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仕阳

如何在“中国梦”大背景下实现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我们认为，积极构筑儒墨互补之桥梁是实现中华文化当代复兴的有益尝试与可能路径。儒家与墨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价值绝不在于“博物馆化”地展现古老文明曾经的辉煌，而在于参与现代中国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这是儒墨两家之“天命”所在，也是中华文化之“天命”所在。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儒墨两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之可能性与现实性以及技术、制度设计，为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推动提供有益助力。

一、儒墨异同与理论分疏

儒墨并称“世之显学”，堪称先秦诸派中的双子星座。两派在尊贤、修身、仁义、义利、忠孝、节俭、天命鬼神、礼乐制度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意见，尤其在“爱人”上持不同主张。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仁爱”、“兼爱”，可谓中华民族关于爱的最具智慧的阐释，但这也是儒墨之根本分歧所在，所以《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丘贵仁，墨翟贵兼。”

总体看来，儒家提倡之“仁爱”与墨家提倡之“兼爱”存在三大差异，同时亦有三大共性。就差异性而言，其一，具体内涵不同。儒家向来重情理、重血缘亲情，这集中体现于儒家的“仁爱”思想。毫无疑问，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即由血缘亲情之“亲亲之爱”推广到“泛爱众”之爱，这就是孟子所讲的“推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宋儒张载所讲的“民胞物与”。比之墨家主张的“兼爱”，儒家提倡的“仁爱”并不显得格调不够，在天地境界与宇宙情怀观照下，儒家“仁爱”反而多了几分人情味，“直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