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爱民

母亲的病

从我懂事起，便知道了母亲的病。我的懂事与母亲的病是一同进入我记忆的。尽管早先对于病的理解模糊，但它之于人的危害却是再清晰不过了。在我目力所及的地方，比如灶台、桌子上，可见一包包用来为母亲治病的中药，还有用来熬药的砂锅，虑药的细铁网笼等专用的器具。我知道病对于我母亲和我们家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的担忧、牵挂与惦念，也同母亲的病无法分开。母亲的病像一块低沉的阴云，就漂浮在我童年的头顶，让我时常处在孤独和忧郁之中。

在西安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夏日黄昏，有一种孤独的味道只属于我个人。在我与邻居的伙伴在城河或城外狂喜地玩完一天之后，每当靠近我家住的院子附近，空气中熬中药散发出的味儿便愈益浓烈。这样的味道我再熟悉不过，它从黄昏到早晨一直都萦绕着我。我立刻会从先前的高兴与快乐当中回到自己的焦虑。那样一种奇特的味道，在西安南部的天空呈现得尤为独特，它们像无声的钟鸣，让我清醒地回到自己所要面对的境况。在这样一种神奇的气息中，我每一次都不得不低下头，任它之中所具有的魔力，将我拉回到自己的担忧。

我的期待，也缘于母亲的病痛。坐在小学的课堂里，常常会想到母亲的病，心里总是盼望她的病快快能好。我童年里要做的一件事情，便是自己独自跑到城墙上，面对着南山，心里默默祈求冥冥之中的上苍，保佑母亲的身体能够早日安康。只有这样，才能抚慰或减轻我的心理压力。

在我没有上学前，母亲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医院而不是公园。疾病这个对人体来讲最可怕的东西，是我早先所接触到的启蒙教育。在医院里，随处可见在其以外根本无法看见的东西。医院在和平美好的日子里，隐匿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绝望。在医院一切从绝望开始，才有可能从中走出。如若仅仅重合于其中的绝望，就此便会迷失于其中。

没有看不见的病，只有治不好的人。这便是医院的铁律。在其之下，人们在那里寻医问药，进进出出。我从小就对医院怀有疑惑。对于疾病的救治，医院从来就不可能变得充足与完备。

我对西安南部甚至更远地方的医院熟悉的程度胜过那些地方的公园。南院门医院，位于当时的公社（现如今叫街道办事处）与银行之间，类似现在的社区医院。坐北朝南，正门直面大车家巷口，离我们家距离最近，只需从我们家向西走过大车家巷，就能在15分钟内赶到。母亲心口痛的突然，最方便去的就是南院门医院。在南院门医院向东不远的粉巷口，是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通常母亲感到病情加重或不见减缓时，才去第一人民医院。南院门医院虽小，但中西医合科，情况混杂，没有医院特殊的气息，也没有住院的病人。第一人民医院夏天的来苏水气味刺鼻，冬天洗衣房的蒸汽特别浓烈。我在上小学前随母亲到南院门医院的次数最多，上小学后，去第一人民医院看病才多了起来。

或许是由于我母亲的家族中，有过近亲婚姻的缘故吧，到我母亲身上，自小就患上了一种先天性心血管狭窄，心脏瓣膜畸形和心肌缺血的病症。在她年轻的时候，这种病还拿不住她，只是在劳累和情绪紧张时发作，随着年岁的增加，母亲犯病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程度越来越重。从最初的胸口憋闷，疼痛难耐，呼吸急促，到最后形成心衰，已无力支撑住自己身体的呼吸了。

“文革”初期，我的父亲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在西安。有一度父亲的工资被扣发，我们一家靠变卖母亲结婚时的陪嫁过日子。到后来再也无法维持住一家的生计，母亲便不得不到一家街道工厂做工，她除了操持我们四个孩子的吃穿用度，照料我们的生活外，当时还兼做我们那条街道居委会的工作（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父亲到西安，一直义务做着我们那条街区居委会的工作）。那时候，母亲每天天不亮起床，准备好家里一天吃用的东西后，便去到街道工厂上班。晚上回到家，忙完家里的事情，又同居委会的大妈去巷子里巡逻，帮助调解邻里间的纠纷，为巷子里的孤寡老人服务。“文革”时期，学生大“串联”，母亲还同居委会的其他人一道，每天黃昏后在巷口迎接由解放牌汽车运来的“串联”学生，将他们安排在巷子的各家各户休息；领着我提上两只大暖水瓶，逐一查看各位学生的住宿情况，第二天清早，再将他们送上卡车，自己才去上班。

那段时间里，我父亲家的亲戚和乡村的邻里到西安来看病和办其他事情，我们家就是接待站，我母亲还得照管这方面的事情。乡亲中许多人根本没有钱看病，母亲晚上通常领上我，带上那些老家的人，到我父亲认识的一些老中医家登门求医。那个时候，西安有名的中医，包括沈万白、杨洁尘、贾坤、赵书全的家，我都随母亲去过，而母亲为了不给别人添更多的麻烦，在这些医生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的病。

母亲心脏犯病多数都自己扛着。心口痛的实在受不了，就吃两片去痛片，脸色白得吓人，豆大的汗珠从头顶往下淌，情况十分可怕，母亲却从不作声。

母亲所经历的每一次病痛，在我都像是遭受电击一样。她的痛，比我的痛还要更加疼痛。我不得不带着这样一种比心灵之痛还要更加复杂的感受，度过自己的童年。

1968年下半年，我在每天下午3点半放学后，比其他孩子还要多做的一件事情，便是为母亲买药或取药。南院门医院中药房的药剂师，通常在药配齐后，会用浓重的南方口音呼叫患者的名字，告诉对方可以取拿了。我常常就夹杂在那样一群等待拿药的病人中间，他们带着各自的病和各自的想法，在南院门医院里聚散。我前天，还在梦中又听见了那声音，只是仍然无法弄清，它是来自南方哪个地区。

在第一人民医院取药，一切都非常安静。我每次去的时候，药房窗前的高台阶前，已经很少有人，只有一捆一捆的药包，任由患者自己辨认领取。我得踮起脚尖，从中寻找出写有我母亲名字的药包。我在没有学习识字之前，已经认得母亲的名字。

西安城南的中药店，在那个时候都被我跑遍了。有时候，为了一味缺药，我得从五味什字的藻露堂，跑到竹笆市的达仁堂，按照药味和剂量的要求配好，再从达仁堂赶回藻露堂，补齐所缺的种类，然后赶回家，将其中的一包在药锅里泡好，放在炉子上用武火煎开，再用文火慢慢熬，为的是母亲尽早能喝上。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在过旧历年前，母亲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我放学后，为母亲取回药，在她的床前，为她端上了一碗热腾腾的药汤。母亲接过碗，没有立即喝下，只是背过身子好一会儿。我也不敢看一眼母亲。我相信那一刻母亲流泪了，也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

我身体里的痛，最初就源自于母亲的病。我最早对于生活世界的获知，更多来自医院和旧的中药铺通往回家的路上。我心中的希望和祈愿，是在每一次为母亲取回药，奔向归家的途中升起的，包括我成年后，每一次送母亲去医院，再将她接回家的过程，心中的希望从未幻灭过。每一次的希望愈急迫，回过头来所遭受的失望与挫败感，也愈深重。母亲的病，让我过早地深陷于人生的悖论当中，让我的童年，从一开始就处在生命的规则无法化解的存在之谜中。

我常常身不由己地想到死亡，想到自己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那样一种藏匿在生命尽头不可言喻又真实存在的境况，是我的想象不能穿越之地。我与母亲，都共同拥有这一否定所带来的绝对虚空的时间。它在我们身体之中，又外在于我们的目力不能及之外。母亲的病诱发的对于死亡的想象，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有一个必然的结局中，却无法预料任何的必然性。在我看来，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随时随地地发生。而在这之后，才有可能谈到个人作何反应。你可以随时随地采取抗争，你也可以等待或消沉。你也许会恐惧，但最终，你能依靠的，是你必须首先成为自己，然后才是你对于所有一切的承受。

恐惧，无力感，绝望，伤痛的合谋作用，让我对于自己的感知产生了倒挫。当我在童年里，以一个孩子的面孔出现在一群衰老的病人中间，没有人知道我的老成，而在成年后，我的多愁善感，我的意想与随意的性格中所藏的孩子气，也是我的同辈难以察觉的。我清楚地感到，在我的身体里，驻留的人不止我一个，从中所见的我自己，也不只是单一具体的个体意义上的自己。我从生下来，到我懂事，知道了母亲所生的病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化身。

前些天，我回到了母亲曾经居住过的房子，在角落里又看见了母亲用过的药锅，上面已布满了灰尘。我用手在它的表面摁了几下，我看见自己的指纹清晰地印在了上面。有些事情，对我是想尽力忘记的，包括母亲的病，我总是不愿提及，生怕勾起自己的伤痛。但凡事情经过或拥有了，就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最终都会留下痕迹，叫人挥之不去。这些或许还是我时常心头怀有一种罪感的原因吧！一旦想到母亲与生俱来的疾病，没有办法根除，我立刻就会从一种状态，进入到另一种状态，无法排解内心的忧郁。

我的母亲生在旧社会，曾经缠过脚，后来又放开了。她的鞋子，比裹脚的人大一些，又比正常人的小。童年里，每天晚上回到家，如果在母亲的房里只要看见她的鞋子摆放在床前，一定是她的心脏病又犯了。那样的情况，我是不敢走上前去的。我会躲在隔壁的房间，直到母亲心口的痛舒缓下来。每一次的心痛，母亲都是独自躺在床上硬扛着，等到她叫我为她倒一杯水时，我才敢来到她的床前，知道她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疾病所造成的恐惧与危害，并不只存在于它可见的形式中。它在人的血肉里爆发，在不可见的精神领域不断投射影响。真正可怕的不是病，而是它的不可预期，难以把握的变化。它的意外，它的独特，它所造成的无法辨别的漆黑的暗夜感，所有这些比病本身更为可怖。

就这样，我在母亲所经历的病痛中长大了。我的母亲，也在她的病痛中活到69岁。每个人的生命，死亡或所得的病，都是诸种生命，死亡和病的一种。人生快乐也罢，痛苦也罢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我的母亲是在对于自己病痛的承受中死去的。而有的人，在得病之后，根本没有机会与自己的病相抗争，便死去了。

2000年，母亲逝去，距今已15年了。15年前就像是昨天。母亲的病，还是她的病。我的心情也还是同样的心情。现在它们被我用来证明曾经有过的一段时间。也许对别人来讲，那样一段时间毫无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母亲的病，给予我所拥有的那一段时光以内容。

残酷的吃

中国文化也可以被看作是尚食的文化。吃贯通于古今，統摄纲目。早年孙中山先生以为国家虚弱，拿不出什么可资在人前炫耀的，食文化断可在世界上光大。文人们觉得了生活的混乱，唯音乐和碗中的菜肴，尚有与人生同构的静幽意味，相融而相济。

文化是个大且无当的东西，在其中证实证伪，皆会有所得，广泛又宽博。明眼者绝不在文化光滑的表皮上较劲，只在隐显露蔽之间体会真谛。将残酷当作娱乐，不是文化的新发现，人身体之中潜藏的天性与好奇，无形中使不少人都成为喜好残忍血腥的看客。

鲁迅先生索性将中国的文明看作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中国者只是筵宴的厨房。自从有文明以来，人们便在其中吃人，被吃。

读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最后的结论可落脚在吃人和被吃之上。倘若文化也能被当作酒池肉林，在其间谋食，享乐的只能是食客，被食者多成了刀下鬼，案板上的肉。文化吃人或惯性吃人，远比赤裸裸的人吃人更加隐蔽而不易察觉。吃人者不以为是在吃人，被吃者没痛痒，也没有拿着热馒头蘸人血的腥淋，所以更残暴，危害更大。

用文化吃人或杀人，绝不是中国历史的独有特色。世界列强发动战争，不会说目的是为了杀人或吃人。伊拉克战争是为了反恐和人类的普世价值，盛名之下，无数的人头已经落了地。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从饮食的行为当中规约出礼义廉耻，等级尊卑，进而形成微观的权力效应在人群之中的广泛运作，最终达成统治所需的平衡，其根源概因人与动物都共同拥有的吃的原始本能。对人的统治便也由此而生，并且伴随着人的历史全程。西方的历史中，也有通过调节人的饮食和起居，进而塑造在权力面前完全驯顺的肉体的思想和经验。对兽的驯养与对人的统治，道理完全相同，支撑点只是在一个吃上。从吃开始，再回到吃上，就不难理解世界上的事情。

既能非常残酷地吃着，又还心安理得，在我们的眼里已经见怪不怪，司空见惯了。把身体贬低为肉体，人就同动物没有差别了，更谈不上伦理。

在饮食的历史中，实际人吃人的惨状并不只存在于远古的蛮荒时代，也不一以文明的进步就自然地消亡了。婴儿的身体和胎衣，都被拿来用作治病养生的灵药。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欲望是不灭的烈火。到如今除了板凳腿未见入口的记载之外，怕是能见和想到的东西，都被人通吃过了。

对人尚且能下口，其他便自不待言了。据说从前在江南调羹，有将活鱼倒悬在滚沸的汤锅上，倾尽其口腹的津液炖汤，鲜淡味至，鱼则弃之不食。一碗汤需耗活鱼百尾，并且鱼的挣扎愈痛苦激烈，汤的味道便愈发出奇地好喝。

残忍出美味。著名的“鲈香馆烹驴”，《青稗类钞》中有记载：以草驴一头，豢之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拍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缚，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为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净，再以快刀碎割，饮食前后腿或肚，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

残酷也能增加食欲。食猴脑时，哀猴的嘶喊益于增加食欲。于是先要拿刀剃毛，铁椎破头骨，热汤灌顶，才有入首探脑之说。在猴的哀声中，食客只能吃一两勺而以，感觉不到尽兴。这是残忍在作祟。

残酷其实是人身体固有和渴望的东西，属于内化于身体之中更为飘忽不定的领域。吃在生命的源头展现这一暗藏的秘密，告诉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身体，原本就是一部欲望生产的机器，远比我们的想象还要复杂很多。在吃的本能之中，人们排斥的东西，恰恰是人们更加想要得到的东西。关于残酷的吃法，不乏有拿人仍在按图索骥，陶乐于血淋淋的满足里。

口腹之欲对于残酷的需要也是必然的需要，它处于维持生命的食物需要之外，清晰明白地在吃的行为之中被赋予了血的颜色。残酷性不是无意为之的。它也不是酷刑，断头的场面，而是对支配和制造痛苦意识的顺从。残酷的本质是对残酷的沉默。这种沉默比时间的暗夜显得还要漫长。对人而言这还是双倍的残酷：明知其有却麻木不仁，无能为力，不敢反抗；反而泡在其中，自娱自乐，导致新的无际的残酷不断产生。

口齿淹没、吞噬、撕咬，咀嚼。让这个世界下沉、坠落，在胃里汇合。张开的大口，某些时候就像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和现实世界的镜子，被它印照的东西，被它展示的东西，多么的微不足道。这一切，或许我们已经看见，但仍无法全部说出，唯有诱惑挑逗等等的机制才能将它洞穿。

王朝视野中的都城西安

自公元前11世纪中叶西周文王、武王在西安西南沣镐两河沿岸建立丰镐两京起，西安迄今已有三千年的建城史，作为城市，西安最先也是以都城京师的格局和要求来构建的，并且有1100多年的历史。在过去的三千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西安处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汉、唐近500年里，不仅是全国最大最繁盛的城市，还是国际性的大都会，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如何面对曾经在西安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而如今又被分解风化和剥蚀成废墟的城垣，以及现在还依然耸立的那些时代的部分建筑、古老的街区、隐显的城市格局，甚至包括我们还能够隐约可感的愿望形象与精神崇拜等等的历史踪迹，本身就是一项极富有诱惑力的事情，尤其当我们某个时候，身处这座城市川流的车海人潮，陷入苍白不安的焦虑与恐惧当中，那些过往时代的东西，总会让我们在和平封闭的堡垒里，感到些许的舒缓。这些东西可以许我们变得慢下来。比如说，在唐长安城与西安现在的地理分布上，对比寻找我们感兴趣的某个地方，或某个我们喜爱的人物曾经去留的印迹。

西安城市面貌的历史变化，就像是我们手中的一本书。那些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在城市建筑之上的可视形式，就像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它们包含着不同的思想方法、书写模式、视觉敏感和管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的合理化需求。

在这一切之中，成为主导和综创性的因素，仍然是王朝的视野。在王朝的视野下，西安这块土地上历经了汉唐之城的兴衰。

都城的选址，必须考虑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防御的需要，而都城的建筑设计、布局规划，则必须出于王朝权利事业的考量与观念认知。西周在西安的城市形制是“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经途九轨，足见西周京师都城的规模在当时已相当可观，这些规制要求体现了王权至尊的观念，对“三”“九”之数的选择与重视，也有大而宽阔的思想在其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城市空间秩序的安排，是基于当时人们对于礼乐和宗法等级的认识与考虑，也是为了满足上述的功能需要。

朝堂、宗庙、社坊、市集、街道组成的功能区，是早期都城的基本结构，立足于王朝统治的功能需要。在高台上营构木质结构的楼阁，上下层房间不直接重合，却房檐相叠，外观上构成金字塔式的二三层或更高层的群体建筑，除了有居高临下，便于瞭望、适于守卫的实际功效，也有让人望而生畏、唯我独尊，强化君主集权的意识，上述思想在这样的高台榭、美宫室之中，都一一得到具体的贯彻和落实。

从秦代都市宫廷建筑群出现的“阙”来看，都市建筑还被赋予了助教化的作用。“阙”在建筑群体的入口处和宫室与万民的联结之上出现，除了要表征宫廷的神圣外，还用来宣示新法，昭示王法横空而出的气魄与王朝京师未可限量的未来。

早期的都城以及宫庙的布局是按“法天象地”的思想来设计的。将都城和天权观念结合起来营建，是为了在空间中体现与天合一，王权至上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让都城的空间与建筑的布局永远铭刻这样的思想。

为了让上述的观念得到彻底的贯彻，秦筑咸阳宫，“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以2200年前夏历十月傍晚6—8时的今西安市顶120度视角的天象印证，秦都宫庙阁道的建筑与天河星象在平面上极为相近，建筑物平面各点与空中景象平面各点具有垂直投影的关系。

西安城市的历史，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个空间创造和发明的历史，西汉王莽为其复古寻找合理化的依据，曾在西安西南大肆兴修京畿建筑群，涉及明堂、辟雍、九庙、官稷和郊祀建筑等，为自己推翻西汉王朝，借助对于空间的改装，制造意义、寻求理据。礼制建筑在此成了生产新的价值意义的空间机器。

城市不是一座孤岛，而是一片由空间的关系和意义组成的海洋。一个区域同另一个区域之间，需要通过实际有效的途径与方式，使它们相互产生关联，才能使它们产生出各自独特的效应。孤立的地点或区位不具备实际的意义与价值，它们是在一系列关系组合中，在对其他区域的映射中，来确定自身位置的重要性。在西安空间建构的历史化进程中，承载这一联系任务的是道路。秦朝通过大修驰道，将都城与边疆地区有机地统合成了一個整体；而唐长安城宫城、郭城与皇城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密布的甬道、阁道和街道来实现的。

在西安城市空间的结构布局中，里亭和坊里制的居住区，是生产空间意义与功能效应的基本单子。它们由道路联结贯通，呈现出棋盘式的布局。城市的每一种动向，在王朝的视野里都了如指掌，都像一场棋局一样，在栅格化的设计意图之中，都逃不过精妙的空间设置，都是权力在空间中新的控制与部署。

西安自古居于形胜之地，便于在其上营构神秘的色彩和神仙的意象。倘若一个城市没有秘密，没有类似仙境的山水格局和空间设置，它就没有管道能与未来接通。没有未来的城市，便没有希望，更不会长久。这是西安作为一座未来之城得以延续三千多年历史的缘由之一。

在西安小平原上的坡塬，极为适宜建造具有梦幻色彩的宫殿。它西高东低，雄踞天下的地形走势，似乎一直都具有面向着未来的自信。南背山北临河，四塞之关，八水缠绕，而南山之中又有七十二岭，这些地利的特征，极其符合《周易》与风水观念的应用，它们都是意义和关系的海洋。

王朝视野里的西安都城，还应当是一座想象之城和梦幻之城。它必须让自身的秘密，铭刻在可视的一切物体之上，并且让它们流动起来。由记忆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打上烙印。然后，再通过人们身临其境的空间设计，来不断地激发这些记忆。让记忆变成超越性的文化想象，让想象生成秘密和对未来的憧憬。最终，城市的空间，便不再是单一的居所和建筑构成的实体，它还是一个虚拟的想象空间，是希望的空间。

在西安遗存的古老建筑和街区的角落，散落着无数的密码和历史信息。它们就在时间的尘埃之下，并且被新的现代化的潮流裹挟。包括西安在内的古老城市，它们在过去所要回应的是王权的统治，而今天则必需回应资本利润的需求，但是，西安作为城市并不是没有回应人性。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将它看成一个秘密来加以探寻的时候，西安肯定也不会令人失望。

若隐若现的花

陌生的送花人在窗外若隐若现，像这座城市边缘黄昏时微暗的灯光。陌生人敲开邻居的门，送上一束鲜花和一张贺卡。花曾经与生活中的某些重要的事情紧密相连，而陌生的送花人注定要在城市的街道上消失，与另一些人擦肩而过。

因为送花的陌生人，今天这个日子显得格外冗长，它朝以往的一些日子延伸而去，与曾经有过的另一些日子汇合，又不断地返回到现在。花真的非常重要吗？它甚至可以被忘记，连同它曾经拥有的日子，就像逝去的陌生的送花人，有朝一日站在你眼前，也无法让你辨别清楚。重要的是花与花在时间之中的彼此亲近，它会使本不相干的许多日子骤然间互相联系在一起。重要的是“花”这个词，都是现在和过去某个瞬间曾经提及和想到的，它在词的中间孤零零的，在被挑拣出来之后，似乎才有了生命。

我无法说出自己作为一个幼童处在智性未开的鸿蒙状态中，花儿怎样第一次出现在眼前，以及当时我所有的感受。花儿为什么代表吉祥、快乐和幸福的祈愿；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成了人们心目中现在这个样子；它为什么不与仇恨、敌视的心理情绪相互联系在一起呢；为什么看见花内心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而不同于看见别的什么。我此时此刻对花的陈述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和完成的，是把花当作了花，还是在所有关于花的约定之中，重新展示了花的陈述与言说。你提及花，是不是在某个语言、观念和物质单位的拐杖扶助之下，在清晰明了的状态之中进入了花的外表和里层。

这些柔弱的物质，生着奇特的颜色，它们在晨光里的样儿，在正午笔直的日光里，在黄昏之后若隐若现地飘浮在大地的秘密中，与词的存在，在词构成的关系之中又有哪些不同。什么是语词的花。什么是感受里的花。什么是实际存在的花。

花儿在语词之外宁静的世界独自存在着，它在一年中间开了又落，在另一年里又开又落。语词从来就同花的生长无关，无法真正进入那独立、宁静的界域。语词无法催开花。花曾经长久地开放在自己的王国里，而现在在它同词语之间形成了人的一个话题，一个充塞着各种告诫的崭新形式。

病榻上的一束花，在白色的病室中扮演着某种角色，这情形就像医生、术士和预言家在非司法领域里所形成的核心一样。洁白的颜色使花的神秘性在它的弥散中不断增殖。是情境赋予了这种若隐若现的东西；是一种永不可得的退隐，展开之后收留和齐集了这些转瞬而逝的东西。这些东西构成了病室里的花，它参与疾病的治疗，心灵的抚慰，对记忆流逝的追念和对尸体的赞美。而这一切与花的枝蔓、香气、外表的颜色竟然无关。但花又带来了一些东西，给了你一天的好心情。

你能够追忆清楚曾经手执一束花的所有情景吗？或许你根本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北方古老而又保守的城市中间这么做会引起更多的注目。冬天的灰色调和寒冷的气息多少与你手中执掌的鲜花显得格格不入，人们的心情也大致如此，他将视你的举动为一种癫狂。花只有在恰当的时候与场合，才能够被簇拥，才能组成与海洋一般的巨大浪潮，才能够真正表达人类的疯狂。那些“罪恶之花”“黑色的花”“柔弱的花”“理想的花”“孤独的花”，是花作为花的真实存在，还是人的一种自作多情……

我固执地目送陌生的送花人，他走进了夜幕的背后。黑夜不仅带走而且清洗掉了不知从何而来的送花人，他像一个影子，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漂浮过后，注定要回到他来时的地方。我对花的兴趣此时来自陌生的送花人，他所做的事情成全了一种送达，一种从甲地通向乙地的传递。类似这样的人们、如送牛奶工、信使、报童等等，我内心里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或许送花人并不在意他手中的花在以人为中心的语词里构成的层层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也许不在意送的是花，抑或是什么东西，长此以往，他在花的意义失缺里，掌握花，传递着花。

在对花的无尽渴望中所展开的人的脆弱里，充满着急切需要得到抚慰的请求。而在日常生活的冷漠中，在平淡、无奇、单调的时间节律重复的轮回当中，花是孤独者需要和热切盼望握在手掌的东西。它以一种多么隐晦的形式，暗藏于人的孤独和疯狂之中。花这个自然之物，这个单一的语词，从什么时候挽留和收集了人的无意识和非理性。

被它带走的东西，被它收留的东西，我们都无法看见，而它就在我們的眼前，有时像云朵覆盖我们的头顶，有时形单影只，有时随时光的推移，一点一点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