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芸

摘要：民国，是一个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并存的时代。细听民国司法，听到的，既有混乱背景下司法不独立这样的悲歌；同时也有政治斗争外司法进步的先声。再听，我们听到的不仅有政客口中的“司法从属于政治”的呢喃；亦有法学家们植根心底的“司法独立”的信念。

关键词：民国；司法固化；司法进步

中图分类号：D926.5；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02-0271-01

一、民国司法独立的举步维艰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提出了中华民国“首重法律”的建国方针。[1]

然而，民国毕竟只是一个由封建专制向民主法制过渡的时代。它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被称为“司法独立第一案”的姚荣泽案便是一个例子。姚荣泽是前清县令，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成员周实、阮式接管了县政权。姚荣泽又出任巡逻部司法长。后来，周、阮二人想要杀了姚荣泽。却不料，姚荣泽把周、阮二人先杀了。革命党人拘捕了姚荣泽。然而，在姚荣泽案移交到上海后，案件当事人却开始和解了，受害者同意对姚荣泽实行判处罚款的处罚。此时，革命党分化为两种声音。陈其美一派认为姚荣泽谋杀革命者，证据确凿，应直接按照军法处置；而伍廷芳一派则认为，姚荣泽案应成为中华民国依法判案的典型案例，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法治的清明。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指示按伍廷芳说的办！[2]后来，陪审团禀请大总统“将死刑的执行期限延长三个星期”。但是此时，南北政府合并，孙中山离任，袁世凯刚上任便免除了伍廷芳的死刑。姚荣泽不到3个月就被释放，实在令人唏嘘！

县太爷杀革命者一案，从头到尾都昭示着民国司法的固化。其一，受害人主张和解，可见其法律意识淡薄，天真地追求着“无讼”。其二，陈其美主张不经审判，直接军法处置，流露出了专制倾向，这是司法的停滞。姚荣泽一案，深刻地反映了民国司法乃政治的附属品这一事实。

后来的宋教仁遇刺案与姚荣泽案、张振武案并称民国三大案，其中折射的，皆是民国司法状况的“滞”。这是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历史原因在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人治的历史传统。行政权力至上，司法受制于行政的历史观念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而现实原因在于，革命派势力的弱小决定了他们只能一次次地向旧势力妥协。

二、民国司法进步的苗头

尽管民国的司法独立举步维艰，但是它也表现出了一些进步的苗头——法律界精英的风骨和社会司法观念的变迁。

说起曹汝霖，恐怕大家都会想到“卖国贼”这一词。但是，曹汝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中国第一号律师，他是中国第一个取得律师职业资格的人。正是有这样的法律界精英的存在，才加深了人民对于法律的认识，促进了民国民间司法的初步进步。

从此，民国涌现出一大批坚持法治梦想的法学家，他们蔑视权贵，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铁面法官杨荫杭更是表现了一代法学家的气节。杨荫杭作为一个法官改变不了什么，于是转业做律师。他改变不了一个时代，实现不了法治梦；但是，他至少可以供养心中的法治净土。

但法律除了相关政治，还涉及社会民生百态。政治之外的法治状况令我们颇为欣慰。

其中轰动社会的便有盛七小姐争遗产案。盛宣怀是民国的富豪，他的七女儿名叫盛爱颐。盛宣怀死后，他的儿子们再次分割了父亲的财产。盛爱颐向哥哥提出，想要10万银元作为留洋的费用。遭到拒绝，盛爱颐将他们告上了法庭。盛爱颐打的这一个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桩女权案，成为一个社会公众关注的传统制度改革问题。[3]盛七小姐诉称，男女平等，遗产应该平等分割，自己理应获得其中的50万银元。后来，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这起“民国女权第一案”，宣告了男女在法律地位的继承权上的平等，实在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社会百态，无不反映着民国法制的进步。溥仪离婚案开启了民国离婚的高潮，女性不再局限于“夫权至上”的思想，而是通过法律程序追求解放。另外，施剑翘杀害仇人替父报仇的行动不再被单纯的视为义举。[4]另一面看，这也是公然违背法律，的行为。法院确认这是谋杀行为。处于过渡时期的民国，毕竟向法制迈出了一步。

三、结语

民国有着浓厚的“人治”色彩，它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法治。在政客的操纵下，法律只能一次次地成为政治的附属品。民国法律精英们的法治梦一次次地破碎。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政治之外的法律，那些涉及社会大众的法律，却在进步着。人们的法治意识逐渐强化，眼里有了法，心中也有了法。

民国已经离我们远去，民国的司法亦然。但是，法治却不曾远离。

法治，是一种信仰。

[参考文献]

[1]刘典.法眼看民国[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

[2]孙中山.孙中山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欧阳亮.盛七小姐打官司[J].时代教育，2007（18）.

[4]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