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庆治

[摘 要]生态文明创建的绿色发展路径，是指更多侧重于自然生态资源禀赋较为丰厚的合生态化经济利用的绿色发展理念和战略，它是一个不同于着力对既存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消费经济体系进行生态化改造（即“生态现代化”）的另一种考量或模式。依此而言，在江西这样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优厚而传统工业化模式嵌入程度相对较浅的省域中，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最初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引发，同时关涉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各个层面变革的系统性工程，或者说一场异常复杂与深刻的整体性社会生态转型，可以较容易地转换成为一种对其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及其经济性利用的绿色感知和实践。而这种重新认识省域内自然生态资源保护价值及其合理利用途径的过程，也就是其主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或实施绿色发展转型的实践历程，尽管我们还远不能说已经存在着这样一个“江西样板”。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国家试验区；绿色发展；江西省

正如笔者曾指出的①，有机整体或“五位一体”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即把生态准则或考量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内在地蕴含或规定着其现实实现的两个战略性维度或路径：生态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化和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建设的生态化。而如果对此作进一步的简约性界定与阐释，即它们分别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的更理性经济利用（发展生态经济）和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经济生产生活体系（方式）的生态化转型（工业/城市经济生态化）；那么就不难设想，在当下中国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实践中，江西省理应成为践行前一种路径或模式的一个适当区域。基于此，本文将对江西近年来的生态文明创建工作作一种初步的反思性审视，着力分析自然生态资源禀赋优越但传统工商业经济相对不太发达的地区，在发展理念和战略上的“绿色超越”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一个可行性路径。

一、作为一种生态文明创建战略路径的“绿色发展”

广义上的“绿色发展”或“环境友好型发展”，其所体现或表征的是世界范围内各自源起于更为久远的生态环境保护话语与政治，跟发展话语与政治的一种历史性结合或融合，而这大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此时，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经过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社会政治影响的公共管治议题，其结果是：环境友好或“绿色”渐趋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性不容置疑或挑战的公共决策与行为准则（不限于政府层面）。另一方面，伴随着源自少数欧美发达国家的新一轮资本输出浪潮，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扩展成为现实可能，集中表现为利用来自传统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与技术大规模开发其较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并向这些国家出口资源与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工农业制品。因而其过程大致是，欧美国家中的环境社会运动（绿色运动）和政党（绿党）最先提出了追求一种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发展）既存模式的绿色政治要求——即希望转向一种替代性的发展或“绿色发展”；而这种政治主张不久就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接纳为一种新型普适性规范——即对现代化经济发展（增长）的“绿色”（生态环境保护）约束。前者的例子是，对于绿党政治（家）来说，走向未来生态化或绿色社会的基础，是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态化经济从而实现“生态发展”（eco-development），而这种可持续经济只能是一种产生和满足人们合理的基本需求的经济①；后者的例子是，1981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就明确指出：“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长期以来，由于对环境问题缺乏认识以及经济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生产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比例失调……必须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②这实际上已认识到一种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或“环境友好型发展”的战略重要性。

毋庸置疑，正是1992年在里约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使“可持续发展”这一在西方环境话语与政策语境下构建起来的术语，成为一种关于绿色发展的全球主流性表达——不同工业现代化水平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共同承担起应对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诸多生态环境挑战的历史性责任，从而实现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③。随后20多年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实践表明，人类社会及其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或模式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当初政策创议者的预期和想象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难以实现稳定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少数新兴经济体（“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则几乎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不同层面（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追求之间的张力甚或冲突；而那些所谓发达国家和地区俱乐部的边缘性成员也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脆弱性一面（比如近年来作为欧盟和欧元区成员的希腊）。尽管如此，在當代国际社会中，可持续发展话语和政治仍是一种全球共识度最高的绿色发展主流性阐释，2015年9月通过的包括17项二级指标和169项三级指标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就是明证⑤。

因而可以大致理解为，绿色发展概念是后来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前奏或通俗性代称⑥——绿色的发展自然（理应）是可持续的，而可持续发展概念是对绿色发展概念的理论与政策意涵的进一步明晰化和全球性扩展，尽管许多激进的生态主义学者或活动家会强调，只有生态主义价值取向下的或基于生态可持续性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绿色发展，就像可持续发展也存在着自己的“强”“弱”等不同版本一样①。撇开上述可以感知的些微差异不论，概言之，一方面，绿色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要义与宗旨，在于逐步实现工业（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理性、社会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内在性融合，从而形成一种以可持续性为基本表征追求的新发展意识、路径与模式。很显然，这是一场同时关涉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经济技术基础和价值观念基础的历史性变革或革命，并将导向一种基于全新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构型的人类文明形态或类型②。另一方面，走向绿色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变革进程或实践努力，将会依然在一个特定构型的国内经济政治结构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下展开与推进。这意味着，它将是一个充满着观念、战略与结构性博弈甚或冲突的长期性过程，其现实进展仍将受制于具体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条件，并呈现为不同的国别或地域性形态。

应该说，当代中国学术与政策语境下的“绿色发展”，总体上是处在上述绿色话语与政治国际流变的进程之中而非之外的。换言之，中国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提出并倡导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等，其实都是绿色发展或可持续发展这种全球性政治生态学话语与政治的内在组成部分。因而，广义上的绿色发展或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而言，其在理论层面上已算不上是一个全新的人文社会科学术语，在实践层面上也已有着颇为丰富的政策创议和制度化意义上的探索，比如中国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以及《中国21世纪议程》的政策制定与贯彻落实③。

对于本文来说，笔者所关注的是，绿色发展概念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与政治逐渐达成一种中国特定学术与政策语境下的联结；更明确地说，“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一个战略性维度或侧面④。一方面，经由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相对应而拓展开来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即“三个发展”），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成为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篇章的重要战略性内容：“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⑤换言之，主要指涉经济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绿色发展或绿色经济，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体现或努力目标——尤其相对于循环发展或循环经济所要求的原材料低（零）耗费（废弃物低或零外排）和低碳发展或低碳经济所要求的能源低消耗（污染物低排放）而言。

另一方面，2015年10月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把“绿色发展”列为与其他四个发展（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相并列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这既是落实和深化“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和国家政治指导思想在新一个五年规划时期中统领作用的政治宣示，也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中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以及全过程的原则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①对照十八大报告的相关论述就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绿色发展”有着哪些全新的意涵或表述形式，而在于“绿色发展”或“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成为中国新一个五年规划时期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性或规约性准则。

上述的背景性和语境性分析旨在表明，本文所指称的绿色发展概念，主要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或示范区创建的现实路径或战略维度的狭义上使用的。更具体地说，生态文明创建的绿色发展路径，是指更多侧重于自然生态资源（禀赋）较为丰厚的合生态化经济利用的绿色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人们平时所指的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举措），可以成为一个不同于着力对既存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消费经济体系进行生态化改造（即“生态现代化”②）的另一种考量或模式。

二、江西生态文明建设：从“先行示范区”到“国家试验区”

地处中国东南部的江西，其地形地貌以江南丘陵、山地为主，盆地、谷地广布，省境东西南三面环山地，其中武夷山主峰黄岗山（2157米）为省内最高点，北部为近2万平方公里的鄱阳湖平原；全境水网稠密，河湾港汊交织，湖泊星罗密布，有大小河流2400余条，总长度达1.84万公里，较大的有赣江、抚河、信河、修河和饶河，而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气候类型上属于中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在1341毫米—1940毫米。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一方面，江西自古就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盛产水稻、小麦，以及油菜、棉花、油茶和茶叶等农副产品，同时拥有十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比如属于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物种有110种）和各种形式的水资源（比如河川径流总量居全国第七位、人均居全国第五位）。另一方面，江西不仅有着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一面（比如较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占比极高的红壤和黄壤），而且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全国性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尤其是鄱阳湖流域和包括武夷山区在内的国家东南林区）。

江西全省面积为16.69万平方公里，人口4542.2万（2014年末），现辖11个地级市、100个县级（县、市、区）行政区。长期的农林业大省定位（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间累计净调出商品粮600亿公斤），造成江西相对较低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2015年，江西省的地方生产总值为16723.8亿元，人均36819元（而相邻的福建省和安徽省分别为25979.82亿元和70417元，22005亿元和35997元），其中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0.6%：50.8%：38.6%，城镇化率为51.6%（全国平均水平为56.1%）③。

可以说，上述現实构成了江西省思考与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性背景或语境。一方面，继续传统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或潜能。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努力，江西省已经具备相当高程度的现代工业化与城市化基础，如今，超过半数的地方生产总值来自工业产业，超过半数的辖区人口已经成为城镇居民。不仅如此，单纯就第二产业如重金属等稀有原材料的开采加工以及建立在它基础上的城镇化来说，江西的工业现代化发展——比如赣南地区的稀土开采及其加工业——依然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而且其生态环境容量如果按照江浙地区的现行标准的确是还比较大[比如2015年江西11个省辖市中只有萍乡和九江两市的大气质量优良达标率（按日计算）低于85%，分别为76.3%—83.8%；而江苏13个省辖市达标率仅为61.8%～72.1%①]。事实也表明，与2000年的数据（分别为2003.07亿元、4851元和3764.54亿元、11194元②）相比，2015年江西省与福建省的地方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差距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分别从53.2%和43.3%提高到64.4%和52.3%，而这其中，第二产业的较快扩张功不可没。因而可以想象，即便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或绿色发展的话语（政策）语境下，不但资源耗费或环境污染性的原材料开采加工和化工机械等产业会找到一定的生存拓展空间，而且既存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低品质）工业体系的生态化改造也会遇到各种形式的阻碍（比如以“投入成本”“市场选择”“民生需求”“社会稳定”等诸多理由或名义）。

另一方面，不断成长的绿色发展转型或生态文明建设氛围与意识自觉。无论从国家现代化发展总体布局，还是普通民众对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追求来说，维持或实现不断改善的区域（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已然成为一种不容回避或漠视的民生和政治需求，江西也不例外。这意味着，“先工业化、后生态化”的传统思维或路径，将会面临着日益增加的体制性约束和大众性抗拒。就此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并趋于固化的全民性经济（发展）主义或GDP至上思维，开始出现一种社会性的裂变或断裂，对于各级党政干部群体而言，无约束地发展经济或增长GDP已经不再必然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事情（包括关系到每一位官员政治前景的仕途升迁）；而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来说，6%还是8%的地方GDP增長显然没有洁净的空气和清澈的河水更实在、更必需。在这方面必须承认，近年来传统工业化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区日渐凸显的生态环境恶化情势（比如严重的大气雾霾和地表水污染现象）发挥了一种正向性的“反面教员”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还是绿色发展，并不意味着或可以解释为停止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或发展，尤其是普通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和水平的持续性改善，而这对于那些仍处于严重贫困和生活不便地域的社群来说，还首先是一种平等生存权利或社会公正的问题。

正是在上述语境和思路下，对于像江西（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福建）这样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优厚而传统工业化模式嵌入程度相对较浅的省域来说，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最初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引发，同时关涉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各个层面变革的系统性工程，或者说一场异常复杂与深刻的整体性社会生态转型，就会较自然地转换成为一种对其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及其经济性利用的新型感知和实践。相应地，这种重新认识省域内自然生态资源保护价值及其合理利用途径的过程，也就是江西省主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或实施绿色发展转型的实践历程①。

其一，“生态省建设”（1999—2007）。自20世纪80年代起，江西省就开始组织实施“山江湖”治理工程，加强省域内的水环境整治与生态基础建设。1999年，结合落实国家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江西省政府制定了《江西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按照地貌条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把全省生态环境建设划分为赣北鄱阳湖平原区、赣西北丘陵山地区、赣东北丘陵山地区、赣中西丘陵盆地区、赣中东丘陵山地区、赣南山地丘陵区六个片区，分别提出了三个阶段（1999—2010、2010—2030、2030—2050）的具体规划目标与要求。海南省1999年获批全国第一个“生态省”创建试点后，也有学者提出江西应积极准备争取列入国家试点②，但江西省至今并未加入这一由环保部主导的以省为单位的制度创新试点（具体包括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安徽、河北、广西、四川、辽宁、天津、山西14个省区市）。尽管如此，到2015年初，江西省已创建获批了国家级生态县（区）5个（靖安县、婺源县、湾里区、铜鼓县、浮梁县）、国家级生态乡镇228个，省级生态县（市、区）15个、省级生态乡（镇）599个、省级生态村610个③。

其二，“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2008—2012）。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目标后，江西省政府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制定了“生态立省、绿色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并于2008年初提出创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构想。2009年12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准，标志着鄱阳湖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此同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监管体制改革，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积极推动“省、市、县、乡、村”五级的生态示范创建和鄱阳湖、柘林湖等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建设，为保持与提升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作了大量的政策与制度创新探索。但值得注意的是，江西仍未参加2008年起由环保部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市县两级试点。

其三，“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2012—2016）。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江西省的生态文明创建或绿色发展转型明显提速。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2013年7月举行的中共江西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提出了“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的“十六字方针”。2014年3月，江西省代表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把江西纳入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议案；同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公布了包括江西省在内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第一批名单；11月正式批复《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该方案为江西设定的总体目标包括：建成中部地区绿色崛起先行区，率先走出一条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新路子；大湖流域生态保护与科学开发典范区，积极探索大湖流域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模式；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区，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并希望在2017年取得积极成效、2020年取得重大进展。2015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两会”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又明确要求：“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西样板。”④同年11月，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举行全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现场推进会，将武宁、婺源、崇义、芦溪、南昌市湾里区、浮梁、资溪、南昌市新建区、安福、共青城市、安远、余江、靖安、铜鼓、宜丰、奉新16个县（市、区）列为江西省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12月，又出台了《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实施意见》，决定实施围绕着“六大体系”“十大工程”共计60个项目的建设①。在2016年全省“两会”上，“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情况和生态环境状况”成为继传统的“一府两院”报告后新增加的重要报告内容，属全国首创。2016年8月，江西省成为国家公布的首批3个生态文明建设“国家试验区（省）”之一（另外两个是福建和贵州）。这意味着，在为期3年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省）”创建第一阶段（2014—2017）结束后，江西省将自动转入更具权威性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试点。

可以看出，江西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或示范区创建具有明显的“后来者居上”性质，并且紧紧围绕着致力于绿色发展或“绿色崛起”而展开。至于“绿色崛起”的意涵，中共江西省委主要领导将其界定为如下五个层面②：一是制定绿色规划，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江西省“十三五”规划当中，落实到全省各地各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中，科学布局绿色发展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二是发展绿色产业，把江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快构建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绿色产业体系，大幅度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努力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绿色产业基地。三是实施绿色工程，以重大生态工程为抓手，积极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全面推進污染防治项目的实施，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使江西的绿色优势得到提升，主要生态指标保持全国前列。四是打造绿色品牌，借助江西省丰富的绿色资源，大力推出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大力发展风景独好的生态旅游，大力培育健康养生、养老等朝阳产业，让江西绿色品牌占领国内外市场。五是创建绿色文化，把生态文明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创建活动，进一步普及绿色政绩观、绿色生产观、绿色消费观，引导人民群众崇尚节约、低碳生活，形成尊重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

概括地说，江西省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③：

一是积极推动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推进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或内核，是产业升级、发展升级，而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实现产业与发展升级的基本路径。基于此，江西近年来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特色、经济基础、产业影响力等禀赋条件，部署加快60个工业重点产业集群的发展，着力扶持新型光电、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积极发展汽车、大飞机等先进装备制造业，努力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比如，基于南昌大学在LED技术研究上的创造性成果，江西正致力于打造“南昌光谷”，做大做强全省的LED产业集群，用“江西创造”来打造“江西制造”的制高点。

二是强力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与治理。江西省近年来加紧划定生态红线、水资源红线和耕地红线，为绿色江西扎牢底线篱笆；深入开展“净水”“净空”“净土”行动，实施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改造升级、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三大工程；加快“五河一湖”环境整治、鄱阳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工程建设和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完善，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综合整治特别是重点推进7个重点防控区试点示范工程建设。为此，江西创建了县（市、区）级以上三级“河长制”，由省委书记、省长分别担任省级正副“总河长”，7位副省级领导分别担任五河及鄱阳湖、长江江西段的省级“河长”，在全国率先探索河流污染预防的长效机制。此外，江西省还在流域生态补偿、森林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和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并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考核奖惩。其结果是，2015年，江西省森林覆盖率保持在63.1%，设区市空气质量优良率（按日计算）在90%左右，河流、湖泊的Ⅲ类以上水质断面达标率达81%①，生动展示着“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朴素真理。

三是大力发展生态农林业。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重新认识与定位当代农业，以“百县百园”（即每个县、市、区创办一个现代农业综合性示范园区）为平台，推动现代农业围绕品质与品牌的发展升级。到2015年，全省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11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66个，绿色有机农产品总数1248个，居全国前列；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139元，连续6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在生态林果生产与销售方面，赣南已经成为脐橙种植面积世界最大、年产量全国第一的柑橘生产基地。2015年，“赣南脐橙”以657.84亿的品牌价值居中国初级农产品类地理标志产品第一名，果农人均脐橙收入达7500元；脐橙收入占赣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2%，有25万种植户从中收益，直接带动30余万人脱贫。而相邻的吉安市也在采用类似策略打造自己的“井冈蜜柚”品牌，为新一轮扶贫开发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现代农业产业支撑。

四是优先发展生态观光旅游业。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将旅游产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把旅游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朝阳产业、发挥生态优势的低碳产业、促进区域开放的先导产业和建设全面小康的幸福产业来全力推进，大力实施旅游强省战略，努力打造“风景这边独好”的江西旅游品牌形象。如今，旅游已经成为江西绿色发展的第一窗口、第一名片和第一品牌。2015年，江西共接待游客总数3.85亿人次，同比增加23%，实现旅游总收入3630亿元，其中乡村旅游接待总数1.9亿人次，实现总收入1800亿元。

三、实例分析：靖安和资溪

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推进途径是进行先行示范县（市、区）的创建试点，其中宜春市的靖安县和抚州市的资溪县就是2015年11月设立的第一批试点县，而靖安县还是江西省第一个建成的国家级生态县（2013年通过验收）。为此，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成员和东华理工大学的同行于2016年9月17—19日对两县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了短暂考察，从而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于江西省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创建绿色发展路径及其面临着的诸多挑战的理解。

（一）靖安

靖安县地处赣西北，总面积1377平方公里，现辖5镇6乡，人口15万（2015年），经昌铜高速到南昌只有37公里，距昌北国际机场56公里，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南昌都市区和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三大规划区之内。靖安不仅拥有山青水绿的生态环境和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比如九岭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和三爪仑国家森林公园），出县交界断面水质达国家Ⅱ类标准，自然保护区内水质达国家I类标准，森林覆盖率高达84.1%，境内有野生动植物种类2535种，超过全省总量的50%；而且靖安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与人文历史遗存，自公元937年建县以来文化名人辈出（比如明代尚书李书正和著名清官况钟），诗风久远，是“中华诗词之乡”“江西书画之乡”。

近几年来，靖安县逐渐明确自己的生态环境优势、近郊区位优势和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优势，致力于成为连接“南昌都市区”与“长株潭城市群”的“战略节点”，以及赣湘合作的“桥头堡”、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绿心”和南昌慢生活的“故乡”——“白云深处、靖安人家”，努力打造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靖安模式”。靖安的生态文明创建工作可以大致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①：一是大力强化生态文明创建的顶层设计，二是积极探索绿色崛起的切实路径。前者主要表现为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为正副组长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制定了详尽的实施方案、行动要点和工作规程。后者主要表现为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人居改善工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引入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体制和全面实行“河段长”制度，对境内水域进行分段管理、分片保护；围绕强化生态基础支撑，实施生态品牌创建、森林景觀提升和古树名木保护等生态保育工程，尤其是力争成为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全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围绕打造绿色产业体系，实施旅游强县、绿色低碳工业建设、循环经济推广、农业转型升级等产业转型升级工程，其中特色鲜明的是发展生态休闲观光旅游业、有机农林业和山区生态循环经济；围绕构建绿色文化，实施生态理念普及、生态行为推广和生态创建引领等生态意识培育工程，比如通过编制发放市民学生手册和乡规民约以及举办各种形式的地方性文化节。

在靖安县发改委相关人员的陪同下，笔者一行重点考察了如下三个生态文明建设工程项目：一是自行车绿道。它致力于打造“户外运动天堂”的靖安旅游品牌，结合承办第七届鄱阳湖国际自行车首站比赛，在已有100公里环山公路自行车道的基础上，2016年又投资兴建了全长25.04公里的自行车绿道，该绿道分为环城北路骑士道、滨河骑友道、山地骑侠道三条路线，并在沿途配备了驿站、观景摄影平台、医疗救助站等服务设施，适合不同体质和专业水平的骑手骑行。二是九岭滨河公园。它是位于城东九岭大桥潦河南岸的一个免费WIFI覆盖、景观优美、设施完备的开放式休闲运动公园，目前已完成整个工程的第一期，旨在向市民与游客提供一个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时尚休闲空间。值得提及的是，它也是靖安创新性引入实施“河长制”（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河长”建制全覆盖、建立“互联网+河长”监管模式、实施政府月调度制）及其成效的一个具体体现。三是宝峰禅韵生态小镇。自2013年以来，依托宝峰深厚的禅宗文化及优越的生态环境，结合全国深化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试点，靖安按照5A级景区标准对集镇及其周边村庄基础设施进行了整体性改造提升，精心建设一个唐风禅韵古镇、一个马祖文化公园、一条旅游文化产品步行街、一个传统文化传播平台（宝峰讲堂）、一个河心湿地公园等五大工程。目前，宝峰禅韵小镇已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知名度的生态文化小镇，正在致力于冲击全国5A级景区。

（二）资溪

资溪县地处江西省东部、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西麓，国土总面积1251平方公里，现辖2乡5镇和5个生态公益型林场，人口12.6万（2012年），连接济广高速、福银高速的资光高速和316国道、鹰厦铁路贯穿全境，是江西的东大门和重要的入闽通道。资溪既是一个生态资源（禀赋）大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7.3%，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列中部地区第一位、全国第七位（2009年数据），保存有全世界同纬度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因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动植物基因库”，也是一个著名的移民大县。资溪县人口构成为1/3本地人、1/3浙江“两江”移民、1/3全国其他地区移民。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走出去的4万多资溪人使之成为名扬国内外的“面包之乡”，在全国各地开设有8000余家面包店，并已进入俄罗斯、越南、缅甸等国外市场。

近年来，尤其是2015年成为江西省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以来，资溪更加明确地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①：一是敢为人先确立生态立县战略。早在2001年，县中共第十一次党代会就正式确立了“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以生态旅游为突破口的生态经济，并在2007年、2016年进一步将其概括为“生态立县、绿色发展”和“生态立县、旅游强县、绿色发展”。2012年，资溪县还请旅游策划专业机构将其整体形象设计为“纯净资溪、休闲圣地”，如今已成为无处不在的宣传广告语。二是不惜代价守护生态环境。在科学划定、严格遵守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生态红线的同时，资溪大力推动生态旅游业“带一产、接二产、连三产”，强力推动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调整。三是积极培育绿色产业体系。确立并大力推进以生态旅游业为主导，以有机休闲农业、绿色低碳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绿色产业体系。生态旅游业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将全县1251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打造成全县域旅游景区、最美生态旅游目的地——包括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十大重点景区和100个精品景点。2015年，全县接待游客达340万人次。四是创新机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资溪从2003年起就已将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内容纳入县直部门和各乡镇（场）年度目标考核与绩效管理考核，从2005年起就开始将森林质量、水质等指标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离任审计的重要内容，并在2013年后逐步完善成一种独具资溪特色的“生态审计制度”。此外，资溪还建立了包括“县、乡、村、组”四级的“山河长”负责制。五是不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保障。资溪自筹资金12亿元（总投资30亿元）的资光高速计划于2016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会实质性缓解资溪目前的高速交通瓶颈，“一城三区”（即中心城区+大觉山、九龙湖、师公十八瀑景区）的新发展格局规划，将会大幅提速资溪的“园林城市”与“森林城市”建设，“绿满资溪、花开百村”和景区沿线景观提升等一系列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正在整体性提升资溪的生态乡镇和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而各种形式的生态文化宣传践行活动，正在创造更为浓郁的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氛围。

在资溪县政府和发改委机关人员的陪同下，笔者一行重点考察了如下两个生态文明建设工程项目：一是大觉山生态旅游景区，二是九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大觉山生态旅游景区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生态旅游景区，占地面积204平方公里，分为东西两大片区：东区以30万亩原始森林为中心，汇集了各类植物1498种，并拥有40余种国家一、二级名贵保护动植物，是“天然氧吧、动植物基因库”；西区以迄今已1600年的宗教文化特色为主体构成，有瀑布观景台、古艺术亭阁、高山湖泊观光、大峡谷漂流、大觉寺、太空步廊等众多景点。目前，资溪正努力将其进一步提升为国家5A级景区，并成为全县生态旅游业发展的标杆。九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位于县城郊区8公里处，库区面积延绵13公里，从空中俯视，九座山岭宛如九条蛟龙盘卧山峦丛林之间，因而得名。尽管最初设想的旅游度假区建设目标尚未充分实现，但其自然生态景观确实美轮美奂。

从总体上说，靖安和资溪都明确坚持了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以“绿色崛起”为核心理念的“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指导性原则，试图通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有机休闲观光农林业和低碳循环新型工业（尤其是服务业）来最大限度地保持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就此而言，靖安和资溪是江西生态文明创建尤其是先行示范区建设的一个地域性“缩影”或“样板”，并突出体现了江西作为国家中部地区、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相对优越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上的“绿色成长”特色。而从比较的角度看，地理区位更为有利的靖安似乎有着更大的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潜能——目前正在规划实施的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建设就提供着这样的重大机遇，尽管这也会使其未来的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更大的传统工商业扩张压力。相比之下，资溪至少在目前体现了更为坚定的构建生态旅游业主导的绿色经济体系，但却缺乏这一战略成功实施似乎不可或缺的、像靖安那样的地理区位先天性条件（浙江的安吉县是这方面的较成功实例）。

四、比较性评论

正如本文开篇就已指出的，讨论生态文明创建或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绿色发展路径”的方法论前提是：绿色发展只是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一种途径或战略手段，尤其是在与我们平时经常谈论的“生态现代化战略”（已经大规模或较深度工业化的生态化转型或重构）相比较的意义上。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意指经济领域中的无所作为或拒绝任何意义上的成长，特别是普通人民群众基于基本物质文化需要满足的生活条件与生活质量改善。也就是说，这里并不适用基于生态中心主义价值与伦理所推演出来的许多生态政治与政策要求——比如对所有物种与动植物个体及其生态系统的不加区别的保护，因为那样的话，将会完全扼杀像靖安和资溪这样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能性，并会导致更为复杂的生态与社会公正难题。但是，它也明确无疑地表明，生态文明创建或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长远目标，是一种基于新型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体系和观念支撑的把生态可持续考量置于首位的新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本地民众合生态需求的生态化满足，而不应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体系基础上的物质生产与生活方式①。

相应地，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并不等同于绿色发展，相反，前者对于后者同时具有方向和路径选择的规约性意义。也就是说，绿色发展既可以成为渐进走向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一个现实性路径，也有可能成为传统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的一种时代呈现或变种——“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概念正是对这样一种形成中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描述②。笔者认为，二者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前者主动地致力于避免或超越自然生态资源（禀赋）的经济性利用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大众性）生活方式，更多考虑如何实现本地民众的合生态需求的生态化满足，而这往往意味着对自然生态资源的社会性分享与管理；相比之下，后者仅仅把自然生态资源（禀赋）作为尚待开发的“绿色资产”或“绿色资本”，因而，所谓发展不过是使那些较容易资本化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要素转化为真实资本，加入到一个更为庞杂的资本生产与流通过程，而这其中的人的需求尤其是本地民众的需求及其满足并不重要。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可以对江西省生态文明创建或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绿色发展路径探索作一个初步的评价。在笔者看来，现阶段就作出一个“已经找到”或“此路不通”意义上的断定，显然还为时尚早。也许，我们可以将其转换为如下三个具体性问题：一是“绿色崛起”或“绿色发展”正在或将会导致经济活动中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程度（性质）的降低吗？二是“绿色崛起”或“绿色发展”正在或将会导向一个更加生态化的经济结构与制度体系吗？三是“绿色崛起”或“绿色发展”正在或将会通向一种更高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吗？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的观察大致是肯定的。以靖安和资溪为例，两县通过关闭整改低效高耗污染企业、选择支持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林旅游业等政策措施（资溪甚至到抚州去创办“飞地工业园”），使得传统产业（比如石材、木竹加工）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大大减轻，而生态旅游业和有机休闲观光农林业的扩展虽然肯定会导致对自然生态资源开发力度的增加，但总的来说不可再生（逆）性和污染程度要低得多。至少就目前来看，无论是生态旅游度假景点，还是城乡公共休闲观光设施的开发建设与消费使用，都呈现为一种适度可控的情形。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很可能是一种双重性的结果。单就靖安和资溪而言，答案似乎是清晰的。即便是工业较为发达的靖安，2015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也只有16.52亿元，尽管这已经比2010年的6.9亿元增长了139.42%，并且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0.87%上升为45.5%；而资溪则直接提出了建立以生态旅游业为主导的绿色经济体系的目标（2015年实现規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32亿元，而同年全年游客接待量超过34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1亿元，同比增长34.5%）①。可以想见，随着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建设举措的不断落实，尤其是国家2016年9月公布的对于两县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它们必将进一步“绿化”其现存的产品与产业结构，并探索创建与之相应的整体性经济制度构架。但从全省范围来看，过去10年中，江西明显是一个工业化比重不断提升的过程。与2000年相比，地区生产总值和三产结构分别从2003.07亿元和23.2%∶35%∶40.8%，改变为16723.8亿元和10.6%∶50.8%∶38.6%，前者增长了8.35倍，而后者中的第二产业比重提升了超过15个百分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长期持续性下滑，最极端的是2010年的12.8%∶55%∶32.2%②。不仅如此，2015年南昌和九江两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达5902.69亿元（而两市的人均地区产值分别为70752.67元和39582.27元），占全省总量的35.3%，已然呈现为一种高度集中与分化的格局。而一般来说，较高的第三产业和适当的第一产业比例更容易保证较好的生态环境质量，过度集中的大规模经济则会直接导致更多的生态环境难题。

对于第三个问题，笔者认为既是最容易、也是最难作出回答的。一方面，与过去过分倚重基于煤炭能源的以建材、重金属开采、纺织、机械制造、化工等行业的工业化城市化相比，如今更多侧重于开发使用新能源的以绿色低碳循环工业、生态旅游业和有机农林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显然是现代文明形态演进中的一种质的进步。就此而言，江西近年来所践行甚或引领的先行示范区或试验区框架下的许多制度创新与政策探索，当然是迈向生态文明的坚实步骤，理应给予高度肯定。比如，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北京林业大学创制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就对江西省作出了较高的连续性评价，2005—2008年分别在第12、第9、第13、第17位，2009—2013年分别为第21、第16、第18、第6、第9位（其中2013年表现较差的指标是“社会发展”）①。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崭新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的萌生与确立，显然需要更多的国内政治、社会与文化条件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对这些更一般性条件的探索尝试也是江西作为国家级试验区的重要历史使命。比如，一个地区及其各个社群对于这场文明性变革的主动而充分的参与，从而在逐步改变现存的生态不合理、社会不公正的制度体系的同时，实现自身文明素质的革命性提升或重构，这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而我们在目前的生态文明创建或先行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所看到的还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社会动员。在对靖安、资溪和抚州等地的实地考察中，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地方官员群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关键性少数”认识到并致力于所掌管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保持，逐渐跳出基于狭隘的经济主义思维的“你追我赶”逻辑。但笔者想强调的是，他们的各种形式的地方化努力，只有既自觉趋近于正在迅速革新着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思维，又主动诉诸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才会最终将其转化为一种生机勃勃的可持续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