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与他的一次谈话内容，从中大抵可以看出张学良发动事变前的心理状态。

保定见蒋，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前段的热情，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一台把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有机会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可恨。因此，在保定从他的车厢一出来，我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瞬息间我又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对面前的人说：‘我是吓你们的，哎呀，真是啼笑皆非！

《何梅协定》丧权辱国。何应钦坐镇北平，强制东北军调离华北，蒋能让东北军入住华南？里外两层加压，注定了命运，不能不去西北。自己的家乡就越离越远了。日本鬼子最高兴，我东北军官兵，最不高兴。西北苦寒，又是当地军队的地盘，简直是逼人跳井！去西北不仅与家乡越离越远，与鬼子隔离开，而且被命令去‘剿共，并高喊‘攘外必先安内。军令能违抗么？不能不打。如剿共幸而获胜，还有抗日希望，至少可暂时保存实力，留有后望，奈何！一战而败，接二连三，损失惊人，如此下去，不仅抗日无望，侥幸图存，亦大失所望。而且南京马上给我冷遇：撤番号、减军费，更使我东北子弟想不开，老家让给鬼子，撵到西北来，等于发配。前线官兵自发地停战，心情忐忑。觉得红军善意合作， 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而上面却硬逼送死。这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摘编吴殿尧著《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