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杰

陶渊明是东晋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是中国第一位山水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对于这位诗人的学习，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两册语文教科书中，先后有多次入选了陶渊明的作品。其中就有《桃花源记》《饮酒》其五、《归园田居》其三及《五柳先生传》，乃至于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中也有“晋陶渊明独爱菊”之类的表述。一位诗人的作品在一套教材中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足见其地位与成就。

笔者在八年级下册《五柳先生》一课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对于陶渊明的人物认识与情感世界仅仅停留在不慕荣利、消极避世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多一层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在文字的背后，有着一个别有深意的“五柳先生”，隐藏在其内心的多重世界。

一、三大爱好勾勒出一个喜乐世界

《五柳先生传》虽在开篇就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看似是陶渊明为“先生”所写的他传。但在萧统所写的《陶渊明传》中却表述到“潜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见，文中的“先生”就是陶渊明自己，是陶渊明假托他人之口吻为自己所写的一篇自传。在文中直接写明了“先生”自身的三大爱好，即好读书、嗜饮酒与喜著文。从这三大爱好就让我们看到了“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的陶渊明的喜乐世界。

（一）好读书，一份快乐的精神享受。中国的传统文人向来就贬低体力劳动，崇尚博取功名，光耀门楣。所读书者更多便是把读书当作是求得一官半职的敲门砖。自古就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古人宋真宗更是向后世的寒门学子勾勒出了一幅读书人功成名就的华丽场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试问，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之下，读书人自然是一心苦读，心无旁骛，直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境界，这是一种极端化的追求，也是病态化的无奈。

虽然就科举制度而言，一直要到隋唐才出现。但在五柳先生所生活的东晋，是讲究门第与出生的。中下阶级的读书人想要挤入士大夫阶层，读书依旧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所以勤奋苦读是必不可少的。

但五柳先生似乎不那么认为，“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可见，他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与精神享受，与功名利禄无关。在这样的前提下读书，一切都是无欲无求，无拘无束，轻松享受地读书才会有“欣然”的感觉。他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只求精神上得到安慰，他的不求甚解是他率真自然性格的反映。这样的读书，怎么不让人向往？

（二）嗜饮酒，一份率真的精神放达。人们常道，中国文化其实就是酒文化。古代文人历来爱酒。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李白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苏轼的“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一杯浊酒似乎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且还被文人赋予了某种精神文化。作为一种寄托，它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乃至人生态度、审美情绪等诸多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讲，饮酒便是在饮文化。与俗子的酗酒是有不同的。

五柳先生似乎在此基础上更精进了一层。“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酒桌之上本该是叙旧谈天，觥筹交错。知交故友可增进感情，陌路旁人可建立情谊。若围坐中有一二达官贵人，饮酒便又成了攀权富贵的捷径。但陶渊明并没有，特立独行的他把喝酒当作是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在没有约束的情境下喝酒，与自己的亲人好友一起喝酒，并且寄情于酒，这也是他率真放达的体现。

（三）喜著文，一份淡泊的精神自娱。写文章其实是读书人的共有爱好。不论是著文还是著书，其实都有着它的积极意义。往往能够著书立说的古人都是一时的才俊，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读其文章犹如与名人雅士对话，会不知不觉受到影响熏染，从而改变读者的气质与风貌。

但同样的“著书立说”似乎到了东晋开始了极端。虽然有不少文人从事写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学说，但其终究目的还是为了给 别人看，树立自己的社会声望，或向权贵者求得高官厚禄，若能在史书小说中留下一笔，那便是最高的荣耀。

五柳先生也才华出众，可他只是为了“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写文章的目的是“自娱”，也就是自娱自乐，这正是他自得其乐，淡泊名利的体现，与世人的追名逐利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这个身处污浊社会而保持高风亮节的五柳先生形象更加令人钦佩万分。

可见，三大爱好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潇洒隐士，他总是面带一抹淡淡的微笑，不为世俗与个人所动容，是一位静观花开花落，闲看云卷云舒的世外高人。难道“五柳先生”的内心真的就平静如止水吗？

二、闲逸避世折射出一个失意世界

（一）丈夫之志使其“金刚怒目”。五柳先生并非生来就一副隐逸者的形象。年少时的他饱读经书，颇有壮志，怀揣“大济苍生”的报国之志，从官十三年，先后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务。早期的陶渊明也写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以及“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论荆轲》）等意气奋发的豪迈之诗。在这类诗歌中，作者都将自己比作为连续战斗，为民请命，而又精神不灭的斗士形象。可见，在作者早期的心中，是有的着坚定不移的人生理想的。

清代龚自珍也别具慧眼地认为“陶潜恰似卧龙豪，千古浔阳松菊高，莫道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他看到的陶渊明不是平淡，而是诗人的豪气，像梁甫一样的才能，可谓入木三分。

上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也曾说：“（陶渊明）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范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的飘飘然。”

其实不光早期，在随后穷途末路的时候，陶渊明也曾三度出仕，投身刘裕幕下，以一介文人的身份，屈居小小幕僚，有似于杂役。在经历了三番五次的从政失败及居丧躬耕之后，依旧选择重走仕途之路，可见他心里仍然有着“大丈夫扬名立万”的信念。

所以陶渊明诗作一百二十余首，除了大部分是田园诗之外，其余不过二十首，例如《咏荆轲》、《述酒》、《饮酒》、《读山海经》、《拟古》、《杂诗》、《咏贫士》等诗，或刚毅，或激愤，风格与我们熟悉的田园派迥乎不同。

（二）多重矛盾使其报国无门。那么，为什么在同一位五柳先生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避世消极与豪放奋进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呢？这显然和诗人所处的现实环境有关。

东晋世风是政治动荡，社会黑暗，风气污浊，讲究门第，讲究出生，等级制度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于庶族寒门的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陶渊明的曾祖虽以军功取得晋朝的高官，但本身并非贵族，在当时就已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社会生活动荡不安。到处潜伏阴谋与杀机，密布陷阱和罗网，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生不逢时的陶渊明感叹道：“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

这使得陶渊明形成了矛盾多重的性格。他不满当时的门阀社会而无法公开抗争，身处官场而不愿堕入俗流，虽身负避世隐逸的雅号但又不能决然遁世。这种矛盾的性格衍生出了他时而田园时而刚烈的诗风，一静一动，恰是陶渊明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理想丈夫之志与现实报国无门的直接对立。

此外，信仰熏陶也是使得陶渊明内心矛盾的原因之一。东晋时代，除了儒家外，佛、道思想异常活跃，作为这个时代的产物——玄学也大肆传播。其中儒、道思想对诗人的印象最大。归隐前，他以儒家的“遗烈”为榜样，固守自己的高尚节操，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历览于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的表述。但他又受着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影响，流露出静穆与飘逸的外表。

（三）掩饰孤愤使其寻求避世。但内心的多重矛盾终究是痛苦的，为了化解内心的苦闷孤愤，陶渊明选择了一条最好的退守之路，想要在田园生活中求追求任性自然，保存自己内心的一份本真，以此来寻求寄托，掩饰内心的痛苦。

在《五柳先生传》一文中，全篇仅有172个字，但“不”字反复出现了9次。这9个“不”字，似乎就成了陶渊明对东晋社会绝对失望之后，所喊出了一声声战斗的呼喊声。东晋是讲究出生与门第的，陶渊明却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当贵族们都为着高官要职，明争暗斗时，陶渊明却说“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当社会上读书人大都将书本当做是求得一官半职的敲门砖时，陶渊明却说读书本该“不求甚解”，当人们把酒桌上的寒暄套话当成是攀权附贵的捷径时，陶渊明依旧坚持着“曾不吝情去留”交友方式。所以他不能被这个社会所接受，他更不愿意为这这个会而改变，始终过着想喝酒却“家贫不能常得”的日子，住着“不避风日”的房子。口中毅然铿锵地说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生格言。

所以，一篇短短的《五柳先生传》我们就看出了一个与世俗格格不入的陶渊明，这也是对东晋社会的绝对失望后的无奈与自保。可见，“好读书”、“嗜饮酒”与“喜著文”这三大爱好之后，陶渊明“喜乐世界”的内心深处，定是难以掩饰的痛苦悲伤。读书与著文的背后是知音难寻的悲，“颇示己志”是无人倾诉的悲，饮酒取乐也是借酒消愁的悲。“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其实，陶渊明的悲喜世界还是偶尔会流露于诗人的笔尖。

三、一喜一悲涵盖出一个群体世界

（一）悲喜世界是文人群体的集中体现。其实陶渊明所折射出的多重的内心世界，其实代表着一类文人群体的共同心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人。”儒家的信徒都将此信条作为人生的高准则，激励约束着自己的价值与行为。他们或深受政治迫害，或惨遭仕途贬谪，但依旧弘毅不屈，坚持向上，这里有“惟吾德馨”的刘禹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还有“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的欧阳修……

从某个层面而言，陶渊明与这类文人群体一样，在悲与喜的矛盾碰撞下，在人生的低谷中，他们并非真正脱离尘网，而是跟随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将内心深处的情感愈积愈烈，进而构成文人群体中特有的精神力量，感染着世代，成为了国人精神中的重要组成。

（二）悲喜世界是受众群体的审美取向。在如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都传承了《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之美的美学特点。悲喜交融往往也成为了文学作品中的常用手法，悲剧中有许多喜剧因素，喜剧中又蕴含了诸多悲剧因素。

人文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悲喜世界、悲喜情感，往往蕴含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其中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有对弱势人群的同情，还有对光辉人格的顶礼膜拜，更有对虚假丑恶的嗤之以鼻……悲与乐巧妙结合的人物形象与作品，不会让人因彻底的低迷而丧失动力，也不会过于轻浮而失了行为尺度。陶渊明悲喜的多重世界恰恰符合了受众群体的传统审美取向。

总之，拨开云雾见天明，透过文本看内在。一篇简短的《五柳先生传》让我们见到了一个“平淡”、“静穆”的诗人，也看到了一位原本“金刚怒目”而后又“消极避世”的隐士，风格迥异，内心多重。可见，品析文章不能仅仅停留于文字的表面，可能需要我们走进人物的内在，挖掘其特有的精神内涵，感受作者多重的内心世界。

参考文献：

[1]张乃嶷 试论陶渊明的“金刚怒目”诗.《皖西学院学报》2014年2月。

[2]姜艳婷 情趣相融理自成.《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2015年11月。

[3]肖元凯 文本解读的“创造性背离”.《语文教学与研究》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