们在社会中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声望，只是被统治而不能统治别人的人。”[4]19本文所涉的社会中上层主要是指前三个层面，社会底层是指第四个层面以及因失去工作进一步恶化的群体。

伊丽莎白时期对社会中上层面临着平衡各不同利益、不同出身的群体的平衡问题，也面临着王权自身同他们的权力分配问题，因此，在处理同他们的关系之时，既要照顾各阶层的利益，也要与各阶层共享权力。

16世纪以后，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变化，进而引起社会地位的变化。部分大贵族因物价上涨和地产的经营不善而衰落。“生活上的挥霍和产业上的管理不善使旧贵族入不敷出，变卖产业，1558-1602年，英国7个郡中贵族地产减少了四分之一。”[5]24而乡绅阶层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自耕农、商人、法律与行政职业人士的收入普遍增加。[6]70-72

伊丽莎白一世与社会中上层的关系首先体现在枢密院的作用和人员组成上。枢密院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政府中的地位特别重要，它为女王提供几乎所有政策上的建议，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心机构。枢密大臣的数量在伊丽莎白时期也发生了变化，在爱德华六世时期曾经有40位，玛丽时期大44位，并造成了难于控制和缺乏效率的后果。而在女王统治时期，枢密大臣的数量少于20位，1590年代曾经只有9位。与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时期的42位相比较，也是人数少的。[7]13-14这是伊丽莎白精简人员，提高效率的体现。这一时期枢密院既是女王的咨询机构，也是王国主要的行政管理和执行机构。其行政事务包括公域和私域两个方面。从广泛意义上讲，公域事务涉及到政府的秩序和国家的安全。其职责主要有：分发王室政府的命令和文件给各级官员，拟定和宣布官员任命书，负责组织专门委员会对各类有关事务进行调查和处理等，有事，女王也指派枢密大臣进入议会影响和干预议会立法。私域事务主要处理臣民向女王提出的申诉和请求，也处理贵族官员之间的纠纷。到伊丽莎白统治后期，枢密院所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其召开会议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在她统治前期的大部分时间，每周召集3次，为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如有需要，在召开特别会议。[7]24但是，在其后期，会议召集越来越频繁，在1590年代，几乎每天都要开会，甚至还包括星期天，有事上午和下午连续进行。[8]101因此，枢密院在王室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显赫的。

这一时期，枢密院的组成成分也伴随着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变化而变化。在女王统治前期，主要由威廉·塞西尔主掌枢密院，“从1558-1570年间，参加枢密院会议的成员主要有：海军大臣，爱德华，克林顿勋爵，后成为了克林顿伯爵；佛兰西斯·罗利斯爵士，王室副总管；爱德华·罗格爵士，王室审计官；威廉·豪武德勋爵，大内总管；尼古拉·巴孔爵士，大掌玺大臣，罗伯特·杜德利勋爵，女王宠臣，掌马关，后晋升为莱切斯特伯爵；安博罗斯·凯福爵士，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法官。”[7]14从上看出，参加枢密院一世的枢密大臣基本上是非血统贵族出身。

而G·R·埃尔顿所列出的1601年的枢密大臣的名单，全面反映了伊丽莎白统治晚期枢密院成员的身份构成：

1.约翰·惠特吉夫特博士，神学博士，坎特伯雷大主教。

2.马斯·埃杰顿爵士，骑士，英格兰国玺掌玺官。

3.托马斯·萨科维尔爵士，骑士，巴克赫斯特勋爵，英格兰财政大臣。

4.诺廷汉姆的查尔斯伯爵，英格兰海军大臣。

5.施鲁斯伯里的吉尔伯特伯爵，勋章院主管。

6.沃赛斯特的爱德华伯爵，王室掌马官。

7.乔治·凯里爵士，骑士，亨斯顿勋爵，女王内务大臣。

8.威廉·诺里斯爵士，骑士，王室财务审计官。

9.约翰·斯坦霍普爵士，内务副总管和财务总管，

10.罗伯特·塞西尔爵士，骑士，女王的总书记官。

11.约翰·福蒂斯丘爵士，骑士，国务大臣和财政副大臣。

12.约翰·博帕姆爵士，骑士，大法官。

13.约翰·赫伯特，缙绅，女王书记官。[8]101-102

在以上13人的名单中，有一位教职人员，而教职人员在伊丽莎白时期显然被忽略；有3位血统贵族，也可见其中枢密院所占比例是相当小的，并且，在召集会议时，参加者中几乎没有教职人员和血统贵族。而非传统贵族出身的有9人之多，这些人大多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行政经验，一般出身于中间登记，成为政府的核心人物，受到女王的倚重，通过进入国家权力中心，也使他们实现了进入上层社会愿望，进而形成标杆效应。通过这一途径，形成了英国社会阶层上升的渠道，女王由此赢得这一阶层的信任和赏识。依据社会阶层的变化，及时调整王权统治基础，理性构筑王权合法性基石，是伊丽莎白时期显著的特征。

英国议会是体现王权与社会中上层阶层关系的重要平台，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也体现如何构建王权合法性的手段。伊丽莎白时期议会的作用、构成与前朝相比，发生了变化，随之，女王与议会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三位一体”的英国议会框架在伊丽莎白时期形式上没有发生变化，但君王与两院的关系，两院成员的构成，下院人数都有新的变化。尽管上院人数没有太多增减，但教职贵族的人数减少，相应世俗贵族与教职贵族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当然变化最大的是下议院。

在16世纪，下院的人数从296增加到462，增加了约百分之五十六。大部分增加的议员名额给了城镇，其中，伊丽莎白时期，增加了62位，这一数据表明君王扩大代表范围的重要一项。另外乡村乡绅也持续“入侵”议会。[8]248

议会是由君王召集的，衡量议会的生命力不能依据它是否主动并成功地抵抗了君王的野心，而应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国家统治集团凝聚在一起，以积极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因此议会和君王之间既存在着冲突又体现者合作，每一个不同君王的时代，其冲突和合作的程度各不相同。英国宪政史家G·R·埃尔顿强调君王和议会的合作，并指出，这种合作导致了王权和议会权力的协调发展。他承认议会和王权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发生尽管有双方为各自权力发展的主观意图，但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议会所肩负的立法使命，冲突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而且，在伊丽莎白时期，冲突之时偶然的。[9]47-48

伊丽莎白在位期间，可以说王权上升到空前的高度，但“王在议会”的宪政原则并未动摇，塞西尔说过：“上院是议会的组成部分之一，来自各郡代表平民的下院议员也是议会的成员，女王陛下也是这样，这三者构成可以立法的议会机构。”[8]358

在伊丽莎白时期，王权和议会权力都在朝着不断增长的方向发展，两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的各自增长势必产生冲突，有时还表现得比较激烈，如在有关于专利权和圈地等问题上。

专利权最初是君王为鼓励发明而授予产品发明人的生产和销售该产品的特权。在伊丽莎白时期由于王室财政入不敷出，王室和行政官员不能按时如数地领到薪俸，为解决这一问题，女王赐予他们各种专利权作为补偿，并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1597-1598年间，有下院议员提出，专利权已经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必须严加限制，下院为此成立了专案委员会，准备向议会提出议案。女王知道后，一面答应对所有的专利公司进行审查，一面又正告这是君王特权，禁止议会立法。在此后的3年间，女王和下院就此问题的冲突时有发生。[10]268

王权和议会权力的冲突还发生在圈地、宗教、王位继承和议员的特权等问题上。[6]33-36

尽管这一时期王权和议会权力之间有矛盾、有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不构成双方关系的主流，刘新成认为，“其主流乃是双方的合作，否则难以解释多数议案都能顺利通过的事实。”[10]286而且有时议会还占有上风，阎照祥也认为，“尽管输赢均有，但总的看来，（议会）越来越见胜多负少。”[11]129

在英国宪政原则下，无论伊丽莎白在立法过程中有多大作用，离开议会，她不能立法，不经过议会同意，一切议案不可能成为法律。女王对议会让步是常态。“在1597年，面对议会对（专利权）的不满，伊丽莎白以优美的姿态，非凡的魅力和改革的承诺来回应”，伊丽莎白很少采取极端手段，如停止召开议会或解散议会的方式与议会分庭抗礼，“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45年中一共召开了13届议会，其中每一届的间隔在3年以上”[12]39，但是，她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间隔，没有无故地停止召集议会。处理与议会的关系也就是处理英国社会中上层阶层的关系，不同于亨利时代的是，伊丽莎白不是用高高在上的王权强行打压议会，而是经常与议会协调、沟通，即使在有关事项上与议会有矛盾、有冲突，也没有采用搁置议会的方法自行其事。这也反映了女王信任和倚重议会成员，采用理性的姿态建构与英国社会中上层的良性关系，谋求与他们一起共同稳固和改善王权的合法性。

三王权与底层社会

16世纪，底层社会包括形形色色毫无全市的穷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雇佣劳动者。一如政治上的软弱无力，他们在经济上也始终是极其软弱无力的。

做工的人，犁田的人，

耍手艺的人，当厨子的人，

还有那些安分守己的种田人，

都是走投无路、在任人摆布的可怜人。

这种对穷苦人悲惨境况的倾诉，在15世纪沉寂了很长时间之后，在16世纪又重新出现了。流浪者的境况也是如此，传统上关注他们的主要是教会，它通过各地的修道院及城市中的慈善组织，倘若不是有计划地，也是直接地以提供衣食的方式参与对穷人的周济。行会组织也有类似的举动。如果说宗教改革之后这种慈善性周济减少了，各地方政府提供的救济却增加了。在1572年议会制订综合性济贫法之前，常常是各地治安推事和城市议会发起征收强制性的济贫税。例如，早在1561年，约克郡就开始强行征收济贫税。曾经在1552年率先制订济贫方案的伦敦，也在1546年至1557年重新组织了城市中的济贫院：圣巴塞洛缪济贫院专事收养“丧失劳动能力的穷人”，圣托马斯济贫院与伯利恒济贫院专事收养精神病患者。[13]132中央政府层面的关注济贫的立法始于1572年。张1597至1601年才就济贫问题颁布重要法令，1601年的济贫法在没有改变其基本内容的情形下一直延续到1834年。

在16世纪晚期，英国贫穷人口数量在扩大，“粗略统计，1587年，沃威克的圣玛丽教区大约有总人口的10%的人需要救济；1598年，北肯特的三个教区奖金12%居民的声称需要公共支持；1597年，伊普斯维奇十二个教区中的九个有13%的人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1570年，诺维奇不少于22%的人口（国外移民除外）被列为穷人”[14]231。这些指数说明当时贫穷人数的数量足够庞大。

在贫穷人口中其中有一部分成为了流浪者。流浪人员一般来自北部和西部地区，流向东南部地区的城市和市场发达的城镇，这种情况在1590年代后期更显得严峻。由于饥荒和物价高涨，总是把这些人推上路，通往城市寻求救济。“通常的年份牛津郡差不多有12位流浪者，1598年有67为；在索尔兹伯里在同一年有96位，而平常年份平均不超过20位；伦敦的布里德维尔1560-1561年为69位，1578-1579年为209位，但到1600-1601年增加到555位。”[15]119关于流浪者的人数尽管没有确切的记录，但“1577年，哈里森记录，小偷和闲散乞讨者男女总计在10,000人以上，而先到学者认为也许有20,000流浪者在都铎的详见漫步”[15]121。

引起贫穷的原因是多样的。一般而言，在前工业社会，比例较高的失业、就业不充分和季节性失业都非常正常，但在伊丽莎白统治后期变得日益严重。其他诸如被指责的福利、通货膨胀、人口增长、瘟疫、饥荒、圈地、工业化、寺院的解散等都成为历史学家列举的原因。克里斯托弗·海格则认为，饥荒和疾病成为贫穷的主要原因，他根据记录当时代的“秩序册”所记录的数据，“根据1578年出版的小册子的瘟疫登记，免于传染的房子被严格地隔离，病人及其家庭成员必须周济，而且比例很高，还必须派人守护以防新的接触。1586年有关饥荒的记载，有法官和教区官员负责调查和记录，当饥荒之时，他们将粮食运往城镇市场，发现穷人只能购买极为少量的粮食。在1592－1596年间，在瘟疫流行时期，提供了大量的隔离房，而1586-1587年间，数百粮仓被掏空，粮食被分发到几个郡中。”“1586年，1595年，1596年和1597年农作物歉收给城镇教区和相对隔离的乡村地区的穷人造成了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如坎布里亚高地。”[14]224

穷人人数的增加，尤其是伴随着他们为寻求生存而不断迁徙而造成的流浪和乞讨队伍的壮大，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极不稳定的因素。“根据巡回法庭和季法庭的记录，流浪者在迁徙的旅程中，会犯下这样或那样的轻微小罪：偷摸、扒窃等盗窃财物行为，而小商贩有成为了他们赃物行销的渠道。”另外，还有一些犯罪虽然不是重罪，但影响比较恶劣。“布里德维尔处理的流浪者轻罪中，比较特别的是性犯罪。在1560年代早期，有16%的性犯罪是流浪者，到1600-1601年，他们大约占总数的62%。”[14]229更有甚者，流浪者被卷入了叛乱中，这在亨利时代时有发生，在伊丽莎白时期也没有终止。“1569年发生在北方的一次起义之时400人被处死，五年后，托马斯·怀亚特爵士统帅的起义军从肯特出发，在金斯顿渡过泰晤士河之后，抵达伦敦城内的查林克罗斯区。1596年，在伦敦城学徒工匠起而反对市政府当局的同时，牛津郡又发生了反对圈地的乡村暴动。”[13]127克里斯托弗·海格认为，几乎在16世纪后期所有的暴乱中，流浪者都被裹挟进去。

面对贫穷人口的增加及其迁徙所造成的大量的流浪者群体，伊丽莎白政府既出于稳定社会秩序，也出于人文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关注贫困问题。1563年的“工匠法令”开始，通过1572年、1576年和1598年的一系列立法，涉及到救济贫穷和惩罚流浪者，同时也指向规范普通人的生活和行为。在1558年到1603年，社会福利和社会规范成为了不断增长的公共事务。而1597年至1601年间颁布的重要法令中，体现了政府处理贫穷问题的倾向。总体上而言这些法令明确指出，流浪的穷人并不完全是一类人，不都是无赖和恶棍，所以法令规定，教区是实施济贫法的基本单位，同时授权给治安法官征收济贫税，并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安排就业和支付工资。[13]132

有关对流浪者的态度也在伊丽莎白后期发生了变化，尽管流浪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首先对流浪者进行鉴别分类，1598年法令施行后，由警官抓获的流浪者再也不会因为他仅仅是流浪人员而获罪，而应有季法庭进行甄别再行论处。也许他们就是失业了，至少最初纯粹是为了寻求生计而闲逛，许多人曾经就是学徒、仆人和用他们的名字经商。现在，用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的说法，就是在迁徙途中由好心人提供的慈善而贫穷地生活着。“有些残疾穷人和许多小孩也出去乞讨，为的是补贴家用，而家庭的其他成员包括妇女和小孩，有可能都出去工作，从事纺纱织布，做花边或织袜，为生活条件较优的家庭当保姆或干家务的佣人。他们是在尊严地维持生活，而不是无耻地放弃。”[14]231在清楚穷人尤其是流浪者的状况后，伊丽莎白政府出台的济贫法不再单单偏重对秩序的维护而重视确立惩罚规则，而是切实从解决贫穷的实际困难入手，利用各种可能的渠道对穷人扶持。

贫穷问题关涉到社会秩序问题，关涉到政府效用与形象问题，更关涉到对政府的信任问题。处理不好贫穷问题，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贫穷问题所引起的信任危机不单是穷人对政府的不信任，而是社会各阶层对政府的不信任，信任危机是导致王权合法性危机的主要推手。伊丽莎白及其政府明白这种危机，从即位后关注底层社会的问题，致力于处理好于底层阶层的关系。从1560年代开始就济贫问题开始立法，一直到其统治末期坚持不懈地进行改善，连续立法。起初，试图通过周济和惩治相结合，既想解决穷人的生活艰难，又想通过确立规则规范秩序，最后通过既理性又人性的立法，尽可能柔性地解决贫穷和穷人的问题。当然，由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变化，伊丽莎白时期的济贫法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贫穷问题。但是，女王政府的这种处理底层社会的方式，终究是迎合了底层阶层，也赢得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信任，王权合法性的稳固就在这种信任中得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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