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晓青

[摘 要]边缘优势效应是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的界面效应之一，本文将这一生态学基本理论首次运用到对香港经济社会“界面”效应的研究中。在发现香港处于制度界面、东西文化界面、金融时差界面、台海界面、港口界面等界面的基础上，对五大界面上的生态边缘优势效应进行了实际经济指标的比较分析，并通过胶体化学或生理学（微观生态学）的道南（一作杜南）平衡理论和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界定界面两边的市场均衡价格之差为界面渗透（进出口）的“渗透压”，是界面上的边缘“渗透（压）”交换效应一定程度地促进了经济繁荣。根据研究分析得出结论：随着内地的开放改革，香港与内地的界面“渗透压”有逐步降低趋势，香港的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香港经济；生态经济；边缘效应；道南平衡；界面渗透压；界面均衡

一、问题的提出

边缘化和边缘优势效应是分属于经济学和生态学的两个意义截然相反的概念①。前者是指经济主体从中心到边缘的失落、弱化、衰败的过程，后者是生态系统的边缘出现的“优势或劣势”效应。本文运用生态边缘优势效应原理研究“香港经济”，试图从另一个方面揭示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或原因。

战后香港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但究其原因可能很复杂。英国人认为：“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②香港回归已经13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设想不仅捍卫了主权，实现了政治经济上的平稳过渡，而且对于保持促进香港经济发展动力或原因之一的“生态边缘效应”，也是有其生态学及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

二、研究的思维和方法

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落点在经济学，属于经济学范畴，叫作生态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生态学，落点在生态学，属于生态学范畴，叫作经济生态学③。我们结合生态学的生态边缘效应理论、胶体化学或生理学（微观生态学）的道南平衡（Donan equilibrium）理论和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首次改进为区域生态经济边缘的三种新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并尝试运用到“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经济发展动因的研究规范与实证研究之中。

（一）生态边缘效应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

Guause认为，两个相同物种不可能同时长期地占有相同的生态位（高斯假说）。在生态系统中，位于边缘的物种由于只有一半（50%）需要与相同的物种（同伴）在“相同时间上和相同的地上地下营养空间里”作“殊死搏斗”，而另一半不需要和相同的物种（同伴）作“殊死搏斗”，因此具有“边缘优势”。例如在人工植物群落像人工杉木林、马尾松林、稻田、麦田、密集菜田中，边上的植株可能个体最大①。

同样，在人工植物群落像人工杉木林、马尾松林、稻田、麦田、密集菜田中，边上的植株可能个体最小，这是因为遗传问题和边缘劣势的原因。由于系统的边缘往往是外来干扰如风暴、机械损伤、动物捕食等不利因素首当其冲的地方，于是系统的边缘上“边缘优势”与“边缘劣势”并存②。

既然边缘效应是大自然“界面”系统普遍存在的一种规律，而人类“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界面”存在边缘效应也是有可能的。生态系统的启示对我们解释香港经济的起落同样具有“仿真或仿生”的意义。战后的香港经济与边缘效应原理应该是有一定关联的，起码1949年中国大陆的变革造成了香港在客观上位于以下的“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界面”是十分明显的：（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界面；（2）海洋与陆地的港口界面；（3）台湾与大陆交往的台海界面；（4）世界金融时差界面；（5）世界东西文化界面，如图1所示。

（二）胶体化学和微观生态学（生理）的道南平衡研究理念和方法

1911年由Donan提出的胶体化学中关于半透膜两侧电解质平衡浓度关系的理论，其要点是：同一电解质在半透膜两边的化学勢相等，若膜的一侧有某种符号（正或负）的非扩散性离子，则同号的扩散性离子在该侧的浓度较另一侧小。离子交换树脂表面可视为半透膜，树脂内部可视为由固定离子和反号离子组成的浓电解质。由此可以导出“与固定离子同号的离子被排斥在树脂外（不被吸附），不同可交换离子对于树脂吸附具有选择性”的结论。

道南平衡也是一种特殊的植物根系吸收机理中的积累离子现象。平衡的结果是膜两侧某离子的浓度不相等，但也达到了平衡。

此时，细胞内可扩散负离子和正离子浓度的乘积等于细胞外正负离子浓度乘积③。即：

[K+]内× [Cl-]内= [K+]外× [Cl-]外（1）

由于细胞内有部分可扩散正离子被不扩散的负离子吸引，所以扩散平衡时，细胞内K+浓度大于细胞外K+的浓度，呈现离子积累现象，此时细胞外Cl-的浓度大于细胞内Cl-浓度。这种离子积累不需要消耗能量。

我们在研究生态经济系统的“界面”效应时，把海关和“界限”看成是“半透膜”，对于两边“经济要素”（“离子”）的互相渗透，我们构造和建立“经济渗透压”的概念和计算公式如下：

P=H/（H+C）—C/（H+C）（2）

其中：P为渗透压%，H代表香港指标，C代表大陆的指标。利用该式，我们分别计算出之间的渗透压大小来实证有没有界面效应的存在。如果P=0，证明两边同质，界面效应不存在。P的绝对值越大，边缘效应越明显。

（三）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上的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研究方法

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创立的。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后来由帕累托、希克斯、诺伊曼、萨缪尔森、阿罗、德步鲁及麦肯齐等人加以改进和发展。经济学家利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在相当严格的假定条件之下证明：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并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

运用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和方法，对香港所处的多维界面分别进行“供需均衡”基础上的“价格”差异所导致的“渗透压”存在的“规范和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对同一种产品从供需均衡的价格机制角度规范分析制度界面上的香港经济边缘效应，然后较大篇幅地进行实证研究。包括国际贸易中心的转口贸易的趋势变化，国际金融中心、交通航运、旅游和资讯中心的定量分析。特别是对边缘效应最明显的转口贸易量的长期变化作统计分析，实证“渗透压”及相关的“边缘效应”存在。

三、香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界面的“边缘优势效应”分析

采用经济学规范和实证的基本方法，结合边缘效应理论、离子渗透压理论（道南平衡）和一般均衡决定市场价格理论，首先进行规范方法的“假设、演绎、归纳、结论”的步骤，对生态系统界面边缘效应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演绎型和归纳型研究，然后再进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制度界面的生态经济边缘优势效应

1.制度界面的供需均衡的价格“渗透压”分析

香港和内地生态系统界面边缘效应的经济机制问题可以用“同一种产品供需均衡价格‘差额或‘梯度”来分析。市场价格是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均衡点）决定的。在香港和内地之间由于“界限”的分隔，出现了以下的情形：（1）1949—1979年，内地生产严重短缺，许多产品有市场无供给；（2）1949—1979年，内地生产技术落后，其质量价格无法同香港市场竞争；（3）1979年以后，内地在质量、价格、信誉、服务等方面无法同香港市场竞争，且价格远远高于香港；（4）1979年以后，内地也有一些产品（主要是农产品）价格远远低于香港，如图2所示。

根据公式（1）（2）以及经济学一般均衡决定价格原理，我们也可以定义香港和内地由于“海关”的分隔而产生的同一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差异”值为该类产品的“渗透压”：

P =P香— P内（3）

其中：P为渗透压（价格差），P香代表香港价格，P内代表大陆的价格。同理，对于区域界面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也可根据上式推广到其他各种经济要素数量指标计算出来的“渗透压”。只要P的绝对值大于零，就证明“边缘渗透”效应存在。P的绝对值越大，系统异质性越大，边缘效应就越明显。

图2A表示1949年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至1979年改革开放的30年中，由于前期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封锁和后期的闭关锁国，内地与香港以深圳的深圳河为界，经济上基本上互不往来，这时我们从同一种产品供需均衡的价格机制角度分析“制度界面上”的“价格差（渗透压）”及香港经济边缘效应。

对于国际上的先进产品如当时走私盛行的电视、冰箱、录音机等，国内市场有很高的需求（D）对应价格P2，但没有正常的进口供给（供给曲线S因为闭关锁国而非正常缺失）。罗湖桥那边的香港却是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相关产品有均衡价格P1。由于国内有需无供必然是P2远远大于P1（渗透压存在且较大），于是开始是走私，后来是盗卖进口配额，结果是香港的需求曲线从实线上升到虚线的D，香港从中获利，而内地却并未享受到“需求”方面市场均衡价格的真正实惠。

图2B表示1949年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至1979年改革开放的30年中，由于国内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国内的产品基本上无法面对国际上的先进产品竞争，为了换取“外汇”，只有利用土产、特产以低价格进行“倾销”。这时我们同样从同一种产品从供需均衡的价格机制角度，分析“制度界面”上的香港经济边缘效应。如当时的特产食品、中药材、原材料等，国内市场有很高的需求（D）对应价格P2，香港相关产品有均衡价格P1（渗透压存在且为负值，但绝对值较大）。为了“外汇”，不顾国内价格P2用远远小于于P1的价格，用强制（计划经济）手段（与需求曲线D脱离关系的供给曲线S的方式）对国外市场进行“倾销”。结果是香港的供给曲线从实线上升到虚线的S，香港从中获利，而内地却同样并未享受到“供给”方面市场均衡价格的实惠。

图2C、D表示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对同一种产品从供需均衡的价格机制角度分析“制度界面”上的香港经济边缘效应。当国门打开以后，罗湖桥边的“墙”开始“通透”（用虚线表示）。两边开始按“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运用供需均衡确定价格。但同一种商品内地和香港的均衡价格是不一致的：P2不等于P1。界面两边的市场均衡价格之差的出现与自然生态系统界面出项渗透的“渗透压”原理是一致的，界面两边的市场均衡价格之差就是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动力或“渗透压”（渗透压存在且较大）。图2C中P2（内地市场均价）大于P1（香港市场均价），香港的产品向内地输入；图2D中P2（内地市场均价）小于P1（香港市场均价），内地的产品向香港输出。通过关税调节，进口或出口贸易在界面上发生，双方均享受到了“边缘优势效应”的好处。

2.制度界面引生的经济边缘效应实证

香港经济与内地息息相关。在新中国建立之前，香港的经济与内地基本上是一体化的，那时候本文研究的“五大界面”的问题尚不明显，其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界面”尚未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经济按照标准的产业结构分期，可以分为五个时期：（1）1945—1951年的战后恢复期；（2）1952—1970年的工业化时期；（3）1971—1980年的内外交困而进行的经济多元化时期；（4）内地改革开放以后引发1981—1997年“大香港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5）1997年回归祖国之后的现代都市经济时期，如下页图3所示。

（1）战后恢复期也是制度界面的诞生期（1945—1951年）

转口贸易是发生在生态经济系统界面上的边缘效应的标志之一。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是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埠，特别依赖对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来带动经济发展。二战结束时，香港人口只剩60万人，1949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6.32亿港元，当时香港的工业远不如上海、广州等地，工业收入在整个香港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内地和资本主义香港的“制度界面”正式出现。当时，英国采取了承认新中国并积极开展对华贸易的明智决策，香港商人抓紧时机充当中国同外界贸易的“中介”。“制度界面”的邊缘效应凸现：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在1949年和1950年分别上升了66%和74%。1950年贸易总额达75亿港元，比上年增加近50%，超过了战前水平。

（2）制度界面的人为关闭及被迫工业化的时期（1952—1970年）

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对华实行禁运，同时亦对香港实施严厉的贸易限制。随后，在所谓“联合国”决议下，许多国家也相继宣布对华禁运。英国追随美国，加紧对华出口管制。社会主义的内地和资本主义香港的“制度界面”在正式出现后不久，由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被人为“关闭”。

1952年，香港对内地输出下降到5.2亿港元，不及上年的1/3，此后逐年下跌，到1955年下降为1.82亿港元。在1951—1955年间，内地在香港出口市场中的地位从第1位降为第5位，比重从36.2%急降到7.2%。转口贸易的衰退直接影响到工商、金融、保险、航运等行业的生存，工商业倒闭风潮迭起，单在1952年，每季倒闭工厂平均即达50家，失业率高达30%以上。

在转口贸易这一香港经济的生命线遭到美国和联合国对华禁运政策严厉打击的情况下，香港经济处于“不出口即衰亡”的危险境地。为了摆脱困境，香港选择了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道路，通过发展直接出口以求得生存。

1960年，香港的工厂总数已由1950年的1500家增加到5000家，雇员总数由8万人增加到21万人。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香港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已粗具雏形，从1959年开始，香港产品出口总值首次超过转口贸易总值，达32.78亿港元，占香港出口贸易总值中的比例高达69.6%，这标志着香港的经济形态完成了从依靠“边缘效应”的“转口贸易”为主向加工工业为主的转变。

（3）制度界面的人为关闭及被迫经济多元化时期（1971—1980年）

与内地的经济关系的“边缘优势效应”被人为干扰之后，弹丸之地的香港既无资源又无市场，拥有的仍然是多种“界面”的“界面效应”。利用“自由港”的优势，香港的出口加工工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了飞跃发展。

纺织业和制衣业一直是香港最大的工业部门，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其出口值占香港制造业出口总值的四成以上，雇用的工人在70年代后期已达36.2万人，几乎占当时香港制造业工人80万人口的一半。

在1970—1978年间，香港出口贸易额每年平均增长16.7%，其中港货出口为16.2%。1978年香港工业品出口达407亿港元，进出口总额为1169.6亿港元，为1950年的15.6倍，位居世界第18大贸易区，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4）制度界面的重新“开启”及“大香港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1981—1997年）

1979年，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内地和资本主义香港的“制度界面”重新“开启”。工业化后的香港产品重新有了一个广阔的、邻近的且十分巨大的市场和稳固的原料来源。

1980年以后，香港电子工业依托与内地的“界面优势效应”发展得更为迅速，到1990.年，电子业出口值达586亿港元，1992年增至614.37亿港元，占香港制造业产品出口总值的26.2%。从1979年以后，香港经济依托与内地的“边缘优势效应”保持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1.7%，70年代为9.2%，到80年代保持在7.1%的高速增长状态，名列世界前茅。

1990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达5460亿港元（约合712.64亿美元），为1961年的91倍；人均产值94138港元（约合12067美元），比1961年增加了48倍。1991年，香港在世界贸易排名表中名列第10，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太地区第二大国际贸易中心。

3.回归后制度界面“强化效应”及现代都市经济时期的机遇和挑战

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继续强化了制度界面的“边缘效应”。因为：（1）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享有“特别优惠政策”；（2）邻近的广东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的自然转移；（3）香港经济的起飞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断上升；（4）原来的与英国人管制的“外界”成了中国人的“内界”；（5）内地周边省份的经济发展及与香港的差距缩小（2006年广东GDP超过香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传统制造业及相关产业逐渐丧失低成本优势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香港明显感到了问题所在并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在这个“现代都市经济”的新时期，香港在“边缘效应”的继续作用下，由于“界面”两边资金积累的差异而产生巨大的资金流动或“渗透”压力，香港的资金自然向邻近的内地流动。

在产业的自然转移的过程中，“边缘效应”的继续作用使超过85%的香港制造业转移到了邻近的内地。由于“边缘”的存在，香港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实际上是生产车间的转移，公司总部并未转移。由此形成香港制造业新的经营模式，即香港接单、内地生产、海外销售。在生产线转移到内地之后，香港制造业企业总部主要负责产品设计、品质管理、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等工作。通过企业价值链的分离与整合，内地的低成本优势支持和延续了香港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使香港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为结构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以“港口”业的发展为标志的海陆界面引起的边缘效应①

香港地处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边缘，邻近珠江出海口，是典型的海陆生态经济系统的“界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当前的经济发展研究显示，中国的沿海港口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以“上海”为龙头的港口发展阶段（1869—1949年）；（2）以“香港”为龙头的港口发展阶段（1949—2000年）；（3）群雄并起，兴旺发达的新阶段（2000年以后），如图4所示。

图4中，1869—1949年间内地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远大于香港，1949—1978年间内地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和自身的“闭关锁國”，港口货物吞吐量一落千丈。1978年后改革开放，但港口不是一下可以建成的，直到2000年前后才逐步超过香港。图3也表明内地和香港的港口的互补性和相互替代性。

1.以“上海”为龙头的港口发展阶段实证（1869—1949年）

1949年以前，香港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远不如上海①。1887年，九龙、拱北相继设立海关，图中的数据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各有关年度贸易统计折算。表1的数据映证了图4的分析。

2.以“香港”为龙头的港口发展阶段实证（1849—2000年）

二战后初期的世界很快形成了两极敌对格局，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方，对资本主义国家“闭关锁国”，对外也几乎关闭了所有的港口。但是政治隔绝并不能断绝经贸交流，中国内地通过香港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经贸往来，香港成了唯一的国际通道。内地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港口发展滞后，转口经过香港，使香港的港口经济迅速发展。香港的港口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也成为了世界第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香港拥有19条国际航线，联系着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460多个港口。这些航线除了本港运营外，许多海外国际航线也选择香港作为船舶中途停靠港。香港拥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及2000多家大小航运公司和码头公司进行高效率的竞争性运营，使香港航运具有成本低服务质量好的特点。2005年，有64300万吨位的远洋轮船进出香港，客运吞吐量达2152万人次，共装卸16120万公吨的货物，加上河运货物，共计约2241万个标准货柜单位。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香港取代荷兰鹿特丹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货运港，其间除了1997年被新加坡超过，一直占第1位。

3.群雄并起，兴旺发达的新阶段实证（2000年以后）

在目前行政区划状况下，中国的临海经济空间包括68个县、62个县级市、41个地级市和2个直辖市，共173个行政单位，总面积25.78万km2，总人口约1.5亿，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密集地带；2000 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33，190.08亿元，占同期全国总数的37.1%以上，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中的发达地区，在全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在中国的临海产业中，港口是不可少的，于是内地港口与香港港口的互补性和替代性同样明显。

（三）世界时差产生的金融“界面”及其边缘效应规范与实证

1.世界金融界面的24小时连续驳接的比较静态分析

香港是国际十大金融中心之一，是排在伦敦和纽约之后第二梯队的国际金融中心。如图5所示，香港金融业由于根据世界时差（太阳规律）的8/24的三分天下的条件，具有迈向第一梯队金融中心、迈向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与伦敦纽约并驾齐驱的基础。

香港不仅具备发展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最佳区位条件和制度条件，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具有发展金融业的基本要素，具备优异的金融生态环境。

香港金融业的区位优势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②：（1）全球区位优势。香港与伦敦、纽约三分全球，在时区上相互衔接，纽约下班，香港开始上班，香港下班，伦敦开始上班。三座金融中心可以使全球金融保持24小时运作。（2）东亚区位优势。东京位于东亚北端，新加坡位于东亚南端，而香港位于东亚中心，从香港到东亚大多数城市的飞行时间都不超过4个小时。（3）全国区位优势。背靠经济迅猛发展的祖国大陆，经济腹地辽阔。

香港金融业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和完善有效的司法体制。二是有“一国两制”的保障。香港和内地是两个不同的金融体系，可以建立互补、互助和互动的关系。三是在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经历一百多年的洗礼，香港具备了金融业成长的五大基础要素：（1）宏观经济稳定。政局稳定，币值稳定，财政稳定，长期以来，香港维持审慎的财政收支政策。（2）产权明晰。土地、股份、股票、债券和衍生资产的产权界定、登记、注册、交易以及保护，都有完全的法律保障。金融监管有力，在历史长河中，香港“什么贼都见过”，投资者对香港有充分的信心。（3）“公平游戏”。境内境外市场参与者一律平等，公平竞争，外汇自由流动，金融不断创新。（4）信息透明。高质量的信息是金融市场交易的必要保障，香港金融市场信息流通速度快，投资者可以便捷、可靠和廉价地获得信息。（5）交易成本低。金融交易的磨擦成本越低，金融交易量越大，金融市场越发达。香港金融业的关联行业蓬勃发展，使得金融交易的税收低、时间快，形式灵活多样。

2006年，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调研认为，香港能够与纽约和伦敦抗衡的五项优势是：其一，金融条例较美国宽松；其二，资金货币自由流通、自由兑换；其三，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其四，联系内地与“珠三角”重镇；其五，税率比美国和英国低。

2.作为世界三大金融“界面”的香港与伦敦、纽约的差距①

目前，与国际金融业第一梯队的纽约和伦敦相比，香港的差距还十分明显。2003年，香港金融业的产值只有纽约的1/4，就业人数只有纽约的1/2；伦敦和纽约的金融业分别占GDP的16.5%和26.7%，而香港金融业只占GDP的12.3%。在金融业的结构上，香港也存在劣势，例如期货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滞后，债券市场的规模还不到纽约的1%。

伦敦金融城的情况与纽约相似。最近20年，英国大刀阔斧地调整经济结构，把原来以制造业为本调整为以金融、教育和贸易为主。2005年，金融城全年收入10万英镑的人数从8年前的20万增加到50万，金融城高薪阶层纳税额占全英国所得税收入的1/4，金融城提供的公司税源也占到全国的1/4。

香港金融业与伦敦和纽约金融业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腹地比较狭小。纽约金融业的基础是占全球GDP32%的美国，欧洲不少大型企业的股票在伦敦上市，而香港是一个细小的城市，要发挥其金融业的潜在优势挤身国际金融中心的前列，就必须开拓庞大的腹地。

3.香港回归以后金融“界面”效应趋势

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香港金融业迈出了坚实的攀登步伐。从1997年到2005年，境外驻港地区的总部公司增长了三成，驻港地区办事处增长了六成。尽管有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的干扰，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仍在上升。

同期，香港的银行资产和股票市值增长1.2倍以上，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其主要推动力来自祖国大陆，内地企业占香港2005年股票成交额的46%，当年十大最活跃的股票中，内地企业占到了6家。

2006年，到香港上市是内地银行最热门的话题，大小银行都紧锣密鼓地筹备到香港上市。截至2006年11月，全球首次公开召股2270亿美元，香港占17%，超过伦敦和纽约占世界首位，伦敦和纽约分别占15%和11%。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公开召股220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开召股项目；中国银行召股11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第2位。随着内地优质企业的增多，到香港上市的企业数将成倍增加。

作为冉冉上升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辐射力还可以达到整个中华经济圈，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目前，台湾地区有50家企业在香港上市。

4.和同样处于金融时差“界面”上的上海的分工协作问题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是区域金融中心。香港是兼具伦敦与瑞士功能及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离岸金融市场的角色，这与上海是有明显区别的，可以从规模和素质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香港和上海，一个是国际级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一个是祖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两座城市互相补充、互相协作，加上全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并肩繁荣是不言而喻的。美国除了纽约金融中心以外，还有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副中心；欧盟除了伦敦金融中心以外，还有法兰克福、巴黎、米兰、阿姆斯特丹等中心。有理由相信，偌大的中国完全需要各具特色的香港和上海共同带动全国经济前进。

综上所述，香港建成“东方纽约”，建成世界级金融中心，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这应该成为政府和全民的共识，应该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以及舆论上的支持。香港建成世界级金融中心，是700万香港人民的光荣使命，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责任。

（四）历史造成台海“界面”的香港边缘生态效应①

香港长期是兩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中介和桥梁。随着台湾当局落实“入世议定书”中关于直接贸易和直接投资承诺日期的临近和两岸航空业界谈判的进展，两岸“三通”已势在必行。“三通”虽对两岸经港转口贸易产生一定影响，但对作为两岸经港贸易主体的两岸经港离岸贸易影响不大，“三通”后香港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服务基地的作用还将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大陆台商的资金运作基地和资金调度中心的作用仍将无可代替。

1.台海界面的贸易的“渗透压”比较静态分析

图6（A）（B）用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描述了同一产品或服务的三方价格（内地价格P1和香港价格P2及台湾价格P3）的相互“渗透压”态势。在图6（A）中P1>P2>P3，产品或服务从台湾经香港流向内地；图6（B）中P1

自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台湾当局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继开放对大陆探亲、通商和投资活动以来，两岸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但由于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交往坚持“间接、渐进和单向”的限制性政策，使海峡两岸的经贸往来只能以港、澳等第三地为中介间接进行，这样香港便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航空、航海设施而在两岸经贸交往中扮演了人员交往的枢纽、贸易中转港、台资进入大陆的桥梁、大陆台商的资金调度中心、专业服务基地，以及两岸海、空航运通道等重要角色。

2.“三通”将减弱台海“界面”边缘效应但不会完全消灭

由于香港优越的区位条件，良好的航运设施和自由开放的制度环境，特别是“三通”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强力拉抬作用，“三通”对作为两岸贸易主体的两岸离岸贸易影响不大。“三通”后香港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服务基地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香港仍将是两岸间重要的航运、旅游中转枢纽。“三通”后香港作为大陆台商的资金运作基地和资金调度中心的作用仍将不可代替。

“三通”对两岸经港贸易有一定影响，其中两岸经港转口贸易略有减少，但对两岸经港离岸贸易的影响不大。过去20多年来，两岸贸易发展迅猛。据统计，至2005年底，两岸累计贸易总额4779.1亿美元，其中2005年两岸贸易额达912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顺差来源地。据估计，“三通”后两岸经港转口贸易额将下降30%，使香港从中赚取的转口毛利下降40亿港元左右，并让香港的整体贸易下降3%—6%，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也因此下降0.3%—0.6%。广东对台贸易超过95%都是以香港为转口或转运港实现的。

作为广东和华南地区外贸枢纽港的香港因具有一流的港口航运设施和航运效率，两岸“三通”后考虑到运输成本和港口运作效率等因素，占两岸贸易总额中约40%的广东对台贸易仍会以香港为贸易中转或转运港。

3.“三通”后香港“中介”投资服务基地边缘效应仍可保持

“三通”后香港作为台商对大陆投资中介的作用日渐式微，但投资服务基地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据大陆方面统计，至2005年底，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累计达68095个，合同投资金额累计达896.6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417.6亿美元。

台商对大陆投资约85%左右都是以香港为中介间接进行的。目前台湾在香港设立具有实质业务的商贸公司约5000家，而在香港注册设立不具实质业务的纸上公司（空壳公司）则估计有2万—3万家。

两岸“三通”后虽然香港的投资中介作用会减弱，但其投资服务基地的作用却会进一步加强，因为香港是国际贸易、金融和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中心，拥有东亚地区最高效率的海陆运输网络和完善配套的专业服务体系。香港的专业服务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香港的律师、会计、保险、证券和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人员不但熟悉内地的法律和会计制度，而且熟悉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运作，从而能为台商在内地的投资和贸易业务提供符合国际规范的服务和保障。正是这一原因，香港始终成为台商进入大陆市场的主要门户，成为台商的贸易、投资服务基地，也吸引大量台商到香港建立中介性服务机构。

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对香港贸易每出超1美元，就有0.4美元滞留香港作为短期资金周转之用。据台湾“陆委会”测算，从1985年至2003年底台湾对香港贸易顺差累计约2192.96亿美元，其中滞留香港作短期资金周转之用的资金合计约达877亿美元。香港在台商筹、融资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大陆台商除通过香港获得国际银团联合贷款，通过香港获得岛内银行OBU（台湾银行国际金融业务分行）贷款外，香港还是台资企业上市融资的重要场所。

（五）文化界面的生态经济边缘效应

1.文化界面的价值观差异的比较静态分析

香港地理位置位于制度、海陆、台海、文化等生态“界面”上，生态边缘优势效应被充分发挥，条件十分优越。城市风光秀丽，荟萃中西文化，同时又是“购物天堂”和“美食天堂”。东西方文化由于历史、生态、偏好、习惯等等原因存在巨大差异。如图7中代表对同一事物的东西方文化的两条价值曲线有开叉的两端：表示对同一事物的美与丑、高与低、好与坏有可能是完全对立的、极端的两种价值观。两条价值曲线在中间的“差异区”中，同一物品或事物的“价值”是不同的，当然，也有在B、E点上的交点，在这些点上，东西方的价值观偶合、相等。

图7中，对于A物品来说，东方价值为A1（P1）而西方价值为A2（P7），显然同样的A物品，价值或价格P7>P1。这是同一物品东西方价值颠倒的状况，同理还有F物品。C、D物品的价值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因此，价格差异的“渗透压”存在，边缘效应明显。实际情况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包容，香港成了“旅游”和“购物”的乐园。

2.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界面”效应实证：以“旅游经济”为标志的表达

（1）香港旅游业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

旅游业是香港服务型经济的重要一环，成为香港赚取外汇的第二大行业，对香港经济有着重要的贡献。在2001年，旅游收益达642.8億港元，较2000年增长4.5%，平均每位访港旅客花费）4532港元。香港的旅游业与社会经济、民生息息相关。旅游业在2001年直接及间接为香港提供了36万个就业机会，较2000年上升3.4%，超过就业人口的1/10，并呈上升趋势，是香港聘用最多从业人员的行业之一。同时，旅游业是相关性很强的产业，旅游业好景带动了香港餐饮、酒店、交通、通讯、零售商务、公共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缓解了通缩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据估计，现时如果旅游消费提高2个百分点，那么零售额和酒店收入将提升1个百分点，香港的生产总值将增长0.2个百分点。

（2）旅客访港目的以度假、商务会议为主

图8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旅客访港目的比重中，度假和商务会议占绝大比例。1998—2001年间，以度假为目的的旅客占总人数的五成左右，而以商务会议为目的的旅客比重则占三成左右。

香港享有国际公认的“购物天堂”的美誉，其最富吸引力的是价廉物美的商品。香港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除烟草、酒类及其他少数几类物品外，一般进口货物都免税，且不存在销售税及工商业增值税，因而香港商品价格较世界主要城市低廉。再者，香港有万余家各种档次的百货公司、购物中心、超级市场和专卖店，具有优良的购物环境。

此外，香港具有其他著名旅游点不可媲美的优势。几十年来，访港游客购物消费一直占总消费的半数以上。如上页图8数据所示，访港旅客的主要消费依次为购物、酒店账单、酒店外膳食。其中购物为最主要的消费，所占比重保持稳定，1998年占49%，1999年占57%，2000年和2001年均占50.2%。这表明虽然全球经济不景气且港元汇率仍然坚挺，但香港在旅客心目中依然是理想的购物圣地。

（3）生态边缘优势效应的充分表达：访港旅客以邻近的内地客源为主

目前，中国内地成为香港最大客源地。如表2所示，1998—2001年，内地旅客人数均占访港旅客总数的1/3左右，并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增幅高速稳步增长。其中，2001年中国内地旅客的总数为444.86万人，增幅达17.5%。这首先归因于中国内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春节、“五一”“十一”三个旅游“黄金周”的形成，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已成了内地居民消费的热点。中国内地成为亚洲地区一个新兴的客源输出国，使香港成为最大、最直接的受益地。

再者，在2002年初，国家旅游局取消访港旅游团的配额限制，并批准了63家可组织“港澳游”的旅行社。香港旅游发展局亦开展广泛的宣传和推广攻势，内地旅客人次不断上升。2002年1—10月份内地游客高达537万人次，上升50%，占来港游客总数的40%。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资料，2006年内地接待的香港同胞达7390万人次，澳门同胞达2440万人次，台湾同胞达441万人次；而中国内地居民首站赴香港的旅游人数为143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6.0%，赴澳门者为989.50万人次，增长16.7%。

四、小结与讨论

利用建立在公式（1）和（2）基础上的公式（3），可以十分直观地衡量、观察和预测生态经济边缘效应的发生、减弱或增强趋势。只要系统两边的价格差或其他经济要素的差值（经济渗透压）的绝对值大于零，边缘效应就存在。绝对值越大，边缘效应就越强；绝对值越小，边缘效应就越弱。价格差趋向于零，系统两边趋向于同质，界面生态经济效应消失。

目前，香港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界面效应，海洋与陆地的港口效应，随着珠江三角洲的改革开放已经逐步减弱；台湾与大陆交往的台海界面效应仍比较强劲地保持，但随着“直行”“两岸三通”也会逐步减退；世界金融时差界面上的优势仍然明显，但随着上海竞争“国际金融中心”，重返国际金融舞台的势头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在世界东西文化交流界面上，优势仍然明显，表现在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因此，香港经济发展在保持传统界面的“渗透压”优势及创新新的界面方面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