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云帆+冬惊

古老的乡村模式、村落文化、生存方式的确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中国在逐渐终结。但在我看来，这一结论是值得推敲并需要警惕的。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做现实，并从此出发去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呢？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变化，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情感的依托，有他们可依赖的习惯。这种渴望难道一定是落后，不需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吗？它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忽略了它，我们会进入怎样的误区？

——摘自梁鸿《中国在梁庄》后记

别“愁”莫“烦”

说起乡村，人们会想到“怀旧”、“乡愁”、“故乡”这样的字眼，但梁鸿认为，“怀旧”这个词要“特别谨慎”，因为“旧”代表着过去，代表着要抛弃的东西。“当我们说到农村的破败，怀旧是最要不得的，因为它是今天最大的、最沉重的一个现实。”

曾经有无数媒体记者采访梁鸿关于对乡愁、故乡的理解，梁鸿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公开表达了厌倦：“一听到‘故乡、‘乡愁这样的词就头皮发麻，想呕吐。” 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词说得太多了，另一方面，在梁鸿心中，如果对农村仅仅停留在这些词的表面，真实的农村状况反而会被忘掉。

除了乡愁，一说起农村，现状往往又让人不耐烦，但在梁鸿看来，这个“烦”更多是被塑造出来的。

人们对农村人带有成见，“凤凰男”、“孔雀女”好似成为了农村人的代名词，很多人认为农民不投资转而盖房是愚昧，农民抛弃妻儿进城务工是不负责任……

梁鸿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双面胶》、《新结婚时代》与《欢乐颂》，她痛斥对农村人脸谱化、简单化的描述：“一个农村男孩娶了城市姑娘，他的姐弟就像一个阴影一样抓着这个人让他不能好好地生活，如此蛮横、如此没有规则，像吸血鬼一样吸着他们……一个农村姑娘一旦赚了钱，家里人就会把她掏空……”

梁鸿认为诸如《欢乐颂》里的樊胜美的角色是典型的以偏概全，这样的片面化描写并不是在叙述乡村，而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让人对农村与农民的成见愈来愈深。“我们是在一个被塑造的基础之上来看待乡村的，是一些特别片面、观念化的东西。”“要理解乡村真正的难处，乡村给人带来的困扰，而不是符号化地通过一个负面形象塑造一个乡村。”她说。

当乡村被抛弃，你回来干嘛？

梁鸿对农村也“烦”，但她主要不是不耐烦，而是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如何拯救乡村？

学者梁漱溟曾在1930年代放弃北大教授的优厚待遇，投身乡村建设，带领一帮知识分子进行扫盲运动，改善卫生环境等。但梁鸿认为这些已不适用于如今的现实境况。“今天的时代不需要识字，大家都有手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语境。在知识层面农村的人们其实并不比我们少多少，你在看一个国际新闻，他也能在同一时间看到，孩子们发微信，一些老人也能用……”面对更加复杂化的问题，梁鸿发出了疑问：“今天的我们，该怎么办？”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曾写过一个早出晚归上班的工友，这位工友每晚八点下班后去工友之家休息，他一身疲倦，极少说话，但还是满足于待在那里翻翻书报，看别人打球。虽然并不与他人交流，可工友之家在他的心中分量是超乎想象的。他觉得那里是给自己安慰与温暖的家。

梁鸿直言，与这些工友接触后，她陷入更加悲观的境地。这种悲观在她看来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旁观者的毛病。她说，那种阻力是看不见的。“像梁漱溟、晏阳初这些学者当初乡建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讓你识字，但今天却不是那么简单。”梁鸿提到，自己经常告诫农民不要纠结，可自己也清楚，不能说这种纠结就是不合理的，“因为他确实需要纠结。”在乡村被城市化裹挟的时代，农民远走他乡成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城市很难取得户口，无法扎根，无法获取地位上的认同，然而回乡后又苦于没有合适的就业岗位，更不可能回归原始的务农劳作养家糊口。“当整个乡村被抛弃的时候，你回来干嘛呢？”梁鸿的内心跟工友有着相似的纠结。

很多人评价《中国在梁庄》是继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后又一部反映中国农村风土人情的力作，有读者称：“作为文学作品，它比余华的《活着》更加真实；作为田野调查，它比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更加人文。”

但梁鸿本人却表示担当不起如此高的评价，她认为这完全不能同费孝通的作品相提并论。“费先生对中国乡村内部的性格、构成给予了精准的总结，直至今日分析中国的乡土性都‘完全可以拿过来用。”而田野观察式的《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则更侧重于以一个感性的女性视角展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农民养老、家庭裂变……但自认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与方案，梁鸿面对赞誉是自愧不如的。

乡村的生命力

2016年秋天，“理想国”曾经跟随梁鸿回到故乡，录制了3期视频，其中一集，梁鸿在破败的老屋面前感慨：“这会儿我觉得我是一个村庄的人，死了就死了，老了就老了，也就这样了。”但当她看到地里长出的植物后她又变得欣喜：“看到这些绿色，你感觉它不虚无，是一种生长，是一种穿越了什么东西的虚无，也是一种‘在吧。”她说，死亡与希望是一种矛盾的对立与统一。

让梁鸿看到希望的不止是村庄里的绿色，还有两本书大热后回乡与乡亲们通透的交流。每次回乡，梁鸿都会和自己的亲戚聊天，她发现，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家人如今会接受她的观点，也会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交换意见。这时候，梁鸿意识到，他们本身是乡村建设的一份子，只有不忽略他们的力量，才能有心智上的相互碰撞。“只有每个人都有这种意识的时候，才有可能去改变那些坚硬的现实的一点点。”在梁鸿看来，农民并不是被妖魔化的“不开明”，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观并不科学。“外人可能在观念上也有对立才导致了对农村完全简单化的理解……但是一些柔性的交流反而是推进的途径吧。”

《出梁庄记》中在西安蹬三轮车谋生的大堂哥与二堂哥曾经为了照看孙子被迫回到了梁庄，他们告诉梁鸿，即使没了收入，即使未来儿子不孝不去赡养他们，他们的内心依然是喜悦的，因为这是在看护新一代的生命。“你说这个观念落后吗？我觉得‘落后这个词太简单了。”在梁鸿看来，农民对生活是有渴望的，他们期待新的生命健康成长，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其实中国的农民内在是有一种开放性的，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去看它们，这个开放性里面包含着对生命的尊重。”梁鸿如是说。

两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让学者梁鸿获得了无数关注。在人们看来，她的作品中位于河南邓州市的故乡梁庄成为了转型时代背景下农村的缩影。

梁鸿每次回家并不愉快，“我们经常谈故乡好像是非常温馨的，但其实故乡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剩余物一样的，接纳这个时代的凹凸，这个时代所有的阴暗面。”在她的眼中，回家意味着衰老、疾病、分裂、遗弃的呈现。“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她曾说出这样悲观的话语。

但在2016年12月17日与学者张冠生“一百年后，我们如何讲述乡村”的对谈中，梁鸿在悲观的基调上平添了一些乐观的色彩，她说：“即使在大的制度上不那么乐观，但我们自己也得找到生活的空间，这是一个生活艰难中行进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悲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