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苒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00)

数字赋权抑或数字离散？
——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影响的政治学视角分析

任 苒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00)

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利弊影响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分为数字赋权与数字离散两种对立观点。数字赋权观点坚称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国家与社会、信息技术渗入政治输入与反馈等关键环节，为减少公民参与中的不平等现象提供了技术可能性；数字离散观点看到了信息技术造就的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互联网并没有消灭现实中的不平等，反而将不平等延伸到虚拟领域，并且也无法为人类互动提供完善的平台。诚然，数字离散观点是对现阶段信息技术弊端进行深刻反思的理论成果，但是倘若以更加长远的眼光看，数字离散风险具有可规避性，数字赋权具有不可疑置的必然存在性。

数字赋权；数字离散；信息技术；公民参与；网络

一、网络公共领域兴起语境下的双重声音

公共领域是“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是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1]。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国家与社会、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促成自由讨论和影响政策的领域，“公共领域可以说把我们聚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彼此竞争”[2]。构建公共领域一般要满足三个条件：主体为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进行理性批判、失去身份标识的平等自由的公众；拥有能够进行自由表达的媒介场所；制造建立在公众理性批判基础上的公众舆论[3]。经过民主参与、理性沟通和舆论生成构建而成的公共领域，具有从意见中掌握真理的特点。然而受到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公共领域发生嬗变，公共领域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公共领域渐渐消解。

第三次科技革命中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公共领域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人类社会的交往行为产生了新的方式，交往活动部分流向了虚拟空间，公共活动空间被扩大。网络公共领域不仅从结构领域上满足公共领域构建的三点要求，即享有主体的独立性、媒介的自由性、制造公众舆论，更是对传统公共领域的延伸，将传统的实体公共领域拓展到虚拟世界。这一拓展非但没有破坏公共领域内涵的精髓，反而使之更趋近于理想化的公共领域，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4]434信息技术推动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憧憬与想象，很多学者认为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推动下的数字赋权现象越发明显，互联网成为民主制度的保障，政治不平等现象得到消解，互联网技术下应运而生的新媒体更是支撑和促进着公民参与；与之相反，很多学者对此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并不能改善人类的境况，网络公共领域的完美建构只是一种玫瑰色的期待，真正能够改变公民参与状况的是信息技术运作所处的政治-制度环境[5]100。

二、数字赋权：信息技术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

数字赋权是对信息技术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持乐观态度的看法，其认为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可以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新科技革命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契机。这符合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观点：民主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环境，该环境的构建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教育、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起来。现代化导致识字率提高，增强了公民获取信息的能力，降低了公民获取信息的代价，为民主政治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

1.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承担起政治输入与反馈的功能

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分析了政治系统的理论框架，认为政府过程就是公众意见和民意的输入、输出与反馈的过程。在传统的政府过程中，存在政府输出过于强大，输入和反馈环节严重不足的情况，如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狭窄，对政策制定过程影响力度尚微；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模式，致使公民获取政治信息行为被动化，对信息的获取能力和筛选能力有限。信息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一状况，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公共通道，影响政治输入输出机制。从输入角度来看，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公民政治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平台，打破了信息来源的单一渠道模式，信息技术发展下应运而生的大众传媒更是帮助公众开辟了利益诉求表达的空间，深化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从反馈角度看，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民众提供了表达由输出结果产生的新的要求和支持的途径，“可以帮助权威当局断定其输出对降低支持损失所导致的压力程度，断定它们成功地增加积极性支持的程度”[6]。信息技术为输入和反馈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助力器。

2.信息技术提供多种手段减少政治不平等

信息技术被视为政治平等的保障，是治愈传统社会运行机制顽疾的良药。“一个发达民主国家可以积极地寻求减少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机会的严重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资源、地位和机会以及知识、信息和认知能力的分配造成的”[7]，因为消除民主运作过程中面临的威胁不但需要消除财富或经济上的不平等，更要消除源于信息和知识的不平等。信息技术提供了消除信息来源和信息传播途径不平等的契机，丰富了公民政治参与行为模式，也使得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成为可能，对公职人员的观察和监督机会扩大。信息的高速流动使得政府在行动时需要更多考虑民众的诉求，其行为愈发透明化，精英在政治信息中的优越性降低，“在网络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8]，政治不平等现象得到一定消解。

3.信息技术为直接民主带来曙光

政治不平等的缓解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治家和公民之间的旧式单向互动的紧迫情绪，在两者之间建立了双向互动的桥梁。信息技术对公民进行了赋权，扩大了他们的政治参与，这种互惠互动的交流方式，使人民看到了克服代议制民主弊端以致实现直接民主的可能。以往，介于信息流通的难度以及大多数国家不具备“小国寡民”等直接民主前提，代议制民主变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民主形式。而信息技术使得民众由自己代表自己参与政治成为可能，每一个人都得以经由网络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评价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工作，针对政府出台的政策表达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信息技术颠覆了经典学者对民主问题探讨的理论背景，造就了在人口庞大这一社会现实下实现直接民主的环境，从技术上否定了熊彼特式精英民主的必然合理性，弥补了代议制民主与生俱来的缺陷。然而理性分析这个问题，信息技术打造的网络共和国，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直接民主而是一个好的民主体制，其设计的机构拥有确保深思熟虑与辩论的机制——不需要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刻碰巧想说的话立即作出的响应”[9]139。无论如何，信息技术对于刺激民主政治发展有着非凡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三、数字离散：信息技术恶化了公民参与的环境

与数字赋权相对应的数字离散观点也有其令人信服的理由。信息技术能否促进公民参与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其所处的政治-制度环境，而不是取决于技术环境。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并未因信息技术的介入而消散，人类互动模式弊端反而日益显露。从该角度看，信息技术往往阻碍着公民参与，而非促进公民参与。

1.数字鸿沟造就了不平等的网络空间

信息技术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个技术空间，然而这个技术空间需要置于一定的现实环境中予以运行。政治制度、经济环境都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民的网络参与。从政治环境上看，国家是信息技术发展最大的管控者，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无可比拟，政治精英也就依然在网络上享有最大的话语权，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往往并未发声；一些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也能在虚拟社会中发挥其控制权，通过控制通讯、邮政等行业，以规避网络分权效应的扩散；一些政党也利用网络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迅速占领新场域，并将其影响辐射至现实社会中；传统媒体利用自己建立的权利格局，改进技术，继续霸控着新领域内的话筒。所有这些都说明，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能否促进公民参与更多地取决于谁在掌控它，而不在于其技术水平高低。

数字鸿沟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巨大差距。理想状态下，网络民主参与必须是包容的：每一个受到特定政策影响的人，都有机会接近和利用必要的数字媒体，表达他或她的偏好并影响政策。然而现实中社会财富的贫富差距折射于网络上，构成了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这种数字鸿沟造就了一个非包容的排外世界，接近网络的人能够放大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声音，同时也可能进一步边缘化那些无法接近网络的人[5]101。公众只有掌握了必备的信息资源，方可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但是进入数字化公共领域以获取资源的门槛很高，不仅需要支付金钱以获取硬件、软件设备构造下的网络环境，还需要培训自身互联网技能、掌握思辨能力，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成本，现实社会的差距就这样转移至网络社会，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具体化，割裂网络公共领域，受到不公待遇的信息贫困者甚至丧失了为自己鸣不平的场域。

2.网络推动下人类互动模式弊端

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社会结构最终是由个人行为及其互动所构成和保持的”。互动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普遍的生活现象，在政治上较高形式地表现为民主商谈。民主商谈应当是个人和团体在公共领域中获取相关的信息，自主地进行平等的讨论及辩论，在公共事务上合理地说服他人，以期对政策拟定过程产生特定影响的事件。这就要求互动过程中需要互动的双方或多方了解对方的观点与想法，结合具体的商谈背景，深思熟虑后给予回应。然而网络构建下的民主商谈丧失了这种可能性。网络将人民置于一个亲密无间的虚拟世界当中，他们在网络上熟络地交往、互动，但现实中他们只是不停地敲击键盘和点击鼠标的孤单个体，网络和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只会迅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发表独特的见解，这种见解很难置于他人的监督之下，加之网络参与的人也很少花费时间对其他人的观点予以反馈，整个网络人类互动模式不满足公共性要求。另外，互联网的无限过滤功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限制了自由，每个人都拥有一份“我的日报”，信息技术使人们置身于一个被筛选的信息环境之下，公共媒体的社会功能日益削弱。然而“自由就是要置身于不同的主题和看法中”[9]141，仅仅追求尊重网络参与者的主权原则是盲目的，一个民主政体应当通过民主机关去执行并设法提升自由。公民自由的相对剥夺使得人类互动缺乏必要的信息基础，破坏公共领域的完整性。在互联网创造的非文明环境中，人们的兴趣完全放在自己所熟知的领域，并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对于辩论、妥协、说服其他人或者其他领域的任何立场，都毫无兴趣。这种人类互动模式的弊端严重削弱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的成效。

四、数字离散风险规避的可能性与数字赋权的必然性

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又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指南针。信息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支柱性力量，更是一个现代国家发展水平的有力体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在拟定发展战略时向信息技术研究领域倾斜。我们探究信息技术的政治影响，更多地是从对普遍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产生广泛影响的角度看。“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4]434新事物的发展固然存在缺陷，有人指责信息技术对现代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使传统政治生活发生断裂，然而，无论如何，信息技术发展的巨轮一旦运转，就不会停止，唯有信息技术与传统环境不断磨合，方可进一步释放政治潜能。

信息技术造就的数字分散风险并非不可规避。一方面从数字分散的本质来看，数字分散是民主的分散，民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古至今众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对民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民主的内涵也在不断变迁。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到近现代的政治学家，无论从个体因素还是从整体环境因素来看，民主都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故数字分散所带来的民主分散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信息技术造就的数字分散到底有没有带来分散？算不算分散？这种分散对民主的分散程度几何？这些问题都难有定论。另一方面，数字鸿沟引发的数字分散风险根源于现实社会的结构型弊端。这种结构型弊端是在特定政治-制度、经济环境下造就的，政治-制度、经济环境与数字风险的相关性很高。一旦经济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信息技术的软件和硬件设备成本降低至一定程度，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数字鸿沟形成的客观原因便会终结，政治-制度的完善会冲击社会顶层对信息技术的垄断，顶层与底层的数字鸿沟必将随之萎缩。在现阶段，政府可以从技术、政治、经济、知识、社会五个层面入手，从多个领域制定政策和措施以缩小数字鸿沟，这不失为一种妥协的做法。总体看来，数字鸿沟是各方面环境发展不健全条件下信息技术的畸形儿，数字鸿沟不是洪水猛兽，其不仅是可控的，置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视野中看来，亦是可以消灭的。

与之相对立的是数字赋权的必然性。从克莱恩在键盘上敲击出第一个“L”字母开始，互联网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自诞生以来就深刻地影响了国家和社会。数字赋权，不仅是将权赋予国家，更是将权付之于社会。首先，国家利用互联网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而治理水平的提升对社会大有裨益。国家和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交互融合，很难区分，这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公民们可以借由网络中介行使权利，实行自治，并且可以预先限制他们自己的行为，缓和他们自己自身的冲动，现代国家要做的不是事实命令、强荐和惩罚，而是说教、告知、劝说和劝阻[5]13。其次，即使存在着客观的“数字鸿沟”，也丝毫不能掩盖信息技术的数字分权功能，权益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被分配，不仅惠及上级阶层和中间阶层，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亦可经过自身的不断学习和努力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大潮中谋求自身经济地位和社会福利条件的改善。另外，信息技术造就了一个更加亲密的国家与社会接触环境。在这种接触互动中，重塑着国家与社会模式。这种环境下，国家明显受到互联网更多的约束，社会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公民参与就在该赋权中获得新生。

现阶段，无论是对微观的个体来说，还是从整个国家来说，都诚然已经无法摆脱对信息技术的依赖。信息学领域的高速技术创新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改变着我们的知识基础，政治制度和过程，以及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经济等诸多方面。在这信息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政府的开放性与数据的开放性逐渐提高，愈发要求在强调“善政”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善治”，静态的政治设计需要动态的政治行为进行表现，合适的动态行为往往可以解决很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使得矛盾双方进行温和的调节运动。在信息技术发展脚步不可阻挡而人类政治生活缺陷性现实存在的大环境下，处理数字赋权与数字离散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度”，这就要求管理者拥有一双艺术的手，妥善地通过“善制”与“善治”达成数字赋权与数字离散的契合，保持两者之间的互动发展。

五、小 结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有效标尺。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推动网络公共领域兴起，信息技术支撑下的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渗透作用越来越显著。一方面信息技术确实缩小了国家与社会的距离，赋予社会更多的信息接触和信息输出机会；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新领域的不平等现象，破坏了人类传统的互动模式，网络世界中孕育了太多风险，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传统国家管理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过分夸大数字离散的情绪是不理性的，中国古语称“针无双头利，蔗无两头甜”，信息技术带来的数字离散风险固然存在着，但在承认信息技术确实可以并且已经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前提条件的语境下，有理由相信人类智慧会不断消解数字离散的风险，为数字赋权作用的放大扫清诸多障碍。

[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诚，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

[2]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0.

[3] 胡宁生，魏志荣.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生态治理[J].南京社会科学，2012(8):95-101.

[4] 曼纽尔·科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 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6]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1.

[7] 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M].曹海军,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430.

[8]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05.

[9]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谢媛媛)

Digital Empowerment or Digital Disengagement?：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cience

REN Ran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There is a lot of controversy over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re are two main opposite views. Digital empowerment view affirms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articipates in the political input and feedback, and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reducing inequality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digital disengagement view deems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reate new social inequality, so far from eliminating the inequality in reality, the inequality extends to the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not provide the perfect platform for human interaction. Digital disengagement view is a theoretical conclusion in view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the present stage, bu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igital disengagement risk can be eliminated from a more long-term perspective.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is inevitable.

digital empowerment; digital disengag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ternet

2016-10-12

任 苒(1992-)，女，安徽淮北人，硕士生。

D621

A

1008-3634(2017)01-003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