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扬, 姜 敏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09)

且听寂静之音：论《九故事》的诗性书写

高 扬, 姜 敏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09)

文章指出在其短篇小说集《九故事》中，塞林格将具有传统诗意及非传统诗意的主题对立统一起来，运用不同层次的语义悖论和不同种类的语象塑造出一个个“不合时宜”的人物形象，追问着人与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三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小说集中鲜明而浓厚的诗性特征。

《九故事》；塞林格；诗性特征；主题；悖论；语象

塞林格(J.D.Salinger, 1919-2010)无疑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位天才小说家，然而这位天才作家却对诗人和诗有着难解的情结。他尊崇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称他为“本世纪独一无二的伟大诗人”[1]3；他致敬艾略特(T.S.Eliot)，颇具匠心地用 “混合着回忆与欲望”[1]11的诗行来暗示西比尔(Sybil)的由来，架构出人类精神荒原的大布景；他喜爱布莱克(William Blake)，也用“羊羔”与“老虎”影射“纯真”的脆弱和“经验”世界的残酷；他引用芭蕉和一茶的俳句，让东方的韵味渗入作品；他甚至还借鉴萨福(Sappho)的诗命名了《抬高房梁，木匠们》(RaiseHightheRoofBeam,Carpenters①)。他热爱诗人，也塑造诗人：1947年，塞林格在《颠倒的森林》(TheInvertedForest)中刻画了雷蒙德·福特(Raymond Ford)这个集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布莱克和彭斯(Robert Burns)于一身的天才诗人形象；此后又在《西摩:小传》(Seymour:AnIntroduction)中称西摩为“我们唯一的大诗人”[2]106。不仅如此，1944年服役期间，塞林格甚至还开始了严肃诗歌的创作。仅1945年，他就向《纽约客》(TheNewYorker)至少寄出了15首诗歌。

塞林格的诗歌没有广泛流传，但他却成功地将诗的元素融入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经典短篇小说集《九故事》(NineStories)。《九故事》收集了塞林格从1948至1953年间的九个短篇作品，其中除了《下到小船里》(DownattheDinghy)发表在《哈泼斯》(Harper's)以及《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DeDaumier-Smith'sBluePeriod)发表在《英国世界评论》(BritishWorldReview)上之外，其余七篇均发表于《纽约客》。对于这部故事集，国外学者进行人物分析的较多：如从禅的角度对西摩进行分析[3]、从爱与救赎的角度对特迪进行分析[4]、从存在主义角度对西摩及X中士进行分析等[5]。而国内对于塞林格的研究则一直聚焦在《麦田里的守望者》(TheCatcherintheRye)上，对《九故事》关注较少。蒋天平在分析塞林格笔下的疯子形象时提及过香蕉鱼的意象[6]，阙玲花在其学位论文中第一次完整梳理了该故事集，并将其归为“反成长小说”[7]。然而，《九故事》不仅是独立成篇的九个故事，它更是塞林格追求灵性道路上的一段具有连续性的精神之旅，因此，“将诗歌与灵性等同起来”[8]104的塞林格也匠心别具地赋予了它明显的诗性特征。总的说来，其诗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诗意的主题

诗意是一种强烈的抒情意味。狄德罗(Denis Didero)说：

自然在什么时候为艺术提供范本呢？是在这样一些情景发生的时候：当孩子们在临死的父亲榻侧撕发哀号……当一个朋友截下自己的头发，把它抛撒在朋友的尸体上面，把他扛到火葬场去焚化，然后搜集骨灰装进瓦罐，每逢某些日子用自己的眼泪去浇奠；当女人死了丈夫，披头散发用指甲抓破自己的脸皮……

我不说这些是善良的风尚，可是我认为这是富有诗意的[9]370。

显然，狄德罗的诗意是与死亡和痛苦不无关联的。《九故事》开篇就是西摩的死。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APerfectDayforBananafish)里，那些得了“香蕉热”而死的香蕉鱼们和我们隐约可以听到的西比尔那声“我要死”的哀求无时不在预示着主人公身上即将发生的悲剧:正和妻子度假的西摩从海滩回到宾馆，“他在五楼走出电梯，穿过走廊，进了507号……他走到一件行李前，打开它，从一叠短裤、内衣底下抽出一把7.65口径的奥特基思自动手枪……接着他走过去在空着的那张单人床上坐下，看了看那个姑娘，把枪对准，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的太阳穴”[1]15。这段描写很好地映照了《塞林格传》中的一段话：

1945年5月8日，德军投降，世界为之欢腾，但塞林格生怕被情感所淹没，他发现自己竟无法面对这一事实。他没有和众人一道欢庆，那一天他是独自度过的，他坐在床边，端详握在手里的一把点45口径的左轮手枪。他问自己，如果用这把枪击穿左手，会有怎样的感觉？[8]138

作为一名无法摆脱战争创伤的年轻士兵以及一名自我疏离的早慧青年，西摩某种程度上就是塞林格自己的投影。如果说西摩的臆想和自杀让《香蕉鱼》充满了不可救赎的绝望感，那么《特迪》(Teddy)则在更高和更超脱的层面上重新诠释了死亡的主题。1952年的塞林格已经转向宗教寻求灵性修行。特迪的形象无疑受到了塞林格此时思想变化的影响：他专注精神世界，对物我分离哲学有所领悟，同时他还相信吠檀多的前世与轮回学说。特迪说：“你死去时无非就是从你的身体里挣脱出来……每一个人做这件事都做了成千上万遍了。”[1]168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领悟，先知特迪才能平静地迎接自己的死亡。特迪和尼科尔森说过：“再过大约五分钟我有一堂游泳课。我会下楼到游泳池那儿去，那里面也许一点水儿也没有……我也许会走到池子边，只是想看一看池底……而我的妹妹说不定会走过来不知怎的把我推了下去。我可能脑壳破裂顿时就死去。”[1]169即使预见到了自己的死亡，特迪还是伴随着“一声长长的、极为刺耳的尖叫声”[1]173不躲不避地从容迎上。坡(Edgar Allan Poe)说过：“一位美丽女子的死是所有诗意主题中最为纯洁的。”[10]而塞林格在《九故事》中向我们呈现的却是在俗世无法生存的少年智者的死，这同样具有崇高而隽美的诗意，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其余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没有走向死亡的极端，却在绝望与空无中带给人无比的压抑感。《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UncleWiggilyinConnecticut)中的埃洛依斯看似有着完整家庭和正常生活，但其实其精神世界已毫无生机，只能靠着对早已不再人世的初恋男友的思念度日，连朋友玛丽·简也不禁感叹其“心肠越来越硬了”[1]21。《在对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JustBeforetheWarwiththeEskimos)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已经无法敞怀的自我封闭的孤独状态，主人公吉尼像极了霍尔顿，她憎恶所有人，“毫不掩饰地认为，在贝斯霍尔小姐的学校里——这所学校明摆着全都是大号的讨厌鬼——而塞利纳更是特大号的讨厌鬼”[1]35。《德·杜米埃-史密斯》中的主人公度过了一段混沌迷惘、对周围充满敌意的日子，他为求得一份美术教师的职位捏造身份、弄虚作假，他甚至还残忍地祈求“这个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独身自处的福分”[1]116。《嘴唇美丽而我的双眸澄碧》(PrettyMouthandGreenMyEyes)中的成人世界充满谎言与背叛，灰发男子一边和阿瑟妻子偷情，一边又以朋友的身份在电话中安慰阿瑟:“你他妈真是福气，碰到了她这么个了不起的孩子”[1]105，谎称“琼安妮说不定两分钟以内就会回家的”[1]111。《笑面人》(TheLaughingMan)中，最后“酋长”对爱情绝望，“酋长”故事中的笑面人和黑翼一一悲惨地死去，孩子们失去童真——就像那红色纱纸一样“被风吹得贴在路灯柱的柱脚上”[1]64。所有这些空虚、绝望以及由此催生的孤独、疏离和自我封闭都是由“具有敌意或者至少具有攻击性的社会所诱发的”[11]，是在生命完成闭合之前人的精神世界的率先闭合，都是没有生机，具有毁灭性或者说死亡特征的，都具有非传统意义上的诗意，是真正的“恶之花”。

另一方面，爱欲和死欲同是人的两大本能，它们“都力图重建被生命的出现所扰乱了的事物的某种状态……生命本身就是存在于这两个趋向之间的一种冲突和妥协”[12]。“爱与死的关系是里尔克玄思之塔的塔尖”[13]11，而作为里尔克最虔诚的崇拜者，塞林格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延续了同样的主题。在《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 (ForEsme-withLoveandSqualor)中，塞林格毫不掩饰地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去爱而受苦，这就是地狱。”[1]92塞林格孤僻封闭，又亲历战争，目睹过曾在维也纳与之共处过十个月的初恋情人一家在大屠杀中一齐消失，他需要通过笔下的人物来排遣平时无法向外传递的感情——不论是作者还是人物都需要寻求自救的道路。对塞林格来说，这两条路便是爱与宗教。救赎从《爱斯基摩人》中象征圣餐的半块鸡肉三明治开始，吉尼停止针对塞利纳，从此做好了重新融入周围世界的准备。《小船》里，当莱昂内尔对波波说“开克”*“开克”(Kike)，美俚语，是对犹太人的贬称。莱昂内尔因为Kike与Kite发音相近而将两者混淆。是“那种能飞上天的东西……用一根线拴住的”[1]76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被母爱拯救了的童真。救赎在埃斯米那里得到了更加彻底的实现：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埃斯米用自己的爱守护了弟弟的纯真，而且还拯救了经历过战争“污秽”的X中士，最后他“重新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如初的人”[1]100。《德·杜米埃-史密斯》中，主人公最后意识到“全世界的人都是修女”[1]144，而这正是一个基督化的佛教徒的顿悟[8]201。所有这些说明，爱——不论是对凡人的还是对上帝的——才是最终得救之道。

这个故事集中，《为埃斯米》无疑是其中最昂扬的一篇。“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这个标题本身已经给《九故事》的主题作出了完美的脚注：一边是爱与救赎，一边是绝望与死。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笑和泪的混合，具有传统诗意和非传统诗意的两类主题对立统一于这本薄薄的故事集中，向生命的两端不停拉扯，从而给予作品无与伦比的巨大张力，让整个故事集诗意盎然。

二、悖论的语言

悖论(paradox)来自希腊语“paradoxon”，意思是“与期望相反”。作为一种“倒置的真理”，悖论体现的是“差异中的合理性，具体中的普遍性……陈旧而熟悉事物中的新鲜之感，寻常秩序中的不寻常的感情”[14]8。

悖论是“诗歌无法规避的语言”[15]， “它通过相互对立、差异、非同一、矛盾、冲突的词语并置, 用以揭示现实世界的诸多矛盾关系”[16]114。《九故事》开篇就抛出有声无声的悖论：“吾人知悉二掌相击之声，然则独手击拍之音又何若？” “独手击拍”如何发声？唯有归于沉寂。然而这种寂静，是“对与人隔绝(isolation)的一种象征性应用”[17]。保罗·莱文(Paul Levine)说：“二掌相击的声音”是人与人关系的声音，缺少任何一方都无法发出声音[18]112。可是对于塞林格笔下诸多“不合时宜”的主人公来说，这样的声音或许永远难以发出，“对‘独手击拍之音’的追寻在精神生活中走向终点，于是艺术就成了想像力的生路，禅成了灵魂的生路”[18]112。 “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这个标题本身就暗含着悖论。威格利大叔是霍华德·加里斯(Howard Garis)童话中一只患有风湿的老兔子。既是童话人物，它又如何能出现在现实的康涅狄格并生存下去？其间的落差、冲突以及由此而生的幻灭感可想而知，而这样的悖论正是对女主人公生活现状的绝佳映射——对于埃洛依斯来说，童话早已破灭，爱情早已让位给令人窒息的婚姻现实:她和路易既没有相似的审美，也缺乏共同的爱好。当玛丽·简问她为什么要和路易结婚时，她的回答是：“噢，上帝！我不知道。”[1]29《为埃斯米》中，小姑娘埃斯米曾对X中士说：“我正在训练让自己能有更多的同情心。”[1]84关乎感性和人类天性的同情心竟然可以被当作技能一样进行训练，初看之下不免让人觉得荒唐，可是考虑到故事背景以及埃斯米的身世，那么我们从这短短的一句话中读到的可能还有让人不寒而栗的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在《德·杜米埃-史密斯》中，主人公在给艾尔玛修女的第二封信中这样说道：“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上，我也不特别希望被弄得幻想破灭。我很愿意继续沉沦在无知的阴影中。”[1]141“无知”既然和“幻想破灭”相对，那么当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这一点在《特迪》中也有解释:特迪对尼科尔森说亚当吃的那只苹果其实就是“逻辑和智慧那类的东西”，“你必须要做的就是把它呕吐出来，如果你想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话”[1]167，可是作者对于这样的理想状态又用“沉沦”和“阴影”来描述，从而成功地营造出一种反讽的效果——那是对凡人于知识之执着以及凡人之自以为是的一种嘲讽。还有在《特迪》中，神童特迪说斯温“一直到自己死去之前都再不会醒过来了”[1]169。这个充满矛盾的悖论其实是特迪对死亡的理解。特迪说过：“大多数人甚至都不想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们甚至都不愿停止老是这样地出生和死亡。他们只是不断地要新的身躯，而不想停下来与神共处，那样的境界才是真正美妙的。”[1]167在他看来，只有死亡才能让人摆脱浑噩，多一次前世便能让人朝神性的方向更近一步，而这也是塞林格从宗教修行中获得的领悟。

除却上述由表面矛盾语词组合而成的悖论之外，《九故事》中还有与常理或逻辑相悖的深层语义悖论，用来揭示“现实世界中互相并置的矛盾因素和对立关系”[16]114。首先在《香蕉鱼》中，西比尔戏称西摩为“见到更多玻璃”*原文为“see more glass”，与西摩的名字Seymour Glass 谐音。[1]8。象征着希腊神话中具有预言能力的西比尔的小姑娘给予西摩这样一个似非而是的称谓，这一细节使西摩这个人物变得耐人寻味。穆里尔和母亲的通话以及后来西摩与人在电梯中的争执均表明战场归来的西摩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而考特(James Finn Cotter)却认为：塞林格作品中的玻璃乃是基督和神的象征[19]25。一块重压之下即将崩溃的“玻璃”却比常人更具神性，这不能不说是塞林格有意设置并让读者陷入反思的一个悖论。还有西摩身上并不存在的“图徽”[1]8。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西摩精神失常的一个佐证，然而西摩在他婚前的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我的手因为触摸过某些人而留下伤疤”[2]75，右手的掌心因为摸过他心仪的夏洛蒂的黄色棉布裙而“至今还有一个柠檬黄的印记”[2]75。爱在西摩的手上留下了别人看不见的“伤疤”，那么痛苦也必然会在他身体的某处烙下挥之不去的“图徽”。海德格尔说：“时代之所以贫困，乃是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蔽。”[20]在那个饱受战争摧残的“贫困时代”里，既是先知又是诗人的西摩所看到的正是这些被遮蔽的真相。《威格利大叔》中，战争依旧是不可或缺的背景。作为埃洛依斯的初恋情人，沃尔特是爱情与理想的化身。然而塞林格没有让沃尔特英雄般地牺牲在战场；相反，却让他死于停战期一次打包炉子的琐事中。这样的悖论让战争的荒唐跃然纸上。到了《爱斯基摩人》，战争的焦虑仍然存在，它让人人都染上了“战后神经衰弱症(postwar neurasthenia)”[21]，认为下一场战争会随时到来——塞利纳的哥哥富兰克林深信“我们挨下来就要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了”[1]44。然而故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富兰克林“望着房间另一端的一件什么东西。那张邋里邋遢的脸上出现一种几乎是梦幻般的神情”[1]40，而后文解释说那件神奇的、具有魔力的东西只是他吃剩下的半块三明治。这看似不合情理的细节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与《德·杜米埃-史密斯》中“全世界的人都是修女”[1]144以及《特迪》中“一切都是神”[1]165相类似的精神顿悟，即一切平凡中都有救赎。最后，也正是这半块三明治让吉尼重拾回归社会关系的信心。《为埃斯米》是塞林格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描写战争创伤的小说。主人公埃斯米说：“我偏爱写凄苦的小说。”[1]88十三岁的女孩偏爱凄苦似与常理相悖；但实际情况是这个本应在父母宠爱下无忧生活的姑娘在大战中失去了双亲，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她对污秽和凄苦的偏爱。小说最后，这位偏爱凄苦的姑娘却用自己的爱心让弟弟保存了纯真，同时还拯救了一名成人:这无疑又构成了另一层的悖论。《嘴唇美丽》中没有战争的阴影，有的只是一个“假模假式”的世界。对妻子偷情心知肚明的阿瑟一边叫嚣着“这女人没法让人相信”，承认他们是“错误的结合”，承认自己“太软弱”[1]109，可是另一边刚刚放下电话的他便立刻再次屈服。阿瑟的遭遇正是人类永远无法克服自身弱点、无法摆脱自身经验困扰的鲜明写照——一群困在洞里的“香蕉鱼”。

悖论是诗歌的语言，“表面上的矛盾，意义混浊不清，或偏离一般的逻辑，这些都迫使读者‘采取诗学态度对待词语’的最有力的方法”[22]。《九故事》中各种语义的含混、逻辑的矛盾有效地烘托了作者意欲表达的有关人类成长的终极悖论，即困惑与觉醒的悖论：知识、经验让人从懵懂到觉醒，然而“觉醒带来的却是困惑”[23]274。于是西摩自杀、埃洛依斯在痛苦中挣扎，所以特迪要吐出“逻辑和智慧”[1]167、史密斯要在无知中沉沦[1]141——层次纷呈的悖论让故事集浸染在浓厚的诗性当中。

三、诗化的语象

悖论是诗歌的工具，语象*根据赵毅衡的理论，“image”更准确的翻译应为“语象”。(image)亦然。语象是“词语构成的图象”[24],“人物、场景、动作或者事物的语象……乃是诗的核心”[25]。诗人通过语象思考，也通过其感知，根据赵毅衡的理论，语象又分为三类，即描述性语象、比喻性语象和象征性语象[26]111。

“一个孤立的语象在文本中的意义是由它所取代的东西决定的……当我们无法指出一个语象的取代物时，它就是一个字面上的意义，也就是说，是一个描述性语象。”[26]112在《九故事》中，最突出的描述性语象莫过于《为埃斯米》中黑暗潮湿的阴雨天里小姑娘埃斯米那个“很小、很矜持”，“出奇的灿烂”的笑容[1]81，它极自然地就让人联想到庞德的那首小诗，那“湿漉漉、黑黢黢的树干上花瓣一般的面孔”；这是一幅灵动的画面，同时也是对污秽与爱之间强烈对照的一个十分具象的描写和暗示。《笑面人》中，那块罩在嘴巴是个“椭圆形的大洞”、鼻子“则是两个塞满肉的窟窿”、“山核桃形状”的极其丑陋与恐怖的脸上的面罩——“一块罂粟花瓣做的轻纱般的粉红面罩”[1]53也具有同样的大反差效果，一种妖艳、颓靡，甚至散发死亡气息的感觉扑面而来。玛格丽特·塞林格这样评价道：“这里你所感觉到的盎然诗意，用不着专教诗歌的优秀教授给你指出。他所用的语言像芭蕉写青蛙时用的语言——几个字儿脑中便浮现意象，五官也能感知。”[27]63-64最后主人公在回家路上看到一张粉红绵薄纸，“它被风吹得贴在路灯柱的柱脚上，那看上去就像某个人的罂粟花瓣面罩”[1]64。又是灰暗中的一抹鲜红，再次让人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此外，它还传达着这样的主旨：待孩子失去童真，传奇也将永不再现；罂粟花面罩没有了，存在于现实中的不过是一片极为普通的红色绵薄纸。绚丽的绵薄纸在风中飘零，最后落在路灯脚上，这种萧瑟让人伤感。正如玛格丽特·塞林格说的：“非常人性的东西短暂开花，随即凋零。”[27]45《德·杜米埃-史密斯》的整个故事就像是一首由蓝色语象贯穿而成的诗：主人公身穿蓝色套服，艾尔玛修女画了身穿蓝衣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甚至连主人公的梦境也是蓝色的：“我至今偶尔还会梦见一只白雁从极淡极淡的蓝灰色天空中飞过……那淡蓝的天光，或者说天蓝的神韵，在鸟的羽翼上得到了映照”[1]123。这些描述让故事以一幅类似流动的蓝色油画的形态在读者脑海中留下印象；让作品呈现出一种低沉、忧郁同时又充满神秘和梦幻的气质，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少年的迷惘和失落的情绪。

描述性语象营造画面，但只有比喻和象征性语象“才能完成具有语象中认识世界的功能”[26]113。比喻性语象首先是那些香蕉鱼，“它们过着一种非常悲惨的生活……它们游到一个洞里去，那儿有许多香蕉。它们游进去时还是样子很普通的鱼。可是它们一进了洞，就馋得跟猪一样了”[1]13。这些因贪婪而困死洞里的鱼与同样因为贪婪而困在瓶子里乞求一死的西比尔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对照关系，二者都是黑暗的喻体，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自身经验困扰的一种隐喻，同时也为西摩的结局埋下伏笔。还有《小船》里的那条船：它“看上去几乎像水里的一根木棍似的飘忽不定……”[1]170飘忽不定的不仅是小船，还有莱昂内尔的内心世界，那种亮光下的看不真切的飘忽感很好地表达了小主人公的慌乱与不安；小船其实也是塞林格自己的内心：在经历对人的灵魂的怀疑之后，塞林格在1948年11月致伊丽莎白·默瑞的信中兴高采烈地宣布，“从精神的角度说，‘那艘旧船又稳定了’”[8]156。比喻的语象还有特迪透过舷窗看到的海面上浮浮沉沉的橘子皮，特迪说：“如果我没见到它们，那么我就不会知道它们在那儿，要是我不知道它们在那儿，那么我就连它们是存在的都没法说……”[1]149在东方，这便是“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的道理。橘子皮就是特迪，因为他知道，“走出这扇门后，我只会存活在我所有熟人的心里……我会变成为一片橘子皮”[1]151。橘子皮所指的还有这个物质世界，它传递的是无常这一禅的概念，“传递了吠檀多的信念：与我分离的存在都是虚幻”[8]210。而那扇舷窗便是某种界限，分隔着物我和内外两个世界。

象征与比喻实际上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别，没有严格的界限。“比喻的两造之间的关系是‘异中之同’。喻指和喻体之间多少总有一点相同之处。而象征的两造之间往往没有相似点，它们主要靠由于各种原因而形成的联想来联结。”[26]113象征在塞林格作品中屡见不鲜。半个多世纪以来，霍尔顿的红色猎人帽、菲苾的旋转木马、中央公园的鸭子一直接受着不曾中断过的各种阐释。埃蒙(Aleksander Hemon)说：“塞林格的孩子和青少年们总是对那些实际价值不高……的事物有着深厚的兴趣。”[28]68事实是，作为一名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塞林格确实十分擅长“赋予日常事物以奇妙的魔力，激发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29]9。《九故事》中的很多象征性语象就是由这样的日常事物构成的，例如《香蕉鱼》中象征童真的蜡和橄榄，《爱斯基摩人》中富有宗教意味的半块三明治和复活节小鸡，《小船》里代表波波母子由对峙到和解的潜水镜和钥匙串。当然，还有埃斯米送给X中士的那块手表——那块防水防震却在邮寄途中表面玻璃被损坏的“护身符”[1]199，它既代表受过战争创伤但最后身心恢复健康的X中士，又象征着爱的不停传递：它由父亲到埃斯米，又从埃斯米传到X中士的手上。埃蒙说：“我喜欢塞林格的是他珍视那些我作为一名孩子而深感重要的事物，比如蜡和橄榄。对于那些常常无关紧要的事物，这也需要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侧面的世界观。”[28]71在《九故事》的各种象征性语象中，最具神启意味的莫过于《德·杜米埃-史密斯》中反复出现的“光”。先是梦幻中“淡蓝的天光”[1]123，然后是现实中“晚上九点钟的朦胧天光”[1]143和矫形器商店橱窗里的灯光，到最后是一种让他有神秘体验的强光——“突然，太阳升起，以每秒九千三百万英里的速度朝我的鼻梁飞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等我视觉恢复，那女子已离开橱窗，只留下一地闪闪发光的精致、显得格外圣洁的瓷漆假花”[1]143-144。光的照耀让史密斯经历了一次顿悟，明白了即使最卑微的事物也有美、最愚钝的人也有价值的道理。廉价的便盆在他眼中变成了圣洁的瓷漆花，没有眼睛的木头人变成了神祇。这里，各种不同的“光”的变迁实际上也是暗指史密斯思想上的变化与升华。在《西摩：小传》中，塞林格这样写道：“真正的诗人对素材根本没得选择。是素材选择诗人，而不是诗人选择素材。”[2]121塞林格用这些日常的语象践行了自己的主张，也印证了他所尊崇的里尔克“没有一事一物不能入诗”[30]3的理念。

四、结 语

《九故事》从死亡开始，又以死亡结束，象征性地完成了一次螺旋式的生命之旅。除去《嘴唇美丽》略显脱节之外，其余几部作品的安排显示出一种诗歌般精致的对称结构：西摩的自杀对应特迪有预知的死亡，在现实中沉沦的埃洛依斯对应圣洁的艾尔玛修女，中间则是各式人物的救赎之路——它由低沉的调子开始，随即压抑渗透到生活的各种细微处，接着在《小船》中略显转机，随之到《为埃斯米》那里突然高昂，再到《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豁然开朗，最后又归于沉寂，在富有宗教意义的死亡中走向无声。塞林格用富有诗性的口语化的语言描写人，运用悖论和各种语象表达人的爱与死，在接受存在主义的虚无的同时又向宗教以及灵性深处寻求救赎。无论是整体编排还是各个作品，《九故事》均显现出十分强烈的诗性特征：它既通俗又斑斓，既颓废空茫又九曲回肠，在“污秽”中尽显人性的瑰丽与光芒，于无声处静听诗人的歌唱与回响。

[1] 塞林格. 九故事[M]. 李文俊、何上峰，译. 英汉双语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169.

[2] SALINGER J D. 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Carpenters and Seymour: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Inc., 1965:7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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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ILICCI E. J. D. Salinger's Characters as Existential Heroes: Encountering 1950s America [D]. Indiana，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6] 蒋天平. 疯狂：逮住香蕉鱼的童性——J.D.塞林格笔下的疯子[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02-104.

[7] 阙玲花. 孤寂之声——作为“反成长小说”的《九故事》[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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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狄德罗. 论戏剧艺术[M]//伍蠡甫. 西方文论选:上卷.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347-381.

[10] LJUNGQUIST K P. The Poet as Critic [M]// K. J. Haye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gar Allan Po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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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 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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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立锦)

Sound of Silence: On Poetic Writing ofNineStories

GAO Yang, JIANG M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NineStoriesSalinger portrayed many misfit heroes or heroines and explored the basic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man as well as man and the world through the juxtaposition of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poetic subjects, the use of paradoxes of different semantic levels and the employment of various types of images. This paper centers on these three aspects and thus giv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oetic characteristics embodied in thi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NineStories; Salinger; poetic characteristics; subject; paradox; image

2016-05-19

合肥工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J2014HGXJ0141)

高 扬(1980-)，女，安徽巢湖人，讲师，硕士。 ①RaiseHightheRoofBeam,Carpenters，来自于 “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carpenters. Like Ares comes the bridegroom, taller far than a tall man.” 萨福残存诗篇中的第111篇。

I106.4

A

1008-3634(2017)01-005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