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涵（北京交通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北京100044）

从民族志到设计人类学
——设计学与人类学的偕同向度①

耿 涵（北京交通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北京100044）

本文从设计学立场分析了人类学介入所带来的视野、理论和方法上的扩展，并从人类学立场阐述了设计学对当代人类学转向所产生的影响。通过两种立场下的分析与综合，表明设计人类学并非一种学科建构，而是一种开放而切实的人文态度和人文举措。

设计学；人类学；人文精神；民族志；设计人类学；偕同向度

传统学科在当代已经无法避免地向交叉综合的方向转变，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催生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对设计学而言，跨领域的运作在当代常常体现在对科学技术和消费市场的关注上，设计学的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考量占据上风，其表达人文关怀的手段存在缺失。反观人类学②依照美国人类学的学科划分，其包含社会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四个子学科。在学术表达中，“人类学”往往可以单独指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参见巴特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07页。本文人类学概念亦仅指涉社会文化人类学。，其拥有相对完备的人文研究手段，但却缺乏对公众发挥实际影响的方法，以至于其与真实世界渐行渐远。这就是当下的现状，设计学呼唤工具理性之外的人文主义方法，而人类学则怀揣着人文主义方法上下求索介入社会的实践口径。

在一种共同的驱力下，设计学与人类学被放在了同一个论域之内。2010年，英国设计史学家克拉克（Alison Clarke）出版了首部名为《设计人类学》的著作合集。同年，在欧洲第十一届社会人类学家协会双年会（11th Biennial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 Conference）上，人类学界也正式提出“设计人类学”的概念和议题，会后随即出版了与克拉克《设计人类学》同名的论文集。据此，2010年可以被看做设计人类学的理论元年。值得注意的是，两部《设计人类学》在预先没有沟通的情况下，由设计学人和人类学人分别编纂。两个学科在相近的时间，表达了相同主题，体现了共同的问题意识，这是学科交叉时代学科之间普遍处于共振状态的缩影。

设计人类学是建立在设计学与人类学的基本共性之上的，其二者都以人文主义精神作为学科支点。在此基础上，二者在关注视角、实践形式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广阔的共域与互补。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它将不但有效作用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端，更对现实生活产生积极意义。本文循此在两种学科立场上分别对设计人类学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在跨学科认知、理论与创新实践中的意义。

一、人文精神：设计学与人类学的原点

人文精神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原点，在当代，其主旨是重建人性，重新强调生命价值与生命意义。之所以首先强调人文精神，是由于今天的设计学很大程度上被视作一种科学或实践工具，而缺乏在人文层面的思考。

究竟何为设计？在一般性的表述中，设计被认为是“构想一种理念，再为这种理念赋予形状、结构和功能”。[1]这样的表述至少意味着，设计既是一种理念构想，也是一种实践行为。因此，设计学的实践和其方法论必须围绕着一种理念核心展开，这个核心在当代就是实现和提升人的价值。这是设计学的人文背景，也是它的伦理基础。现代设计教育的开拓者、艺术家莫霍利-纳吉（Moholy- Nagy）在其1947年出版的《运动中的视觉》中将设计的最终目的定义为“人的生活”。若干年后，人体工程学的创始人德莱弗斯（Henry Dreyfuss）用他在1955年出版的一整本《为人的设计》诠释了设计对提升人的生存质量的意义，并强调了设计师的“家人”角色。[2]在此之后，美国设计理论家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在1971年出版了其里程碑意义的《为真实的世界设计》，该书的出版延伸了设计在人文责任与道德层面上的思考纵深。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人为本”的价值转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即使是最为推崇设计科技论的里特尔（Horst Rittel）也不得不承认：“设计师对其评判者（用户）负有最直接的责任”。[3]其言外之意是，设计不只是为人服务的，它同时也是对人的责任。

这种人本主义的观念革新昭示着设计风潮从冰冷的现代主义走进了应对多元需求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以人为本”观念被唤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设计这个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自在”角色，激活了一种“自觉”的人文基因。“自在”意味着设计（实用美术）因其与日常生活的零距离，因此广泛受制于技术、时尚或消费习惯，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欠缺道德的自主性；而“自觉”则意味着设计在前消费阶段的能动性，它重新唤醒了窒碍于消费主义经济模式中的“因人而造”的人文主义立场。

毫无疑问，“设计为人服务”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设计理念的起点与实践的终点一定是人，它的实践平台一定是人的生活。正如莫霍利-纳吉所说：“所有的设计问题最终都会汇集为一个大的设计问题：‘为生活设计’”，[4]34这本应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出发点。但放眼当下的现实生活，我们却经常遇到周遭的设计与我们的体验、情感乃至道德习俗的“冲突”。一门本该是处理矛盾的学问，却为何偏偏带来了更大程度的矛盾和异化？我们需要探问的不再是设计的道德起点，而是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系统中是否缺乏有效支撑起人文精神的手段。设计学要真正实现为“人”而设计，除了需要持守积极的人文态度，更需要借助理性的人文视角与人文科学的方法。

人类学正是在设计学人学观的缺口上对其进行介入的，其之所以能够介入，一方面是基于涂尔干（Emile Durkheim）意义上“人的社会性”的一般性共识，“人之所以是人，只因为他生活在社会之中”，[5]即人是由社会所塑造而成。这就意味着人作为个体社会行动者，对他的认识需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另一方面则基于人类学的学科特点，按照马林诺夫斯基：“文化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个体基本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6]人类学正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展开对人的研究的。从一种整体人学观的角度，人类学不仅能够补偿设计学对人的理解手段的缺失，实际上还能够填补设计学相关层面的体系缺口。

与设计学相一致，人文精神是人类学的学科基础。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它的学科追求就是分析和了解人类文化，依照费孝通先生所言，人类学“是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这个人文世界的实质、构成和变化的一般规律”。并且，其学术实践“从分析人的生活开始”。[7]费先生的此番表述，既阐明了人类学的一般性目的，也表明了人类学与人的生活相贴近的学科实质。在方法上，人类学强调研究中调查的直接性，主张通过长期的参与式观察来“抓住当地人的观点、他们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他们对其世界的看法”[8]，通过整体性描述来呈现不同地区的特殊文化现象和文化结构。其学科信度建立在对“人”观察的全面度和描述的准确度上，而这种全面和准确本身就是人文关怀的体现。不难发现，费孝通先生的“从分析人的生活开始”与莫霍利-纳吉所言“为生活设计”遥相呼应，这种不期然的相遇充分体现出两个学科间存在的本然交集。从本质上，这个交集就是人文主义精神之所在，我们之所以能够将设计学与人类学置于一处，正是基于二者所共同的人文主义支点。

二、设计学立场下人类学的学科贡献

在设计学的立场下，设计人类学之所以成为可能，除了二者共有的人文主义精神，还归因于人类学在现实层面对设计学形成的有益补充。我们权且将人类学的贡献归纳为三个部分：视野、理论和方法。

首先，人类学能够为设计人类学贡献整体性视野（holism）。

学理层面上看，把社会文化的综合性和整体观纳入考量，是近年来设计学的趋势，这种现象实际上已经从侧面证明了人类学在“润物细无声”般产生着影响。过往设计学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影响的来源，因而在一种“理所当然”中把握这种整体观。但问题在于，这种所谓“整体观”缺乏理性的宏观视角，它更像是由散漫的微观视点所组成，因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科学的整体观应该是一种将对象置入社会文化背景从而把握问题的方法。哲学家格罗伊斯（Boris Groys）曾用奢侈品牌普拉达和古奇所推出的头巾设计作为案例，阐明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人们不得不在奢侈品设计中考虑到“头巾”作为伊斯兰信仰象征物的维度。他想要强调的是，设计问题不能够单独放在商品经济的角度中单独分析。①BorisGroys, Going Public, Sternberg Press, 2010, pp.34-35.设计学所需要的是一种科学的整体观和一个系统的认识方式。

从实践层面，受社会分工和消费决定论的影响，以往设计学强调对专门问题的解决。对此，设计学内部也一直回响着反思之声。莫霍利-纳吉曾提出：“设计的理念和设计师职业必须从一种专家功能的观念转变成一种机制灵活且富有创造性的普遍而有效的态度，其设计项目不应该看起来是孤立的，而应该与个人和社会的需求紧密相关。把任何一个主题从复杂的生活中简单地提取出来，并试图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标榜都是不对的”。[4]34他进一步认为，设计的这种专门化观念来源于设计教育“综合性”的丧失：“它们失去了其综合能力，以至于把各种各样的经验都完全区分开”。[4]7这种综合性缺失，实际是人的整体性在工业社会中“零件化”的异化的体现。柳冠中先生曾就此倡言：“设计是以人类总体文明对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和技术文化的修正”。[9]设计学需要具备一种总体文明的视野，它首先需要一种正确地洞察文明的角度。

人类学的出场，首先补偿设计学视野上的不足。这首先得益于人类学一直兼具宏观与微观的两种学术角度，其一方面持守文化的整体性，另一方面注重具体文化的相对性。在人类学中，研究者必须对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环境、其历史、家庭组织方式、语言特征、政治经济体制、宗教、艺术等做出既全面又具体的考察，以尽可能在一种整体观下理解对象的生理、心理与生活，从各个层面对事件和物象做综合性的分析。这种整体观对于设计学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视野扩展，设计人类学也因此具有更为广域的学术优势。

其次，人类学能够为设计人类学贡献理论范式，从而克服以往设计学在理论建构上的短板。

一直以来，设计学的特点是因其能够广泛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必须不断地从其他学科吸收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新理论，包括新形式，在学科交叉和综合中不断壮大和变革自己，以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需求”。[10]也就是说，设计学是通过吸纳整合各种资源与方法，去应对技术、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变化，寻求解决方案。这种开放性是设计学自身的学科优势。但与此同时，由于实践层面在其学科内部占据统治地位，致使设计学长于实践却见弱于学理建构尤其是知识输出。设计学的理论建构，无论是早期对形式美学的探索，还是近来对人因、环境等问题的关切，其大致上是围绕实践，方法和方法论展开的，其理论体系的框架和分析问题的理论手段都不甚明确。这显然与其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实践偏重有关。

纵观设计史我们不难发现，设计学的实践与理论一直存在着高度的共时性，从威廉•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到阿道夫•鲁斯（Adolf Loos）的装饰罪行论以及包豪斯理性主义的盛行，再到艾托利•索特萨斯与“孟菲斯”小组所代表的反理性主义的成功，以至于当代设计景观中各种风格并存的纷繁多元，设计学的发展始终依赖于设计实践的更新。每一种设计风格的出现，其理论往往既是这种设计态度的宣言，也是指导设计实践的方法和方法论依据。相应地，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共时性关系往往让从业者兼具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两重身份，设计的实践者往往同时是理论的创造者和倡导者。里特尔曾就此阐明：“任何包含设计理论的创新理论都是植根于实践论，而非认识论之上的”。[11]这种认识代表着设计学的普遍立场。颇具影响力的英国设计师和理论家大卫•派（David Pye）也曾表示：“建立以意图为基础的理论，不如就结果进行设计实践”。[12]

需要看到的是，这种实践指导的目的论在潜意识里给设计学发展设下了一道障碍，那就是设计学在“技术论”和“工具论”的“形而下”层面的研究惯性。这似乎能解释，为什么一直以来，设计学只能依赖相关学科的理论输入，而其内部很难为人文社科提供学理输出的原因。反观人类学，学理分析尤其是民族志恰恰是其基本的学术实践方式。人类学基于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通过对具体现象进行深度描述，对研究个案进行归纳和解释，来得出理解具体文化和其存在意义的文本。①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1973, p.4.与此同时，人类学还是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其在一种经验主义的立场下贡献理论角度与研究成果。

对于设计人类学，人类学能够给出多层次的理论贡献。以设计学理论中广泛使用的符号学为例，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在其谈论设计的文章《视觉图像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中指出：“图像的正确解读要受三个变量的支配：代码（code）、文字说明和语境（context）”。[13]设计符号学者由此引用并强调了代码（符号）与语境的关系，得出了“视觉符号的运用是与一定的概念规定性和具体的时间、场所等相关联的”[14]结论。但如果对贡式符号与语境关系的表述做一追溯，我们就不得不回到英国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基于对恩登布人的田野考察完成的著作《象征之林》，他在书中提出：“如果不把它们（仪式）置于与其他‘事件’相连的时间序列中，我就没法分析仪式象征符号，因为象征符号本质上是卷入在社会过程中的”。[15]正是这部出版于1967年的人类学著作，为学界贡献了将象征符号放置在动态的社会语境中考查的理论入口。

除特纳之外，人们还能将太多人类学家的理论注入设计人类学中，莫斯、列维-施特劳斯、格尔茨、布尔迪厄……不胜枚举。总体上看，设计人类学一方面能够自然地继承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范式，另一方面能够吸纳人类学在文化解释、结构分析等不同角度的文化理论研究方法，其最终目的是建构出设计人类学独立的理论模型。

最后，除了整体视野与学理范式，人类学还能够为设计人类学贡献创新实践方法。

人类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前述的“理解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民族志。设计学对民族志的期待由来已久，帕帕奈克在其《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中就提出，如果将物品、工具和人工制品从一种文化挪到另一种文化中，它将有失效的可能。[16]这无疑是一种人类学视角，其注意到设计师或其团队在设计实践中需要对服务对象及其文化有充分的理解。近年来，中国设计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杭间先生曾就此从设计责任层面提出相似的问题：“设计的‘以人为本’这一叙述稍嫌笼统，它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别，其所欠缺的是“对‘人’的差别化的‘关心’”。[17]今天我们可以延续这种思考，正如前文提到的，除了差别化的“关心”，同样重要的是具备分析这些群体差别的方法。

实际上，西方设计行业早已经认识到民族志在分析具体人群和文化中的作用，只不过是近年来才将它纳入到学术研讨和教育领域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施乐公司帕洛奥图研究中心（Xerox PARC）首先搭建了由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和人类学家共同组成的实验室，他们最突出的合作成果是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施乐之星”，也即苹果电脑的雏形。人类学家在这一时期将注意力集中在产品研发阶段，他们的任务是发掘人群需要、测试用户体验、分析产品被投放和使用的社会文化语境。英国人类学家萨奇曼（Lucy Suchman）曾在帕洛奥图中心服务了20年之久。在研究中，她和同事发现：“绿色按钮使人更容易熟悉和‘亲近’机器，由此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实际上一定程度弱化了人们的劳动意识”。[18]于是，至今施乐复印机的“开始键”依然被设计成绿色，这是人类学与设计学实践结合的成功范例。

两种学科的交叉合作也在实践中走向深化，人类学家的工作从起初的研发阶段转向对整个生产流通系统的跟踪调查。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人类学家开始持续关注产品在投产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持续在产品的社会责任与人文道德层面进行追索。人类学用动态社会文化分析对设计进行反馈，以这种方式推进设计效度的提升。这种变化在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人类学自身的学科视角，萨奇曼就在后来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设计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design），因为她通过长时间的实践观察，认为：“民族志项目连接了各种文化想象与微观政治学，从而为设计学的前景和实践方式划定了轮廓”。[19]3此时人类学的抱负很大程度上从参与设计变为引导设计，同时将设计作为物质文化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范围之中。

民族志对设计学实践还有更深一层意义，那就是对分析结果的平衡，对设计的前期工作中研究信度的把握。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民族志文本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逻辑和抽象意义上呈现的数据结构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异，这是单纯依赖定量分析所无法实现的。美国享有盛名的IDEO设计咨询公司就秉持着这种操作理念，他们在设计分析中引入民族志，通过重复验证的方式检验分析结果的信度和其可能达到的效度。①唐纳德·诺曼：《设计心理学1：日常的设计》，小柯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239页。这种操作方式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设计学需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综合平衡，其在享用“大数据”结论的同时，还需要兼顾“主体在场”的定性分析，在数据判断中加入人文判断，以期了解社会文化的整体事实。

设计师原研哉宣称，设计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上大多数人共同面临的问题”。[20]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自设计，而问题和认识问题的手段却来自设计之外。因此，主动并清醒地接纳吸收人类学方法，使之结合自身成为一种兼具人文意识与人文方法的学术实践举措，这是设计真正实现“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的捷径和通途。在此意义上，设计学立场上的设计人类学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设计学”。

三、新民族志：人类学转向中的设计介入

设计人类学不是人类学的单向输出，更不仅仅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设计学”，而是横跨设计学与人类学的两端，这就需要我们同时站在人类学的立场，去了解设计学的贡献。在当下的西方人类学界，存在着诸多关于如何看待和接纳设计学的商榷之声。在这种争论中，从学科角度我们主要能够听到两种声音，分别表达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态度以长期身处设计实践一线的人类学家萨奇曼为代表，她认为“重新发明一种像设计学一样的人类学，不如建立一种针对设计学的批判的人类学”。[19]3在她看来，人类学应该保持自己学科传统中的批判性，用自身独特的批评和分析方法服务并指导设计的实践创新。在萨奇曼的视角中，设计被视作一种物质文化，人类学的首要任务是将这种物质文化作为考察分析的对象，视设计为社会文化中的一个子系统，从设计文化的角度，用整体观描述和分析设计现象和设计问题，用基于设计现象和问题的分析重新框定人类学的观念框架，并在设计问题中反思人类学自身包括后殖民意识在内的一系列问题②L. Suchman, Anthropological Relocations and the Limits of Desig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1, pp.15-16.，最终把设计人类学建构为人类学中的专门领域，成为一种“以设计为对象的人类学”。在此过程中，其依旧保持着对设计学实践的支持，将人类学研究中产生的理论和成果应用到设计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萨奇曼的设计人类学实际可以被看做一种设计的应用人类学。

另一种态度以马库斯（George Marcus）和英戈尔德（Tim Ingold）为代表，他们之间虽然也存在着分歧，但总体上认为，设计学及其实践方式为人类学带来了启发，这种启发恰好与人类学的转向相关涉，并且一定程度上为这种学术转向提供了方向。

马库斯的着眼点在于设计学对民族志研究范式的影响。他认为，传统“民族志对大多数创新抱有反感态度，它更耽于停留在其固有的经验主义模式里”。[21]260这种民族志的“保守主义”让其在当代缺乏创新活力，其附带影响是人类学的研究效度也随之减弱。在此背景下，结合对传统民族志“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取向的反思，马库斯主张将设计学的实践方式引入民族志，并效仿设计学的方案讨论会创造出一个“民族志方案讨论会”（ethnocharrettes）。[21]263这种讨论会一改以往人类学家所习惯的单兵作战方式，用团队协作取而代之。在这种团队参与的讨论会中，参与人首先对选定的原始民族志材料进行阅读理解，在掌握民族志所描述的研究对象后，参与人被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用类似于头脑风暴的方法，将各自不同的关注点汇集到这份民族志材料上，从不同角度汇总成为针对同一对象的，差别化的，往往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形式的民族志文本。马库斯将这种讨论会作为一种知识实践的探索，他认为，设计学的实践方式能够创造性地嫁接到民族志中，其目的是形塑一种民族志的新形式，用设计学驱动这种新民族志向一种创新和实用性的方向发展。①K. Murphy and George Marcus,Epilogue:Ethnography and Design, Ethnography in Design…Ethnography by Design, Wendy Gunn, Design Anthrop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264-265.

马库斯意义上的设计人类学主要是通过设计学介入民族志实践来完成的。这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反身性批判思潮的延续，源自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一种“阻碍社会科学家将其对实践逻辑的实践理解纳入其科学实践”[22]的分裂。这种主客体之间分裂的判断为人类学的转向埋下了种子。按照格尔茨所说的，人类学“实际上是一个见解各异、研究互不相关、联盟名不副实的毫无中心的学科”，但恰恰是这样一个学科，“体现了生活对逻辑的一场胜利，一场真正的胜利”。[23]这一表述透露出人类学转向的方向，那就是研究者所代表的学术逻辑与社会文化实践所构成的生活之间的调和。在这种转向中，人类学者不再按照想象的理论模板选择材料，而是采用一种布尔迪厄意义上“在实践中进行实践理解”的方式，并进一步将人类学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这就是马库斯的设计介入民族志的企图，他看到了设计实践本身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它既是一种现象学又同时是现象本身，他实际是将一种社会实践的目的论先行置入了人类学的学术实践之中。正是由于设计学的实践方式参与到民族志的计划和写作之中，人类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知识生产学科。而单就这一点，就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研究者和其对象之间的客观化距离。人类学由此对文化从象征掌握变为实践掌握，从描述变为参与，最终成为了整个社会文化实践的一个部分。

更为彻底的转向观念来自英国人类学家英戈尔德，他极力反对人类学对民族志的过分倚赖，认为民族志的僵化和滥用伤害了人类学。在他看来，人类学是一种教育实践，是人类学家向文化对象学习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使用民族志来客观化记录和描述。②Tim Ingold, That’s Enough about Ethnograph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014, pp.388-389.英戈尔德主张，人类学转向一种面对未来的价值观，以此来弥合学者的学术想象与真实生活之间的断裂。③Tim Ingold,op.cit.,p.383.这种主张也被带入了他对设计人类学的构想中,其构想认为，设计人类学既不是萨奇曼所说的：“以设计为对象的人类学”，也不是“像设计学一样的人类学”，更不是“为设计服务的人类学”，而毋宁是一种“设计学意义上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by means of Design）。[24]这种设计人类学的核心观念是设计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偕同呼应（Correspondence），它不偏向两种学科的任何一端，而是一方面反对设计学实践中对视觉、形态、功能等的预先设定；另一方面反对传统人类学对民族志意义上“曾经发生”的描述与分析的过分强调。英戈尔德强调，设计人类学一方面提供的是一种开放的设计观念，在这种观念下，设计被置入日常生活这个“田野”之中，它必须根据具体需要去进行创造，从而对生命与文化承担起更有效的职责；另一方面，它将人类学作为一种对探究生命处境与提升生命价值的方式，将设计的方法置入人类学学术实践的中枢，从而对文化对象产生直接的影响。

如今人类学内部已经意识到，旧有民族志的客观化呈现已经无法满足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效度期许。设计学的介入，无论是作为对象、方法还是态度，都为人类学带来了新的维度，一种有效介入社会的学科机能的革新。设计学与人类学的濡合催生出人类学提升学术有效性的强烈愿望，而设计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人类学介入当代公众生活的学术化手段。《设计心理学》的作者诺曼（Donald Norman）曾提出，设计师所应具备的一项才能，就是“换位思考”。[25]这和英戈尔德对人类学是“一种学习过程”的判断是平行的，两种学科的偕同向度正是建立在这种换位思考之中。

设计人类学是一个新生的且仍在快速生长的交叉领域，它作为一种学术实践方向被引入本土只是时间问题。为了避免掉入本体论的泥淖，笔者认为，设计人类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彰显人文关怀的思考、创造和操作的整体性的学术实践方式。其一方面完善了设计学的人文意识与人文方法，让设计实践的定位更加精准，让创新行为更加可持续；另一方面将传统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升级为“观察式参与”，通过这种“参与”介入到真实生活之中，对现实生活的问题做出及时的反应。设计人类学不是一个学术的暂驻点，而是一种实践和学理的视野，一种综合的认知世界的立场，它以一种开放的知识实践形态应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快速变化。莫霍利-纳吉曾说：“设计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态度”。[4]34我们认为，设计人类学也同样不是一门学科，不限于一种学理建构或实践手段，而更是一种开放而切实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文态度和人文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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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璇）

J50-05

A

1008-9675（2017）02-0017-06

2017-01-10

耿 涵（1983-），男，天津人，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讲师，博士后；纽约大学艺术与艺术管理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设计学、艺术学与人类学。

北京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专项研究项目资助（2016jbwj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