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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术评价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反思

2017-01-28孙大东

山西档案 2017年2期
关键词:档案学学术学科

文 / 孙大东

档案学术评价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反思

文 / 孙大东

加强档案学术评价既符合国家一贯的“规范学术研究发展”的总方针,又与中国档案学的学术生态环境相适应。文章在对档案学术评价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指出目前档案学术评价在评价成果、评价对象、评价方法、评价主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从档案学术评价究竟是什么、档案学术评价视角的拓展以及档案学科的特殊性等方面进行了反思。

档案;学术;评价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部从2002年起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等与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学术评价相关的文件,大力倡导学术批评,包括“充分认识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重要意义”“确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完善诚信公正的评价制度”“采取有力措施将改进科研评价工作落到实处”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教育部对改进学术评价的意见。[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多处提到“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要完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职称评定和人才遴选制度,建立规范的奖励体系……形成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良好激励机制”“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等与学术评价相关的内容。[2]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把“建立科学的引才育才机制,坚持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注重实践和贡献的评价标准,改进档案人才评价方式,拓宽档案人才评价渠道”作为今后5年的主要任务和重要指标之一。[3]

中国档案学的学术生态环境亟待加强档案学术评价。中国档案学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存在着档案学科结构日趋失调、档案学术研究去档案化、档案人才青黄不接、档案学术交流薄弱等问题。其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学术浮夸、学术不端等不良风气在档案学中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2016年澎湃新闻爆出的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档案学专业硕士毕业论文抄袭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从长远来看,这些档案学现象(包括2016年云南大学撤销档案学博士点、浙江大学撤销档案学硕士点)不仅仅是档案学现象,还有可能潜藏着危机。它们关系到档案学术研究成果的呈现,关系到档案学科发展的走向。显然,这些档案学现象与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规范,亟待通过档案学术评价发挥引导功能。

二、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本文主要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国内外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馆藏目录并辅之以读秀中文学术搜索作为网络检索来源,以“档案”并含“学术评价”或“学术评论”或“学术批评”“学术批判”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17年4月10日。剔除无关、重复记录后发现:档案学术评价理论类文献(即从理论上对档案学术评价的意义、功能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献)有50条记录,档案学术评价实践类文献(即针对某一具体的档案学现象进行评价的文献)大约130条记录。

以档案学理论的形成为基础,档案学术评价实践的产生早于档案学术评价理论研究。吴宝康于1954年在《档案工作》总第十一期上发表的《评陆晋蘧〈档案管理法〉》一般被视作我国档案学术评价实践中真正具有学术水准的书评之源头。此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档案学术评价实践主要表现为《档案工作》《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等档案学刊物组织的专题讨论所产生的文章。80年代以后,档案文献综述(述评)类文章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多,并且有了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档案学论著的有分量的目录书——1987年刘杰的《中国档案学文书学要籍评述》。发展至今,档案学术评价实践在不断深化,其表现形式早已不局限于书评,针对某一篇文章、某一学术观点、某一档案学人物及其思想、某一档案研究领域乃至整个档案学科的评价不断涌现。另外,未被在此主题之下检索出来的其它档案文献综述和文献计量类成果一般也被归为此列,其数量可观。

档案学术评价理论研究的起步相对较晚,其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档案学术评价理论的初步研究阶段,基本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见于期刊论文,论题围绕档案学术评论的功能、作用等,代表作者有严永官、马仁杰、罗力、陈永生等,如严永官发表于《浙江档案》的“档案学术评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文章、陈永生在1994年的《档案学论衡》中专辟一章对档案学术评论进行的思考。第二阶段为档案学术评价理论的系统研究阶段,以学位论文、专著的出现为标志,如:两篇硕士论文即苏州大学姜超的《档案学术评论研究》(2012年)、安徽大学许振哲的《档案学术评论研究》(2016年),一篇博士论文即王协舟的《基于学术评价视阈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评》(2007年),两本著作即严永官《档案学术评论概要》(2006年)、王协舟的《基于学术评价视阈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评》(2009年,博士论文出版)。其中以严永官的《档案学术评论概要》和王协舟的《基于学术评价视阈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评》这两本著作的论述最为全面、系统、深入。严永官从档案学术评论的涵义及其性质、功能及其类型、标准与原则、现状与强化措施、主体、客体、媒体、实施等方面对档案学术评论进行了阐述。[4]1-5王协舟则从原则标准、类型划分、基本功能、方法规范等方面初步建构了档案学术评价的理论范畴,并对中国档案学基本理论要素进行了评价,继而以吴宝康档案学术思想、档案管理学科及档案学专业建设为例进行了个案评价,最后落脚于中国档案学的科学发展观问题。[5]11这两本著作的贡献在于,除了进一步澄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档案学术评价的框架,这直接关涉到档案学术评价的对象或视角问题。

纵观我国档案学术评价,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档案学术评价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档案学术评价的重要性,不断有新的作者加入到档案学术评价的队伍中来,致力于档案学术评价成果数量的增长、类型的丰富及质量的提高,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对中国档案学术思想史的挖掘,以李财富的《中国档案学史论》系列成果为例;还有站在整个档案学科发展的高度进行的评价,如胡鸿杰的《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周林兴的《中国档案学术生态研究》等。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方面的成绩也恰恰意味着其它方面的不足。我们把既有的档案学术评价实践与档案学术评价理论框架进行对比,将档案学术评价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目前的档案学术评价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从评价成果来看,数量还不够多,类型还不够丰富,质量还不够高。档案学术评价还跟不上档案学理论发展的需要,针对档案学整体的综合性评价比较缺乏,与其它学科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从评价对象来看,主要集中于对档案学文献的评价,即注重研究成果的评价,而对影响档案学研究成果生产的其它档案学现象的评价比较欠缺。从评价方法来看,以演绎法、阐释法为主,方法比较单一,缺乏定量研究。从评价主体来看,评价队伍的总量不够,屈指可数,比较活跃的只有严永官、马仁杰、胡鸿杰、陈永生、李财富、王协舟、周林兴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三、反思

(一)档案学术评价究竟是什么?

在对我国档案学术评价研究的梳理过程中不难发现,档案学界少有作者使用“档案学术评价”一词,相比之下“档案学术评论”一词更为普遍。档案学术评价与档案学术评论是一回事吗?二者的关系从对定义与对象的相关表述可见一斑。例如,陈永生认为“所谓档案学术评论,就是对以档案学文献为中心的一切档案学现象的阐述、分析和评价”[6]212;严永官认为“档案学术评论是指研究者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对档案学术研究领域中已经发生的各种学术现象和各类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并发表评论、推介和批评的学术研究成果”[7]12,档案学术评价的客体包括了档案学著作、档案学术论文、档案科研项目、档案学思想、档案学人物、档案法规与标准等;王协舟则是在“对评价对象是否符合一定的学术标准及符合程度做出判断的学术活动”这一意义上使用档案学术评价的,[8]15并将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理论要素即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科学共同体、研究方法等作为评价对象,包括档案学人及其学术成果与学术思想评价、档案学学科发展评价、档案专业建设评价等在内。这些定义表述虽有不同,但对象内容却有交叉,尤其对档案学论著和人物的评价是共识。王协舟认为“学术批评、学术评论都属于学术评价的范畴,学术评价的范畴要远远大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论”[9]17。这也是笔者把学术评论、学术批评、学术批判等相近概念同时作为主题进行检索的原因。从使用习惯来看,对档案学文献的思想、内容等内在特征进行评价通常称之为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学文献的级别、数量等外在特征以及档案学文献以外的档案学现象的评价称之为档案学术评价。

(二)档案学术评价视角的拓展

从目前的档案学术评价实践来看,所涉猎的评价对象远远小于档案学术评价理论所定义的评价对象——档案学现象。档案学术评价实践集中于档案学论文、著作、人物等是这种局限性的表象,其局限性进一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评价的导向来看:评价侧重于结果,而忽略了过程。无论是对档案学术研究成果思想、内容等内在特征进行的评价,还是对其级别、数量等外在特征进行的评价,都是一种对既成结果的评价,并不涉及相应档案学研究成果、档案学知识是如何生产、如何交流和如何传播的过程。在“大学评价、学术评价、期刊评价”这样的逻辑链条下,[10]各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和“职称评审科研工作实绩量化统计办法”被研制应用,学术评价与大学评价、职称评审挂钩。这种学术评价主要服务于对机构和人的考核管理,学术现象等价于一个个冰冷的数字,陷入了“只见大学不见学科、只谈管理不谈服务、只管科研不管教学、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等因果倒置的误区。

2.从科学的层次来看:评价侧重于知识体系,而忽略了认识活动和社会体制。尽管科学是一个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范围广泛的术语,我们还是可以从科学的多种品格、多种形象中总结出比较重要的、比较基本的三个层次:关于世界客观规律的真理性知识体系、探求世界客观规律的社会性认识活动、具有特殊规范体系的社会体制。[11]275-277科学的知识含义着眼于结果,表现为概念、定律、理论、事实等;科学的活动含义着眼于过程,包括认识主体、认识工具、认识对象等三个方面;科学的体制含义着眼于机制,包括社会规范、奖励制度、学术交流、同行承认、社会分层等。这三个层次各有侧重又相互作用,把它们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全面、清晰地认识、理解和评价科学。显然,我们目前的档案学术评价集中于第一个层次——知识层次,对后面两个层次的评价还有待重视与深入。

3.从学术的种类来看:评价侧重于发现和综合,而忽略了运用和教学。高等教育领域有关研究“学术”的著作中,美国教育家博耶(Ernerst L. Boyer)于1990年发表的的《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报告被奉为对高等教育和学术工作有着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一,其后的许多关于学术的观点与博耶提出的学术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很多是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延伸的。他将学术分为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运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即学术水平意味着参与科学研究、建立学科间联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桥梁、并把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12]18-24

上述档案学术评价对象的局限性是一个关键问题,相应地影响了评价成果、评价主体、评价方法等其它问题。无论是从评价的导向、科学的形态还是学术的种类,都指向了档案学术评价视角的拓展,也为档案学术评价实现由结果到过程、由显性到隐性的深层次、全方位拓展提供了参考。

(三)档案学科的特殊性

有学者认为,学术评价制度“更多的是若干学科领域所具有的的共性问题,而且实际上更主要关涉管理体制与资源分配问题,较少体现档案学术领域的特殊性”[13]20。这种认识也可能是影响目前档案学术评价实践注重研究成果的评价而对其它档案学现象的评价比较欠缺的原因。笔者对这一观点并不完全认同。确实,档案学与其它学科共享整个中国学术生态环境,档案学术评价有着与其它学科领域所具有的共性问题,但是不代表档案学术评价没有特殊性。以科学规范为例,档案学术与其它学科都应遵守默顿所提出的的“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但是实际遵守情况不一定完全相同,其背后的原因也各有差异。再有,档案学术采用与其它学科一刀切的、统一的学术评价标准是否是合理的?学科之间在知识专门化、规范化和理论化程度、社会功能等方面的不同,已经引发了“尊重学科差异性,重构学术评价制度”等声音的出现。[14]因此,考虑档案学科的特殊性,发现档案学术与其它学科的差异,探索档案学科的发展规律,促进档案学科的发展是我们进行档案学术评价的出发点,也是研究的落脚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s7061/201111/t20111107_126301.html.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519/c219468-28361739-7.html.

[3]国家档案局.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EB/OL].http://www.saac.gov.cn/news/2016-04/07/content_136280.htm.

[4][7]严永官.档案学术评论概要[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5][8][9][13]王协舟.基于学术评价视阈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评[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

[6]陈永生.档案学论衡[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10]仲伟民.大学评价、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11]马来平.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欧内斯特·L·博耶.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C]//当代外国教育改革名著文献(美国卷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4]贾莉莉.尊重学科差异性,重构学术评价制度[J].研究与评价.2009,(Z1).

G270

A

1005-9652(2017)02-0030-04

(责任编辑:虞志坚)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范式论视阈的档案学科与档案职业协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CTQ034)研究成果之一。

孙大东(1983-),男,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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