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琪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601)

诠释学视域下“绿色接受”的辩证思考

章 琪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601)

“绿色接受”的提出受启于生态批评，是将生态批评范式与接受美学立场结合起来，用以观照传统文本解读与意蕴挖掘的一种思维及研究范式。文章结合学界对传统文本的解读，分析了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观点，进而揭示两人所代表的传统诠释学与现代诠释学的关联性、发展性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批判性。在施、伽诠释学观点的辩证思考中，“绿色接受”所强调开放多元、动态发展的思维及研究范式得到了呼应，且其在新语境下指导传统文本新意蕴空间挖掘的有效性也得到证明。

诠释学；绿色接受；生态批评

一、绿色接受的提出

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导致地球自然生态与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了多重危机。生态学就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应运而生，并不断被其他领域借鉴而得到拓展。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理论批评形态与范式，缘起于美国，初期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代替启蒙时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然而，随着学界对其可能陷入相反极端的批判和争议，生态批评理论不断吸收、容纳、调整，相继提出生态整体主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概念。生态批评“致力于全方位审视现行的社会发展模式和人类文化，探索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出路，以构建人类、文化、自然的多元互动共存的文化路径”[1]。国内生态批评学者胡志红在《西方生态批评史》中提到生态批评伴随着哲学的发展，已由“走向荒野”发展到“荒野回家”的阶段。它要求人类直面现实，将生态乌托邦理想与人类社会公平正义诉求相结合，将生态诗学、环境公正问题与多元文化主义相结合。但是对生态危机的解读不是一场个人之战，而是建立在个人之上的全人类战役。每个人，不仅是大生态环境下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一份子，也是对人类文化不断进行理解与阐释的主体，这是将生态批评与接受美学结合的思想源点。接受美学是在批评“文体批评”的声势中应运而生，要求“从观赏者接受的角度来沟通美学和历史这两极，以全面地辩证地把握文学艺术的本质”[2]。接受美学之所以得到发展，不是靠超越历史，而是因为其建立在对艺术所特有的历史洞察的基础上，它反对脱离历史、脱离社会、脱离政治、脱离读者群众的形式主义倾向。接受美学是“凭借问与答的诠释学本身来公正地处置作者、作品和公众的生产和接受的动力学过程”[3]。而接受美学与诠释学内在特性的一致性，正为其进行理论上的互阐提供了学理前提。

生态批评，反对二元对立、等级制度和统治逻辑，提倡生态绿色、和谐自然的文学写作和批评范式。这是“绿色接受”概念中“绿色”的理论基点。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与美国文化的形成》中提出，没有绿色思考和绿色阅读，绿色文学则是无法讨论的。“生态批评被把握为一种对文学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是以‘共生’‘整体’‘生命’为旨归”[4]，包容了多种阅读和批评模式。绿色接受涵括绿色阅读的概念，同时包含绿色观影等针对各艺术样式自身的特殊性所形成的不同接受形式。随着生态美学的发展，生态批评的范式不断触及新的领域，从最初的文本生态批评，到电影生态批评、城市生态批评。作为读者、观众、城市居住者等各种身份，我们时刻都处在绿色接受的范畴之内，作为主体与之发生联系。生态主义缘起于环境危机，但其在发展中不断拓展自身，从文本到现实生活的延伸，就是生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也是绿色接受概念成立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二、诠释学视域——展开的可行性

诠释学，又称解释学、阐释学，词源是希腊文Hermeneuein，由Hermes而来，“赫尔墨斯”作为希腊神话中的信使，主要职责是向人间传达并解释众神的旨意，因而解释学一词最初意思是对神谕的解说。作为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诠释学最初仅应用于宗教、法律和语言三个传统领域。发展至今，经历了启蒙诠释学、浪漫主义诠释学、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狄尔泰的诠释学、海德格尔的诠释学，以及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等历史形态。其理论内涵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经学者研究阐释，在得到补充完善的同时，也在批判和争议声中经受全方位的考验，从而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哲学学科，并作为一种方法论指导学术研究、日常生活及社会发展等多方面。

之所以采用诠释学的视域研究传统文本在当下的绿色接受问题，则因“诠释学的普遍要求”。何卫平曾向伽达默尔当面求证过这个问题：诠释学的普遍方面到底存在于何处。“存在于内在话语(Verbum Interius)之中”，对这个意料之外的简洁答复，伽达默尔解释道：“这种普遍性由‘内在言说’所构成，因为一个人不能说出一切，一个人不能表达他心中所想到的一切，即内在逻各斯。……这种经验是普遍的：内指活动绝不会完全为外述活动所涵盖。”[5]伽达默尔在这里所表述的与其“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的观点看似矛盾，实际上却表明了内在话语存在的客观性以及解释的必要性。解释学的普遍要求正是源自内在话语的存在现实。任何说出来的话语，只有追溯到潜藏于其背后的内在话语，才能实现某种程度的真正理解。自语言产生，世界便被要求指向它，语言成为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最重要途径， 尽管世界并不能被完全成功地表达出来。

作为一门实践哲学，诠释学与生态批评理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而以生态批评理论为根本所建立的绿色接受概念，与诠释学结合，对传统文本展开辩证解读与思考，不仅有其学理上的支撑，联系当下缺乏生态自然意识的社会现状，更有其不可小觑的现实意义。

三、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文本应用

施莱尔马赫关于诠释学的观点可以说实现了诠释学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重要转折：由主要关注《圣经》文本的局部诠释学转向一般诠释学，即由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转向。作为“诠释学之父”，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主要承担两项任务，表现为两种形式：语法的解释和技术的解释。他的诠释学观点主要体现于历史主义原则、心理解释和诠释学循环等概念。

《老人与海》故事的背景是在20世纪的古巴，小说讲述了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不屈不挠，在海上奋战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凭借毅力战胜了大马哈鱼，并在与一群鲨鱼展开对大马哈鱼的争夺中终于拖回一副鱼骨头的故事。

在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诠释语境下，小说文本的解读主要表现为小说文本与社会历史之间相互协调的解释形态。施认为，“解释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按照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而是要认识作者和他的听众之间的原始关系”[6]。因此，面对由于历史原因而显得陌生的文本，我们能把握的所谓理解，是再现、重构我们所不熟悉的文本的思想和作者的意图，主动地缩小我们与文本间的时间距离，实现对文本的准确把握。《老人与海》这部小说的经典性在于其塑造了一个海明威式的英雄形象，主人公圣地亚哥身上所表现的不屈不饶、坚韧顽强、勇于面对暴力和死亡的“硬汉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楷模。将研究的目光回溯到故事发生的社会时代：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正表现出迅猛蓬勃的态势，而小说正反映人类敢于直面自然的斗争精神。代表人类意志的圣地亚哥与大海、大马哈鱼、鲨鱼的搏斗彰显了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人们将这场较量视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命运勇敢抗争的颂歌。

自20世纪60年代，生态批评范式在文学解读等领域被应用后，《老人与海》文本的解读骤然转入了反方向。对“硬汉精神”“人类中心主义”的宣扬被“生态整体主义”“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批驳并取代，这是绿色接受在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绿色阅读的立足点。日益严峻的人类环境、文化与精神危机，迫使人们寻求逃离困境的出路。至此，对《老人与海》文本的解读霎时进入批判阶段，而改变这个趋势上用力过猛的现象，正是研究用施诠释学结合文本进行生态解读的目的所在。20世纪资本主义正处上升时期，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蓬勃发展。圣地亚哥所代表的人类行为是建立在全社会的伦理道德认同感之上的，自然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类的附属物，因此人类所发起的一切向自然入侵行为则被认为是无可厚非的。同时，文本中“失败的英雄”同20年代至30年代美国文学中“迷惘的一代”对资本主义虚伪道德传统的厌弃相联系。两种解读空间都表明人类处于精神紧绷、高压的状态，而此正代表了在当时社会时代氛围下文本解读及价值判断的标准。施诠释学所意指的历史主义原则，正是要求当下处于亢奋状态中的生态批评学者对此保持一种冷静严谨的学术态度，生态理论的成长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任意的迁挪应用只会让文本失真，而这也是与绿色接受内在要求的生态健康、平等和谐特质相悖的。施诠释学的视域对文本绿色接受的启示是必要和积极的，要求我们在把握理论前驱意义的同时，固守真理和真知，学会用回溯的眼光看视传统文本，在肯定其基本意义之外做出其他层面的解读，以免使绿色接受丢失了基本的文本价值而成为牵强堆砌的空中楼阁。

四、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文本应用

在诠释学的发展历史中，伽达默尔作为扛鼎性人物，实现了其第二次重要转向，由传统诠释学转向现代诠释学，至此，诠释学进入了本体论研究阶段。在伽达默尔诠释学支撑下的理论空间和以生态批评为依托的绿色接受有诸多交叉内容，譬如对开放性的内在要求，对传承物的重视，对前见、经验等概念的辩证思考，都和绿色接受所要求的平等和谐、绿色生态理念相一致。关于诠释学，伽达默尔的主要观点是建立在对施莱尔马赫观点的批驳上发展起来的，譬如对成见的重新肯定、对效果历史概念的界定。

借助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主要观点，笔者对哈代的《还乡》进行理解与解读，即可看到小说内含的真义。《还乡》讲述的是一群在埃顿荒原上生活的男女青年，因为秉持对待荒原的不同态度，而最终被荒原区别对待的故事。但是试图诠释小说意旨的行为却显得艰难：体现在人物身上的既有对荒原土地本能地依附与眷恋，也有对荒原彻底地背叛和逃离；小说中有对传统文化神秘力量的崇敬，但也有对现代文明身影的肯定。看似矛盾的文本内容，却为伽达默尔克服主客二分、重新肯定成见、效果历史等观点的成立提供了依据。

透过绿色接受的目光看视《还乡》文本，呈现的是一片“原乡世界”里人与自然的浑融共生、男性与女性的依存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相辅相成的景象，这里绿色接受看似是对其进行多重二元对立的切分，但实际上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绿色接受是以二元对立的论述反对二元范式的根深蒂固，同时以小说结局昭示二元对立的方法在“原乡世界”是无法找到安生立命之本的真理。而此正是对伽达默尔诠释学克服主客二分观点的文本支持。

此外，贯穿小说始终的传统文化因子可视为成见的具象。埃顿荒原眷顾全心归附于它的子民，并赐予他们天然的生存之道。这种生存之道连荒原子民也无法解释。但却强烈地体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促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存、理解、交往的本能般的神秘力量。伽达默尔重新肯定成见，正是因为意识到成见并非一个单质概念，它可以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价值。“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成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7]文本中传统文化的力量，充当成见的具象，在实际发挥神奇效力的同时应得到理论上的肯定。

效果历史作为伽达默尔诠释学的重要概念，认为理解离开了历史是不可能的。绿色接受视域下所肯定文本的万物平等享有生存发展权利和拒绝区别分化的内容是建立在尊崇荒原生存之道的传统与历史之上的。而历史离开了理解也无法产生效果，所谓理解之外无历史。对待埃顿荒原，如果我们不发起理解，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当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片土地，从中所挖掘出的内容则为我们提供无穷的生存真理及智慧。这种绿色接受视域启示下的生存之道无疑将产生持久的现实影响，而最终构成理解历史里的关键一环。

五、绿色接受的回溯与展望

绿色接受概念的提出，受启于生态批评，但却不限于生态批评。接受美学理论本身强调对象的特殊性，这与绿色接受的理论内在要求是一致的。绿色接受的“绿色”，不仅体现为一种生态批评的视角，更体现在其所采用的灵活机动、准确有效的方式而达到各艺术样式的最佳接受效果上。绿色接受是一个拥有准确含义和对象的概念，但是其在研究应用中却提倡多元开放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视角。不同的艺术样式，面向不同的受众，也拥有各自的接受特性，而绿色接受正是在考量各艺术样式自身特点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绿色”表现出一种健康、和谐、持久的生命力量，它既作为一种理论特质以彰显这种接受形式的学理价值，同时也作为一种基本要求，对理论本身形成内在的监督，为研究对象提供健康有效的视域。

从生态批评自诞生至今的近四十年发展历程来看，在肯定其理论基础不断坚实、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理论视域不断拓宽的积极方面之外，我们无法忽视其中饱含争议的声音。从一个独立学科至少要具备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研究方法、学者群体的要求来看，生态批评的学科之路，以及生态批评向生态美学的发展之路，仍显曲折且漫长。然而，这里之所以采用诠释学的视域探视生态批评的发展，并提出绿色接受的概念，是因为看到生态批评在当下研究现状中表现出过度用力的趋势。在理论观点上，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到提出“生态中心主义”、“动物中心主义”等，可以看到生态批评需要在理论的扩展上保持理性的认识。没有一个健康持久、动态平衡的理论作为支撑，生态批评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这对研究的持续进行、人类文化的长远发展都是不利的。文本解读一直以来都是展开生态批评的主要阵地。我们虽然肯定传统文本生态意蕴挖掘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但不意味着生态批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若对不适合的文本、特殊的文化领域进行牵强的模板式研究，则会让文本在丧失自身真义的同时，使理论本身遭遇因使用过泛而人皆贱之的尴尬境地，因为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是任何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本。

作为一门实践哲学，诠释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理论观点及视野也在批判发展中不断成熟起来。本文通过对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观点进行阐释，辩证分析了生态批评对传统文本的接受问题，即广义的绿色接受问题，这种研究范式体现出一种辩证的特质。为挖掘传统文本的生态意蕴，生态批评通常的做法是以当下的现实语境作为背景，因而传统文本往往处于被审视、拆解、批判的地位，完全被动的状态也丧失文本的生命力。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下的历史主义原则的介入，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挽救，传统文本的活力展现是建立在保留文本真义的基础之上的拓展与延伸，并非一味是现实意义的挖掘与堆砌，任何失真的意义都是无效的，尚不能称之为知识，这是诠释学从批判方面为绿色接受提供的启示。而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观点则为绿色接受的有效性提供了正面的支持，肯定成见的价值，是因为在生态批评的视域下，成见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往往涵括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内容，合理成见的存在是我们研究传统文本的前提态度。在对部分传统文本生态意蕴的探索中，生态批评常对自然、环境等古老历史对象表现出崇敬之情，这正体现了诠释学关于绿色接受辩证思考的肯定方面。

六、结 语

作为生态批评理论发展的延伸概念，绿色接受不仅使其研究领域拓宽，而且在学理上对生态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相较于理论初期，生态批评更多关注研究对象，而绿色接受概念的提出，是将生态批评的视角从研究者转向接受者的标志，关注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在接受上所形成的不同效应，从而提出一种多元开放、灵活健康的接受研究范式。诠释学的视域探视，是对生态批评近四十年发展的辩证思考，其中有反面的经验教训，也有正面的意义支持。生态批评的发展，是个且破且立的过程。诠释学视域的借用，是其与生态批评的理论互阐，它将在夯实二者理论根基之外，更加准确地把握文本的真义。综言之，只有当我们站在绿色接受的立场考量，把握研究的尺度和趋势，才会助益于生态批评的持久发展，而这也将为人类走出环境危机与精神困境提供积极的指导。

[1]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2.

[2]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55.

[3] 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顾建光，顾静宇，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

[4]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9.

[5] 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

[6] 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1819-1832)[M]//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55-56.

[7]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0:392.

(责任编辑 谢媛媛)

Dialectical Thinking on Green Re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ZHANG Q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Deriving from the ecocriticism, green reception， as a thinking and research paradigm， is us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text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ir meaning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tyles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and the stand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texts in the academi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ideas of the theories of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and Hans-Georg Gadamer and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hermeneutics and modern hermeneutics and their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ritical content of the latter to the former.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about the hermeneutics ideas of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and Hans-Georg Gadamer, the open, diverse and active thoughts and styles of green reception has been responded, and its validity in guiding the new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al text meanings in the new context has been proved.

hermeneutics; green reception; ecological criticism

2016-09-19

章 琪(1992-)，女，安徽青阳人，硕士生。

IO-03

A

1008-3634(2017)01-007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