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惊涛

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这“两个最危险”的重要论述，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一样，是我们党着眼于所处的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立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任务、新使命和新特点，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大力推进的理论创新。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两个重要论述的相互联系和精神实质， 切实做到始终牢记“两个务必”，主动防止“两个最危险”；如何自觉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本刊专访了历史学者、中国作协会员、时事评论员顾伯冲同志，请他谈谈这方面的理解与认识。

不同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同一个历史课题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关于“两个最危险”的重要论述，令人震聋发聩，大家在学习领会中很自然地联想到67年前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这两个重要论述作为时代的思想产物，产生的历史方位有何不同？贯穿两者的主线又是什么？

顾伯冲：首先，“两个务必”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长期被压制、被围剿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入城市领导农村，中国在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的历史时刻提出来的。可以说，这是共产党人在进京“赶考”前的冷静思考，也是毛泽东同志带着胜利之师跨进历史凯旋门时发出的警世箴言。“两个最危险”的重要论述，则是我们党经过67年的执政，如今正带领全国人民朝着“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迈进，处于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处于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的历史方位中，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又面对诸多世所罕见的挑战和风险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基问题的准确把握。

其次，这两个重要论述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智慧，闪耀着与时俱进的思想光芒，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从内容上看，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主要侧重于思想作风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最危险”则主要侧重于精神方面。作风是思想的自然反映，思想是作风的“导航器”，两者是党的建设的“行”与“心”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两个重要论述虽然时隔67年，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主线都是围绕如何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课题，核心是坚定党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领导文萃》：“两个务必”和“两个最危险”如同黄钟大吕，对我们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种自我警醒。这种警醒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顾伯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面临的问题的深刻洞察。在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的前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即将执政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两个务必”的科学论述，是一代革命领袖在踏上新征程之际， 面对全国胜利预做的充分心理准备。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一方面的确富起来了，也强起来了，但发展起来后遇到的问题比过去更多、更复杂，党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两个最危险”的警示，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洞察，也包含着对我党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在巨大成功面前的那种冷静和清醒，那种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

二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价值追求的历史担当。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并始终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具有明显的阶级观念倾向、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超越组织自身生存价值目标和对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最原本的出发点，就是党要继续循着价值追求的轨迹不停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决不能让“李自成现象”在我们党身上重演。因为，掌握执政权力、支配执政资源，拥有了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带来了以权谋私、背离民意的各种可能，迫切需要将胜利之后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剧，很尖锐、很现实地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两个最危险”的重要论述针对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日显枯竭，对党的信仰体系中宏观层次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中观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微观层次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出发，强调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价值追求的历史担当，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具有强大的思想动员功能和精神感召作用。

三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政党建设的科学认识。从政党的性质上说，可大体区分为阶级党与全民党。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政党必然有其阶级性，明确与其相适应的理想信念并作为自己的旗帜。从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代政党运动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个单独执政的执政党如何搞好党的建设并维持长治久安，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两个务必”要求我们党通过思想作风建设保持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以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的强大政治信仰和合法性，使广大民众对新的政治秩序不断产生新的信任和支持，并动员广大民众参与到新的政治体系当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的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的不断提高，党必须适应现代化特别是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规律，使自身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不断制度化和科学化。“两个最危险”的重要论述，突出了我们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政治主张、政策主张，既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又防止在现代政治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的情况下，出现全民党那种超意识形态的现象使其内部包容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观点，为防止演变成西方那种“兼容型政党”，继而成为“政府的职业介绍所”划上底线和红线。

从“两个务必”到“两个最危险”，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领导文萃》：从“两个务必”到“两个最危险”，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请您谈谈这方面的认识。

顾伯冲：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全面、说透彻的。我初步的学习体会和认识是：“两个最危险”重要论述的提出，是在“两个务必”的基础上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执政本质的牢牢把握。我们党执政的本质就是以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为出发点和归宿，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67年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也成为了自身壮大之动力、发展之根本。同时，在新形势面前，也出现了宗旨意识淡化的倾向，诸如时下一些党员干部为资本服务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与商人“勾肩搭背”，进行肮脏的权钱交易，却很少与普通百姓交朋友、拉家常。从2015年的四川南充贿选案，到2016年的辽宁贿选案，暴露了一些地方利用资本操纵选举，直接侵蚀的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势必影响我们党的执政本质。“两个最危险”的重要论述，正是抓住了这个要害之处，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以此教育警示全党。

二是对执政特征的科学把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政党掌握了政权，也就意味着他们具有了对生产资料及大量社会财富的支配权，由此产生出一个对既得物质利益的分配问题。历史上统治阶级总体上的清醒者、清廉者往往属于少数，而绝大多数都是追逐财富、追逐享乐的贪婪淫逸之徒。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归属问题。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是由我们党的价值观与性质所决定的。利益面前最能显现信念的定力，而这种定力随着执政时间越长，就越能检验其韧性和强度。“两个最危险”的重要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握住了我们党长期执政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从源头上号准了我们拒腐防变的症结所在，切准要害、防微杜渐，可谓是“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

三是对执政法则的深刻把握。常言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通常情况下，艰苦的环境能够激励一个政党团结奋斗，齐心协力去克服困难，从而增强团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险恶的环境能够迫使人们同仇敌忾，背水一战，发挥出异乎寻常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化险为夷创造奇迹，产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相反，和平安逸的环境，却往往使人们斗志涣散锐气消减，内部容易产生骄傲、懈怠、腐败等现象。历史上一些“坐天下”者一旦政权到手，往往背弃理想，创业的结束也就是革命的完结，出现由勃勃生机转化为保守停滞甚至腐朽溃败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败气象。“两个最危险”的重要论述，就是借鉴了这个法则，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用在险恶环境中磨炼出来的意志，消除和平安逸环境中容易出现的危险；筑牢理想信念的大堤，抵御腐朽思想浊流的侵蚀。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四是对执政软肋的清醒把握。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可以说，腐败是执政的软肋。而所有的腐败者，从“老虎”到“苍蝇”都有一个理想信念缺失的问题。腐败最大的危害，就是使执政党丢魂失魄，信念丧尽，继而产生“塔西佗陷阱”现象。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是掐住腐败命门最有力的抓手。只有让软肋不软，才能正确把握执政使命、执政方位、执政方略、执政方式以及执政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路径，否则就会“蚁穴溃堤”。“两个最危险”的重要论述，从信念的高线与作风的底线相结合的角度，警示我们把执政的“根”和“魂”扎深筑牢，在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不迷失、不糊涂、不犯错，确保为民执政行稳致远。

苏共亡党失政是“两个最危险”的有力佐证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最危险”的重要论述可谓一语中的，苏共亡党这一在20世纪震撼世界的大事，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请您谈谈苏共是如何亡党失政的。

顾伯冲：这的确是一个活生生的事例、很好的注脚。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建立起来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有着鲜明而严整意识形态、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由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带领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在经历了无数的成功与失败之后，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但在25年前亡党失政了。一个政党胜利的后遗症，可能是狂躁；失败的后遗症，常常是畏缩。苏共胜利后的狂躁症与失败后的畏缩症都犯过。究其原因，就是理想信念的定力不牢。从中，我们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对理想信念认同、坚定程度的强弱，与其生命力和执政地位的稳固是成正比的。

早在列宁时期，苏共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是自不待言的。斯大林尽管有许多缺点，为后来苏共的质变留下了隐患，但在坚定政治信仰方面是不容置疑的，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当时广大党员的政治信仰。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把苏联存在的一些体制机制弊端，简单草率地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问题，引发了苏共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巨大的思想混乱，直接滋生了党内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造就了信仰迷茫的“60年代人”。如果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第一次使普通党员和民众对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产生了怀疑，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高层所出现的种种信仰危机现象，则迅速加剧了民众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不信任。勃列日涅夫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的苏共建设“公开性” “民主化”，就意味着他已经背叛了党的信仰，继而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为党的纲领和基本政治路线。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短短两年之内就有290多万苏共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非常直接地表现出在一个政党信仰崩溃之际社会底层爆发出来的巨大的颠覆力量。

《领导文萃》：请您具体谈谈苏共是从哪些方面导致信念动摇和滑坡的？

顾伯冲：苏共亡党失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远因可追溯到列宁时期建立的“疗养食堂”、二战中红军士兵攻占德国看到西方“花花世界”后思想受到冲击等渊源，近因则是苏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系列改革的失败；外因是西方世界对苏联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内因则是苏共的理想信念逐步动摇和滑坡，由原来的信仰集团蜕化变质为利益集团。在所有的这些因素中，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直接导致这一问题的发生，主要有这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政治精英率先动摇。尼克松曾与赫鲁晓夫接触后就做出这样的判断：“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戈尔巴乔夫也曾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到了苏共执政后期，党内充斥着一帮当面信誓旦旦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转过脸来却像虐待狂式地践踏它，甚至投入了不久前还是敌人的营垒的两面三刀之徒，从而一步步掏空了苏共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大厦。值得一提的是，苏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力推行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当时的确发挥过一些作用，但后来过分注重海外背景、高学历等，使得一些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甚至与苏共离心离德的人走上领导岗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思想的洗牌和制度的重建。

二是全民逐利掏空信念大厦。苏共政治信仰逐步坍塌与大权紧紧在握交织在一起，接下来的事就显得非常顺理成章：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就像从笼子里挣脱出来的一只只怪兽，对贪腐这样的事已经不再用原有的那块遮羞布了，而是更加明火执仗。公开贪腐成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相互效法的敛财之道，成为了公开的潜规则。苏共各级领导干部腐败行为直接导致了广大党员和民众与党离心离德，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追求目标的质疑甚至不信，后来贪腐这个“瘟疫”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演变成为了一场真正全民参与的腐败活动。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写道：“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最后坠入深渊。”

三是监督反成争权夺利的工具。尽管苏联社会对民众流行的称呼是“公民”，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公民权，官员不是由他们选举的，也不受他们的监督。这一专制体制的致命缺陷，就是对各种权力没有制衡、监督，更没有纠错机制，民众在这个体制中只是一个陪衬。赫鲁晓夫上台伊始，就对加强党内监督进行过一些改革，但由于他对党内监督机制改革起点认识的片面性和肤浅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不可能致力于在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科学化框架下的党内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构建。戈尔巴乔夫曾对党内监督体制和机制方面提出和实施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举措，但是由于他主张党的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导致了党内思想上的严重混乱和组织上的严重涣散。由此，党内监督方面的改革丧失了灵魂，走偏了方向，监督机制的运行丧失了统一的组织保障，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党的统一领导，成为反对派攻击、牵制苏共的工具，成了党内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维护自身权力和利益的工具。

四是民生滞后招致民心丧失。对于执政党来说，民生就是民心。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专制、僵化，必然会反映到经济体制机制与政策制度中。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增长率开始呈下降趋势。1971年至1975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5.7%、1981年至1985年为3.2%、1990年为-4%、1991年为-15%。由此，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矛盾加剧。据当时苏联有关部门统计，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供应经常短缺。截止到1991年7月1日，苏联居民前往安置局求职的大约有1300万人。当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不仅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低于东欧国家和曾经落后的亚洲国家，使得各民族对“苏联”产生反感乃至敌意，民心因此丧失殆尽，联盟自然失去了凝聚力。

牢记“两个务必”、防止“两个最危险”，是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拒腐防变的永修课题

《领导文萃》：我们党在今后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如何把牢记“两个务必”、防止“两个最危险”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整体能力？

顾伯冲：这些年，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富迅速增长，但贫富差距拉大，消费分层多样，权力面对的诱惑前所未有，“四风”蔓延曾一度令人震惊。加之，境外敌对势力乘机加大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导致了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模糊动摇。正如《红楼梦》所云：“心痛还得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还是要从坚定和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入手，让“两个务必”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让“两个最危险”警钟长鸣，震撼心灵。

一是坚持把对症“补钙”与激活“造血”结合起来。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我们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对那些患上“软骨病”的人，要有针对性地讲清道理、讲好故事、系好“扣子”，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逻辑征服人、以鲜活的事例感染人、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引导人，不断健全党的信仰体系的引导机制，并广泛传播和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当然，“补钙”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不同时期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利益关系调整后形成的思想症结，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我们党的队伍的思想中，不同程度地造成“钙”的流失。因此，我们要在对症下药的同时，要不断激活党的队伍理想信念的“造血功能”，持之以恒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以此铸成普遍的价值基础，形成相应的思维模式、判断标准与思想准则，同时不断加强党的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从而在任何情况下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只有党的思想肌体里“造血功能”增强了，才能为政治肌体、组织肌体健康强壮提供富有活力的新鲜血液，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保证。

二是坚持把“利益认同”与“价值认同”结合起来。我们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利益。对广大群众来说，理想信念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实实在在的共同利益。“共同”与“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共同”的政治前提是由相同的价值所凝聚起来的根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富裕”的物质基础是由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因此，在“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定放飞价值认同这个思想精灵，寓价值观与利益观之中，从而产生出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做到民生改善一步，共同的理念信念坚定一层。

三是坚持把党内监督与立体监督结合起来。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必定会产生腐败的恣意妄为，造成权力运作的失序，从而加速自身的崩溃和灭亡。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并力求绵延长久，就必须用法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制约，迫使他们只能获取法内权利，不能觊觎法外特权。管利实质就是管心。这些年，我们加大党纪监督力度，形成“不敢腐” “不能腐”的高压态势，最终就是为了实现“不想腐”。触动利益首先要触动灵魂，而灵魂是最具隐匿性的，光靠党内监督是不够的，需要置于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的注视下。如今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工作已不是简单的内部工作，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想使党内监督更加有效，必须要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起来，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真正协调起来，不能成为“花瓶” “摆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将“为人民执政”与“让人民执政”有机结合，是合乎我们党执政逻辑的理性选择。

四是坚持把整肃政风与清净社风结合起来。俗话说，“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政风与社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政风是关键、是前提，决定民风社风。我们要拒腐防变，首先必须要抓好政风，以政风促社风。但社风是土壤、是风向标，影响政风。党风政风是在一定体制内形成的风气，通过严厉整肃收效相对较快，而社风具有社会性、广泛性、民族风俗性、地域性等特性，一旦形成，其惯性作用十分强劲，若形成文化，就更加难以动摇。这些年，我们党坚持高压反腐，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成效举世瞩目，党风为之一新。但是，目前有些地方民风社风的状况却令人担忧，黑恶势力、坑蒙拐骗、封建迷信、族群关系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了很大的冲击。“善恶之习，朝夕渐染，易以移人”。信念最深厚的基础，是大多数人将自己所信仰的理念精神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端正党风、整肃政风与清净社风、清淳民风的辩证关系，在重点抓好党风政风建设的同时，采取道德教育与法治托底的方式，切实扭转和端正当前的社会风气，为理想信念之花争奇斗艳提供肥壤沃土。

五是坚持把“四个自信”与“海纳百川”结合起来。之前，我们一般讲“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现在又加上一个文化自信，构成了“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的理想信念有了这样的自信，基础必然坚如磐石，任凭西方世界如何唱衰、抹黑都不动摇。与此同时，我们的自信不是固步自封，否则就会变成目光短浅、半途而废的庸人。 理想信念的坚定不仅是依靠朴素的感情认知或组织行为的刚性要求，而且要取决于人们认知的理性程度。只有经过人们的反复比较形成独立思考和理性选择，才能过滤转化为扎根于心的理想信念。因此，我们必须具备世界眼光，把握世界走势，借鉴世界文明，回应世界挑战，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既克服封闭僵化，又防止全盘西化。不兼收并蓄，无以成大器。强调对人类先进文明的积极汲取，既是我们党对政治信念自信的表现，也是坚定政治信念自觉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