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灵

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包头 014010



从婚姻生活看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张海灵

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包头 014010

唐朝时期社会环境较为轻松，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明开化，法律较为完善，因此，唐代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首先，唐朝的妇女在婚姻自主中获得了极大的权利。她们除了遵循基本的六礼及年龄、血缘关系的限制外，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也有所松动。女性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择偶权和自主离婚权。唐朝的历史文献、典籍中的记载非常多，例如在《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选婿窗》中记载：唐代宰相“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厅事壁间，开一横窗，饰以杂珠，幔以绛纱，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下自选，可意者事之。”[2]既反映了女子自主择偶权。而且唐朝首创和离制度，在夫妻之间提倡的是“好合好散”。唐朝还规定了“三不去”[3]，即“有所取无所归”；“有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三不去”是防止男方随意以“七出”为由，而提出离婚。唐律中也允许妇女主动提出离婚，例如《云溪友议》中记载：“颜鲁公为临川内史……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知之也，山妻厌其饘臛不足，索书求离。”[4]又如《云溪友议》中记载：“书生崔涯与妻子雍氏原本感情甚睦，但因催生对妻雍氏之父不敬，其父久而不能容，呼女而出崔涯，令女与崔离异。”[4]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妇女拥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离婚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