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佩, 李文军

(宁夏大学 外国语学院，银川 750021)

文明的融合与冲突
——论《黑暗的心》中的矛盾性

杨佩佩, 李文军

(宁夏大学 外国语学院，银川 750021)

《黑暗的心》是康拉德短篇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探究欧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之间的对立与统一。文章运用矛盾分析法，探讨了该作品描述的欧非两种文明的融合与冲突，揭示了贪婪和孤独的复杂人性，从而证实在异域的跨文化生存中，两种文明之间具有暂时的不可融合性。

《黑暗的心》；文明；矛盾性

英国作家康拉德生于波兰，是20世纪少数族裔作家的典型代表，他写殖民题材故事的独特视角，源于他所生存的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在他的殖民题材的作品中，除了殖民叙述与反殖民主义的主题外，更多的是透过表象揭示出人性复杂且矛盾的心理。在小说《黑暗的心》中，马洛寻找库尔茨的过程其实就是他自己迷失、寻找、孤独、认知和妥协的一种心理变化的过程。作者借助航海远行的历程，在小说开篇就说明了身为一名航海员所独有的那一份孤单和迷茫，书中神秘浩瀚的海洋形象与原始未知的非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化了人性的孤独和矛盾的主题。随着故事的发展，在陌生的目的地刚果，因其原始的生活状态与工业发达物质丰盛的欧洲截然相反，从而面临着被其“加工改造”的危险，上演了一场人性大战的悲剧，欧洲白人和非洲黑人同时都是剧中人也是旁观者。然而正是由于这一份关系的微妙和矛盾性，更加证实了：西方善意和理性外表下充满贪婪和利益的文明内核在丛林法则主导的原始文明面前，面临着自我否定和毁灭性的危机。库尔茨，一个神秘的欧洲白人殖民者，他与非洲本土人的“和谐”相处，成了主人公马洛心中仅剩的一线希望，然而当马洛见到库尔茨时他却已经濒临死亡。库尔茨的传说成为了马洛精神远游的支柱，而这个支柱只不过是他自己的想象和满足他精神需求的一个“产品”而已。库尔茨的死亡不仅代表着马洛希望的破灭和精神救赎的无果，也说明了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对立性，正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的这些矛盾，造成了当时欧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之间暂时的不可融合性。此次航行更是印证了欧洲殖民文化价值观的自我否定因素和其内在的排他性、狭隘性，也正是因为这些特性，注定了它的失败和悲剧。

一、理性文明与丛林法则的矛盾

理性作为文明的一种表征，它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文化中并且具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是感性的对立面。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理性依据其特有的价值观，经过深层次的推理、判断和评估，从而得出具有其社会现实意义的结论。理性是作为社会现实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植根于自己的社会法则和文化之中，体现在每一位现实人的行为上。因此，经过理性思维思考后，自我在对相对于自身的“他者”文化做出判断和定义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和歧视。野蛮则是另一种文化象征，相对于文明而言，它是一种未开化的、未受教化的、落后的和原始的生活状态。这种原始的生活状态，没有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也不受社会法则的约束，这种自由的行为被“文明人”视为低级的。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能动地改造世界，意识具有能动性，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信仰中，人类改造世界的动机不尽相同，收到的利益和效果也会有所差异。所谓的改造世界，不管是思想上还是生活上，都会遵循一种渐循渐进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是暴力的工具。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看，文明与野蛮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两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在双方进行交流和思想发生碰撞时，注定会有冲突和矛盾。矛盾性成为阻碍两种文化沟通交流的障碍，然而由于矛盾对立统一的特性，这种障碍可以随着长时间的交流和同化慢慢消除。

欧洲做为文明世界的化身，无论在社会发展上还是文化上，都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物质不只是满足生存的一种生产方式，它变成了一种生产利益的手段，化身为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此时的非洲，作为原始野蛮文化的象征，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被一种丛林自然法则所包裹。在20世纪初，欧洲背负着“改造世界”的重任，开始了其殖民领土的扩张以及文化的传播。在小说《黑暗的心》中，非洲作为一个蛮荒的世界象征，成为了欧洲文明视野中“他者”和“异文化”的化身。“在和‘他者’的接触中，欧洲人确立了欧洲中心的文化立场，他们把新大陆和非洲等为代表的‘他者’的世界，视为野蛮和未开化的世界。与这一‘他者’相对应的欧洲被认定为理性和文明的世界。”[1]马洛和库尔茨作为欧洲文明的代表，经过远航来到了非洲——一个荒芜且野蛮的世界，通过他们航行的经历和与荒野丛林相处的心理过程，可以看出欧非两种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矛盾，从而可以证明他们之间具有暂时的不可融合性。主人公马洛的自述展现了他矛盾而又复杂的心理变化，印证了欧非两种文明交流的复杂矛盾过程。“作为一个普通乘客的闲散，因和同船人毫无接触而形成的孤单，一片油腻腻、懒洋洋的海面，千篇一律的阴森，单调的海岸，让我处于一种令人感伤的、毫无意义的幻觉之中，完全脱离了生活的真实。不时传来的海浪声，像一位教友在演说，对我倒是一个莫大的安慰，这种声音是某种自然的产物，自有它的理性和意义。”[2]18马洛离开了自己的国土并且脱离了原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价值体系，然而这种脱离只是暂时的一种空间距离意义上的消失或陌生化，由于文化的继承性和遗传性，这种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地植入在他的思想和言行之中。空旷而荒芜的海面，在马洛的心中成为了单调乏味和无意义的象征，而不是对他孤单的一种陪伴和安慰，在他的意识中，这种空旷而单一荒芜的景象毫无意义而又脱离现实。然而他对海浪声的理解则证明了他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他认为，海浪声作为自然的产物可以给予他安慰并且认为它具有理性和意义，与他前面孤寂落寞的思想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马洛理性的思维世界中，这种荒芜的世界是无意义、单调和令人感伤的，然而返回到现实的镜像中，马洛早已远离欧洲大陆的文明，在他面前的这片荒芜景象占据了他的视野，成为了他投射自己想象的唯一镜像，因此，荒野在马洛的心中同时也具有了理性和意义，然而他对这种理性和意义不太确定的态度说明他还没有完全理解和适应。马洛这种矛盾的心态，折射出欧非两种文明之间潜在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然而这种差异性并不是一直以对立面的形式出现，它也有偶尔短暂的融合性“有一会儿，我感到自己已属于一个一切都直截了当的世界——可是这种感觉总不能长久存在”[2]18。在自然法则主导的丛林世界中，马洛偶尔感觉自己属于这里，他这种短暂的归属感源于他一时的感性和陌生的“异文化”渐渐减弱的心理，然而这种差异性却没有完全的消失，因此他的归属感只是短暂的。马洛的这种短暂的归属感表明，欧非两种不同的文明在进行思想碰撞时，产生的不仅是冲突和矛盾，也有过沟通与融合，然而这种沟通和融合只是短暂性的，正如马洛所说，这种感觉不能长久存在。

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具有进步的意义，其自身含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相对其它所谓的“落后蛮荒”的“他者”文明而言的。在20世纪，殖民文化活跃的时代，欧洲白人作为“优越”文明的传播者来到非洲新大陆，在他们的视野中，非洲黑人、蛮荒丛林和自然法则是落后的、未开化的，他们的到来是文明的救赎。然而随着文明思想与丛林法则深入地碰撞，欧洲文明渐渐被荒野包围和吞噬，进入了一种相互矛盾的状态，这种矛盾并不是一直以斗争的方式存在，也具有短暂的融合性，这种短暂的融合性也证明，欧洲文明自身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是欧洲当时殖民领土扩张和物质掠夺的不良动机使这种包容性演变成了占有和毁灭，因此加剧了欧非文明碰撞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的背后隐藏着潜在的悲剧。

二、物质利益与精神荒野的矛盾

20世纪初，欧洲经济发达，工业迅速发展，物质产品空前的丰富，为了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欧洲开启了殖民计划。返回到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一种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开始蔓延，并且这种价值观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渐渐侵蚀和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仅成为了社会群体共同奋斗的目标，也成为了衡量个人价值实现的最高标准。正是这种以物质至上和利益为首的价值观念，促进了欧洲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也导致了能源的枯竭和自然的毁坏。随着这种破坏的加深和物质欲望的膨胀，本土的空间已无法完全满足其发展和需求，因而原始落后的非洲成为欧洲实现欲望扩张的新大陆。艾略特把20世纪的欧洲描述为精神的荒原，认为由于外部环境强大的挤压，人们失去了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了精神木偶。在殖民文化中，殖民者受到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以及个人内心欲望的驱使，慢慢失去了自我独立判断的意识，非洲的原始和蛮荒也渐渐地成为了他们精神荒野的象征。殖民者与荒芜、原始的非洲相处的过程，除了能满足物质掠夺的欲望之外，也是一个“现实人”回归原始和内心的过程。然而在回归的过程中，充满了来自现实与原始、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对人性提出了深沉的呼唤。

物质与精神是随着社会发展继而出现的两种社会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对立又统一，相互影响互相转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它们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然而它们之间的矛盾通常以斗争的方式出现。在小说《黑暗的心》中，贸易站和象牙都是欧洲殖民的象征，同时也是物质的象征，经主人公马洛的描述，无论是在贸易站工作的人员还是搜寻象牙的欧洲白人，他们来到非洲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价值利益的最大化。随着殖民进程的不断发展，精神上的贫乏使他们对本土人以及荒野丛林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和认识。对于内心充满物质欲望的欧洲白人而言，非洲的原始自然风光折射出了他们精神的荒野和行为的野蛮。丛林的荒野作为物质现实的对立面，它不只是精神的意象，同时也是个人精神回归原始和本真的象征。小说中写到“有时，我们来到河岸边一个贸易站……有些白人从他们歪歪斜斜的棚屋中跑出来……看起来非常奇怪——仿佛他们是被什么符咒给禁锢在那里了。于是，象牙这个词又会在空气中震荡一阵……成千成万的树木高大、粗壮，一直向高处伸去；在它们的脚下，这只满身泥浆的小汽艇紧贴着河岸逆流而上，像一只小爬虫……这情景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即使你很渺小，你那只满身泥污的爬虫却仍然向前爬着……他们准会设想它将爬到他们在那儿，能指望捞到点什么的地方去”[2]48。在马洛的描述下，河岸边白人的贸易站与周围原始的自然景象显得格格不入，看起来非常奇怪，而在贸易站工作的白人更是犹如精神空壳，被物质欲望的符咒给禁锢了。在原始自然文明的衬托下，贸易站相形见绌，白人工作人员木讷而呆滞，他们渐渐在这片荒野中迷失，时而会忘记“象牙”这个词。树木的密集、高大、粗壮的形象，说明了大自然的神秘和深不可测，同时也暗示了欧洲白人精神世界的荒蛮和贫瘠。在这片茂密而又宽阔的丛林面前，装满欲望和好奇心的小汽艇像一只小爬虫，然而不管这只小汽艇或汽艇上的人相对于茂密的丛林显得有多渺小，在欲望的驱使下，它都会匍匐前进。欧洲白人把自己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非洲，受某种“责任”的压迫，他们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这种探索的过程是麻木的、无思想无意识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只有贸易站和象牙。在荒野的全面包围中，他们偶尔会忘记象牙和贸易站，和荒野有短暂的交流和融合，这种融合和交流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矛盾而复杂的情感，面对荒野——他们本真的内心世界，他们既不能完全抹去贸易站和象牙，也不能完全真正地走进荒野。也正是由于他们内心物质欲望和精神荒野之间的矛盾，证实了当时欧非两种文明不可能融合的事实。

在当代社会中，物质和精神的斗争与融合从未停止过，现实生活中它们多半以斗争的形式存在，然而只要对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予以正确的对待和理解，和谐的状态便会永在。当时欧洲白人来到非洲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是由于其自身所持有的偏见和不良动机造成的，他们被包围在精神荒野的世界中，“利益和孤单摧毁了他们”[3]139。欧洲白人的这次远航是一次精神远游失败的经历，虽然他们建造了贸易站且收获了大量的象牙，但是他们在这片荒野中迷失了自我，从而证实了欧洲文明的腐朽性以及原始文明的优越性。

三、人性本我和超我的矛盾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在1923年发表的《自我与本我》一书中，把人格结构表述为“本我”、“自我”、“超我”，并且指出只有通过三者之间的相互调节和平衡，才能保证自我正常的生活和运转。人格结构组成的最基本的部分是“本我”，它埋藏于心灵的最底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兽性本能冲动，相当于弗洛伊德早期提出的“无意识”，“本我”通常是被“自我”压抑在心灵深处。“自我”是“本我”和“超我”的中间部分，它的角色是充当“本我”与外界进行联系的纽带和批判者，在“超我”的引导下它管控“本我”的活动，它遵照“现实原则”行事，并且根据周围环境的实际状况来协调“超我”与“本我”之间的矛盾，从而得出自己行为意识的准则，这种准则代表着理性。“超我”是最上面一层，能通过社会道德原则、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力量来升华自身，它受良心和理想的自我约束[4]239。库尔茨作为具有独立意识和认知的个体，他自身未意识到的本我部分来源于非洲这个“荒蛮”的世界，超我意识却植根于欧洲的“文明”世界，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地碰撞且显现在现实自我的生活中，相互斗争和发展。这种本我和超我的相互斗争和发展也证实了欧非两种文明既矛盾又融合的特质。

在小说《黑暗的心》中，寻找库尔茨是马洛非洲之旅的目的。马洛从未见过这位传奇人物，根据小说的描述，库尔茨是欧洲殖民者的典型代表，和其他殖民者一样，贸易站和象牙是他探索非洲的意义所在。马洛把他信奉为“神”和希望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贪婪欲望的背后，与其他殖民者不同，他具有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能力，让自己能够和本土人混在一起，并且可以与无边的荒野达到一时的融合。小说中写到“荒野曾拍打过他的头……它曾抚摸过他……他已经枯萎了；荒野曾经占有他、钟爱他、拥抱他，钻进他的血液里去，消融了他的肌肉，通过某种不可思议的入伙仪式已让他明确归他所有了……象牙！我想是的，大堆的象牙，像山一样堆着的象牙。那个泥巴房子都快让象牙给撑破了”[2]56。库尔茨远到非洲的目的是为开发新大陆并且获得利益，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他潜意识中“本我”本能的欲望被无限制地满足，象牙已撑破了房子。然而库尔茨眼前的殖民社会却与欧洲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他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部分无法依照它原有的社会准则来调控“本我”，因此导致他无限制的本能欲望得到了满足。脱离了欧洲的社会文化环境，在非洲的新大陆上，库尔茨被包围在无际的荒野之中，他慢慢地开始追随荒野的步伐，慢慢地回归到内心原始的状态，这种状态不论是理性的还是野蛮的，都成为组成库尔茨“自我”的一部分[5]。库尔茨已经与荒野融为一体，荒野成为了他现实原则的一部分，钻进了他的血液里，由此可见库尔茨已经与非洲达成了一定的融合，然而荒野的原始文明却没有战乱的纷争，更没有贪婪的欲望。库尔茨最终人格的完整需要上升到“超我”层面来调节他“自我”与“本我”之间的矛盾，“他总结了一切——他做出了判断：‘太可怕了！’他确实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2]98。库尔茨的这句“太可怕了”表明他已上升到一种社会道德原则和至善原则来看待他个人或者所有欧洲殖民者的恶行，在他心中这种简单而粗暴的行为是可怕的，需要压制和调节，然而他的这种自我反省发生在他死亡之前，这种“超我”的意识并没有付诸实践，因此，他在非洲企图实现完整人格的梦想注定会破灭。库尔茨的死亡悲剧也说明，“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必须得到及时有效的调节，不管是哪一部分的失职都会导致人格的分裂从而酿成悲剧。库尔茨“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现阶段欧非两种文明之间的相互斗争和碰撞，这种斗争和碰撞的结果不是他生或我亡，而是一个批判、吸收和融合的过程[6]。

弗洛伊德对人格的三个划分——“自我”、“本我”和“超我”，有助于探索人性的本质，并且也可以更好地阐释人类的精神世界和行为动机，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要确保人格完整和行为恰当，不违背社会准则，就需要“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相互调节和合作，防止矛盾和冲突的产生，保证生活的顺利进行。库尔茨在非洲的经历以及他最后的悲剧，都证实了他的矛盾状态源于他人格的分裂，源于他“自我”、“本我”和“超我”的职能失责和比例的失调。在重重困境和矛盾的压迫下，库尔茨个人的悲剧也进一步揭示了当时欧洲白人在非洲实现自我完整的不可能性，证明了欧非两种文明之间的融合和交流的短暂性[7]。

四、结 语

在当代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活动频繁地进行交流和融合，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球村的佳话已成为现实，只有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文化才能实现自身更好地发展和进步。在20世纪的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时代，殖民国传播文明和教化蛮荒的神圣职责背后隐藏着无限的贪婪和欲望，领土扩张的动机更是唤醒了他们占有和毁灭的兽性本能。随着殖民的深入，欧非两种文明之间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这种碰撞不管是在个人层面、文化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注定了它的失败性，因为返回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欧非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尽管它们之间也有过短暂的融合[8]。人是文化的继承者、文明的传播者和精神的生产者，社会集体无意识可以体现在群体的思想中，也可以体现在个人的思想中，主人公马洛和传奇人物库尔茨的非洲之行，让欧非两种文明赤裸相对，最终“代表黑暗的丛林战胜了西方文明的理性和善意”[3]140。

[1] 麻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2] 康拉德.黑暗的心[M]. 黄雨石，熊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 李维屏.英国短篇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4]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 王霞.文本与历史的交融——《黑暗的心》对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的再现[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06-210.

[6] 韩霞. 文明的陷落和人性的呼唤——评康拉德《黑暗的心》[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113-115.

[7] 姚望.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中人性的内涵探析[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3(1):63-65.

[8] 林如心. 矛盾·对立·冲突——解读《黑暗的心》进程中不稳定性的叙事特色[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52-154.

(责任编辑 谢媛媛)

Fusion and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 On the Contradiction inHeartofDarkness

YANG Peipei, LI Wen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HeartofDarknessis a classic of Conrad's short stori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of the work explores the opposition and unity of the two kinds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Afric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of the two civilizations of Europe and Africa through the method of contradiction analysis,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greed and loneliness, which proved that European and African civilizations do not blend temporarily in exotic cross-cultural survival.

HeartofDarkness; civilization; contradiction

2016-09-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1XWW006)

杨佩佩(1990-)，女，山东梁山人，硕士生。

I106.4

A

1008-3634(2017)01-006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