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杨 方 海（广东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0）

明代工匠技艺考释

付 杨 方 海（广东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0）

现代的工匠精神主要传承于明代，传统的工匠技艺在明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这些迹象表明无论是对现代的工匠精神的探索还是对传统工匠精神的传承，考释明代工匠技艺都势在必行。本文着眼于精美绝伦，让中外艺术家都为之痴迷的明代家具，从明代家具的侧面来考释明代工匠的技艺以及论述明代匠人精神，为在现代设计中弘扬传统文化添砖加瓦。

明代；工匠技艺；明代家具

一、工匠的技艺

匠人是经过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不息劳作逐渐形成的群体，他们是灿烂辉煌、独一无二的中华器物文化的缔造者，他们千百年来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而匠人久经岁月沉淀下的“匠人精神”是蕴含、承载了匠人与其所造物在时间上的延续而产生的人的历史与物的历史的双重体现的一种精神内涵，是匠人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总结并应用的方式、方法以及原则归纳形成的一种独有文化，并在传承中对其不断吸纳注入各种观念、认识、理论等内容，丰富、扩展和完善。因为环境不同，材料不同，工艺不同甚至需求都不同，特定时代的匠人仅适用于那个特定的时代，因此解读匠人群体就要回归匠人的年代，追溯匠人发展的脚步。

技艺作为我国工匠精神基本体系的“器、技、道”三者中重要的一点，从产生开始就和工具、劳作息息相关。匠人靠技艺谋生，精湛的技艺是工匠能够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工匠的技艺是一种手艺，这种手艺是工匠长期的一丝不苟的操作，并达到运用自如、熟练生巧境界的能力。这样的情景古籍中记载颇多，例如《诗经•卫风•淇奥》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的佳句来表彰工匠在对骨器、象牙、玉石进行切料、糙锉、细刻。由此可知，自古匠人精益求精的造物精神是备受世人尊崇的。匠人作为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主要担当者，匠人的自身技艺决定着制造产品的品质优劣，匠人造物的态度也决定着其自身价值的体现。

这种造物态度是匠人所蕴含、承载和表现的一种精神内涵，是匠人在造物劳作中的方式、方法、规则的凝缩。把这种内在精神与匠人的造物经验、造物技能整合在一起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传承下去，形成一种“器、技、道”的三者统一，也成为后世所提倡的工匠精神。这是一种将“形而下”到“形而上”转变过程。匠人精神就是匠人形而上的“道”，而匠人的“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转换角色，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在我国几千年的造物传承过程中，由于儒家的“重道轻器”思想使得明代以前对于造物技艺并没能很好地通过文字的形式加以记载，直到元明时期随着手工业的繁荣以及“道、器”观念的改变才产生了诸多总结各种工艺技术经验的专门书籍。例如，记述制漆工艺与材料以及各种装饰方法，由明代安徽新安漆艺大家黄大成所著的《髹饰录》①(明)黄成著.杨明注.王世襄编.髹饰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及研究明代民间建筑及明式木器家具的民间木工营造专著的《鲁班经匠家镜》②陈耀东.《鲁班经匠家镜》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一书等。正是这些文字性记录书籍的帮助使得现代工匠精神的传承，更多的源于明代工匠，由此考释明代工匠的技艺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明代工匠与家具

江南自古就是中国的富庶之地聚集和产生了众多的工巧和饱学之士，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传统，在江南地区工匠自古有着一席之地，明代江南的特殊环境下也造就了大批的技艺精湛的手工艺工匠，以江南吴地为例记载其工匠的古籍不在少数，“吴之工技，素擅精良，其来已久，不可泯也，故志之。”[2]江南地区记载的工匠种类从制锁到木工、建筑、制灯，琢玉等等也包罗万象。匠人凭借其精妙的技艺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从《长物志》、《遵生八笺》等鉴赏类著作中可以体现被后世传送的工匠大师也不计其数。其中记录着有影响力的工匠的名字有紫砂壶匠时大彬、金漆匠杨勋、玉雕匠陆子冈、刺绣匠韩希孟、竹刻匠三朱、布艺匠丁娘子、青铜匠胡文明等。然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作为手工业中重要分支的家具制造。同样出自《吴县志钱允治笔记》中的一段推崇“鲍匠”木器的描述：“鲍匠者，徽人寓吴，精造小木器，其制度自与庸工不同，板方则袁友竹，车旋则邬四，皆一时之良工”，清晰的表明记述者对其技艺的赞叹。

在家具的发展的历史中，家具一直是人们生活的必须用品，从商周到魏汉的席坐；两晋、南北朝的低、高过渡，宋元时期的高坐；直到明代家具继承了宋元的基础而大放异彩。家具在明代得以空前跳跃式的进展这与经过千百年来积累经验、传承工艺的匠人群体是分不开的。明代家具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上的黄金年代，几个世纪以来明代的家具艺术一直被誉为中国家具的典范并受到世人的赞誉和瞩目。明代家具的造型与线条不但深具艺术观赏价值，更为独特的是其极富科学性与实用性的靠背与人体自然曲线完美吻合，这条S形曲线还被西方科学家誉为东方最美好、最科学的明代曲线。

明代家具的精美绝伦与明代工匠的技艺不无关联，明代工匠在家具上使用的精密榫卯结构和饶富趣味的各种线条与装饰可以说明工匠们的制作工艺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明代家具的辉煌正是明代工匠艺术造诣的生动而传神的展现，通过明代家具来展示明代工匠技艺是对匠人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对弘扬传统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三、家具，匠人技艺的体现

明式家具是集明代工匠技艺、文化、审美、于一身的大成，其能够成为中国传统家具最具特色的经典之作绝非偶然。明代工匠热衷于家具工艺的研究和家具审美的探求，在明代家具上形成了秀丽端庄、朴实高雅、刚柔相济、韵味浓郁的独特风格。

1.家具的线型

线型的技艺传承自古，从富有神韵的汉字书写到精微意境的工笔作画，可以说线条竭尽全力的演绎了无数的精彩。而承载着明代文人审美意趣的明式家具的明式椅，更是用流畅的线条，诠释着自己的美。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和创造了形态各异的线型和线脚，在家具制造的传统技法上提炼了简洁、流畅、舒展、刚劲的变化，集中体现了曲线与直线的对比。匠人们把古玉器、青铜器、陶瓷、书法、建筑、绘画等艺术领域中的优美线型完好的融入明式家具的每个部件与构件当中，使家具的线型在设计加工中深得刚柔相济、流畅舒展之妙。同时，明代工匠以严密的比例关系和舒适宜人的尺度来雕琢家具的外形使其与家具的功能紧密地联系起来，力求达到形式与功能的和谐一致。

2.家具的选材

明式家具的选材多取名贵的硬木材，例如紫檀、花梨、乌木、铁力、红木等。单凭材料的选择便可体现出工匠们的超凡的艺术造诣，色泽如漆的紫檀木，细而密的棕眼多如牛毛，经过时间的打磨便会自然地产生牛角一样的光泽；温黄色泽的花梨，纹理如行云流水清晰明动。这样的材料不用刻意的修饰便会呈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韵味。而自然天成木纹，犹如沧海、山川、浮云般的写意山水画，较之人工的有意雕琢，别有一番无意为之的意境。

3.家具的结构

明式家具的结构上借鉴了宋代建筑的“大木梁架结构”，以框架式结构为主，仅用较少鳔胶和传统的榫卯方式通过榫子有机的把枨子、角牙、牙条、托泥、短柱等构件连接起来。工匠们采用了明式家具中特有的托角榫、燕尾榫、套榫、夹头榫、格角榫、抱肩榫、棕角榫、挂榫等上百种榫卯方式使得家具的每个部件都天衣无缝的紧密结合。这样的工艺被众多西方设计者所惊叹，以麒麟纹圈椅为例，王世襄先生在其《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称此椅：“椅圈三接，圆中略带扁形。……，透雕麒麟纹，张吻吐舌，鬃鬣竖立，火焰飞动。”“椅圈三接”意为椅圈是由三段木料以攒接的方式连接而成，而“圆中略带扁形”，正是椅圈精妙之处。圈椅中的椅圈和靠背板堪称全人类古典家具发展历程中最早的也是最完美的人体工程学的典范，其制作工艺是中式古典家具制作技艺的范本，其艺术价值被西方学者看做是中国家具的代表，并尊称为“中国椅”，其意义多同于温莎椅被称为“英国椅”和摇椅被称为“美国椅”。20世纪多位世界级家具设计大师都曾直言受到了此圈椅的启发。

4.家具的装饰

明式家具的雕饰是智慧与文化的结晶，是最为常见也是最重要、最考验技能功力的一种装饰手段。在工艺上总结并发展了历代雕刻技术，被视为明式家具中最重要的点睛之笔。常见的明代雕饰分为浮雕装饰、透雕装饰、线雕装饰三种，每一种都是工匠技艺超凡的展现。也是工匠的精湛技艺与文人的审美情趣和气质风度高度融合。家具的装饰简单到使人不易察觉却又负有结构性与美观性的重要装饰意义。这不但需要工匠具有高超的技能还要工匠兼具美化美观的艺术人文内涵。常见的例子是明式家具中横向与纵向交界处使用的角牙条板，工匠们根据其位置、形式、尺寸的不同以龙凤、花卉等造型雕刻装饰①吕九芳.中国古典家具吉祥图案.装饰，2005（10）.，这样的角牙既可加固明式家具的结构稳定性，同时又给家具增加了艺术美感。同样的，明代官帽椅大多雕刻有生动灵秀的艺术韵味的龙纹、凤纹，其位置多位于黄金分割点上。这样的装饰构造充分表现出明式家具对装饰位置的设计考究，在细节处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粹内涵。图案花纹与家具的结构和谐统一，家具已经不再只是实用的物品，不但寄托着文人的审美情趣更成为可供文人把玩和欣赏的艺术品。

5.家具的艺术化

明代家具成为重要的艺术表现载体，文人将诗书画印留刻在家具上是明代以前没有的现象。诗人画家直接在喜爱的家具上题款刻文在明代的文献记录中不在少数，例如，由苏州雷氏捐赠给南京博物馆珍藏的万历年间的老花梨书桌的一腿足上便刻有“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冯(凭)，逸我百年”[3]的诗句；明四家的弟子周公瑕，也曾在一把紫檀木扶手椅靠背上款刻了一首五言绝句。这样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家具的观赏空间，另一方面，提高了家具的艺术表现力。家具上知名文人的诗画墨宝与家具自身完美的融合，增加了家具的艺术价值，可以说这又是一个精彩的艺术创新。

明代家具所展现的不仅是对明代工匠技艺的检验，更是考释明代工匠技艺最好体现。家具鉴赏大家王世襄先生收藏了多件明代家具，用其对明代家具的十六品赞叹便是对明代家具乃至明代工匠技艺是最好的评判②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四、明代工匠技艺的成因

1.市场与制度的因素

明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家具行业的繁荣，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裕，生活品位有所提高，对各类物品的需求大量提升，对家具有了更高的审美要求。如《江宁县志》所记载：“铜铁器则在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履鞋则在桥夫营，……，弓箭则在弓箭坊，木器南则在纱库街，北则木匠营”[4]可见在明代的市场上同种商品集中在同一街坊上形成了专业的市场。

同时，社会管理较为宽松的条件下，明代匠役制度也更加灵活，尽管延续了元代的匠籍制，但采用了住坐匠和轮班匠的管理方法，木匠完成官方服役的任务之外，可以自由从事手工艺活动。“徽么小木匠，争列肆于郡制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5],“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伙，不误主顾”[6]从一些对当时工匠活动记载文献中不难发现，更多的家具工匠在明代不同地区游走，民间木匠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能够好好地思考设计创新的问题，这为精品化的家具设计提供了切实的保障，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文人于工匠的结合

严格意义来讲，元代是文人阶层与家具设计实践结合的开始，社会的因素造成了匠人地位大幅提升，并给文人跨界到匠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大多数文人阶层真正地参与到家具设计实践中来是从明代开始的。经历了元代沉浮，明代文人对仕途的追寻已经不像宋代那样强烈，相比之下，江南的文人阶层更享受闲逸平静、生活无忧的园林和室内空间中的生活。与文人息息相关、朝夕相处的家具自然的成为满腹经纶的文人一直寻找借景抒情，遣兴抒怀的对象，同时人文对家具的需求也不仅仅是物的使用，而成为精神寄托之物与艺术表现对象。文人倾心于家具，到达近乎痴迷的状态。这也从某种角度上增强了在文人阶层中对家具的玩赏、收藏和参与设计之风。

文人在直接参与家具创新的同时赋予了家具醇厚的文化气质与艺术品位以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热衷于家具工艺的改进，家具造型的设计，家具审美的提升，他们针对家具的研究涉及了布局、品种、造型、材料以及功能等。由于文人的参与极大地丰富了家具的种类和形制，家具在形式、结构、尺寸等上产生一定的变化，极大地扩展了传统家具设计体系。

另一方面，文人的参与使得社会等级观念逐步弱化，拉近了工匠与上层士大夫之间的距离，随着匠人与文人的交往的深入，木匠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与士人公卿进行平等的对话。一些本身就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匠，在审美水平、艺术品位、文化修养上具有相当的水准。这种文化的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很大的提升了木匠的地位，也使得家具创新具备更强的可执行性和操作性。在明代晚期，木匠已经不再是从事“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的“小人”行当，而上升为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家。

3.著书立说的推动

由于“重道轻器”的思想，匠人著书立说的现象在明代以前是极为罕见的，尽管在宋代、元代分别有喻皓曾撰《木经》与薛景石所著的《梓人遗制》传于后世，但两书中对匠人技艺的论述也仅是一笔带过。自明代开始由于文人的不断加入使得匠人技艺原有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改变，通过文字更多的技艺得以传承。根据余同元先生的粗略的统计，明代匠人的设计著作流传下来的数量可达十数本之多，其中与家具相关的有黄成《髹饰录》、午荣《鲁班经匠家镜》、计成《园冶》、姚承祖《营造法源》等①余同元.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以江南早期工业化中工匠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中心,第九章《明清江南工匠著作数量增加与质量提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10 月。

此外，在文人的文集中也对家具有着大量的记录，例如，明代文人屠隆的《考盘余事》中记录的滚凳；午荣的专著《鲁班经》中详细地介绍了民间木匠工艺的情况，真实地描绘和记述了各种木工技艺，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的审美水平；文震亨的《长物志》中就对家具的布局有着精妙的记载:“位置之法，繁简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7]文中详尽地描述了各式各样摆放古董文玩的博古架和书橱，摆放香炉和鲜花的香几和花几，摆放古琴的琴台和琴桌，摆放笔墨纸砚的书画台案等。

对于明代工匠设计思想进行理论总结的文献，如曹明仲著的《格古要论》，屠隆著的《考盘余事》，高镰著的《遵生八笺》，王析、王思义著的《三才图绘》，戈汕著的《蝶几图》等，这些设计思想的归纳与总结为工匠精神的现代传承提供了可以参照的依据，同时对现代家具的再设计再创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平台。

总之，明代工匠高超的技艺是由多种原因促成，最为重要的也与明代工匠自身的持之以恒、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明代工匠的技艺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明代家具，相应的让人着迷的明代家具也向世界宣告了明代工匠的惊人的技艺，并默默的承担着传承匠人精神的使命。明代，一个让现代设计师向往的年代，一个让匠人精神值得传承的年代。

[1]徐少锦.中国传统工匠伦理初探[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1,（7）.

[2](明)牛若麟.吴县志[M].吴县志卷之五十三，明崇祯刻本.

[3]濮安国. 试諭“明式”和“苏式”家具[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1981,(1):10-16.

[4]正德.江宁县志[M]//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2章，第52页

[5]范濂.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 云间据目钞:卷二 记风俗[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10.

[6]冯梦龙.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256.

[7]陈植.长物志校注[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梁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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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675（2017）02-0054-04

2016-12-09

付 杨（1983-），男，广东工业大学工业设计与产品创意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品设计。

方 海（1963-），男，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导师，阿尔托大学设计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家具、建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