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概论游牧文化对于边塞诗的影响，以及说明在游牧文化的影响下盛唐边塞诗所呈现出的异样特质及审美倾向。

关键词：游牧文化；边塞诗；审美

作者简介：李典才，男，汉族，广西博白县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研究生，研究方向：唐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02

一、游牧文化对于盛唐边塞诗的影响

影响，即指以间接或无形的方式来作用或改变人、事、物或精神，从而形成一种与原先状态相异的情状，具象如物事，抽象如精神。而从先秦至盛唐，中原农业区与边境游牧区之间，由于双边在历史进程中各种大小事件的交汇，也在发生着持久的影响，通过各种民间和国家的活动，如战争、游边、贸易、和亲等，产生了一种精神现象，这种精神现象物化后成为语言，就是盛唐时期最著名的边塞诗这一诗体，这一诗体即是在两种文化的不断融合碰撞中，游牧异质文化元素不断地输入，汉文化不断的整合，最后而达至成熟，而形成的开放的精神结构形式。综观边塞诗产生的历史和背景，可以发现，边塞诗自身的异域特质非常明显，这种异域特质可以概括为：一、异域地理意象的大量运用，二、游牧风俗元素的突出。

在边塞诗的语言学分析中，可以发现，各种游牧异域意象随处可见，比如较有代表性的地理意象：关山、长城、西陇、阳关，月氏、轮台等，这些意象是独特地理空间的一种象征。而由于双边不断的交互，逐渐进入边塞诗的抒写视野，最后完美的契合在边塞诗歌里。除此之外，中原王朝以内蒙、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区为背景，通过与游牧异域区的不断融合互动，边疆地带特有的气候环境，也造成了边塞诗中独特的边塞气候意象。

而游牧异域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更是影响了边塞诗的语言表达。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中的“葡萄”和“琵琶”的典型意象，都与游牧异域的生活生存方式密切相关。随着西北游牧区特有的畜牧业的发展，其异域元素不断地向中原汉文化输入，使得边塞诗的意象和内容大大丰富，形成一种新鲜的血液，让人耳目一新。这造就了边塞诗不同于农业区田园诗歌的审美风格。

而边塞诗审美风格的形成，其中最大的获益还是与其自身所形成的地理空间相关，即中原与边关的战争以及承接战争的自然环境。这种异域的独特不同于内地的自然环境，在边塞诗中呈现出两种气象：即原始地理与战争活动。原始地理是边塞诗歌抒写必须直面的主题和背景，这个背景的特点：高、远、大、无边无际，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从军行》）等等。而处身在这种高大远、无边际的自然环境中产生的情绪必定是孤寂荒芜的：如“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塞下曲》）、“沙漠飞恒暗，天山积转寒”（《雨雪曲》）。

另一个就是战争活动造就的精神背景。这种精神背景刚好与异域的地理环境相应和，如：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塞》）、“风沙刮地塞云愁，白骨又沾新战血”（《战城南》）等等。

而与这种地理及战争的抽象背景形成对比的是：盛唐气象的背景。盛唐背景是指：唐帝国对于异质文化，如对于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态度都是开放和兼收并蓄的，这造就了盛唐边塞诗兼容并包的风格特征，也是异质文化能够如此从容的被写进诗歌里的前提。而以上种种，最后导致在边塞诗歌中形成了一种具有异质文化且别开生面的审美倾向。

二、西北游牧文化影响下边塞诗的诗质

诗质，即指在诗歌中由语言造就并散发出来的特质和精神象征。而任何精神活动的产生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土壤。丹纳说：“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作物、草木，地域的存在与否，决定着某些植物的出现与否。地域的某种温度、湿度，某些主要形式，形成一种时代精神与风俗状况。精神形成气候，精神气候决定于精神文明的环境”[1]地理环境影响着人的内部精神的构成和方向，决定着身处其中的人物、事件、精神的面貌。所以我们会发现，边塞诗所产生和形成的环境，决定着边塞诗的艺术特征，而盛唐边塞诗因其自身所生成的环境气候与时代气候的独特性，使其表现出不一样的艺术审美特质。主要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第一、边塞诗的地域性审美特质；第二、边塞诗崇高悲壮的艺术审美；第三、边塞诗审美特质体现出的多元化。

先是第一方面：边塞诗突出的异域审美倾向性。此地的异域是指相对于中原汉文化而言的异域。在游牧文化的影响下，边塞诗本身具备了不同于中原的异质性，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契入了游牧地域文化元素，这导致了一种新鲜开放的异域情调的审美特征。游牧异域区打开了边塞诗本身所能容纳的视野和范畴，增添了其艺术素材，使得边塞诗的描写对象大大拓展，如其对自然风光的描绘，所体现出的荒凉、浩瀚、无垠等情调和风格只能来自于边塞异域。再一个，就是边塞诗所体现出的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关于崇高的美，康德分析说：“险峻高悬的山崖，火山毁灭一切的暴力，飓风连同它所抛下的废墟，无边无际的被激怒的海洋，诸如此类，都使我们与之对抗的能力在和它们的强力相比较时成了毫无意义的渺小。但只要我们处于安全地带那么这些景象越是可怕，就会越是吸引人；而我们愿意把这些对象称之为崇高，因为它们把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其日常的中庸，并让我们心中一种完全不同的抵抗能力显露出来，它使我们有勇气能与自然界的这种表面的万能相较量。”[2]而边关异域区的自然与自然精神，即具有这种崇高美的力量：巍峨绵延的山脉、辽阔的草原，茫茫的戈壁，无垠的沙漠，高耸入云的雪山等等，当诗人们面对这边地的荒远辽阔，高寒严酷时，表现出来的并没有畏惧之心，更多的是一种要与之相较量，相互吞吐的自信心，由此而产生悲壮的崇高感，形成一种精神氛围，进而写进边塞诗里：“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塞上曲》）、“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等等。而盛唐边塞诗人“使至塞上”的经历与盛世帝国背景所构成的精神结构与自信心，都是能够产生悲壮崇高审美力的种子，当内心的崇高精神与自然的崇高相结合，不断相激发，最后必然达到完美的融合而产生独特的承载精神的结构形式——边塞诗，“崇高不在任何自然物中，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对我们心中的自然，并因此也对我们之外的自然处于优势的话，这样一来，一切在我们心中激起这种情感的东西，都称之为崇高。”[3]即人的精神在对自身的反思中所升华出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意识。而唐帝国的气象与自然的气象，国运日隆的社会与崇高悲壮的自然交互作用于天赋异禀的诗人时，最终必然导致出文学艺术上的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边塞诗在异域文化，即游牧文化影响下，所呈现出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种多元性和包容性是游牧与农业，中原与边关，文化形式与文化种类等在边塞诗中相互结合后所产生的现象，比如作为整体精神文明的汉文化与游牧异域文化这两个系统自身所包含的各自的元素，如宗教、风俗、历史、哲学等等具体要素，都会为边塞诗的内容、主题、思想和精神结构提供诸多养分，因此边塞诗必然会呈现出艺术审美上多元与包容的特点，盛唐王朝是中华民族在历史过程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結合得最好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有着兼容并包的思想，开阔的心胸和自由开放的国土上，不仅是边塞诗会体现出多元化审美的特质，其它类型的艺术也是如此。

边塞诗的审美特质是盛唐留给后世的礼物，杜甫说：“文章憎命达”也就是这个意思，这块艺术的土壤是为开放的心态所准备。这地域性所体现出的特有的开阔荒凉，与其自身所拥有的广袤力量相辅相成，从这种不被驯化的“荒凉”与无所不包的吐纳之中，能窥看到生命自在自为的本真真相，而这种真相早被古时候专门抒写这块土地的边塞诗歌所道出。所以更加深入理性的了解和挖掘边塞诗的诗质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4页.

[2][德]康德著，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0页.

[3][德]康德著，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3页.

参考文献：

[1][清]彭定球.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德]康德著，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