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德（Elhaj Ahmed Khaled） 突尼斯人，出生于1983年10月10日，突尼斯迦太基大学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东方系中国语言与文学教师。曾在中国学习现当代文学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候选人。

亲爱的读者，我有一个疑问，在我们人类的当前生活形势之下，您有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和平”？我知道目前人类几乎都有着一样的答案。亲爱的读者，为了让您在这方面看到希望，来自北非美丽小国突尼斯的我，引述一段《古兰经》中的话：“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教，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49：13）亲爱的读者，虽然这段神圣的话语在我们人类当前的战争和冲突形势之下没有得到明显的展现，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美国势力操纵的“颜色革命”后的突尼斯社会正好印证了这条《古兰经》古训。因此，通过这篇短文，我想试着回答以下核心问题：什么是革命之前突尼斯社会意识中最重要的现象？在突尼斯革命中以及革命之后，话语文化是如何表达和展现的？这种文化对周边地区和国际社会有什么影响？在这里，我所说的“话语文化”，就是突尼斯人的一种崇尚对话的话语意识或政治意识。

一

突尼斯历史悠久，历史文明可回溯至3000多年之前。她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文明的更替，如腓尼基文明、柏柏尔文明 、迦太基文明、汪达尔文明、罗马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历史更替中，这些文明都从最大程度上使得突尼斯土地上的居民变得多样与开放，纵然在一些时期里，突尼斯受到统治者暴政专治的束缚。为了保持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突尼斯，特别是在现代历史中，一贯致力于体现具有自由、现代、慷慨、和平、对话和包容等优点的社会意识。在认真了解社会的过去和仔细查看当今的生活之后，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重要现象，来了解这次突尼斯革命之前的社会意识各个层面：

第一，我认为突尼斯社会意识的基础建立在突尼斯消除奴隶制之后。消除奴隶制的决议是根据当时的突尼斯国王艾哈迈德·贝·本·穆斯塔法（Ahmad I ibn Mustafa）的命令，并在突尼斯重要宗教人士的同意和支持之下，于1846年1月23日发起的。这个决议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它的光芒照亮了全球。这在近百年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领先了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近百年，拿它与像美国等这样的许多自由民主国家相比，它也是领先的。历史也铭记了突尼斯的功绩，它的经验为美国的奴隶解放运动做出了贡献，成为美国奴隶解放运动的榜样。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图书中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小册子，收录了时任突尼斯市国民议会主席侯赛因将军的一封信，这封信回应了当时美国领事关于征询突尼斯“奴隶解放法”可行性的有关请求，信上的日期是1864年10月末。在信中，侯赛因将军表达了坚决的肯定。之后，美国领事将这封信致给了当时美国外交部长威廉·亨利·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威廉先生又转给了当时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林肯十分欣赏信中的主张，命令将这封信印刷转载，在美国广为流传。到1865年，美国决定废除奴隶制度。上述事件见证了在自由、人的尊严等人权和社会意识方面，突尼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第二，想谈谈突尼斯在当前的社会意识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这点从部落观念的消失便可见一斑。当时，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在任期内掀起打击部落部族的风潮，并将权利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进行强力统治，并立法在国家各个领域对思想认识实施控制。布尔吉巴推动打击部落意识的运动并不是通过武装或镇压的形式，而是在突尼斯各处进行免费及强制性的义务教育。通过广大突尼斯历史学家和活在我们口中的父辈祖辈们，政府把教育变为国家统治的一部分。此外，布尔吉巴还对从根本上断绝军队参政起到了关键作用，做了重要的贡献。从这些事件中均不难看出突尼斯的国家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的文化意识水平。一方面，教育在推动社会进步及其现代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出于对民众文化意识水平的了解而让权力相对集中，从而在意识领域能够实现对现有法律的掌控权，并且不被军队系统和部落体系所干扰。这样的社会意识和话语文化在非洲、阿拉伯以及其他一些地区都是非常先进的意识与文化，我们至今仍能看到那些人民和国家事务处于军队权力或部落权力绝对统治之下的国家。

二

在当今突尼斯政治和思想变局中，突尼斯社会意识和文化发展有哪些现象呢？

众所周知，最近的突尼斯革命对我们国内、阿拉伯地区甚至是整个国际社会都是一个意外，对于当时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来说更是意外。他现在已经出逃国外寻求庇护。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扑灭从突尼斯国内点燃的“大火”。火焰蔓延至首都仅仅几天，马上遍及突尼斯各地。从革命发生后至今，突尼斯社会、文化意识，即我们的“话语文化”，既包含普通民众也包含政治家的，是何种状况？

从2010年12月7日 到2011年1月14日的突尼斯革命中，突尼斯人民看到了游行、流血和牺牲，人民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他们支持全民平等协商、和平不要武力。全国男女老幼都行动起来，在全国各居民点、各村组织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以协调各方及安全部队和军队。大家一致同意保持国家运作和机构的必要性，并且同意，无论本·阿里政府采用何种手段，都要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反对安全部队和军队的出面。这些措施一方面很大程度上直接使得生命损失降低，另一方面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对话或话语文化的另一个现象是通过国家中的很多政治人物、工会和社会组织体现的。本·阿里出逃之后，突尼斯革命群龙无首。除非通过公平公正的不受内政部任何干涉的大选，突尼斯不可能有党派能够独立执政。因此，我们看到政权在不同政党派系之间游转直到今日，而在这期间没有发生在邻国依然发生的暴力和杀戮事件。从2011年本·阿里政权被推翻后直到今日，已经过去了近6年，大多数关注突尼斯局势的人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在突尼斯发生的死亡和伤害事件，这些事件是野蛮恐怖袭击造成的，并不是政权更迭造成的。自法国殖民统治者被赶走后，突尼斯从未发生过如此程度的伤亡事件。把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归因于政权更迭，则是有意或无意地抹黑了突尼斯社会，是把突尼斯的形象描写成为日渐走向黑暗恐怖。许多观察家可能忽略了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恐怖事件频发、政治人物或是平民及外国人伤亡增加的情况下，无论主政的政治人物是左派或右派或是中间派，抑或是伊斯兰派、自由派等，突尼斯依然能够在国内实现民主，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而且始终能够保持政治观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如今，我们看到突尼斯在革命后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八届政府，四位民选领导人在全世界的见证下完成执政。诚然，一些网络数据反映了突尼斯这个国家缺少政治的稳定，但是我认为，这些现象同时也反映了突尼斯的政治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话协商及求和理念。为了避免如今在中东和其它地区天天看到的暴力和杀戮事件，我认为这种文化是世界各国政治人物身上所应该具有的。

三

上述话语政治或对话文化，同时也奠定了我们突尼斯与兄弟邻国社会的基调。“对话运动”，源于突尼斯的对话文化，也称作“国家对话运动”。这个运动自2013年5月以来便指导着突尼斯政坛，而在此之前，有两位突尼斯政治人物被暗杀。由于当时代表政府伊斯兰倾向的复兴党和两个右派自由党（会议党和凝聚党），与当时代表左派的反对党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这个运动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领导这场“国家对话运动”的有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传统制造业商业行业联合会、突尼斯人权保障联合会和以全面促成对话为宗旨而产生的全国律师协会。当时的第三届国家领导人也支持了这个运动，他们是突尼斯共和国总统、总理和全国议会议长。这场全国性对话旨在为各方对话提供条件，使得各方能够就国家局势进行对话并就各项问题达成一致，同时为出台新的宪法提供对话平台。对话还旨在促成技术专家组成政府，从而进一步促使批准高等委员会人员能够独立竞选并且批准选舉法，以选举出人民议会和国家元首。

这场对话运动对突尼斯国内的影响虽不是显而易见，但却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反响。 2015年10月9日，在上百位来自全球的各界人士见证下，“对话运动”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对这个奖项各方看法不同，也对奖项的政治背景有所非议，但这个奖项毕竟是世界对突尼斯社会意识的某种认可。突尼斯的对话文化具有相当巨大的意义，我相信它对国际和平发展和我们的下一代也会产生积极的意义。亲爱的读者，我们常说“世界是我家，和平需要你我他”，我相信，突尼斯人和大家一样愿意创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全世界共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