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斌++钟诚

[摘 要]随着我国乡村旅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开发的组织机制问题越发引人关注，女性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女性村官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决策作用日渐显著。因此，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研究对于深入研究乡村旅游开发组织机制问题，促进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文章在改进计划行为理论（TPB）模型基础上构建乡村旅游开发女性村官参与行为意向影响框架，以282位湖南女性村官的调查问卷为数据来源，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女性村官对于借助旅游开发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参与行为意向较高；（2）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以及参政特征3个变量对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06、0.258和0.250，其中，主观规范影响最大；（3）女性村官参与旅游开发的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参政特征变量间接影响行为意向；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变得更为复杂，这与已有计划行为研究不同。

[关键词]乡村旅游；行为意向；参与影响机理；女性村官；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1-0054-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11

引言

乡村旅游不仅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最佳途径。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主导下，我国乡村旅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5年，我国乡村旅游实际完成投资2612亿元，同比增长60%[1]。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22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4400亿元，从业人员790万（其中，农民从业人员630万），带动550万户农民受益 [2]。乡村旅游不仅在市场需求数量上有了巨大的飞跃，而且在产品供给类型上也有了较大的丰富，各类乡村旅游经济新型业态不断涌现，基础接待服务设施逐步完善。然而，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管理机制仍不健全，组织水平还不高，尤其是对女性村民参与机制的考虑严重不足，这将成为我国乡村旅游深度发展的硬性约束，影响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女性参与旅游发展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3]。1995年，在美国人类学家Gagle的社会性别概念基础上，女性人类学家Swain建设性地提出旅游中的社会性别问题[4]，这为旅游业发展中深入思考性别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实际上，女性与旅游业之间的密切联系自旅游业诞生之后便存在，从旅游产品属性中即可窥见，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指出，旅游业中有近一半的女性就业者，在餐饮服务和旅馆住宿服务中甚至高达90%。社会性别问题分析在旅游研究中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5]。女性与旅游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初表现为女性在旅游发展中的被动参与，在旅游目的地实践中，旅游发展给女性提供了就业，增加了经济收入，从而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得到提升[6-10]；Timothy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女性既是旅游的生产者，又是旅游的消费者[11]，其还是社区规划参与中的重要成员[12]。旅游发展带来的外来文化对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思想意识影响尤为深刻，她们接受各种旅游服务技能培训，变得更重视自我教育与提高，主体意识和自立能力不断得到提升[3，5，8]；除了旅游业的正面影响之外，商品化、大众化也使少数民族妇女文化以及妇女所处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与污染[3，13]。然而性别关系在旅游发展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4]，这种女性与旅游业的互动关系逐渐表现为女性主动角色的转换上，女性在民族旅游发展中主动保护并传播传承民族文化[3，6]；更有部分女性通过参与旅游，逐渐融入当地的政治生活、社区与乡村管理，女性政治参与度明显增强[10]。在旅游发展初期，目的地女性被动地接受旅游带来的冲击，但随着人们旅游发展意识觉醒、旅游服务管理技能提高，女性开始主动适应、参与并积极影响旅游发展，这种互动关系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是隐蔽而深刻的。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同样存在这种互动关系，且表现得更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旅游为女性提供了更好的就业途径、学习机会、角色转换，而且是因为乡村旅游开发中天然的女性属性需要。相对于城市旅游，乡村旅游是以提供自然生态环境、原始农业文明、乡村自然教育为产品和服务的农村生态旅游。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的关联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从女性的视角看待生态问题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女性因其创造生命、抚育生命的特殊历程，而对生命具有更深刻的理解，她们对生态行为空间的观察会更细腻，也更偏好于生态自然的和谐。乡村旅游产品是人类心灵与自然双重作用的景观，是要彰显自然的美和怀旧的爱的产品，女性在这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品质和优势。然而，纵观国内乡村旅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的基础研究，包括概念、特点、现状、问题、策略、管理[14-16]等；乡村旅游的模式研究[17-19]；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问题[20-22]；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23-24]等4个方面。虽然也有少数涉及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女性问题[25-27]，但仅停留在关注女性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经济角色的转变上，这与乡村旅游开发中需要体现女性原则、融入女性关怀、落实女性参与和认同女性价值[28]深层发展严重不符。

在乡村旅游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过程中，迫切需要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女性的广泛参与，以提高乡村旅游开发中的生态品质和人文关怀。我国农村女性占农村人口的一半以上，迫于男性外出务工赚钱的现实情境，农村妇女在生产结构转型、生活质量改善、基层政治建设、生态环境美化等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尤其是女性村官在村级事务管理、农村社区治理、村庄秩序维护、农村旅游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现实权力、资源和性别属性的影响下，女性村官在乡村旅游景观设计、产品开发、宣传、引导村民参与等方面有别于男性的思路或行为；在乡村自然资源开发中更主张保护，而非过度开发；乡村旅游产品设计中更注重融入美学和爱的元素，如乡村民宿经营更注重家的温馨。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从社会性别角度对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意向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旨在深入剖析乡村旅游开发组织机制，为深入推进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1 理论模型与假设提出

1.1 理论模型

乡村旅游开发女性村官参与行为意向属于个人行为决策范畴，对其参与行为机理的研究可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为理论基础加以拓展分析。计划行为理论是社会心理学领域解释个人行为决策的重要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Ajzen对理性行为理论的改进，由于其被证实具有极强的对行为的解释与预测个人行为方面的效力，因此在国内外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为领域的研究，其在旅游领域的应用多关注游客行为意 向[29-31]，而对旅游目的地开发者或供给者行为研究几乎空白，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意向是影响行为的最直接因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是影响行为意向的3类主要因素。态度预测行为和行为意向的研究在消费领域较多，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许多学者的实证发现，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认知对行为意向经由态度产生间接效果[32-33]，可见态度是一个能被辨别的影响旅游开发行为的变量。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认知在理性行为理论中是与态度平行的关系，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存在直接还是间接的争议性。但是，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经过态度对行为意向存在的一种间接效果，都可以确定，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认知对旅游行为意向的形成机制有影响作用。过去行为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被众多学者加入模型中，并证实了其对行为意向与行为的显著影响[34-35]。女性村官的过去行为可能影响其态度，也可能影响其行为。另外，不少学者质疑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是否足以充分解释个体的行为和意向，并试着在理论模型中增加一些新的变量或与其他的理论模型嫁接，以期提高理论的解释力[36]，如加入过去行为[35]、自我感知效能[37]等，有与顾客价值理论[35]、技术接受模型[38]、自我否定模型[39]等嫁接的，并都证实了整合模型的合理性，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启示。本文中的参政特征是根据女性村官的特殊政治背景所设计的变量，加入模型中使其更适用于研究对象。

有鉴于此，本研究结合女性村官的具体特征，提出行为态度、行为控制认知、主观规范、过去行为和参政特征等5大变量，构建乡村旅游开发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模型，其中，女性村官特殊的身份背景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关系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1.2 假设关系提出

1.2.1 行为态度

行为态度指女性村官所持有的对乡村旅游开发的肯定或否定的看法，本研究的行为态度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测量。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态度可以预测行为意向，态度越积极，个体执行某特定行为的意向就越大；反之就越小[40]。当女性村官对乡村旅游的评价态度为正向时，那么，女性村官便倾向于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反之，则不会参与旅游开发。部分学者研究表明，行为态度除了直接作为影响行为意向的解释变量外，还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出现 [32-33，41]，因此，本文假设女性村官的行为态度在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以及过去行为等变量对参与行为意向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中介调节作用。有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行为态度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行为意向具有正面影响

H2：行为态度在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和过去行为与行为意向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1.2.2 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执行某特定行为与否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它反映的是身边重要的人或组织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重要的人物或组织支持越大，个体执行某特定行为的意向就越大[40]。在本研究中，主观规范指女性村官在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时所面临的参照群体的压力，主要用来揭示女性村官的参与行为是否会受到身边的重要人物或组织的左右。当女性村官认识到周围重要的人或组织（如上级领导、同事、村民等）支持其参与开发乡村旅游时，其很有可能倾向于做出相应的行为。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主观规范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行为意向具有正面影响

1.2.3 行为控制认知

行为控制认知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状况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当个体主观决定是否执行特定行为时，行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必不可少的个人掌握的资源、机会、能力等非动机因素的获得，如时间、金钱、技能、与他人的合作等[42]。女性村官参与旅游开发行为的产生绝非一时的冲动，也取决于其对本村旅游资源条件或自我能力的评价上，只有当其感知到本乡村旅游开发具备了较好的资源、条件和机遇，自身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才会做出参与旅游开发的行为。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行为控制认知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行为意向具有正面影响

1.2.4 过去行为

研究表明，过去行为或过去经验对个人决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熟悉的经验更有利于做出有效的行为[35]。因此，本研究认为过去行为会对女性村官的行为意向具有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H5：过去行为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行为意向具有正面影响

1.2.5 参政特征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人所掌握的信息、资源以及个人背景等对行为意向具有重要影响。女性村官具有典型的政治背景，这是女性村官所具有的社会群体属性，这一背景更有利于其直接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工作。本研究用参政时间、议政能力、参政背景、参政价值认知等来反映参政特征，提出如下假设：

H6：参政特征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行为意向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研究提出以下假设模型（图1）：

2 数据来源及样本分析

2.1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国家民政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合作发起，中共中央组织部与全国妇联支持的农村社会发展项目暨村女“两委”和基层民政干部能力建设项目（项目简称“展璞计划”）中培训女性村官的调查问卷。继2010年发起“启璞计划”之后，国家民政部和李嘉诚基金会自2013年至2016年又在湖南省、陕西省、广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地区开展“展璞计划”公益培训项目。该项目以基层妇女干部培训为切入点，以提升农村妇女干部的领导力为先导，以促进农村社会创新管理并服务于民生为中心，为村女“两委”干部和基层民政干部提供高校集中培训和远程学习服务。本文以2014年湖南省参加“展璞计划”的村女“两委”干部为调研对象。

在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共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变量的测量，其中行为态度包含3个实测题项，行为控制认知包含6个实测题项，主观规范包含7个实测题项，过去行为包含5个实测题项，参政特征包含7个实测题项，行为意向包含4个实测题项，具体见表1。由于本研究借鉴了计划行为理论框架，因此，行为态度、行为控制认知、主观规范、行为意向等变量的测量题项借鉴已有成熟量表，如李华敏（2007）[35]和刘春济（2012）[31]的研究成果。过去行为变量的测量题项借鉴李华敏（2007）的研究成果。由于参政特征变量的参考文献不多，其测量题项主要源于对女性村官的实际访谈结果。在此基础上，所有参考测量题项的表述均根据女性村官访谈和乡村旅游情景进行修改，以保证测量题项与研究对象的匹配性。变量测量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评分，从“很不同意～很同意”依次赋值“1～5”分；二是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职位、年龄、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住址等5项内容。

课题组于2014年8月22日进行了预调查，发放30份问卷，回收29份。通过对预调查数据结果的初步分析，对问卷进行问题语句等方面的修改。正式确定问卷后，于2014年8月29日至2014年11月4日，对参加培训的7期女性村官培训学员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92份，回收290份，其中，有效问卷282份，无效问卷10份，回收率99.3%，有效回收率97.2%。在有效样本中，所有受访女性村官职务都是支部书记或村主任，部分为两者兼任，这符合本研究的研究主题。

2.2 样本统计

问卷结果显示：年龄上，受访者中18～30岁女性村官占4.3%，31～40岁者占14.5%，41～50岁者占55.8%，51～60岁者占23.8%，61岁以上者占1.8%，可见女性村官总体年龄偏高，基层管理经验丰富；文化程度上，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女性村官占22.0%；高中（含职高）文化者占56.0%，本科（含大专）文化者占22.0%，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女性村官占比为0%，可见女性村官的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这也是李嘉诚基金发起公益项目的起源所在；收入上，月平均收入1000元及以下者占57.8%，1001～2000元者占24.1%，2001～3000元者占11.0%，3001～4000元者和4001元及以上均占3.5%，可见女性村官的整体月平均收入较低，这也可能激发其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来提高自身和村民的收入。

研究的信度结果显示，调查问卷量表的总体信度为0.873，各变量测量题项的Cronbachs系数在0.527与0.940之间，其中，过去行为最低，其余均达到0.6以上，量表信度基本可靠。

3 结构模型和假设检验

3.1 结构方程检验与参数估计

观测变量统计见表1。本研究采用AMOS17.0统计软件中的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拟合度的检验，探讨和验证行为态度、行为控制认知、主观规范、过去行为、参政特征对女性村官参与旅游开发行为意向的影响路径。首先，按照拟定的理论模型1（图1）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数大多数不太理想（χ2/df=3.352，GFI=0.795，RESEA=0.095，AGFI=0.731，NFI=0.741，TLI=0.773，CFI=0.798，IFI= 0.800），只有简约拟合指数PNFI=0.659>0.50较符合标准（表2）。

为了寻求更好的拟合模型，本研究对模型M1进行改进与修正，首先，对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修正，根据模型修正指数MI（modification index）与实际理论，增加“行为控制认知”“主观规范”与“行为意向”“行为态度”与“参政特征”之间的相关路径，增加行为控制认知与主观规范之间以及残差相关的路径，增加部分可测变量的残差变量间的相关路径。其次，对变量及测量题项进行删减。调查的女性村官中只有少数几位有过旅游方面的过去行为，整体上这一差别不明显，因此从实际的情况考虑将“过去行为”这一变量直接剔除。行为控制认知中社会资源的测定系数相对较小，“发展潜力认知评价”与“资源”相似；主观规范中的“认为应该”题项与“支持”相似，尝试删除；参政特征中的“参政时间”与“参政背景”以及“左右项目开发”的测定系数相对较小，因此删除其中相似性较大与因子载荷较小的部分观测变量。经过修正，获得新的结构方程模型M2，其拟合度比原始模型的拟合度好，都达到了严格或宽松评价标准（χ2/df=2.462，GFI=0.893，RESEA=0.062，AGFI=0.908，NFI=0.891，TLI=0.914，RFI=0.900，CFI=0.932，IFI= 0.914，PNFI=0.711），其中RMSEA值略大， 但在0.05与0.08之间，GFI、NFI数值略小，但在可接受范围内，表示适配度尚可[43]。由此可以判定修正后的模型拟合度较为理想（表2）。因此，本研究选用修正模型作为乡村旅游开发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模型。

3.2 结构模型检验和分析

修正后的结构模型检验图（图2）显示，各观测变量在潜变量的因子载荷基本都在0.5以上（除V4、V29略低外），总体满足模型要求。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406，参政特征对行为意向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250，且两者都有p<0.001，表明主观规范和参政特征对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女性村官参与行为意向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主观规范对行为态度、行为态度对参政特征、行为控制认知对行为意向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357（p<0.001）、0.503（p<0.001）、0.258（p<0.05），表明主观规范对行为态度、行为态度对参政特征、行为控制认知对行为意向有正面的显著影响。同时，可看出主观规范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行为意向的影响最大（0.406），行为控制认知次之（0.258），参政特征较小（0.250）。因此，假设H3、H4、H6成立，而假设H1、H2、H5不成立。具体分析如下：

（1）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有正面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406。主观规范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行为意向的影响最大，即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意向会受到村民、上级领导、家人、其他发展旅游的村庄的重要影响。我国实行村民自治的基层自治制度，村民是乡村发展参与主体与重要利益相关者，其支持状况显然影响村干部的决策与管理；而上级领导的政策及资金等方面的扶持与支持村庄的发展也是一大助力，2015年国家多个部门集中发力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女性村官的参与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印证本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2）行为控制认知对行为意向有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258。女性具有典型的“精打细算”“小心谨慎”性格特征，女性村官基于工作责任考虑，更加理性，因此，其做出旅游开发行为之前，会先对乡村旅游发展的资源、条件、资金以及自身能力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和评估。一旦觉得符合其认知的标准，就会产生旅游参与行为。这一影响对于减少乡村旅游开发的盲目性，降低乡村旅游投资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3）参政特征对行为意向有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250。这一结果说明，行政职能对于乡村旅游开发具有影响。女性村官议政能力越强、参政价值认知越积极，越容易做出乡村旅游开发的参与行为。从侧面也反映了行政职能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女性村官比普通女性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更大，这为推动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组织协调建设提供启示。

通过模型的修订，本研究发现了模型中存在预期之外的影响关系，尽管H1、H2假设不成立，但并不能否定“行为态度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行为态度具有的中介作用”的已有研究结论，而是揭示了行为态度与行为意向关系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中表现得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

（4）主观规范对行为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357，即参照群体如村民、上级领导、家人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支持度和其他旅游村庄的发展经验对女性村官对发展乡村旅游的好坏评价产生影响，这符合预期的猜想。但是行为控制认知没有对态度产生实质性影响，而是越过态度直接影响行为意向，并且行为态度并没有直接影响行为意向，而是通过参政特征间接影响着行为意向，由此反映了行为态度与行为意向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计划行为理论需视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5）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没有直接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其与行为意向的关系，因为研究发现存在“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参政特征—>行为意向”的影响路径，说明行为态度通过影响参政特征变量来间接影响行为意向，行为态度对参政特征的影响系数为0.503，即女性村官对乡村旅游越倾向肯定态度，则对自己旅游参政能力认知评价越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概率越大。从这种影响路径来看，作为女性村官特有的参政特征属性对原有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突出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女村官旅游参政议政特征变量重构了一个“乡村旅游开发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定量分析女村官开发旅游态度、行为控制感知、主观规范以及参政特征等变量对女村官开发乡村旅游行为意向的影响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女村官的行为控制认知、主观规范、参政特征等因素与乡村旅游开发的参与行为意向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其中，主观规范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最大，而参政特征作为女性村官的特殊身份识别对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具有影响作用，这是以往研究中尚未发现的规律。尽管女性村官作为个体对旅游开发态度积极，但是最终能否参与，还受到职务能力的约束。如果认为自己有一定的职权能力可以决策，则态度越积极，认知越好，行为意向越强烈。深入分析发现，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以及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在改进的女性村官参与模型中表现得更为复杂。行为态度对参与行为意向只有间接影响，而且通过参政特征来传达这种影响作用。其中，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的行为态度直接作用于女性村官的职责与能力，进而促进或阻止参与行为的发生。

为激励并发挥女性村官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作用，研究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引导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以更好提高乡村旅游开发的组织效率：

第一，识别并发挥周边人特别是上级政府的引导作用。由于中国特殊的基层民主制度，从上级领导到下级村民，还有村与村之间的竞争关系，参照群体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倡并发挥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健全并发挥社区机构的作用[44]，并真正提高社区机构以及村民对乡村旅游的认同度与支持度，促进乡村旅游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此外，作为乡村旅游推进的倡导者与协调者，政府应从制定优惠政策和完善基础条件来构建乡村旅游实施和发展的平台，并通过税收、土地、财政等优惠条件引导和促进旅游企业参与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建设；运用多种传播手段、运用多种传播媒介介绍和推广乡村旅游的成功案例，激发女性村官学习其中的成功经验进行乡村旅游开发，避免盲目开发行为。

第二，增强女性村官对本村资源禀赋的自我认知。首先，女村官要增强自我的认知，通过增强女性村官的旅游开发教育培训，增长旅游资源识别与管理知识，从而深入了解本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基础，对以前不重视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乡村文化资源等重新进行评估考量，正确认识乡村资源的旅游价值所在，大力发挥乡村的自然和生态资源优势。在此基础上保护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保护、挖掘、创新传统民间文化，提高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丰度与效度。

第三，提高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的能力，以激发参与乡村旅游的愿望及行为。通过增加女性职务、岗位晋升等方式鼓励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如大学生女村官）参与村集事务管理，尤其是乡村旅游开发管理。女性通过政治平台参与旅游开发的决策、建设、管理等过程，可发挥性别优势，以保护为前提来开发，完善乡村旅游开发的组织机制，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另外，从受访者的人口学特征来看，基层女性村官的年龄偏高、受教育程度偏低，这意味着乡村旅游这一事物并未被这一群体所熟知或深刻理解，因此，可从对乡村旅游理念与发展方式或模式的全面认知与理解、乡村旅游规划、对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特别是相关产业发展管理技能的培训等方面入手，通过短期集中培训、实地考察参观、经验座谈交流等方式提高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的能力，引导其开发参与行为，更好完善参与机制，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源于笔者在服务女性村官培训实践过程中所感知的女性村官行政能力及对乡村发展的实际影响，结合自身专业背景做出的女性参政视角下女性村官参与旅游开发行为影响机理的初步研究。鉴于研究阶段以及数据获取等问题，尚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如何与男性村官的行为意向影响机理进行区分和比较，以反映研究结果的唯一性，这是进一步需要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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