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炎超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与管理系， 河南 漯河 462000)

历史潮汐中的生存哲学
——从张宇小说《活鬼》里的侯七说起

李炎超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与管理系， 河南 漯河 462000)

张宇小说《活鬼》成功塑造了侯七这样一个有些狡黠、有些智慧，又能顺时应变的特殊的人物形象，展示了民间生命形态的丰富性，体现出了民间生命力的顽固与韧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民间文化的新角度；同时,侯七可笑可叹的命运也寄寓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张宇;小说；活鬼

《活鬼》发表于《莽原》1985年第4期，是张宇的成名作，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中篇小说。小说成功塑造了侯七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侯七身上有中原农民的“侉子性”，“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1]。 但侯七的“侉子”性格又颇有不同一般之处。他时而刁钻泼皮、处处为己，时而却又豪爽仗义，关键时刻能够帮助别人；他精于算计，却又视财富为身外之物。这是当代文学人物形象中的一个另类。 “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学史已经证明民间不仅以其丰富的精神滋养着知识分子的灵魂，而且在知识分子精神与民间精神的联系中不断赋予民间以新的内涵。”[2]民间相对于政治权力而言，常常处于弱势状态，因此常常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入侵与压迫，但民间生命总能以自己的方式去抵抗与消解这些力量。这是民间的生命力所在，小说从这个层面上也探讨了民间生存智慧的意义。

一、另类生命姿态

《活鬼》以侯七的命运轨迹为主线叙述了他曲折多变的人生经历。通过侯七的一生，作者从另一种意义上思考了个体生存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的命运常常无法自己主宰，只有通过种种途径变被动为主动，才能获得生存的可能性。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肃反” 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侯七一生中经历了多次历史巨变。在一些特殊的人生关口，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他都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应对过去，从而渡过难关。这篇小说的题目中的“活”字，即指灵活，也可以指生活；“鬼”用来指人，有聪明伶俐、心眼很多之意。书中的侯七正是这样一个亦正亦邪、头脑灵活，很“鬼”的人。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特别调皮，在学校里不好好念书，回家也是“惹祸妖精”，今天尿人家小娃的鞋里，明天又屙人家倭瓜里，邻居街坊三天两头上门告状。但是这个人又非常讲义气，村里请人唱戏，他因不满县太爷那些特权人物的行为而聚众闹事，结果朋友被抓。他想“娘的，把兄弟们扔了算什么好汉！”就带领学生去营救。因此他被学校开除。爹娘为此垂头丧气，他却满不在乎，还气昂昂地说：“你们知道个啥？自古贵人多遭难。开除算什么！书上恁些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充军的充军，发配的发配？实话给你们讲，不光开除，我还想坐牢呢。受的磨难越大，将来当的官才能越高。”[3]5这些话显示出其泼皮胆大、天不怕地不怕的一面。抗日战争时期，汉奸王鹏举看到日本鬼子不能长久，就把县里日军的活动情况做成情报，让侯七送给抗日人民自卫队队长程守文，关键时刻，他灵机一动，把此情报说成是自己奉送的礼物，受到程守文重用。这显示了他头脑灵活、颇有心机的一面。程守文任命他为洛北抗日工作队队长，让他过了一段神气的日子。不久因自立山头，他被程守文赶走。他不甘心回老家种地，于是奔赴洛阳闯荡，一个偶然机会加入了国民党部队，还混成了少尉演员。后与国民党一八五旅旅长第四房太太胡月萍日久生情，事发后二人逃往南京，在南京用“以横对横”的手段降伏了地痞，做起小买卖。因帮助房东收拾了无赖，房东为报其救助之恩，指点他又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在国民党大批军官逃窜之时他买下大片房产。他心里打着如意算盘：如果到时候国民党回来了，把房产交回，可以讨好国民党，弄个官做；如果国民党回不来就把房产交给共产党，还可以立功，可以看出他善于投机的心理。南京解放后，他把所得房产悉数上缴共产党，受到新政府的另眼相看，并获得一大笔补偿款。他表白道：“我早看着国民党要败，害怕他们临走砸窝儿，就东挖西借，买下了这些房地产。”“我把这些财产交出来，权表对共产党一片赤胆忠心。”[3]276这表现出他狡黠的一面。后来他怕被查出问题，就跑回洛宁老家。看到共产党重用文化人，于是他报名做了一名干部，认认真真研究渔业，还写出了厚厚的研究材料。在“鸣放”运动中，他劝老朋友不要参加“鸣放”，结果被打成右派。被打成右派的人有的上吊，有的精神错乱，大多数人吃不下饭，压力很大，而他却吃得白白胖胖，自由自在地活着。他劝大家：“人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吃点好。”[3]41空闲时他给大伙讲故事段子，使许多人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别人的帽子摘了，他的没摘，他却说“只要给王建这些好人卸下来，我情愿戴”，又好像颇有几分豪气。在刚被划成“右派”时，他也曾感到窝火，觉得丢人，面子没处搁。后来他想：都混到这地步了还要什么面子啊，面子值多少钱啊。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想：“光棍不吃眼前亏，一千条、一万条，保住性命是第一条。”后来几派人争来斗去，他都能左右周旋，从容应对，度过危机。这就是一种民间的生活逻辑。生逢乱世，侯七最初曾想“如今是乱世，正好闯人物”。他既不关心革命，也不关心抗日，但也不愿当汉奸，只想在历史动荡中混出点名堂，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是一个生活在乱世的农民的谋划。无奈历史大潮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冲击到风口浪尖上，他只能随历史沉浮着、适应着。对于处于生存危机中的侯七来说，保住性命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斥为奴性，这其中含有一种随机应变的农民的务实求生心理。

从历史中观察中原人的生活与思想性格，李準、张一弓、刘震云的作品都有过尝试。李準在《黄河东流去》中塑造了中原农民的群像，以正面歌颂为主。刘震云善于通过历史过程中农民对权力的崇拜与追逐而表现河南农民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这种环境中农民的阴暗心理。比如他在《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中对中原农民盲目崇拜权威、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张一弓《远去的驿站》则与之不同，它塑造了富有理想、献身民族国家的中原知识分子的群像，这是对中原人民性格中美好部分的张扬。张宇的《活鬼》与上面几位作家刻画的人物明显又有所不同，它刻画了另类的中原农民形象。作者“相当深刻地写出了某种‘国民性’，似乎有一点批判的意思，但更多的还是理解和叹息”[4]137。这“理解与叹息”中其实包含着作者深厚的乡土情结。

二、民间生命形态的丰富性

张宇对这一类稍显狡黠又不失智慧、能顺时应变的人物似乎有一种偏爱。他通过侯七这一类形象展示了民间生命形态的丰富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民间文化的新角度。他的其他小说如《李子园》中的罗云山也是一个头脑灵活、充满智慧的人物。他不死守一个概念，不顽固地吊在一棵树上。让他承包果子园他乐意，靠着勤劳与聪明取得了丰收；不让他承包果子园时他也想得开，就寻找其他赚钱门路，一样生活得开心快乐。这种生活态度和《活鬼》中的侯七一脉相承。《糊涂》中的老憨，看到城里人比乡村人生活得好，与自己的乡村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就感觉不平衡，心里特别失落特别生气，但想到自己进城当学徒，也会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时，他马上就开心起来。他来到厂子看到厂子如此破烂偏僻，就万分失望，但一想到能吃上乡村吃不到的饭菜，就变得十分愉快。这种生活态度总能成功地化解烦恼，使自己生活于开心之中。《糊涂》中另一个人物张二虎最能“侉”(戏谑、嘴贫)，常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处理一些家庭麻烦、邻里纠葛，被同事们戏称为“张主任”。他常常把自己爱吵嘴的爹娘逗得化怒为笑，把同事之间的矛盾化解于无形。活着为自己开追悼会，并亲自致悼词。日子虽然过得穷苦，但他嘻嘻哈哈的性格也给苦日子带来了不少快乐，他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鬼货”。张宇通过对这类人物的描写，表达出了一种来自民间的人生态度。中原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天塌下来有头顶着”，和书面语中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水到桥头自然直”有相同之意，以特有的方式应对不断出现的苦难，这是一种求生的本性，也是一种生命的顽强，一种民间生存观念的生动体现。季红真曾说：“中国民族民间的文化传统也太丰富太博大了，使人永远可以找到安顿灵魂，逃避现实苦难与平衡精神心理的避难所。”[5]也许，这正是张宇所要寻找的民间生命力之所以顽强不息的原因所在。张宇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形象也是中原人以幽默的态度对待生活的一种方式，苦日子里需要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化解心头的沉重。如刘震云所说：无论多大的苦难，河南人总是以幽默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用幽默，把严酷的现实变成一块冰，丢到幽默的海水里。这是他们的生活态度[6]。

对于民间生命形态的思考在张宇的其他作品中也有同样的探索，只是选取的角度不一样，如《老房子》中的妈妈雷青苗的形象，是卑微顽强的农村妇女形象。她的两个儿子与大儿媳妇都参加了革命，并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老人极度悲伤，但精神没有被压垮，她与另一个儿媳兰兰抚养孙子，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老人家咬牙坚持，度过了艰难困苦的生活。她和《黄河东流去》中有顽强正义品格的李麦有共同之处。这种民间生命的顽强韧性是作者所肯定的。为什么民间生命会有如此的生命力，作者在另一篇小说《乡村情感》中作了另一番阐释。书中的“我爹”张树生和麦生是战友，他们不愿在城里做官，感觉不如回农村自在。回到农村后，他们虽然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但说说庄稼，排排闲话，有时也想想老百姓的事，倒也开心。两家结成了儿女亲家，麦生不幸得了重病将不久于人世。他有一个心愿，在临死之前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成家，但他又怕连累“我”家，因为结婚是红事，而结婚之后马上就得办麦生的丧事，这在当时是极为不吉利的，会给人家带来灾难。“我爹”打破迷信，信守承诺，决定把儿女婚事办了，满足麦生的愿望。街坊邻居得知了这件事，纷纷帮忙，出钱出力，终于把事情办得顺顺当当。这篇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但让很多读者感动，原因就在于乡间那种朴素的道义精神和那种真挚的乡村情谊。正是这种朴素的情感使乡间仍然保持着古朴的仁爱情怀和信义精神。这也是给人以希望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民间生命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的力量源泉。从这点来说，这篇小说的主题也是《活鬼》所探讨的主题的延续。只是比较而言，《老房子》《乡村情感》写得比较“正”，而《活鬼》则写得五味俱全、别具一格，这显示出张宇作品中的人物在历史大潮中生命形态的丰富性、生存哲学的多样性。

三、民间生命力的顽固与韧性

侯七是一个最普通最卑微的农民，沉浮在历史的大潮中。他有农民的善良本性，有农民式的狡黠，也有农民式的小小算计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他身上更多地体现出了民间生命力的顽固与韧性。像侯七这样的人，这样的活命哲学，可谓一言难尽。在那样的年代，多少人都因宁折不弯而失去了自由，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却活了下来。因此可以说侯七是一个性格复杂、内涵丰富的人物。王蒙曾感叹：“呜呼侯七，鬼欤人欤神欤圣欤？其卑也如猪，微也如蚁，灵也如猴，狡也如虎，义也如狗，稳也如山，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呀！”[7]535汪曾祺在《随意而安》中曾写道：曾有人问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可能觉得我的精神还可以，感到奇怪，想知道我如何坚持过来的。我回答：“随遇而安。”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8]。 汪曾祺的话从另一方面揭示了一个人在无法把握的命运面前该如何面对的问题。

侯七生存哲学中体现出的顽固与韧性，与余华《活着》里的富贵有相通的精神气质。富贵在经历了众多亲人的死去之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但富贵依然坦然地活着，而且多了一份从容，一种经历种种人生起伏之后的淡然。侯七也是经历了多次人生的坎坷，仍然乐呵呵地活着。他与富贵一样乐天顺命，忍耐命运中的一切痛苦与不幸。但侯七又比富贵多了主动的因素，富贵更多的是被动地活着，以生命的韧性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侯七却想办法去化解苦难，以自己的灵活头脑去应对苦难。他身上也有阿Q的影子，处于劣势状态时他不断地以阿Q方式自慰，但又少了阿Q的卑怯与窝囊、盲目与愚昧，多了几分智慧与通达。阿Q是麻木地适应环境而活着，没有自我，没有对命运的感知，到死也没有明白活着的意义，还在遗憾那个“圆圈”画得不够圆。侯七继承了阿Q善于自我安慰的特点，但在现实生活中活得明明白白，只是个人在历史大潮中身不由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以另类的办法去顺应。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人的生存本能对于来自外界的压力的回应，也是对苦难的另一种形式的抗争。如评论家樊星所言：“河南作家的小说常常能十分朴素、十分真切地表现出苦难的无比深重和抗争的无比顽强来。”[4]136王蒙也曾说：“从张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原农民所蕴藏的无穷的力量。”[7]535由此看来，《活鬼》对农民性格的探讨，上承鲁迅《阿Q正传》，但又有明显的超越；下启余华《活着》，但又比《活着》有更多的积极主动色彩。这正是它的独特性所在。

张宇在侯七可笑可叹的命运中也寄寓了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当小说最后写到侯七那句“我过得很幸福”的人生总结时，“作家便勾起了当代人对这个浮躁而荒唐的世界的万千感慨——多少人因刚直而牺牲？多少人因苟且而生存？因‘演戏’而生存。这究竟是人性的悲剧？还是时代与社会的悲剧？”[9]“从《活鬼》的喜剧和《蓝袍先生》的悲剧中，人们无不痛切地感到社会生活的正常化、人道化，对于不得不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成员的重要和可贵。”[10]刘震云曾在《温故一九四二》结尾处写道：“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11]刘震云与张宇在这点的思考上做到了殊途同归。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的求生本能与民族节义、生存与人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矛盾的确常常“剪不断、理还乱”。

张宇与其他河南作家一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中原乡土之于河南作家，并不仅仅是他们的出生地，更是他们创作的题材来源。事实上，一些中原作家对于中原乡土感情非常深厚，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将之视作了某种理想的文化生活形态，并且以此来形成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12]正是这种深厚的情感，使张宇对侯七身上明显的性格弱点进行批判，但又同情他命运的曲折悲苦，理解他身处历史大潮中之中朴素低微的生存欲望。

[1]李凖.黄河东流去后记[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783.

[2]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2003(6):162-174，209.

[3]张宇.活鬼[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4]樊星.当代文学新视野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季红真.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N].文艺报,1980-01-02(3).

[6]赵明河.用幽默化解严酷的现实——访作家刘震云[J].人民教育,2011(4):51-54.

[7]王蒙.从侯七说起——序张宇小说集《活鬼》[M]//王蒙.王蒙文集:第7卷. 郭友亮，孙波,编.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8]汪曾祺.随遇而安[M] //杨耀文.文化名家论修身.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92.

[9]樊星. 中原的奇异[M]// 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7：102-108.

[10]杨匡汉. 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上[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291.

[11]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480.

[12]张鸿生.河南文学史：当代卷[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1：16.

Existence Philosophy in the Course History— From Hou Qi in Zhang Yu’s NovelLivingGhost

LI Yan-chao

(DepartrnentofEconomics,IradeandManagement,LuoheVocationalTechnologyCollege，Luohe462000，China)

Zhang Yu’s novelLivingGhostsuccessfully created Hou Qi, such a special character of some cunning, some wise, and flexible to the change of times, showing the richness of folk life forms, reflecting the stubborn and tough vitality of folks,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see the folk culture for readers; at the same time in Hou Qi’s ridiculous fate this novel also expressed the author’s rethinking on social problems.

Zhang Yu; novel;LivingGhost

10.15926/j.cnki.hkdsk.2017.02.009

2016-10-12

2016年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

李炎超(1966— )，男，河南禹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672-3910(2017)02-004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