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侠

（浙江省仙居中学，浙江仙居 317300）

以“辩”促“辨” 彰显理性
——议论文写作中的“辩手意识”

张灵侠

（浙江省仙居中学，浙江仙居 317300）

写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要求学生关注当下生活，辩证理性地思考问题，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强化“辩手意识”，始终不忘文章中有个“对方辩手”，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打开思路，激发写作灵感，彰显理性思辨色彩，写出有思想内涵和独特个性的议论文。

议论文写作；思辨色彩；“辩手意识”

近年来，在高考语文试卷及各地模拟试题中纷纷出现要求学生针对时事热点、社会现象发表观点看法的作文试题。这样的作文题要求学生必须带着材料里设置的问题（任务），根据自己对材料的理解、比较后提出问题（驱动），自己去分析和解决自己所提的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写出一篇具有思辨色彩的议论文。这种写作形式被称为“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现代社会要求人们思想敏锐，富有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具有更深刻的思考和认识。高中学生身心发展渐趋成熟，已具有一定的阅读表达能力和知识文化积累，促进他们探究能力的发展应成为高中语文课程的重要任务。”议论文写作，要求教师能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生活，辩证理性地思考问题，“以负责的态度表达自己的看法，激发表达真情实感的热忱，培植科学理性精神”[1]。

那么，如何才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在议论文中突显思辨色彩呢？笔者认为，文言中“思辨”之“辨”，同“辩论”“辩手”之“辩”，自有相通之处，在写作中，不妨强化“辩手意识”，始终不忘文章中有个“对方辩手”，以“辩手意识”促“思辨能力”。

一、优秀的议论文中铁定有个强硬的“对方辩手”

什么是议论文？夏丏尊和叶圣陶均认为“议论文是把作者所主张的某种判断加以论证，使敌论者信服的文章”[1]。詹姆斯·A.雷金和安鲁·W.哈特认为，“议论文是以逻辑为基石，以证据为结构，以说服读者接受观点或采取行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为写作意图的文章”[2]。由此看来，议论文写作的现实目标就是阐述看法、主张和观点，使读者甚至异论者信服接受。这现实目标的背后实际上就潜藏了一个“对方辩手”。

驳论文是对对方错误的论点进行批驳的议论文，自有“对方辩手”。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中国必亡论”者和“中国速胜论”者就是“对方辩手”；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中，“对方辩手”正是那些闭关主义者和送去主义者；马南邨在《不求甚解》一文中这样开头，“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这里所说的“一般人”正是作者预设的一个“对方辩手”。

作为直接表达、正面论述自己观点和主张的立论文，同样存在隐藏的“对方辩手”。以吴晗的《谈骨气》为例，这是一篇典型的立论文。作者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心论点：“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继而，巧妙地采用了大思想家孟子的“几句很好的话”，从谈论何谓“大丈夫”入手，逐步阐明什么叫作“有骨气”。之后，纵观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阐明“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把“有骨气”上升到民族传统精神的高度来议论：“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紧接着作者补充一段：“当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同。”

我们可以注意到，作者之所以作这样的补充，恰恰是意识到有一个“对方辩手”会说“社会不同，阶级不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骨气还能适用吗？”这段虽小，却能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论证的语言非常周密恰当，既把握住了论点的准确性，又把握住了使用论据的原则性。

二、学生议论文中“对方辩手”的缺失

浙江省名校新高考研究联盟2018届第一次联考的作文题为：

作家王安忆在选编《给孩子的故事》一书中，选择了不少表现“苦难”和“残酷”的故事，她希望这些故事能“澄澈地映照世界”，让孩子们在故事里成长。

有不少教育家并不同意王安忆的这一看法，他们认为应该让孩子感受世界的温存，少让他们接触残酷的事情。

对这两种说法你有怎样的思考？写一篇文章，对这两种说法加以综合评说。

作文题目明确要求综合评说，学生态度也基本明确——赞同王安忆，否定教育家；赞同教育家，否定王安忆；教育家和王安忆各有道理，各有不足，两者兼顾，辩证评说。可在具体的论证中，学生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如有的学生赞同王安忆，强调苦难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文学史，85%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比如安徒生童话中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给人带来忧伤和痛苦的；再比如《夏洛的网》《时代广场的蟋蟀》《小王子》，都有淡淡的忧伤。”或者大谈苦难的益处，称其能促进孩子成长：“成长的路上有无数的‘妖魔鬼怪’，需要孩子挥着他的桃木剑‘斩妖除魔’。经历苦难和残酷，才能逐渐成长。”或者大谈没有苦难的害处：“不经历苦难的孩子容易在路上跌倒，更严重的是，他们可能跌倒了就不知道站起来，只会朝着父母哇哇大哭。”总之，摆事实，讲道理，用各种论证方式来试图证明苦难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温存对于孩子成长的必要性。有的学生则一味地赞扬温存教育的种种好处，而忽视了“苦难阅读”在磨炼人的意志、心智等方面的现实作用。

可以看出，学生在文中的分析存在片面性，他们难以理性地关注到另一观点的合理之处。究其原因，是学生缺乏辩证思维能力，不能敏锐地意识到作文中“对方辩手”的存在。

三、如何在议论文中说服“对方辩手”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要让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中有辩手意识，就要让他们先熟悉辩论，成为辩手。利用时下的热点新闻等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让学生进行辩论对抗，在提出观点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比一比谁的论证更具有说服力，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论辩的过程中，教师可逐一点评学生提出的观点、论据，也可鼓励学生进行互评、彼此“挑刺”，指出同学表达中的亮点和错漏之处。

如在“网络红包成新年风俗是否冲淡了年味”的辩论对抗中，有学生认为，“抢红包”扰乱了正常的春节秩序，冲淡了年味，低头“抢红包”分割了亲情，有碍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也有学生认为，网络红包增添了新鲜的喜气，迎合了人们图喜庆、爱热闹的心理，为传统年俗锦上添花。表面看来，两个观点似乎水火不容，但在对抗中，学生慢慢得出这样的结论：网络红包作为一种新的节日文化形态，本身并没有对错，利弊在于人们对其的态度。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是团圆相聚、叙旧话新的难得机会，当我们的心被那些没完没了的网络红包牵引，甚至连陪父母吃顿年夜饭也要不停地刷屏时，年味就因为我们对亲情的疏远而被稀释。如此，学生就能客观辩证地看待网络红包，而不再是单方面的否定或肯定，他们的辩证思维能力也得到相应的提高。如果把这样的思维带到议论文中，那行文的观点就会正确而鲜明，论证也会更理性周密。

作文中并没有真实的对方辩手，那就需要假想一个“对方辩手”。以论证为例，笔者引导学生先分析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应该这样（正向探因），再思考“对方辩手”观点为什么不足，其实质是什么，有什么危害（反向探因）。据此，对一味强调“苦难阅读”重要性的作文，我们就可以设定“对方辩手”——“有人”“很多家长”，进而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升格。如笔者在下水作文《不要一味给孩子“喂糖”》中这样写道：

有人认为，儿童文学是让儿童快乐的一种文学,应该少些苦难和残酷。（“对方辩手”观点）我一直不赞成这种看法。诚然,快乐必不可少,但一味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如果一个孩子只知道傻乎乎地乐，难道还算是一个有质量的生命吗？（危害）著名儿童作家曹文轩也指出，儿童文学中“苦难阅读”不可缺少。

应该有这样一种阅读，既能让孩子看到世界的美好，也能让他们了解依旧存在的贫困、病弱等苦难；既让孩子感受快乐、温存，也能体悟忧伤、悲痛，有怜悯心，知道感动、流泪。我想只有拥有这些丰富的生命体验，孩子的成长才有可能更从容。

很多家长避讳“苦难”这个主题，不少家长似乎认为，回避了文学作品中的苦难，孩子就没有苦难了。甚至有不少教育家也认为应该让孩子多感受世界的温存,少让他们接触残酷的事情。（“对方辩手”观点）而事实是，这样的回避也完全回避了孩子们的真实情绪、状况——生活中有快乐也有痛苦，有酸甜亦有苦辣。如果整个社会都强调让孩子放松、快乐，我想这反而不利于孩子成长。试想，如果我们的孩子接触的都是“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的童话，当他们有一天发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又将会是怎样的不知所措！（危害）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思辨称为一种“理智的幸福”，可见思辨不仅能揭示事物的内涵，而且能给思辨者带来心灵的欢愉。强化“辩手意识”，始终不忘文章中有个“对方辩手”，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打开思路，激发写作灵感，彰显理性的思辨色彩，写出有思想内涵和独特个性的议论文。

[1]夏丏尊，叶绍钧.国文百八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655.

[2]叶黎明.写作教学内容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188.

（责任编辑：陆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