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东

清代花部禁戏与一剧多名关系探论

■李东东

以《卖胭脂》《杀子报》《翠屏山》等花部折子戏为例，考察风情、凶杀、强梁戏愈禁愈改、愈改愈演的情况，分层讨论诲淫、凶杀、诲盗的禁毁指归与同义、别立、反寻的戏题翻新，可以把握清代禁戏视阈下花部戏曲的名目窜改、一剧多名与“禁·演”角逐的逻辑关联；而发掘“情·理”争衡与“罪·罚”儆戒的内在题旨，则可以进一步追索禁戏打压之下清代花部戏曲创演着力点变化的内在病理与心理症候。

清代 花部禁戏 一剧多名 关系

乾隆以降，雅部消歇、花部激长的戏剧生态格局，逐渐引起官方对“正音雅乐”（雅部昆腔）消亡的恐慌，因而掀起对“淫哇俗乐”（花部乱弹）的打压与禁毁。道咸以来，以余治乡约、丁日昌政令等为代表的禁戏力量为例，“制度性禁戏与观念性禁戏的紧密结合”［1］（P.3），开始对花部戏曲展开大规模严查密缴。清代花部禁戏自批判性禁毁至列目式禁毁，发展到指摘式禁毁；与此同时，花部戏剧目则呈现出名目翻新、一剧多名的喧沸现象。那么，禁戏与一剧多名现象是否有其内在的因果联系？二者在什么层面上可以勾连起逻辑链条？以《卖胭脂》《杀子报》《翠屏山》等风情、凶杀、强梁戏为例，梳理花部戏本的被禁举措与名目翻改，发掘禁毁指归与意涵潜转的戏本样态，有助于我们审视花部禁戏与一剧多名关系背后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禁·演”角逐与名目翻改

清代花部禁戏，始于乾隆中后期。乾隆一朝设局禁戏、列榜标目的查缴举措，对昆腔大戏和传奇剧作的禁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从大戏中析出折子、搬诸场上的花部地方戏演出，则很难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