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聊斋志异》中的“人狐恋”

2017-02-12王可宇

文学教育 2017年26期

王可宇

试析《聊斋志异》中的“人狐恋”

王可宇

《聊斋志异》中，“人狐恋情”是其中一种重要且特殊的题材，而“男子＋女狐”成为一种基本的人物结构关系模式。这些“人狐恋”小说又具有基本相同的情节模式，即以男子与女狐因肉体的吸引和满足得以确立恋情开始，以男子家庭境遇的改变结束，恋情发展则受到来自现实社会中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各种压力的影响。

《聊斋志异》人狐恋确立发展结局

《聊斋志异》又名《鬼狐传》，全书总篇数约为500篇，其中谈狐者约80多篇，而讲“人狐恋”故事近40多篇，约占总数一半。在蒲松龄笔下，“人狐恋”故事一方面与普通男女之间的爱情一样大体经历了恋情确立、发展、结局的三个阶段，小说的基本情节则是女狐幻化成人形，与男子在人世相恋，乃至确立婚姻关系，男子的境遇也由此得以改变。另一方面，由于女狐“非人的”、异质的身份，使得“人狐恋”小说的恋爱模式表现出不同于一般男女恋情的特点，从而富含独特魅力和审美价值。本文通过厘清“人狐恋”小说情节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探讨恋情之下的两性关系及内在动因，有助于我们把握《聊斋志异》中众多“人狐恋”小说的基本模式框架及其特点。

一.恋情确立：两性相悦

蒲松龄笔下的人狐恋情，两性相悦——男女正常的生理欲望和生命本体的自然要求，是爱情的前提条件。《聊斋》中的男女之情首先是建立在肉体的吸引和满足的基础上的。常见的模式是，书生夜半读书，见一美貌女子（女狐），为其吸引，“遂与狎”。“情”是建立在“欲”的基础上的，甚至是与“欲”合一的。[1]以两性相悦为前提而展开性行为，恋情确立所经历的时间往往十分短暂。具体体现在男子与女狐双方，则又有所差异。女狐在两性相遇的初始阶段，其外貌充当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吸引力，男性因“美”而心生好感，刺激生理欲望，同时潜意识里对方的存在又满足了某种特殊的心理需求。因此，男性主动示爱女狐以求交配，而不去企图掩饰或压抑对于情欲的渴望。与此相反，女狐通常非求爱的主动方，而是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但是男子能否顺遂其心意则完全取决于女狐的态度，女狐并非因为难以抗拒男子的强制性行为而委身从之。虽然，众多“人狐恋”小说中同样不乏有主动求爱男子的女狐，男子反之成为被求爱方，对于女狐之请乐意之至。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女狐的求爱目的并非与男子一致，单纯追求性爱的一时欢悦，而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以期能与男子构建一种更为稳定持久的恋爱关系。总体来看，“人狐恋”中男性在两性行为上仍然居于主动地位，而女狐的态度则成为恋情确立之关键，人狐之恋在两性相悦的前提下得以确立。

在人狐恋小说中，男性往往很容易“一见钟情”，为绝色女狐倾倒。女狐大多幻化成姣好动人、风姿绰约的女性。因此男子初遇女狐，便被其外貌气质深深吸引，自述平生未曾遇过此等佳人，对其美貌大发感叹之词。“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青凤》），有些男子属意女狐后，选择主动上门向其父母求亲，“闻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窃不自揣，愿以镜台自献。”i（《辛十四娘》。有时男子的一见钟情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他们依旧不放弃与女狐相恋。在《阿绣》里，刘子固“潜至其肆，托言买扇”，毫不在意女子故意抬高价格，并将买到的货品偷偷装起来睹物思人，可见其情至深。由此可见，尽管男性大多看中的是女狐的外表皮相，而非个性品德，追求的仅仅是官能的享受和肉体之欢，但强烈的性饥渴心理和肉欲的刺激仍然使其难以把持，一再追求女狐。

反观女狐，却少有因为男子的相貌乃至才情而一见钟情，然后主动上前求爱。狐女多带有更多少女的羞妮，以启发性的暗示和默许来完成求爱。[2]她们大多是无意间与男子相遇，不主动上前表达爱意或袒露性愿望。对于男性的主动试探和挑逗，有轻佻者随意迎合但却透着一丝鄙夷，也有羞怯者一开始委婉拒绝男子的示爱行为。《婴宁》中，“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ii王生直接大胆地表露心意，婴宁看似懵懂憨痴的回答实则一种委婉的拒绝，王生深感遗憾却也无计可施。

男性主动虽是一种常见的恋情模式，但人狐恋中的也有少数女狐出于某种非情欲的特殊目的，主动表达爱意，表示希望与男子结为伴侣。女狐所求之爱非一时的肉体欢悦，而是以期与之构建更为稳定持久的恋爱关系。男子对此大都欣然接受，且当下便与之发生性关系。根据求爱目的和原因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类：一为报恩，《小翠》里女狐下嫁只为报答其父王太常多年前曾无心救下其母的恩情。iii二为听从“父母之命”，《狐梦》中女狐之母来到毕生身边，笑曰：“有小女及笄，可持巾栉。”iv第三类则是女狐经过理性思考，而非一时的情欲激情。“妾茕独无依，如不以色衰见憎，愿持巾栉。”（v《武孝廉》）。年近四十的女狐出于现实考虑，担心自身色日渐衰却茕独无依，便主动提出愿嫁为妻。

二.恋情发展：婚姻家庭

男子与女狐经历了两性相悦的第一阶段，彼此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爱欲快感。然而人狐恋情同样必然要进入人群熙攘的现实，并在这个现实中被赋予价值和意义。而恋情如若要长久延续维持下去，需要谋求一种更加稳定的恋爱关系——婚姻。与第一阶段所不同，婚姻不再局限于男子与女狐双方，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存在，从私密空间进入公共空间，爱情便从个体命运的内部序列进入外部序列，必然受到来自外界各方的影响。[3]这种影响可能是对双方恋爱关系的推进，但也可能形成恋情发展的阻碍。“父母之命”古已有之，《聊斋》来自女狐亲眷一方的态度对于男女的恋情走向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多数的女狐父母对人狐恋情持否定态度，并严加阻止。对此男子往往无计可施，而女狐虽一开始表现为顺从“父母之命”，但最终却选择顺从心意、大胆反抗，且得以成功。当人狐恋情解除来自“父母之命”的压力，双方进入婚姻关系之后，小说便着重表现了男子与女狐的家庭生活。在人狐家庭中，女狐不横加干涉男子的原有生活方式，大多数男性仍旧可以妻妾众多，过着任意逍遥的生活或是安心苦读，准备科举考试，但是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主宰却转移到女狐身上。除了身为人妻基本的操持家务、养育后代等责任以外，女狐还掌管家中经济命脉，家业振兴与否也取决于女狐。

《聊斋》中人狐恋受到“父母之命”影响较为显著的体现在女狐一方，这与人狐不同的身份家世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人狐恋”故事中的男性几乎都属于在科举途中跋涉的书生阶层。而书生的总体特征为清贫落魄、仕途艰难，少数男子尚有与其相依为命的老父老母。如《红玉》里冯氏父子，而大多数情况则是男子孤身一人，家中亲眷甚少。相反，女狐的身份家世则呈现出另一种局面。小说里近一半以上的女狐非单独出现，而是有着父母、姐妹、兄弟等诸多亲人，且与男性发生恋爱关系的女狐又多为家中年龄较小的幼妹。这些携带亲眷的女狐大多是世家大族出身，家境优渥，家教严训。从他们的穿着，所用器物都可窥见其家境良好。《青凤》里女狐胡氏一族是“涂山氏之苗裔也”，除了物质上的富足，女狐的家族还有着极尊贵的血统。

因此，小说中女狐家人的态度影响着人狐恋情的发展走向，然而“父母之命”对人狐恋情起推动促进作用的较少，其更多体现为一种阻碍人狐恋情发展的否定力量，且这种力量在少数几篇“人狐恋”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激烈。《阿绣》中，女狐向男子坦白：“家君以道里赊远，不愿附公子婚”，刘子固欲娶阿绣为妻，遭到其父反对，其父假托阿绣已死以此来阻挠人狐相恋。《辛十四娘》里，冯生主动上门向女狐“十四娘”的父母求亲，被其母当场拒绝，其父立即命人将生赶出。《青凤》中，当青凤之母发现两人私通之后，要将她逐出家门。更为严酷的体现在《鸦头》里，鸦头与王生私奔后被家母与阿姊“提发揪去”，动则对其怒骂、鞭挞。为了反抗这种残暴行径，人狐之子王孜最后杀掉了鸦头之母才又使得一家团圆。在此，我们能够看出“母命”的阻碍已经严重到必须弑母的程度，也能感受到人狐恋情的坚定。

当人狐恋情得以确立并日趋稳定达成某种契约关系之后，家庭生活便成为其主要经营方式。在家庭关系里往往是一种“女主男辅”的模式，女狐居于主导地位，决定着整个家庭的走向，而男子则退居幕后，安心苦读以备科考或是无所作为听命于狐妻。

在《聊斋志异》中，女狐往往是贤良淑德的典范，尽管每位女狐的具体表现各不一致，但“助夫教子兴家业”是她们一切行为的宗旨和核心，且在行为与观念上处处表现得超过寻常人妻。其贤首先体现在她们善打理家务，为男子减轻“后顾之忧”。《狐妾》中的女狐善操持家务，在一夕之间为刘洞九寿辰置办三十余席。其妇德还体现在她们能够大方接受男子的“三妻四妾”。《胡四姐》里的尚生同时与狐仙胡三姐、胡四姐两姊妹“备尽欢好”，《莲香》中桑生希与女鬼李氏发生了性关系。对此女狐莲香不仅不心生嫉妒，还非常理解桑生的行为，“劝生媒通之”。尽管有着狐的非人身份，但她们仍然不忘为人夫繁衍子嗣，懂得传宗接代的重要性。《小翠》里女狐小翠因自己“不能产，恐误君宗嗣”，于是主动提出为夫娶新妇于家，自己悄然离去。除了能够为夫生子，有的女狐还亲自教导养育，使其成熟。如《鸦头》里鸦头使子“温和如处女”。此外，在女狐的精心操持下，减少了男子的经济压力，家中门庭得以光耀。《褚遂良》中租屋人赵某家境窘迫，女狐为他作妇，以法术医治其病，只用了短短几日便改善了家中光景。vi

三.恋情结局：善恶有报

《聊斋志异》里“人狐恋”的结局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典型的大团圆式结局，另一种结局则相对比较复杂，小说虽都是以女狐离开男子而告终，但其离去原因不尽相同：有的离去是女狐对于男子的惩罚，有的却是因某种阻碍女狐不得以而去，就其个人命运而言属于善终。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恋情结局都体现出了某种“善恶有报”的观念。对狐有恩，为人贤德者，即便女狐离去，人狐未能终生相守，女狐也在世俗生活方面为男子提供帮助，最终的结局是男性主人公的生活从本质上得到提升。而与之相反，对于品行不端、人格低劣的男子，女狐往往施以严惩后弃之而去。

典型的“大团圆”式结局，在《聊斋志异》中不在少数，主要表现为人狐恋修成正果，男子家境好转，同时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如《红玉》、《鸦头》、《青梅》等。而除了“大团圆式”结局，人狐恋情也有多数是以女狐的离去而告终的。小说中少有男子选择抛弃或离开女狐使得人狐恋终结，而女狐却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离开男子。离去原因虽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因外力不得以离开，还是自己主动离去，女狐少有依依不舍，而是坚持自我、自主决断，面对男子的挽留毫不动摇，男性反而常是承担苦痛思念的一方。

尽管人狐恋大多因女狐离去而结束恋情，但这并不代表女狐无情无义，而正因为女狐爱憎分明、恩怨必报，故体现了她们的重情重义。由于女狐的参与，男子生活得以改变。而因男子品德行为的差异，其结局又有所不同，女狐作为决断者对其进行公正的评判。《红玉》中冯氏父子二人落魄穷困，但性格方正耿直，所以遭遇不幸得到女狐红玉相助。《青梅》中张生“性纯孝，制行不苟，又笃于学”，《娇娜》里“孔生雪笠，圣裔也。为人蕴藉，工诗。”，因此得到女狐贤助，摆脱原本贫寒交迫的窘境。与此对应的，则是品行不端、无赖狡诈者最后不仅境遇没有改善，反而受到女狐的严惩，结局悲惨。如《武孝廉》里恩将仇报、心狠手辣的石某，《丑狐》里贪财好色的穆生，《毛狐》里愚蠢粗鄙的农民马天荣等。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人狐的恋情结局亦或是男子的最终命运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女狐所决定的，而女狐则又以男子的道德品行来进行决断，小说体现了某种“善恶有报”的思想倾向。

《聊斋志异》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爱情发生机制和恋爱模式。[5]通过对作品中“人狐恋”小说情节的三个阶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蒲松龄一方面使人狐男女双方缠绵悱恻、自由相爱，不回避两性相悦阶段情欲的解放。因此肉体欢爱与官能享受是恋情基础与前提，“人狐恋”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感官的爱恋上，只有少数能够达到灵肉结合的境界。另一方面作者又一再将他们拖回现实的境地，“人狐恋”非一朝一夕的爱欲之欢，想要长久维持延续也与普通男女间的爱情一样，从私密空间进入公共空间后，既有男女关系内部产生的诸多矛盾的影响，又承受着来自外界社会的各种压力，然而恋情的最终结局主要取决于“人”的道德观念和思想行为，并经由“狐”赏善罚恶的行为处决方式来对结局进行书写，这种公正判决则体现了某种“善恶有报”的思想倾向，从而实现了“人狐恋”模式的道德化。

[1]宋耕：《解构爱情话语———重读〈聊斋志异〉》，《文学史研究》，2009年01期。

[2]周怡：《人妖之恋的文化渊源及其心理分析——关于〈聊斋志异〉的两个话题》，《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03期。

[3]陈然兴：《快感享用、肉身消耗与实惠补偿——论〈聊斋志异〉中的爱欲书写策略》，《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01期。

[4]周先慎：《论〈聊斋志异〉中的婚恋问题小说》，《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04期。

[5]尚继武：《对男权的冲击和消解——论〈聊斋志异〉女权伸张》，《蒲松龄研究》，2004年03期。

注释

i《聊斋志异上插图珍藏本》作者:（清）蒲松龄著，第244页。

ii《聊斋志异上插图珍藏本》作者:（清）蒲松龄著，第70页。

iii《聊斋志异下插图珍藏本》作者:（清）蒲松龄著，第470页。

iv《聊斋志异上插图珍藏本》作者:（清）蒲松龄著，第286页。

v《聊斋志异上插图珍藏本》作者:（清）蒲松龄著，第298页。

vi《聊斋志异上插图珍藏本》作者:（清）蒲松龄著，第7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