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综述

2017-02-15韩建立樊超

武陵学刊 2017年1期

关键词：国文国语民国

韩建立，樊超

（1.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泊头职业学院学前教育系，河北泊头 062150）

改革开放以来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综述

韩建立1，樊超2

（1.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泊头职业学院学前教育系，河北泊头 062150）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11年以来，关于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论文呈现连续骤增的势头。这些论文从编辑学、出版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学、语言学和文献学等角度展开论述，已经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有些成果还具有开拓意义，但也存在着缺少核心作者、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角不平衡、研究视域不够宽广等问题。

民国；教育；语文；语文教科书

民国语文教科书，作为民国教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往昔那个时代的留影。随着民国研究的热潮，民国语文教科书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影像穿越岁月的时空，变得逐渐清晰起来。本文采集这些成果加以梳理、评述，相信对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会有一定的现实指引意义。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调查的方法，对中国知网所收论文，用相关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搜集到170篇以民国语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以这些期刊论文为依据，进行归纳、整理、分析，以期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状况。

二、论文发表时间和数量分布解析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论文，在时间和数量分布上，呈现不均衡态势（见表1）。一是论文发表年份的不连续，1985、1986、1992、1993、1995、1996、1998、2000年等8个年份，均出现零值。二是多数年份的发文量极少。从发表第一篇论文的1983年算起，34年间，有24年的年发文量在5篇以下，甚至为零。三是论文数量的变化，经历了从数量很少甚至为零到数量骤然增长的过程，反映了对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从薄弱近无，到一哄而上的非常态发展。

表1 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论文的时间和数量分布①

论文数量连续骤增，其节点在2011年。2008年已有一个预热的小高潮。研究论文数量的骤增，有其外在的刺激因素，这就是民国语文老课本的再版。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套6册民国语文老教材——《开明国语课本》（上下）、《商务国语教科书》（上下）、《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上下），三大著名出版机构——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的三套著名教科书的重版，为民国教科书的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当时反响一般，但从2008年起，市场逐渐升温。到了2011年，民国语文教科书成为热门选题，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同时推出30多种民国语文老课本，或原版影印，或删节以跟进时代，其影响延至今日；与之相应，民国教科书研究成为一时之宠，发文量从2011年起，呈逐年递增趋势。

语文教育研究一直是很活跃的领域，各种论争纷起，十分热闹，当代语文教科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但是，民国教科书的研究，长时间鲜有人问津。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民国语文教科书缺乏应有的认识，认为内容陈旧，已经过时，没有多少研究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私人及藏书家少有收藏，仅收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少数几家图书馆，且损毁严重，保存下来的已残缺不全。据调查统计，民国时期共出版中学语文教材152套，其中只有41套比较完整[1]，从而导致第一手资料匮乏，影响了语文教科书研究的开展。

三、作者统计与分析

对作者的地域分布作统计分析，既可以了解各地区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队伍的现状，又可以揭示各地区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170篇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论文，共涉及作者189人，其中10位作者所在地不详，其余179位作者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布较为广阔。江苏、北京、浙江、湖南、山东、广东、重庆、上海等8个省市的作者较多，占作者总数的65.61%，表明这几个省市是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的核心地区，见表2。

对作者所在的单位系统作统计分析，可以了解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领域中，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单位和部门。根据数据整理发现，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者，主要分布在高等学校，包括高等学校相关学院（系）和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研究者，除少数来自诸如传播学研究中心、道德教育研究所、城市学院、图书馆等，多数或任职或受教于教育学院（教育系）、文学院（中文系、人文系、语言文化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大学以外的独立的教育研究机构，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广东省教育研究院、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等，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出版机构也参与到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中，如湖南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但数量不多。中小学教师参与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的，只有四五位。

表2 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论文作者的地区分布

对作者发文量进行统计，可以看出在民国语文教科书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3篇以上的作者见表3。

表3 发表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论文3篇以上的作者

由表3可知，发文3篇以上的作者有10位，共发文46篇，占总发文量的27.06%，这10位作者有9位来自高等学校，说明高等学校是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的重要阵地，显示出较强的研究实力。所不足的是，多产作者偏少，缺少活跃作者、核心作者，普遍存在着发文量不多、研究领域不广、深度不够的情况。

四、研究的视角与观点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论文，发现对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基本视角。

（一）从编辑出版学角度研究

从编辑学角度对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多集中在编撰经验、编排体例、著名教育家以及代表性课本的编撰思想、教科书出版机构等方面。

关于民国语文教科书编撰经验的研究，如颜禾的《民国语文教科书编写的探索》，探讨了民国语文教科书编撰的思路和经验[2]。孙梦岚的《浅谈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经验的积极意义》，认为民国语文教材自有其特色：重视教材内容的形象化，考虑不同地域儿童的生活经验和学习程度的差异等，但也存在着不适当地强调趣味性、忽视本民族经验、忽视人格修养等不足[3]。研究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编撰经验，目的是为当下的语文教科书编写提供借鉴与启发，如鹿春阳的《民国国语教材对现代语文教材编写的启示——以含有“太阳”形象的课文为例》。赵新华、贺朝霞的《清末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编排的演进》，勾勒了中学国文教科书探索、繁荣、沉寂的演变历程，以及不同时期教科书在内容、编排体系等方面的特征[4]。

关于语文教科书插图的研究，如于翠玲的《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插图的编辑特色》，吴小鸥、徐莹的《本体契合：〈开明国语课本〉插图的“儿童相”》，沈迪的《开明国语课本插图设计研究》，徐莹、吴小鸥的《〈开明国语课本〉插图中身体现象的研究》，查玮的《论民国时期国语课本的插图特色及其当代启示》等。

关于语文教科书编排体例的研究，如蔡可的《民国时期语文教科书单元编排体例与文学教育的形态》，探讨白话文教科书的文类编排及其模式，指出有的教科书用设置单元主题的形式来实现文学教育，也有的教科书仅仅把文学作品当作语言文字的材料；关键之处是应厘清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各自的目的，并协调好二者的关系[5]。颜禾的《20世纪40年代的中学语文教材编制思想》，从课程标准和民间的探讨、实践两个角度，分析了人们对语文教材编撰科学化的追求[6]。颜禾的《近现代对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的论争》，则对近现代语文教学界关于教材的内容与形式、编排体系等观点，做了系统梳理[7]。

关于著名教育家以及代表性课本的编撰思想的研究，涉及的教育家或出版家，有黎锦熙，如陈阅平的《论黎锦熙的语文教材编选标准与体例观》；有叶圣陶，如李正堂的《论叶圣陶语文教材的编写思想及实践》，陈振的《叶圣陶编辑国文教材的实践及启示》，张谦芬、吴立贵的《论叶圣陶的语文教材观》，徐龙年的《论叶圣陶与我国的语文教材建设》，熊桂珍的《叶圣陶语文教材理论探析》，田小琳的《叶圣陶语文教材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有夏丏尊，如程稀的《夏丏尊国文教材的理论建构》；有王森然，如阚国坤的《略论王森然语文教材编排的实践与理论》；有陶行知，如孙景峰的《陶行知教材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有阮真，如朱洪祥的《略论语文教材选文的几个原则——读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涉及的代表性课本主要集中在《开明国语课本》《国文百八课》《初级国语读本》等几种。

关于教科书出版机构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如李良品、郭春梅的《论中华书局对语文教科书近代化之贡献》，李良品的《论商务印书馆对语文教科书近代化之贡献》。

从出版学角度的研究，如赵晓霞的《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出版的勃兴、特点及启示》，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出版概况及编撰出版的特点等[8]。

编辑出版领域对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成果数量少，没有形成具有学术生长点的生态规模，诸如教科书出版运作、市场价值等，均未涉及。

（二）从历史学角度研究

从历史学角度的研究，主要是勾勒民国语文教科书的发展轨迹。

概述性质的论文，如郑国民的《二、三十年代我国初等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变革》，总结了初等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出版和使用、编制及特点[9]。郑国民的《二、三十年代我国高等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变革》，分别介绍了新学制之前、新学制时期和新课程标准时期的高小语文教科书[10]。同类性质的论文，还有郑国民的《清末民初的白话语文教科书》、钱加清的《20世纪前期语文教材建设综论》、刘正伟的《1901～1949年语文教科书发展研究》等。

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教科书特点的，如谭梅、张瑾的《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的演变及其各阶段的特点》，梳理了始创期、探索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教材，概括其特点，指出小学语文教材在内容上不断开拓创新，大刀阔斧地改革；编写上立足于儿童视角，内容广博[11]。李良品的《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近代化》，探讨了语文教科书的变革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指出语文教科书近代化的根本标志是由文言文教科书转变为白话文教科书，其显著特征是内容的时代性、编排的科学性和读者的普及性[12]。

关于民国各类语文教科书的首创之作，以及鲜为人知、颇具特色的语文教科书的研究，有石鸥等的系列论文，如石鸥、吴小鸥的《中国第一套国家统编教科书——学部图书编译局〈国文教科书〉分析》《中国现代语文教科书之开端——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述评》，石鸥、廖巍的《最早的白话语文教科书——彪蒙书室的语文教科书系列》，石鸥、陈静的《中国最早分科设学之语文教科书》《清末民初我国早期女子国文教科书》，石鸥、张斯妮的《不可忽视的语文教科书创新之作——杜亚泉的〈绘图文学初阶〉》，石鸥、文芳的《民国教科书之先导——中华书局〈中华国文教科书〉简析》，石鸥、石玉的《凸显民国新教育精神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等。

于锦恩的《民国时期华语教材的民族认同导向和当地化进程》，探讨了华语教科书的民族认同问题，指出民国时期华语教材的主导思想是强调教学内容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华校教育又实施华语教材的当地化[13]。同类论题的论文，还有于锦恩的《民国时期华文教育本土化探析——以国语文教材的编写为视角》等。

语文教科书在展现地域风貌、地域文化方面的作用，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赵新华的《百年语文教科书中新疆题材选文的变化历程》《百年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新疆印象》《百年语文教科书中的西藏书写》等，均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曾撰有《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的顾黄初，同样关注语文教育理论史的探讨，他的《我国现代语文课程教材建设百年的理论跋涉》，梳理了百年来语文教育界关于语体、课程、选文及文道等方面的论争[14]。顾黄初、陈菊先的《20世纪推进我国现代语文教材建设的两大动力》，认为“理论跋涉”和“科学实验”是推动课程教材发展的两大动力[15]。

从历史学角度对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类型较为多样，一些著名的研究者，如顾黄初，也涉及该领域，但限于论文的篇幅，对教科书出版的历史环境与教科书内容的关系等问题，未能充分展开论述。

（三）从教育学角度研究

从教育学角度的研究，一方面是研究教科书中所贯穿的教育理念、编撰思想及方式等。如李汉潮的《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儿童本位探析》，勾勒了辛亥革命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苏区和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发展概况，指出“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是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一大亮点[16]。同一论题的文章，还有李明、乔晖的《回归儿童世界——来自〈开明国语课本〉的小学语文教材编选启示》等。李汉潮的《民国初期小学语文价值取向考察——以〈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用）为例》，认为《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用）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政治价值取向、儿童价值取向、人文价值取向、科学价值取向、历史价值取向[17]。郭圣林的《实现儿童视角学科视角社会视角的统一——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经验及启示》，从教科书编写的角度切入，认为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在语文知识、导学、选文、练习、插图与版式等五个方面体现了儿童视角，同时又遵循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体系，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对儿童培养的客观要求，实现了儿童视角、学科视角和社会视角三者的统一[18]。刘霞的《民国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例》，探讨了在《开明国语课本》中渗透的公民教育思想所体现出的农耕文明特征、传统文化特征以及鲜明的时代特色[19]。

另一方面是对民国语文教科书价值的冷静反思与批判。如吴雅诗的《对〈开明国语课本〉“被热销”现象的深入思考》，以《开明国语课本》“被热销”为出发点，从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反思这一现象，指出《开明国语课本》的许多特色值得学习，对当下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有着很大的借鉴价值，但它作为教辅读物尚可，作为正式教材并不适合[20]。孙曙的《原罪还是替罪羊?——民国教材热卖背后的语文教材批判史》，从教材批判史的角度，全景式地回顾了百年间语文教材所受的批判，主要是对教材选文方面的批判；语文教材在不断的批判中变革、求新和进步[21]。屠锦红、乔晖的《我国百年语文教科书变革之反思》，反思百年以来语文教科书的变革历程，旨在审视变革的价值和应注意的问题，从中获取语文教科书建设现代化、科学化、民族化的良策[22]。姚冬琳的《清末自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了自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成功经验，也指出有些课文存在生硬模仿外国而本土化不够、编写者教育理论素养欠缺、仿古倾向突出、偏重“读写”而忽视“听说”等不足[23]。肖建云的《百年语文教育没有产生经典教材的原因探析》，分析了由于没有以选录名篇为标准、过于重视思想内容而忽视语言形式、没有采取自下而上的编辑思路等原因，使得百年以来没能产生经典语文教材[24]。

从教育学的视角对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借古鉴今，阐述其阅读接受与教育价值，以便为今天语文教科书的编撰提供借鉴与启发。

（四）从文学和语言学角度研究

从文学角度的研究，多从教科书的选文切入，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方面。宏观研究多是研究课文的编排、选文的价值取向等；微观研究多是研究具体作家、作品的选录情况。宏观研究的论文，如张心科、郑国民的《20世纪前期中学语文教科书选文编排方式研究》，梳理了语文教科书“论理的排列方式”和“心理的排列方式”，而以前者为重点，其选文的排列方式有按时代逆溯编排、按文章体裁编排、按主题编排、按知识与技能编排等，分析了各自的利弊[25]。赵献春、潘斌军的《清末民初初中语文教科书文选价值取向之演变》，分析这两个时段选文的特点：清末，注重德育；民国初年，增加反映新思潮的时文，突出反帝、反封建的内容[26]。微观研究的论文，如赵新华的《〈故乡〉在近百年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传播与接受》，刘绪才的《民国国文教材中的胡适新诗》《民国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周作人作品》，林长山的《多元视角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从民国语文教科书说开去》《〈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民国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文本呈现》，李娜的《民国教科书中〈卖火柴的小女孩〉概说》，李军亮的《梁启超修身类演讲词在民国语文教科书中的呈现》，李倩的《1940年代末解放区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赵献涛的《民国时期国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都是以具体某一篇作品或某一作家为对象，考察其入选语文教科书的频次、入选意旨等。

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多是探讨语文教科书对于传播白话文和国文的作用与意义。李娜的《民国白话文教科书在国语传播中的作用》，认为作为传播现代白话文的重要工具，教科书“加快了国语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国语的传播范围，而且也逐步规范了国语”[27]。此外，还有李娜的《推动国语传播的民国白话文教科书》、吴晓峰的《国语文教科书中的文言白话之争》、高歌的《〈开明国语课本〉语言特点及语言价值观分析》等。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民国语文教科书的论文并不多，也不够深入。

（五）从文献学角度研究

目前只见到一篇从文献学角度研究民国语文教科书的论文，即王维新的《略谈上海师大图书馆馆藏老教材的特色》，对馆藏老教材（含语文教科书）做了考察，分析了藏书特色：第一，以清末、民初中小学课本为主，如“中华教科书”系列和“共和国教科书”系列的教科书、1920年商务印书馆的《新体国语教科书》，以及中华书局的《新教育国语读本》等。第二，馆藏以上海地区出版的教科书为主，如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的《高等小学国文课本》、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的《国民学校国文新课本》《高等小学国文示范》《中学国文课本菁华》等。第三，馆藏有拟送当时教育部审定的一些送审本，如《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三册）、《新式国文教科书》等[28]。

五、研究现状概评

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起步较晚，时间迟滞，虽然已逐步展开，但与对当下语文教科书的研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形成不小的反差。研究当下的语文教科书，实用性更强，现实意义更大，而对民国优秀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其借鉴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要编撰适合于今天的经典教材，借鉴以往的特别是民国教科书的编撰经验，是十分有意义的，因此，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研究力度应进一步加大。目前，关于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从研究人员看，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圈，彼此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在高校，出版领域、编辑领域对此的研究不够。高校研究者的成果尚欠深入，出版与编辑领域的研究多耽于社会批评，在研究层次和研究内容上有待提升与创新。若能多总结民国教科书的出版经验，定会促进与提高当下的教科书出版事业。

第二，从研究方法看，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单一、守旧。多数成果集中在教育学、历史学、文学领域，缺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大多成果乏善可陈。传统的定性的描述性的研究较多，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做全景式呈现的成果较少。采用第二手资料的研究多，运用第一手资料对教科书做实证研究的少，这与民国语文教科书不易见、不易得有关。

第三，从研究的视角看，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的研究较多，出版学、语言学、文献学的研究较少，研究视角不平衡。语文教科书与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关系密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自然较多；但不可思议的是，语文教科书语言学视角的研究成果却少得可怜，这一现象是不正常的。语文教科书是为学生学习母语而编写的，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语文教科书理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取得相应的成果，但事实却与此相反。

第四，从研究的视域看，涉及的民国语文教科书的范围不够宽广，多集中在几种常见的教科书上。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从客观原因上看，民国时期的语文教科书卷帙浩繁，年代较久，又受民国时期纸张和印刷条件的限制，损毁严重，多已不完整；私家少有保存；旧书市场难觅，书商不屑买卖这种不值钱的书；在一般图书馆难觅踪影；目前有关民国的几套大型教育文献汇编，并未收录语文教科书；民国教科书原版影印，寥寥无几；这些都是研究条件的不利因素，限制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另外，关于民国语文教科书编撰者的研究，目前也仅局限在叶圣陶等几个著名人士，而对教科书庞大的编撰群体及其特性，则没有研究。

注释：

①本文统计数据皆截至2016年8月。

[1]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经典课文概览[J].语文建设，2015（2）：59.

[2]颜禾.民国语文教科书编写的探索[J].海峡教育研究，2014（2）：79-83.

[3]孙梦岚.浅谈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经验的积极意义[J].集宁师专学报，2010（1）：77-81.

[4]赵新华，贺朝霞.清末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编排的演进[J].编辑之友，2014（3）：97-100.

[5]蔡可.民国时期语文教科书单元编排体例与文学教育的形态[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16）：61-64.

[6]颜禾.20世纪40年代的中学语文教材编制思想[J].教育评论，2008（3）：141-145.

[7]颜禾.近现代对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的论争[J].教育评论，1989（4）：61-63.

[8]赵晓霞.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出版的勃兴、特点及启示[J].出版发行研究，2012（8）：84-87.

[9]郑国民.二、三十年代我国初等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变革[J].小学语文教学，1999（4）：6-9.

[10]郑国民.二、三十年代我国高等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变革[J].小学语文教学，1999（5）：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