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伟东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打开历史的褶皱
——解读杨显惠夹边沟“生命三部曲”

毛伟东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对底层的关注，显现出的是作家宽广的胸怀和使命感。杨显惠以旁观者的身份进入了甘肃夹边沟右派与孤儿们的生活，通过不断采访与实地调查，追溯历史重压下人民艰难的生存处境。他的诉说独立于同时代作家的集体叙述，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与此同时，甘南藏区在面临现代文明的洗礼之际，传统元素的去留问题又触发了杨显惠的另一种维度的思考。历史的褶皱应该打开，反思历史应成为作家乃至每个人的责任。

历史褶皱；“生命三部曲”；底层苦难；纪实性；右派分子与孤儿；批判与反思

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描写“工农兵”的题材在解放区文坛开始流行，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逐渐成为主流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而其他题材的作品则渐趋消歇。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与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开始不断地被解构，而“伤痕”与“反思”的脚步尚未站稳文坛，其它思潮便纷纷涌入，使得当代历史的书写陷入了某种困境。199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小说”，更多地对革命历史叙述采取了否定乃至消解的姿态，以个人话语来重塑与玩味历史，因此它也很难达到对于历史真实有效的还原。本世纪初，杨显惠带着他的夹边沟“生命三部曲”进入了人们的文学视野。他以独特的题材、浓郁的方言、新颖的叙述、创新的文体，以求最真实地还原被遮蔽了的历史，从而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一、褶皱与断裂——历史的还原与还原的历史

综观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文学书写，几乎很少涉及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的题材，即便有个别作家粗略提及这一历史时期，也是“编码与遮蔽”形式的隐性与潜在书写[1]，此外政治环境的变幻也时刻影响着作家们对这一题材的选择与定位。

克罗齐曾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的历史只有与时下的视野重合时才能为人真正理解。考察以往的“红色经典”的“历史”生产问题，如《青春之歌》的不断修订与完善的过程，体现出了当时文学界和主流意识形态所希冀达到的某种乌托邦的重构。但历史与文学，终究有客观与主观之分，任何企图给历史下定论的做法都是徒劳[2]。而杨显惠的夹边沟“生命三部曲”是在当今的现实语境下，对于右派与底层孤儿生存的那段岁月的重新审视与再度解读。作家声言要“逼近历史的真相”，企图解冻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写甘肃这些题材就是我最大的野心”[3]，行文中充分的真实细节展示也印证了作者实地采访和精心调查的努力。

然而文学写作即便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也很难完全还原历史的真相。对此王尧指出，历史的还原可能达不到历史的深处，但或许比概念命题去解释局部现象更为科学[4]。从这一层面看，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似乎很难达到完满契合的程度。因此可以这么理解：文学叙事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但又因意识形态的干预而无法完成自身的超越。与此同时，文学的真实性要求作家在充分忠实于历史的前提下，为更大程度地体现其社会效应与文化张力而展开系列的加工与虚拟。它所饱含的虚拟性成分，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接近历史真实。

杨显惠曾说过，“我把历史的门缝挤开了”[5]。当曾经的“右派”作家纷纷在某个场域内部进行集体控诉的时候，他们的心灵其实只是在对于政治权力的解构中获得暂时性的内心安慰。然而文学需要时刻表达时代精神，历史永远不会止于揭露伤害与痛苦，历史的书写还将继续并不断进行着更新。不同于“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性颠覆，杨显惠将目光深入历史，而非自我设定、自我娱乐。他深知作家需要担当与时刻保持启蒙意识，于是历史的褶皱被有意地打开。

“褶皱”一词，是对于满目疮痍但又鲜为人知的历史的一种形容。它象征着被蒙蔽的时代话语，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诸多不为人知的黑暗之处。它夹杂着对人性的戕害，包含着历史的罪恶与人性嬗变过程中的丑陋。

因此历史的褶皱，需要人为地“挤”开，以迎接光明的洗礼。通往历史的黑暗之处，逼视人性的丑陋，这是打开褶皱的必经之路。杨显惠之所以能打开历史的皱褶，因其“真”。他用出于良心的写作，告知了我们过去的历史：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6]41。甘肃夹边沟农场原本3 000多人，最后只剩不到500人！褶皱的深处是最不为人知的所在，而杨显惠的逐渐揭秘，正说明他具有德里达“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7]一语中所包含的人文情怀。

众所周知，与地方志及史料档案相比，文学对于史实的还原更为形象、更为细节化。杨显惠的还原，通过实地采访和调查研究，追溯的历史是建立在大量历史真实事件基础上的。1957年10月份开始，共有3 000多名右派分子相继被关押于甘肃夹边沟农场，而当“左”倾错误结束之时，幸存人员不到六分之一。残酷的自然环境与人为的政治斗争，带给夹边沟右派们的是心灵的挣扎与人性的扭曲。这段历史过于阴暗，使得讲述人与采访人的交谈，每次都是泪流满面。还原历史，就是叙事者的重新思考。凭借历史的还原，真相得以呈现。

逼近历史的记忆，需要文学的“历史化”。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是一种话语形式，具有叙事性。与文学神话一样也就具有了虚拟性”[8]。因此，还原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虚拟的意味。那么历史性的情境重新确立又在何时？与“新历史小说”的侧重于个人话语的表达不同，杨显惠小说的历史意识自外于当下的文坛气氛，而饱含着知识分子启蒙意识，这也是与过往的历史叙事相“断裂”的。

这种“断裂”性，其实是话语叙述的多元化造成的。如果没有“伤痕”与“反思”的颠覆，又何来历史话语的重构？当然断裂性的产生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因为历史叙述的“空白”，才可能有意识形态的文学的“隐藏”。正如杨显惠三部曲中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它所反映的定西专区孤儿院的收留问题，在当代历史“文学化”过程中，想必是独一无二的。定西灾区的孤儿人数超过了几千人，这些数据除了当地方志的记载以外，以文学形式的表达应该还是第一次。当文学表现时代“断裂”时，也足以说明还原历史的幅度与力度。

二、底层与苦难——现时经验与历史纪实

杨显惠小说所还原的历史与打开的褶皱，在《夹边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中表现得十分真实，呈现出了底层知识分子与孤儿人群的生存苦难。杨显惠所谓的“底层”世界，不局限于在展现小市民的琐屑生活与喜怒哀乐，而更逼近了历史真相，他将人重新放置在过去的语境中，去体会人物在某种苦难情境下的生存感受。这种现时审视的姿态是站在历史错位的节骨眼上，它时刻提醒着作者要辩证地看待历史，而非一成不变地尘封，或一味地追求所谓的现代性。

杨显惠对世界产生了冷静的思考，并以“另类”文本的呈现彰显了作家的气场与品质。他曾谈到，“文学的本质在于批判”[9]。他认为，在当今日益开放的时代，一些为时间所尘封的历史需要被解禁，需要拒绝遗忘。他用现时的文化语境重新解读那个时代因生存困境所带来的人性的泯灭，《守望殷家沟》一篇就是最好的展现：

——那一年我二姐十四岁，有一天我妈把它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了，说窟泉底下有蒿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我姐姐下去了，我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6]405。

这些细节在历史真实的还原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真实而又令人震惊。以亲历者讲述的方式，不仅不会让读者产生幻觉，反而让读者体验到了杨显惠选材的特殊性。这种题材的选择，正是作家自身的文学追求。为深刻反映一定时代之下人民所遭受的创伤，更好地揭秘历史，杨显惠还原了饥饿与死亡的真相，“为时代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他认为知识分子应有责任担当的最好体现[10]。

杨显惠所还原的历史，都是一些曾经被遮蔽的不为人熟知的领域，同时也有亲历者的人性异化带给人们的心灵震颤。包括作为叙述者的右派幸存者，在他们自我叙述体验的过程中，也能看到这种经验的另类。叙述者自我叙述话语的详细程度，也代表着历史褶皱所能呈现给世人的深度、广度与密度。叙述话语的真实程度，包括叙述感情的流露，实质上也暗含着其对于这一事件性质的认知。某种程度上，杨显惠是通过打开幸存右派的“嘴”，进而逐步“挤”开了历史之门的。这种“挤”的方式伴随着较多的隐晦因素，而其中杨显惠所付出的努力也足以与褶皱着的历史相抗衡。此外，有关民族苦难的叙述同样深深根植于作家的内心，即便在当代文学阶段，“苦难”的母题同样也有着漫长的深入与催化过程。所不同的是，杨显惠打破了传统苦难叙述的束缚，开始将目光投注于1959-1961年的饥荒岁月。与此同时，方方——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新世纪几乎和杨显惠同时写作并出版了有关右派题材的小说《乌泥湖年谱》。作家们对于右派这一题材的不约而同的关注，对于他们所经历的苦难的深层揭示引发了文学界对于底层人物身份的重新厘定，以及对其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只是在杨显惠的苦难叙述中，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小说融入了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使得作品表现的深度也令人震撼。在《逃亡》中，高吉义与师傅骆宏远夜晚逃跑，途中师傅坚持不住，这可能会影响俩人逃亡的进度，无奈之下高吉义答应了师傅的请求，撇下他独自逃走，之后高吉义发现师傅为狼所吃，为此，他的内心始终不能平静。

想不通呀，一辈子也想不通呀，我师傅之死是怪我呢还是不怪我呢。当初我要是不带着他跑就好了。带着他跑，跑不动我把他送回山水沟就对了[11]106。

这里既写到了右派分子生存之艰难，又写出了在生存的威胁与伦理道德面前人的两难境地。

诚然，历史记忆的挖掘，离不开作家的实地采访与调查研究。雷达指出，“事件本身长期的隐蔽性及素材来源的特殊性与特定性，这部以夹边沟事件为原型的作品很难不采取纪实小说的方式，他甚至无法摆脱采访体和传书体等等新闻方法的运用。”[12]他似乎回应了上文所谈及的当代历史的“断裂”之处需要作者加以还原，以逼近内在真实的观点。而这恰恰是杨显惠创作动力所在，也是当下很多作家所缺乏的。杨显惠始终保持着五四启蒙的批判精神，每一部小说的建构都是建立在实地采访百位右派幸存者基础之上的。这位时刻饱受着高寒缺氧又患有心脏病的作家又是何等的自信！

“我觉得说实话这条路行得通。”[13]杨显惠用真实的历史叙述，使人物的回忆接近于其自身的亲历，他借助于底层人民的苦难来传达伦理秩序的消解与时代的荒谬。当然，强权势力对于弱势群体的欺压，也是底层苦难的来源。《夹农》中，宋有元勾结豆维柯，在不光彩之事暴露之后，竟然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右派女性实行了关押与逮捕；《医生的回忆》中，陈天堂这样的庸医对于还未到死亡线上的病人的财物虎视眈眈，并因为急于得到财物而提前将病人送入太平间。这些历史细节的暴露，可以说是以挑战的方式解构着当时的时代文明。褶皱覆盖着的历史因人性的堕落与泯灭而显得愈加黑暗，不再为世人所看清。

此外，《定西孤儿院纪事》中，对于孤儿苦难的揭示也尤为深刻。

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属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时，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孤儿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6]411。

这段历史的呈现足以说明了当时饥荒惨重的程度，揭示了民不聊生的图景。纪事中对于孤儿的死亡给予了较多关注。有女孩因为父母“留男不留女”的观念而被有意忽略而饿死的；有钻进人家炕洞取暖最终被烟熏死的；有半夜起来找水喝后掉进水井淹死的；有拉痢疾最终没有缓过神来就死去的；有被母亲故意带到窟泉捡柴最终没能上来的……这些孤儿所经历的苦难正是历史褶皱的呈现。饥荒与死亡，是对当时历史最为恰当的形容。

某种程度上，文字的书写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得“褶皱”化，因为文学“历史化”进程中也会有人为“褶皱”的生成，于是乎原始与后天的褶皱共同遮蔽了历史的真实性。而杨显惠却能以文学的形式直逼历史，并结合现时的姿态，基本实现了对于“褶皱”历史较大程度的还原与重构，以此警醒人们不要遗忘历史。

三、嬗变与坚守——文明记忆与人性反思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为人处世原则已深深影响了世世代代的知识分子，但在甘肃夹边沟农场，右派们的操守与品格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驿站长》中驿站长王玉峰因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帮助过常书记，常书记为报救命之恩，竭尽全力保释他出夹边沟农场，而他却因暴食过多来不及消化而胀死；《告别夹边沟》中的陶干部，因即将告别夹边沟的劳改生活而兴奋不已，最终因不留神跌倒失去了生命。这种黑色幽默式的反讽性描述与思考，就是与杨显惠所言的“逼近历史的真相，还原历史”[14]。

人性的嬗变作为客观存在，在杨显惠朴实无华与几近严肃的“零度叙述”姿态下展现得淋漓尽致，人性丑恶因而得以完整呈现。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人性的变异、亲情的泯灭常在大饥荒时期较多地展现。《父亲》中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何至真说：

我跟父亲说，我妹死了，你把她抱出去吧。父亲靠窗根睡着，他也是脸朝下趴着，没抬头，说：放着去[6]7。

其父对已死去的女儿置之不理，而他自己死时所惦记着的却是自己的长衫。而《黑石头》中的扣儿娘，竟然将自己孩子的肉煮着吃。她直至活到90岁，仍对此记忆深刻，但对自己当年的作为从没表达过哪怕片言只语的愧悔之意。

值得庆幸的是，人性丑陋暴露的同时，人性光辉也未曾磨灭殆尽。《夹边沟记事》有涉及爱情方面的故事，如《上海女人》中的顾晓云出于对丈夫的爱与忠诚，她执意带着丈夫的骨灰回上海；《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也追忆了李祥年在政治事件受难中的坎坷的爱情之路，以及他所表现出的坚贞如一的品质。亲情方面，《姐姐》为了弟弟能够睡上温暖的炕，不惜牺牲自我贞操来呵护弟弟。

以上历史真实的还原，足以证明历史被遮蔽后所产生的褶皱。杨显惠已经开始挤开它的门缝，并不断以纪实的方式一一展现。

此外，知识分子对于人性的坚守乃作者着力刻画的焦点。当知识分子身份不再纯粹，其已然不能承担社会与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时，品性的坚守和气节之不屈变得尤为珍贵。作为历史运动的受害者，他们不仅在生理上承受饥荒带来的痛苦，更要忍受心理道德层面的无情打击。《走进夹边沟》中的祁钥泉，作者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写出了他如何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真诚。

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秦书记)作为共产党员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11]41。

祁钥泉只因秉承了说真话的原则，列举了书记的丑事及对党提出了诸多意见，而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厚待”。杨显惠的笔墨平直但引人深思：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真话，是该说还是不该说？这种道德悖论与生存压力的双重煎熬，使得知识分子群体的脆弱性得到完全的呈现。

不难发现，人性光辉在夹缝中的闪亮是相对于丑恶而言的。丑恶的幅度、深度与密度业已覆盖了诸多事件与人物，而作者却于其中增添几丝人性的温暖。这种叙述方式夹杂着作者对于文明的重新认识。人性的畸变，以人格的丧失为体现又以人性的覆灭为最终归宿。所谓的人性余辉，也正如勒基所认同的“恶经常被证明能起到解放心灵的作用”[15]一样，它点亮了时代的道路，但它还没能形成一种张力来解构历史的褶皱。如何使得文学真正成为“人学”，对人性的问题的思考至今仍被褶皱着，需要的是探险者逐渐地颠覆与重构。

有学者指出，历史真实的叙述其实就是把人放在“特定时代”来审视“人性”、“文化”与“文明”[16]。当传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总会产生一定的抵触与防御。它们总认为自身这种业已积累的传统元素是高尚、先进而自足、自洽的，殊不知现代性就是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超越甚至批判中逐渐构建起来的[17]。

以《甘南纪事》为例，《白玛》、《小妹的婚事》、《沉默的柴垛》等都有关爱情与婚姻的叙事。面对爱情与外遇，人们或产生暴力冲突，以维护自我尊严与忠于爱情；或姑且认可与最终妥协。而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面对事件的发生，那都是藏区民族长期坚守的个人信仰使然。小说所反映出的藏南藏区人民的原始人性，是他们对于自我传统的坚守与捍卫，同时，在面对外来文明的撞击时也不得不观望或挣扎。

传统文明保持着优良姿态，但面对现代性时那种观望与质疑的神情，也让藏区人民逐渐思考自身文化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在新旧文明的撞击中徘徊与姿态暧昧正逐渐成为另一种思维方式，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们固有的生存理念。在《给奶奶的礼物》中，奶奶因骨子里的传统思维，对于孙子带来的保暖内衣，她以各种理由推脱并表示难以接受。

又啊么了？阿婆说穿上保暖内裤不舒坦，也不窝也。更堆群佩没再说什么[18]。

小说中还有一个情节，即经过“调委会”的商洽与妥协之后，原本以生命作为“赔偿方式”的司法体系在他们的眼中形同虚设。这不禁引起我们的质疑：花费整个当代史的时间去构建所谓的现代文明，却在以自居不错的深山老林中的传统习俗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乃至遭遇冷落。

这也是历史褶皱所在。杨显惠并非单纯展示甘南藏区文明的原始性，他深入甘南藏区，实则带着一种批判与反思的精神。与前两部小说不同的是，他选材新颖，摆脱了哀冷色调，以形而上的方式去重审与还原历史，打开历史的褶皱。

而整个《甘南纪事》中的故事几乎都带着作者的哲学思辨。为了挤开历史的门缝，作者从人性的两个层面重新审视了文明的进程：人性因不同文明的驱入而显得与传统暧昧不清，这其中也不可避免人性与文明的同步与退步；此外，人性的嬗变也暗含了对于时代文明的一种强大反拨。这种历史的反拨不禁让人回忆历史、关照过去进而开展对褶皱源来的反思。

综上所述，对于甘南藏区的人民而言，文化冲击时刻影响着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生存观念。如何让历史减少褶皱的覆盖面，仍需要甘南藏区人民的自我审视。打开历史的褶皱，不仅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将其挖掘与解剖，而更是知识分子责任与担当的真正体现。这就不仅是杨显惠写作的初衷，也较好地体现了本文写作的最终目的。

四、结 语

底层与苦难文学的归类，乃选材的特殊性与独特性使然。以某一时期特定的右派分子与孤儿为原型，杨显惠打开了历史的褶皱。他以实地采访与调研的方式，让当事人叙说与回忆苦难，并以现实语境来反观历史的荒谬与残酷，这种生命经验直接决定了其不同于其他右派的集体叙述，从而决定了杨显惠作品的文化深度与精神内涵。

对于人性与文明间的较量，小说集中展现了这一融合与斗争的过程。面对现代性的洗礼，传统元素的能否坚守，仍需要一种理性思维的渗入，人性展示中所呈现的与该时代文明的暧昧程度也值得我们深思。此外，通过揭示知识分子人性的嬗变，最终解冻历史，反思时代，对知识分子自身操守与责任的诉求，正是杨显惠小说沉重的启蒙归宿。

[1] 张堂会.1959-1961年三年灾害的文学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4(1)：130-139.

[2] 卢翎.逼近历史的真相——关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小说[J].小说评论， 2002(7)：57-59.

[3] 丁杨，杨显惠.写甘肃题材是最大文学“野心”[N].中华读书报，2011-11-02 (009).

[4] 王尧.“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J].当代作家评论， 2002(1)：61-102.

[5] 张雄，杨显惠：我把历史门缝挤开了[J].新世纪周刊，2009(9)：96-98.

[6] 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7] 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M].蒋梓骅，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3.

[8]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3：10.

[9] 罗四鸰，杨显惠.文学的本质是批判[N].文学报，2004-03-11(002).

[10] 吕东亮，杨显惠.为时代立心 为生民立命——杨显惠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2(1)：69-75.

[11]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12] 雷达.雷达长篇小说笔记之十六[J].小说评论，2003(3)：4-10.

[13] 罗雪挥，蒋生连，杨显惠.走到历史深处[J].中国新闻周刊，2007(7)：58-60.

[14] 卢翎.逼近历史的真相——关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小说[J].小说评论， 2002(7)：57-59.

[15] 列维·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M].刘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16.

[16] 哈建军.论杨显惠纪实系列小说中的两种人性解码[J].名作欣赏，2012(12)：17-19.

[17] 张晓琴，罗长凤.民族文化危机的书写与反思[J].民族文学研究，2012(4)： 141-146.

[18] 杨显惠.甘南纪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88.

(责任编辑 蒋涛涌)

Opening Historical Drape: Analysis of “Life Trilogy” in Jiabiangou Written by Yang Xianhui

MAO Weid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The concern for the bottom of society shows the broad mind and responsibility of a writer. As a bystander, Yang Xianhui explored the life of the rightists and orphans in Jiabiangou, Gansu Province by interviews and field survey and traced the people's difficult living conditions under the heavy pressure of history. His narrative,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collective narration of other writers in his times, was closer to the historical truth. At the meantime he focused on the future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view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in Gannan Tibetan area. The historical drape should be opened and trying to reflect on history should become a writer and everyone's responsibility.

historical drape; Life Trilogy； underclass suffering； documentary nature； the rightist and orphan；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2015-10-27；

2016-12-18

毛伟东(1991-)，男，浙江湖州人，硕士生。

I06

A

1008-3634(2016)01-008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