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培和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史海钩沉】

中共建政前后豫西地区的剿匪反霸运动

侯培和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剿匪反霸运动是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中共为巩固解放区新生政权，进一步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土匪、恶霸分子，打倒封建残余势力而进行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作为河南剿匪反霸的重点区域，豫西地区在中共领导下，建立起了广泛的剿匪反霸统一战线，将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并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其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封建残余势力进行了彻底的清剿，肃清了危害豫西近半个世纪的匪祸，使豫西地区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剿匪反霸运动的胜利，有效地巩固了解放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了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有力地配合了新区进行的土改运动，逐步建立起了基层政权组织，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共；豫西地区；剿匪反霸

中共建政前后，剿匪反霸运动无疑是巩固解放区新生政权的一项重要举措。豫西地区历史上饱经战争，存在着会门、土匪与地主的封建割据传统，近代以来素有“土匪王国”之称[1]。解放以后，国民党采取所谓“敌后游击”政策，有计划地派遣特务，串通土匪，勾结会门，纠合溃兵游勇，各立系统，结成股匪到处发动杀人放火、明抢暗劫、暗杀袭击、阴谋暴动等破坏活动，造成社会混乱与不安，严重地阻碍了豫西新生政权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关于中共建政前后豫西地区剿匪反霸的问题，学术界研究不多，只有张艳红对中共建政前后河南剿匪反霸运动整体上进行了梳理，部分涉及到豫西地区*张艳红《建国初期河南的剿匪斗争》(2007年河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追溯了河南土匪的源流，论述了近代以来河南匪患严重的原因、分布地区及民国时期治理匪患的措施及教训，介绍了建国前夕河南土匪的类型及剿匪斗争的过程、历史经验及意义。。本文以豫西地区为例，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共建政前后豫西地区的剿匪反霸运动与基层政权建设进行系统的考察，以窥探中共建政前后对豫西基层社会的改造。

一、匪霸猖獗，危害新政权：建政前豫西匪患严重

土匪是晚清至民国时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建政前豫西地区匪患仍然十分猖獗，严重危害新生的革命政权。1949年春豫西地区已全部解放，各级地方政权普遍建立。盘踞在豫西一带的国民党残匪、地主武装和反动会道门勾结在一起，策划暴动、暗杀活动，破坏新生的革命政权，严重地威胁着豫西地区局势的稳定和革命政权的巩固[2]244。时任中原局第二书记的陈毅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指出：“我党足迹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可举豫西临汝、鲁山、宝丰、伊阳、陕县、禹县等地为代表。”[3]12同时，时任中原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也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长期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中南各省历来便有匪患，尤以豫西，土匪为患最烈。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豪绅恶霸和国民党特务，勾结土匪作为爪牙，形成恶霸、特务、土匪三位一体最凶恶的统治势力。……实为最严重的祸害。”[4]303由此可见，豫西地区的土匪问题在解放初期就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49年6月全省进行大规模剿匪前夕，据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临时人民政府主席)调研估计，豫西的土匪武装有5万多人[5]194。豫西土匪主要活动于小秦岭、伏牛山区。这些土匪一部分是豫西“剿总指挥部”司令官程秀芝所属的三个新编师。新一师师长李子奎，灵宝县人，该师为该地惯匪，人数1 000余名；新二师师长任泰升，该师4 000余人，由内乡、淅川县自卫队、地霸及会道门组成，活动于陕川、南阳两地区结合部的桑平镇、金钟寺一带；新三师师长谢泽民，该师1 600余人，系栾川、内乡等县保安队，装备较好[6]。另一部分是国民党地方乡保甲武装。灵宝县匪由新一师师长李子奎、灵宝县县党部书记长王鸿业、副县长薛质贤指挥，下属3 450余人；阕乡县匪，由灵阌边区指挥部指挥官李勋其指挥，下属1 630余人；陕县匪360余人；洛宁县匪，由原暂三纵队八团团长王国基指挥，下属1 280余人；卢氏县匪，由伪县长杨春亭指挥，下属400余人；栾川县匪1 060人；嵩县、宜阳、洛宁三县接合部，由伪嵩县保安团团长万清魁指挥下属200余人；嵩县、栾川两县接合部，有300余人；嵩县其他地区匪670余人[6]。另外，国民党派往陕州地区特工16个组(含2个支队)兼以较多的军事杂特372人[7]。由上述史实可见，中共建政前，豫西地区土匪主要由国民党残余部队及地方保甲武装组成。

中共建政前豫西地区土匪的破坏活动主要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展开。在军事上，土匪摧毁新区区、乡机构，屠杀区干部，破坏群运，打积极分子的黑枪。“如洛阳区，1949年4月5日、5月10日两次袭击我区乡政府，打死我乡长、乡干、乡干队4人，打伤区长1人、村干1人，绑走乡干、村干5人，劫走犯人10名，抢去步枪20支，抢我仓库2次，损失粮食3万余斤。又如临汝、康庄区政府3月18日，被匪袭击，27日又包围我官山唐庄一带29个村，打死我区长1人、区干1人，其他3人。”[4]116-117“1949年4、5两月发生暗杀事件4起，我共牺牲区乡干部27人，负伤6人，损失长短枪131支，敌人企图组织大规模的反攻。”[2]249在交通沿线，他们扰乱秩序，抢劫钱财，破坏支前工作；在山区接合部他们集散无常，采取长期游击方针，控制沿边区，袭扰中心区，勾结地主奸霸，威胁恫吓抢劫群众。“如1949年2月15日伊鲁嵩*指伊川县、鲁山县、嵩县。一个班领步枪300余支在嵩县境内被截击，战士打散、武器全部被劫走。”[8]

在政治上，匪特抓住群众心理的薄弱点，提出反动口号，煽动造谣，欺骗群众，离间军民关系，破坏新区各项工作的正常展开。“如在我部队升级、参军、支前中，匪提出‘保家自卫，不离嵩县，当八路要过江家里没人管，当土匪有优待，能照顾家’， ‘当八路过长江回不了家，谁当八路杀全家’，‘不杀土八路，不杀家属，只杀华北人’，‘抗担架、抗丁、抗斗争’，‘打一升要一升，看你当兵不当兵，打一石要一石看你自愿不自愿(谣言口号)’，‘担架过长江六个月回不来，不是叫当兵，就是填长江’”。“春荒时期有‘开仓济贫’，‘八路军真奇怪，他吃粮食叫咱吃野菜’[3]36‘饿死、逼死，不如拼死’，‘抗粮、抗差、抗担架’，‘公粮重，粮食都让八路抢走了’，‘大仓的粮食是咱们送去的，咱现在饿肚子，去抢粮食是应该的’，‘八路军政策宽大，抢了也不怎么处理，顶多悔过受训’(抢了又造谣说，‘八路军这回不宽大了’)， ‘八路军现在预借夏屯，再住8天就要预借秋屯，八路军不为民着想，青黄不接还借粮，粮借完就得当兵’。”[4]118由上可见，土匪恶霸的大量存在，严重威胁着豫西新生革命政权的政权建设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

上述史实只是诸多事件中的典型而已，当然还有很多类似事件。究其发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其一，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主恶霸及封建会道门有计划的策动。由上述史实可以看出，破坏事件一般发生在春荒农民缺粮时期，活动地域主要是在山地接合部抑或是交通沿线。其二，人民生活困苦，容易受到谣言的蛊惑。河南人民自古以来多灾多难，抗灾能力极弱，遇到欠收，很容易酿成春荒。加之新区刚刚解放，土地改革还没有大规模开始，群众基础较差，容易受到反动思想裹挟。其三，新区基层政权不稳，新区干部缺乏斗争经验。淮海战役结束后，豫西不少地方在胜利的高潮中产生了轻敌思想，政治上盲目乐观，只有准备和空喊胜利，忽视与松懈了同当面匪特的具体斗争[4]85。其四，豫西广大民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新生政权群众基础较差。

二、“箭在弦上”：豫西剿匪反霸运动的发起

豫西匪患的严重性早就引起了党中央、中原局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中原局在1948年就指示陈赓、谢富治：“对地主土匪武装应坚决消灭之，这在豫西特别重要。”[3]2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9]同年5月27日，毛泽东根据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转报河南地区匪特暴乱情况的报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各中央局：“查我大军南进，国民党在我后方组织暴动，组织放火，组织政治土匪，组织暗杀，组织各项破坏工作，业已发现多处，甚为严重。而我很多同志甚至领导机关(如洛阳市委)满足于眼前胜利，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业已受了许多损失。务望你们加强这一方面的注意，加强肃反和剿匪的工作，而首先重要的是唤起各级领导机关同志的注意，并作出加强肃反和剿匪的具体部署，随即勤加检查，千万不可粗心大意。”[10]5月31日，时任中原局临时人民政府主席的邓子恢在关于中原地区剿匪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陕州专区匪会纷起暴乱，气势甚凶。”“今后半年河南以剿匪为中心，限今年内彻底肃清河南全境土匪。”[4]107

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河南省委于1949年6月16日至26日，在省会开封召开了河南省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专门部署剿匪工作。会议分析了河南的历史情况与目前情况，认为“肃清土匪这是一个不可跳跃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并且明确指出，“此次剿匪必须把土匪肃清、恶霸打倒、群众发动这三个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的口号作为我们的总口号”[3]270，在执行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奖”的原则下把剿匪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同时强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强大军政攻势，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群众斗争密切结合起来[3]270。7月1日，河南省委发布《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剿匪中各项政策的规定》，其中对土匪问题，会门问题，杀人捕人问题，保甲制度和保甲人员的处理问题，国民党在乡军人及在乡官吏的处理问题，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特务组织的处理问题，投降叛变及被杀害村干、民兵、积极分子的处理问题，对群众的政策都一一作出了详细的规定。7月5日，河南省委根据河南省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及省委《关于剿匪组织问题的决定》，决定把剿匪重点区域放在匪患严重的豫西，确定：“陕州分区结合洛阳分区一部为全省剿匪重点区。成立陕洛工委会与指挥部，直属省委军区领导。”[4]144同时，为加强剿匪力量，中共中央中原局调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125师、155师开赴陕洛地区，协助剿匪[5]195。随后，陕洛剿匪工委和指挥部正式成立，省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任工委书记兼政委，42军副军长赵东寰任工委副书记兼指挥部司令员。接着，县、区两级工委和指挥部也先后建立起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运动开始了。

三、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势：剿匪反霸运动的展开

1949年7月11日至17日，中共陕州地委在陕州城内召开首次党代会，对全面开展剿匪斗争进行了部署。同时7月13日至17日陕洛工委扩大会议也在灵宝召开，中心议题是动员陕洛两地武装人员和广大群众全力围剿土匪。省军区副司令员、陕洛工委书记兼政委文建武亲自主持扩大会议并作了具体部署：“集中力量，统一领导，一起动手，分工负责，围绕中心(剿匪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开展竞赛。”[5]481会议将豫西剿匪划分为“两个阶段”、“三个时期”。第一阶段，8、9两个月完成北面剿匪，10、11、12三个月转入伏牛山，以陕、洛、许、南各地区的力量完成第二阶段剿匪。“三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以军事为主，结合政治，猛烈消灭股匪，追剿散匪；第二个时期，有重点地分散扎下梅花桩分散清剿，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第三个时期，普遍而深入地发动群众，有重点有策略地开展反匪反霸[11]。

(一)以军事为主、政攻为辅围剿股匪

1949年7月23日至7月29日，陕洛指挥部采用宽大面分进合击的战术，各地先后开始有目标地包围合击、追剿、截击、堵击，终于获得歼灭李子奎等股匪的重大胜利。共毙伤李子奎(被生擒)及保六旅旅长王作章、“黄河”支队长酆励、“绥远”支队长狄文彬以下1 748人，缴获各种枪859支[12]243。以张剑石为书记、张振华为总指挥的嵩、宜、伊、洛、栾五县指挥所，率51团，嵩县、伊阳两个独立团，伊、宜两个独立营共3 000余人，于7月25日开始剿匪。由于我军攻势猛烈，土匪迅速溃散，如惊弓之鸟。我军打死匪首1人，俘虏数十人，匪投降缴械者众多。截至7月底，我军共俘匪300余人(嵩、伊、宜三县)，仅嵩县就毙伤匪25人，52人投诚；争取瓦解土匪477人，教会、道门922人，国民党员、团员242人，伪匪人员1 149人，回乡人员298人，地主恶霸135人，其他271人；共缴获机枪13挺，驳壳枪8把，长短枪897支，重机枪1挺，土枪821支，长矛、大刀、宝剑403把[2]265。

河南军区第58军及南阳军分区武装亦向伏牛山南地区股匪进剿。伏南地区主要有“豫西剿总”副司令官兼新二师师长任泰升部，共5 000余人。经过5天的战斗，任部几乎被河南军区部队歼灭。任军残部逃至五里川与新三师师长谢泽民部会合，共千余人，一面伪装投降，一面仍图挣扎顽抗。军区部队一面发动政治攻势争取敌人投降，一面布置力量准备聚歼。7月17日，军区部队以突然动作向盘踞在五里川之顽敌发起攻击，将其击溃之后，转为分散搜剿残敌，仅以4天的时间即毙伤新二师副师长胡俊平及以下700人，迫使任泰升及新三师副师长宁干成、新二师参谋长杨春亭、团长肖文甫等相继投降[12]243。伏牛山东麓的鲁山、南召一带，有匪“铁血自卫团”李开元部等大小匪10余股，近2 000人，经常出没于大小演艺山、沟满山和嵩县、鲁山、南召结合部，侵扰破坏，危害乡里。警二旅及鲁山独立团、南召独立营经过1个多月的连续清剿，共歼匪1 900余人[12]244。截至9月25日，已俘虏、登记土匪10 240人。营以上匪首88人，收缴步枪11 014支，短枪1 003支，轻、重机枪166挺，炮21门，仍残余匪众150余人[2]265。

(二)以政攻为主、军事为辅清剿小股散匪

在股匪被大部清剿之后，中共河南省委和军区适时把工作重点转入清剿散匪。各部队均以团、营为单位，与豫西地区的党政机关组成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抽调干部组织专门工作队，深入山区和广大农村，“宽面展开、大网拉鱼”，充分发动群众，认真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匪运动。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匪首地霸一个一个被揪了出来，匪众纷纷缴枪登记。为彻底消灭伏牛山区的遣散匪特，10月初，军区重新调整了部署，命陕洛工委统一指挥第58军173师、第42军125师，警二旅4、5两团等部队，以栾川的黑峪为中心组织会剿。10月11日，各部队以铁壁合围战术，对匪部纵横扫荡，反复清剿，匪遂分散隐蔽[2]265。军区各部队带领民兵群众逐山逐洞严密搜捕，半月内即歼匪600人，将多年残害群众，称霸卢氏、栾川的匪首(团长)李腾蛟及其副团长杨麟阁等生擒，匪首张金升等百余人缴械投降。新三师师长谢泽民、南召保安团长王力敬、灵(宝)阌(乡)副指挥官王二旦、暂四师副师长刘茂亭等钻来藏去，或被活捉，或被击毙，或困饿而死，均未逃出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至此，伏牛山的股匪全部被消灭[12]244。

(三)发动群众、清匪反霸搜捕散匪潜匪

10月份以后，全区转入清匪反霸阶段。中共河南省委和军区先后召开了“剿匪会议”和“群工会议”，针对匪特、地霸、保甲、会门相互勾结的特点，确定了清匪结合反霸的方针和步骤，指出主要打击对象是匪首地霸和匪特潜伏武装，同时强调要摧毁伪保甲制度和会门，铲掉匪霸赖以生存的土壤，根除匪患。豫西地区遵照省委和省军区的指示，贯彻“一面打击与孤立首恶分子及惯匪，一面对一般匪伪人员分期分批进行教育改造”的剿匪政策，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积极组织贫雇农小组，建立农会，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与改进基层政权，组织民兵武装，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12]244。几千年来，中国的民众往往站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范围之外，除了到最困苦的时候，对于某一方面表示积极地反对意思外，绝没有积极主动的意思表示[13]。豫西剿匪反霸运动中，中共对广大民众进行了深入动员，使群众不断参加到这场社会改造中。在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中，广大农民群众积极行动，主要工作是侦查通报匪情，配合部队剿匪；开展政治攻势，劝解匪众登记、缴械，瓦解股匪。如洛阳分区宜阳、伊川、嵩县接合部，8 000余名群众在莫重山打搜剿，毙俘匪首潘东楼等6名，群众遍山欢呼[14]。栾川县农民群众配合解放军进行剿匪斗争，一次派出5 000余人，农民自带干粮，在大小路口和深山独居户遍设岗哨，反复搜查。为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七天七夜不动烟火。经过连续作战，总计毙伤匪首5人，擒获的登记匪首142人、匪众883人，取得剿匪斗争的胜利。农民群众的参加和密切配合，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土匪恶霸无处藏身，河南很快在全省范围内肃清了土匪，胜利完成了剿匪反霸斗争的任务[15]。

1949年12月上旬，豫西地区剿匪反霸任务基本完成。原有近2万名土匪，除少数潜逃在外，其余均被消灭。共歼灭匪70余股，计19 783人，破获国民党特工组13个，缴获各种枪2.43万余支，六〇炮与迫击炮38门，子弹30余万发，电台9部及大批物资装备[16]。综上所述，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豫西地区剿匪反霸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彻底肃清了危害豫西近半个世纪的匪祸，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配合了豫西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由于豫西地区剿匪反霸运动进行得较早，所以它的胜利也为河南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剿匪反霸运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四、结语

综观中共建政前后豫西地区的剿匪反霸运动，从形势上来说，匪霸猖獗，必须加以根治；从政权建设方面来说，匪霸的肃清有利于巩固基层政权、纯洁基层政权队伍、扩大基层政权力量。无疑，这是一场新生政权与封建残余势力的政治博弈。豫西地区剿匪反霸运动的胜利，彻底肃清了危害豫西近半个世纪的匪患，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使新生政权各项工作顺利展开；纯洁了基层政权的队伍，使基层组织不断严密；动员并吸收了广大农民积极分子，使基层组织力量不断壮大；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使土地改革顺利进行。

如前所述，豫西土匪恶霸作为社会的产物，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反动的社会群体，有其自身存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历代都没有得到根除。辛亥革命后的30多年中，历届政府及各种政治势力对河南匪祸的治理，尽管前后有一定的延续性，但在具体做法上和实际效果上还是有较大差异的。北洋政府由于始终没有真正统一过全国，河南又常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各派军阀治理匪祸是虚，扩充实力是实，加上地方政府治匪不力，消极应付，结果形成官匪一家、兵匪一家、警匪一家的局面，土匪越剿越多，匪患愈演愈烈。国民党政府在治理河南匪祸方面虽然措施比较完善，态度比较积极，效果也比较明显，但其治匪的反共色彩较浓，特别是将中共及其领带的军队视为“匪”类，唯恐“剿”之不尽，而对真正的土匪倒以安抚收编为主，所以最终不能彻底根治匪祸也就不奇怪了[17]。与之相比，中共能够将历代未能解决的匪患彻底解决有其独到的优势。

从执政理念上来说，中共自诞生以来就致力于整个社会的根本性的、全面性的改造，因此，剿匪反霸是中共改造社会的应有之义。一个一体化的全国政治制度就需要国家以以前政权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向社会渗透，这种渗透转过来需要谨慎地发展组织才能认真地进行群众动员[18]。从执政能力上来说，中共自革命以来，就自上而下逐步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经过北伐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考验，组织不断健全和完善，同时能够了解民众疾苦，具有较强的民众动员能力。从具体执行上来说，豫西地区的剿匪反霸严格遵循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奖”的原则，在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下，建立起了广泛的剿匪反霸统一战线，将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彻底瓦解了匪霸；同时，剿匪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达到了高度一致，使剿匪反霸运动能有条不紊地完成；最后，中共特别注意对广大民众的广泛教育和动员，使民众参与其中，逐渐培养了其阶级斗争观念，这一观念随着农民作为农村新型的社会政治力量逐渐被培养了起来，并且日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封建保甲制度与封建宗族势力为一体的基层政治统治者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对此，美国学者杜赞奇指出，正是通过清理这类“赢利型经纪人”，中共才终止了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完成了民国政府所未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任务[19]。这是中共政权建设的进步，当然也是历史的进步。

总之，中共建政前后对豫西地区的剿匪反霸运动，既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结合剿匪反霸，豫西地区逐步改造了基层政权，健全了司法，建立了地方武装，广泛动员了广大民众，不断教育和改造了匪霸，使豫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这对于之后进行的一系列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有很多借鉴意义。

[1]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M]. 徐有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60.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洛阳文史资料:第14辑[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河南的剿匪斗争[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剿匪斗争·中南地区: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三门峡文史资料:第18辑[G].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2008.

[6]河南军区陕洛剿匪指挥部.匪情通报(1949年7月23日)[A].三门峡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9—01—0017—004.

[7]陕州地委社会部.一九四九年全年工作总结(1950年1月15日)[A].三门峡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9—01—0013—001.

[8]伏北工委.伏北工委半年剿匪总结(1949年7月25日—12月5日)[A].三门峡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9—01—0019—001.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9.

[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949年1月至9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05.

[11]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蔡迈轮日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223—224.

[12]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军事志:第22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1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371.

[14]宜阳伊川嵩县结合部八千群众搜剿莫重山[N].河南日报，1949-09-29(2).

[15]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工人运动志 农民运动志:第23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169.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剿匪斗争·中南地区: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1372.

[17]谢晓鹏.河南匪祸治理的历史考察(1912—1949)[M]//吴宏亮，谢晓鹏.河南与近现代中国研究.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101.

[18]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在中国的兴起(1949—1956年):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62.

[19]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31.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stablished its Regime before and after Wiped out the Bandits and against the Bullies and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in West Henan

HOU Pei-he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Chian)

Wiped out the bandits movement in the country went after the basic achievement of war of liberation, the CCP aims to consolidate the liberated areas of the new regime, and further eliminate the remnant Kuomintang forces and bandits, bullies, overthrow the feudal remnants and carry out a socio-political movement. As a key region of wiping out the bandits and bullies in western Henan province under the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CP, and establishing a broad united front against bandits,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combined with the political offensive, and mobilized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a planned, there are steps to feudal remnants conducted a thorough cleaning up, eliminated the harm nearly half a century of banditry in western Henan, to make the western Henan Province to make society a new look. Victory of wiping out the bandits and bullies movement, effectively consolidate the liberated areas and the new revolutionary regime, to defend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of the people,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with a strong New Area,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grassroot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aying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basi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western Henan Province; wiped out the bandits and against the bullies

10.15926/j.cnki.hkdsk.2017.02.004

2016-06-12

侯培和(1989— ),男,甘肃武威人,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K27

A

1672-3910(2017)02-0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