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新疆地区草原石人所佩戴刀剑器名考

2017-01-28王志炜罗丹

山西档案 2017年2期

文 / 王志炜罗丹

文 / 王志炜罗丹

新疆地区发现的隋唐时期草原石人大多为武士型石人，他们右手持杯型器皿，左手或左腰侧佩戴刀剑器。将刀剑器进行准确考辨对草原石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也是识别这些石人身份地位的依据。文章运用考古类型学、图像学的方法，将这些刀剑器划分为四种类型，再结合汉文文献、考古发掘实物和图像材料，以及萨满遗俗，论证出所佩短刀剑器为餐具刀子，长刀剑器为仪刀和横刀。

草原石人；刀子；仪刀；横刀

在新疆地区发现的隋唐时期的草原石人中，有不少石人腰间都佩戴了短刀或长刀剑等兵器，学者一般将这些石人称作武士型石人。这些石人都保持着大致相同的姿势，均为右前臂微曲于胸前，右手持半圆形杯，左手或左腰侧佩戴刀剑器。其中有的石人是左手持短刀剑器或左腰侧悬挂短刀剑器，有的是左手竖握或斜握长刀剑器，也有的是左手斜握长刀剑器，且左腰侧悬挂短刀剑器。石人身上所佩戴的刀剑器大都呈现出一种规定性的形态，刀剑器与身体及周围装饰物一般也都表现出相同的空间关系。间。有的短刀悬挂于石人左侧腰带正下方，与抚腰带的左手之间一般保持10厘米左右的距离；有的石人左手握刀于腰部左侧或下方。

B型：手竖握的长刀剑器，长度约为70厘米。石人左手竖握长刀剑器，器身竖直垂于腹前及腰下，器柄与石人胸齐。

C型：手斜握的长刀剑器，最长不超过70厘米。石人左手握长刀剑器于腰部中间位置，器身斜于身体左侧。

D型：同时佩戴的长短两把刀剑器，短刀剑器的长度在20-30厘米之间，长刀剑器的长度在50-70厘米之间。石人左手斜握长刀剑器，且左腰悬短刀。

一、发现与类型

通过查找新疆已发现的草原石人资料，发现执握和佩挂刀剑的石人全部为墓地石人，都属隋唐时期，广泛分布于天山北麓和阿尔泰山南麓沿线，尤以阿勒泰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最为集中。其中保存完整、形态清晰的共有二十尊左右，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对象。它们被俗称为“突厥石人”，展现的是突厥时期或突厥人的形象。

草原石人身上所佩戴的刀剑器，一方面在坚硬的石料上很难表现出刃的细节，再者刀剑多覆盖鞘以至刃不明；另一方面刀剑身较长，受石人体积的限制一般无法表现出锋的形象。由此，区分刀剑的两个关键要素——单刃或双刃、斜锋或尖锋在草原石人身上都不甚清楚，故无法准确判断其所佩戴武器是刀或者是剑。再者，汉唐之际也有将刀剑混称的习惯，“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1]，“（阚棱）善用大刀，长一丈，施两刃，名为陌刀”[2]。因此本文统一将其称作刀剑器，根据其形制及佩戴方式，可大致分为四种类型。

A型：佩戴的短刀剑器，长度约在20-30厘米之

二、唐“蹀躞七事”与“柘羯精骑”的行军装备

从高宗上元年间至玄宗开元年间，朝廷五品以上武官官服遵行“蹀躞七事”制度。“七谓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也”[3]，其中佩刀、刀子属于自卫武器，砺石、针筒、火石袋、契苾真属于行军出行必备用品，哕厥属于祆教法器。

隋唐汉地的“蹀躞七事”舆服制度源自突厥人的行军装备风俗。突厥有三种重要的军事力量“侍卫之士、控弦之士与柘羯”[4]260，“蹀躞七事”就与“柘羯精骑”的单军装备、装束有关。[4]260“柘羯精骑”虽然是突厥军队的精锐力量，但“蹀躞七事”却并非由突厥人传至中原，而是由粟特人等蕃兵完成的。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胡人——粟特人是突厥军队“柘羯精骑”的主要构成部分，虽然突厥与唐朝分庭抗争频频交恶，但粟特人与唐朝关系密切，尤其是在推翻隋朝的战争中他们与李渊的唐军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加之其骁勇善战的品格和卓越的战斗力，于是突厥精骑的优点被初唐军队所吸收，进而由军队进入宫廷，成为朝廷武官的主要服饰形制。再者，突厥军事力量的强盛日益威胁初唐的统治，加强对突厥这一劲敌的学习也成为唐朝军事训练的重点，“高祖选精骑二千为游军，居处饮食随水草如突厥，而射猎驰骋示以闲暇，别选善射者伏为奇兵。虏见高祖，疑不敢战，高祖乘而击之，突厥败走。”[5]

白鸟库吉从词源和语音学上找到了“蹀躞”源自东胡的证据。他认为《晋书·佛图澄传》中记载的羯语“替戾冈”一词中的“替戾”在蒙古语、通古斯语中音为daila、tai-lei，[6]62-63其汉译即为“蹀躞”。再者，虽然初唐武官舆服制度没有严格执行“七事”，经常随意添加文官的“手巾、算袋”，而凑成“八事”、“九事”，但“七”这一数字确实是源自中亚地区流行的祆教，这再次为“蹀躞七事”源自东胡提供了佐证。

三、刀子、仪刀、横刀考辨

（一）A型为刀子

唐代，A型刀剑器不属于制式兵器，而是一种餐刀，应为“蹀躞七事”中的刀子，其主要功能为切割食物。证据如下：第一，中原文献中有刀子为餐具的明确记载。唐玄宗赏赐安禄山“卿鱼并鲙手刀子”，[7]560杜十娘“暂借少府刀子割梨”[8]9，不管是鲙鱼还是割梨，都说明刀子的餐具功能。再者，《太平广记》载王琦“畜一净刀子，长尺余，每念诵即持之”[9]，这与石人所佩戴的身长20-30厘米的A型刀剑器形制比较接近。第二，北周、隋唐时，中原地区的雕刻、壁画中也发现过刀子的图像，例如李无亏石墓门上雕刻的“天王”形象手中握着的小弯刀，有的鞘外还附有洁手的帨巾，[10]因为石雕不宜表现帨巾，所以其饰物中一般不见该物品，这再次说明其餐刀性质。第三，右手持杯，左手持刀子成为A型石人的规定性动作，这共同构成了一个宴饮的叙事主题。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唐代中原地区汉人的考古图像中，刀子一般由系在刀柄上的长带或金属链竖直悬挂于腰带之下，而粟特人一般采取“横佩”的习俗，草原石人所佩戴的刀子要么斜挂，要么斜握，与粟特习俗吻合。

（二）B型长刀剑器为仪刀

仪刀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仪卫用刀剑器，在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手拄仪刀的壁画、陶俑、雕刻图像。仪刀有复杂的演化过程，经历了班剑、御刀、长刀、仪刀等名称上的变化，其功能也逐渐由防御转向仪仗，“今仪刀，盖古班剑之类，宋晋已来，谓之御刀，后魏曰长刀，皆施龙凤环；至隋，谓之仪刀，装以金银，羽仪所执。”[1]在唐代壁画中，仪刀主要为步仪卫所持，少数为车属仪卫所持。[11]

自汉魏以来，中原地区的墓石壁画中就有拄刀守门武士的图像，这些武士多是广袖袍服的汉人形象，但隋李和墓前的拄刀仪仗门卫却有着西域胡人显著的长髯、八字胡以及窄袖，这说明这个门卫的身份，要么是汉化的胡人，要么是胡化的汉人。再者李和墓拄仪仗门卫图中门卫手竖握长刀于身体中间的姿势和刀柄带有圆环形装饰的形制特点与阿勒泰市境内发现的乔阿梯石人非常相似，由此可推断B型长刀剑器为仪刀。

另外，在西安西域人郁久闾可婆头的墓葬中也发现了手拄仪刀的门吏俑形象，在同时期汉人的墓葬中也发现众多手拄仪刀形制的图像，如高力士门扉武官像手拄仪刀姿势等。“持环首仪刀或拄仪刀护卫的门吏,主要流行在北朝、隋代到唐代高宗时期”，[12]可见，草原石人手拄仪刀形制的背后与隋唐文化制度关系密切。

（三）C、D型长刀剑器为横刀

《唐六典》记载了唐代流行的四种制式兵器，“刀之制有四：一曰仪刀,二曰鄣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鄣刀盖用鄣身以御敌。横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于隋。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1]。根据C、D型长刀剑器的形制，以及上文各种刀剑器的特征，笔者认为其不可能为仪刀、鄣刀或陌刀，只可能是横刀。

第一，根据鄣刀的功能来推测，鄣刀应该为一种特大号的重型兵器。《说文解字》言鄣“与障同 ”，要实现“用鄣身以御敌”这一功能，草原石人所佩戴的最长不超过70厘米的刀剑器与这种特大号重型兵器在形态上相去甚远。

第二，陌刀主要为步兵所用，这也不符合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的用兵习惯和善骑尚武的习俗。

第三，由刀剑器的功能来判断其可能为横刀。草原石人一般为武士或仪卫形象，这一点已得到确证，在中原文化中横刀也被用来作为武官或仪卫的必要装束规制。初唐用“蹀躞七事”来象征五品以上武官的层级，唐代大驾卤薄服饰制度中的清游队也有“每队一人戎服大袍，带横刀；执旗二人；引二人夹皆戎服大袍，带弓箭、横刀”[13]的装束规制，在陕西地区唐墓壁画的仪卫图中还得到了仪卫手执横刀的图像。加之“蹀躞七事”为西来胡俗，可判定草原石人所佩戴长刀剑器为横刀。

第四，由刀剑器的佩戴方式来看可推测其为横刀。横刀因“用皮襻带之，刀(斜)横掖下”[14]的佩戴方式而得名。从图像上来论证横刀与“蹀躞七事”之间的关系，马冬[15]提出横刀太重，可能单独用一条腰带来悬挂，而其他“蹀躞六事”可能共用一条腰带来悬挂的推测，但没有实物验证，C、D型石人手握横刀的形制为这一猜想提供了有效的佐证。

第五，由刀剑器的长度来看可推测其为横刀。草原石人身上所佩戴的长刀剑器长度一般为50-70厘米，其长度与《东大寺献物帐》中的那口横刀和《国家珍宝帐》中的“金银庄横刀”类似。

第六，从材料属性来看，横刀的主要材料为镔铁，但中原又不产镔铁，在公元636年就有“波斯出镔铁”或“镔铁出罽宾（漕国）”的记载，[16]新疆位于丝绸之路之要冲，这也为横刀从西域传至中原提供了证据。

草原石人身上所佩戴的横刀形制虽然不甚清楚，但根据同时期库车县苏巴什佛寺出土的舍利盒上刀剑器形象以及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一柄单刃直身铁刀、[17]189唐代窦嫩墓中出土的“水晶坠金字铁刀”，[18]100可还原草原石人所佩戴的横刀的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