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

（韩山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新世纪岭南文学研究

后先锋、当代批判及媚俗世界的精神超越
——读马拉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肖像》

陈培浩

（韩山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马拉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肖像》书写了当代艺术圈媚俗、堕落之下少数人的艺术坚守和精神超越。这部作品包含了视角转换、镶嵌文本、经典互文等多种现代主义艺术元素，又以个人化的方式包含了鲜明的当代批判立场，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一种处浊世而自净其意的精神立场。作为一部在后先锋时代延续先锋路径的小说，它提示着：先锋不是对先锋经典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当代艺术和精神问题的有效勘探。

马拉；《未完成的肖像》；后先锋；长篇小说；当代性

2016年4月24日，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颁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非虚构、散文、诗歌6个奖项。中山作家马拉凭《未完成的肖像》获得分量最重的长篇小说奖。马拉写作多年，被不少人视为70后代表性作家。虽然没有像魏微、徐则臣、张楚等70后作家那样声名遐迩，但也已经在《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等重要刊物上频频亮相。马拉写作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由诗而入小说，诗歌、小说兼修，以木知力的笔名出版过诗集《安静的先生》；其二是小说创作主攻长篇，迄今已经发表和出版了《果儿》（2012年《收获》长篇专号）《未完成的肖像》《东柯三录》《金芝》等4部长篇小说。在青年作家中，这份长篇成绩单令人瞩目。

《未完成的肖像》以画家王树的艺术和生命历程为主线，通过他和挚友老那不同的艺术选择与生活道路的对照，通过王树在媚俗世界中的困顿与成名、迷惑与坚守、追求与批判，以及王树20多年的情感、生命经历，书写了艺术圈的复杂现实：庸俗化的炒作增值及初心的沦丧和坚持。在书写当代现实的基础上，小说提供了综合的先锋艺术元素、鲜明的现实批判立场和个人化的精神主题。《未完成的肖像》作为一部主要处理当代艺术圈生活经验的小说，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拉的写作面貌个性及其精神探索。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如下的理论话题：即后先锋时代，那批在80年代先锋写作及西方现代主义写作资源荫护下成长的小说家该如何获得写作的“当代性”。

一、“后先锋”的“先锋”：视角转换、镶嵌文本和经典互文

虽然“先锋”在当代批评领域常被作为一个泛化的术语来使用，被作为一种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探索性和引领性的文学价值看待。然而，90年代以后“后先锋”却是一种更准确的现实描述。它意味着1980年代的那场先锋运动的社会语境、文学氛围以及形式启蒙功能都已经不再。因此，“先锋”即成为当代文学最重要的里程碑和文学资源，但这种资源却不可能自明地继承。“后先锋”的“先锋”，最核心的命题是在“现代主义”形式实验之路上别寻新路。某种意义上，《未完成的肖像》是一部包含了多重现代主义形式符码的作品，因此具有诸多已成先锋成规、可轻易识别的形式先锋性。这突出体现在视角转换、经典互文和镶嵌文本三者之中（事实上还有“疾病的隐喻”等技巧）。

众所周知，在经典现实主义作品中固若金汤的“视角”问题在现代主义作品中被发展出众多可能性。全知全能的客观视角那种对整全世界的确定性把握很难兼容于现代主义内在的不可知论之中，因而一种限制性的主观视角被发展出来。福克纳《喧嚣与骚动》的那种多主体主观视角，以及黑泽明的《罗生门》那种多角度叙述对真相的消解被视为最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视角范本。《未完成的肖像》采用的则是分身第一人称叙事。这部共17章的作品第3、11章是艺术家老那的第一人称叙事，其余使用的是画家王树的第一人称叙事。这种设置当然不是想撑起福克纳式的多角度分身叙述，更不是《罗生门》的真相阙如的追问。但这种设置也别具匠心：老那和王树的叙述提供了彼此生活的相互阐释和映照。显然，这部以王树故事为核心的小说有意将老那作为一个对位式人物来设计，并形成王树其显、老那其隐的艺术家生命轨迹：王树和老那是来自同一小城的艺术青年，他们所面对的当代现实和艺术圈规则相同，但性格立场和人生态度的迥异，使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去经历生活的挑战。简言之，老那代表了那种现实型人格，他通过情性剥离、自我炒作、接轨国际等方式把自己整成一个对生活满不在乎（突出表现为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跟一个姑娘睡一觉解决的观念）、貌似深沉博大实则轻浮虚无的行为艺术大师；而王树则显得拘谨（特别是在性/情上的不可分离）、守旧而与现实格格不入，虽然在妻子方静的悉心运营之下，他的艺术品也渐渐进入了艺术商业化的轨道，但他内心始终保持着对初心的守持和追问。在此意义上，他是一个艺术家的理想型人格。通过视角处理所标示的这组重叠交叉的人物对位设计，提示了作者对不同艺术立场、价值观的思考和甄别。

镶嵌文本即所谓剧中剧、小说套小说的文本套层结构，同样是现代乃至后现代文学的常用技巧。《未完成的肖像》在现实故事之外镶嵌了由主角王树所写的6篇苑城故事。既然王树代表着现实中艺术家的人格纠缠和理想，那么他书写的文本便既是阐释其内心的精神镜像，也是跟整部小说互为倒影的存在。6篇苑城故事以雅戈为主角，既写了一个少女的悲惨童年（被父亲猥亵）的精神叛逆，写了她悲剧的爱情和现实婚姻之间的轻微裂痕（挚爱的男人靳尚死在她的怀中，现实中和丈夫张一鸣平淡如水），也写了雅戈祖父母一代心碎却坚守的爱情。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作品包含着在一切都在走向庸俗的时代守望纯真的主题。浪漫和坚守属于历史（祖父母辈），至少也是属于过去（雅戈死去的恋人和爱情）；而现实却粗鄙而常常使浪漫成闹剧——譬如雅戈意外收到的北溟来信，这些信件所引发的浪漫化想象却无法在现实中落地。我们一方面感叹大众和媒体对浪漫的消费，另一方面也难以接受一个粗俗丑陋的女人配得上浪漫的爱情。粗鄙时代的症结在于：我们一方面不再相信浪漫，另一方面又不断向生活和媒体索求浪漫。苑城故事包含的感伤色彩、现实批判、疾病隐喻乃至于精神觉悟（后二者主要通过作家吴亦白身罹重症并发现“王X爱情守恒定律”等情节来体现）跟整部小说是相互勾连的，大文本和小文本之间相互镶嵌、互为镜像。

不难发现，在80年代先锋小说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马拉常常有意识地通过作品致敬现代主义经典并形成了密集的“经典互文”。很多人从马拉的写作中读出了经典作家的影子：李一鸣先生看到的苏童和马尔克斯。他谈论的是《东柯三录》，这部新近出版的马拉少作确有移步换景的效果：初看“东柯一录”以为是苏童《妻妾成群》的回声；二录、三录连起来又似乎有点《白鹿原》家族小说的味道；看到鹿维延打造的木头鸟能飞上天时确乎听到了马尔克斯遥远的呼吸。而在《未完成的肖像》中，你既会自然联想到阿嘉莎·克莉丝蒂的同名作品，也会发现它跟卡夫卡《变形记》、纳博科夫《洛丽塔》的写作关联。小说中，王树跟后妻方静的女儿艾丽有着不伦之恋。马拉笔下，艾丽简直是一个中国版的洛丽塔；而王树凝视艾丽的眼光以及马拉写作时的唯美笔调，无疑都充满着浓重的《洛丽塔》风格。有趣的是，当王树在艾丽的要求下在他跟方静的卧床上发生关系之后，他的生理发生变化而逐渐成了一个女人。这种超现实的设置最著名的范本莫过于来自卡夫卡的《变形记》。问题在于，把小说纳入现代主义经典的谱系中并非写作成功的充要条件。跟先锋手法相似，现代经典提供的并非可以简单套用的文学模型。所幸，虽然在唯美性语言的运用上马拉尚不能跟纳博科夫相提并论，但是无论“未完成的肖像”还是“人物变形”都内在于马拉小说精神自我超越的主题中。所谓“未完成的肖像”，来自王树自陈的“我还在画一幅画，肖像，也没有画完。我的一生，从来都是半途而废”[1]199。成名之后的王树始终对于艺术圈媚俗炒作的现实法则保持警惕，他不会像老那那样把一件普通的作品吹嘘成杰作。某种意义上，艺术家对“未完成性”的呵护意味着一种始终自省和自我更新的态度。在老那和王树之间，作者无疑是站在王树一边。“未完成的肖像”成了一种对现实的象征性批判和对艺术家精神觉悟的期待。至于“变形”在小说中也内在于对以性乱为表征的精神虚无的忏悔。这一点本文将在第三节详细分析。也许可以这么说，先锋技巧和经典互文使《未完成的肖像》获得种种精神参照和层次感。然而，马拉没有让小说完全成为经典的回声。可贵的在于，他融合并重构了种种经典之声。

二、如何“当代”，怎样批判

《未完成的肖像》虽然不乏现代主义手法，但根本上呈现的依然是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尤其可以继续艺术如何表征现实这个争论不休、历久弥新的话题。它当然跟路遥《平凡的世界》这类经典现实主义作品截然不同，跟余华《兄弟》那种对当代生活进行正面强攻的写法也迥然有别。要言之，它通过对某一社会领域的切入而期望达致对整个当代世界的概括。事实上，90年代初贾平凹《废都》、格非《欲望的旗帜》、阎连科《风雅颂》、李洱《花腔》都是通过对知识分子领域的书写表达对整个社会转型的思考。这种以局部写整全的方法值得深思的是：被选择的领域是否具备对整全世界的代表性。当年《废都》所写的旧式文人庄之蝶的生活就被视为不具有对90年代的代表权；而格非等人对大学知识分子的书写却没有争议，并被视为一个有效的角度。关键在于，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大学知识分子为主体群体）的身份转折确实提供了观察整个复杂社会转型的有效切片。那么《未完成的肖像》所选择的艺术领域是否足以对当代生活构成某种代表性呢？回答是：艺术圈并不能对当代现实构成绝对典型的代表性。换言之，如果我们从现实主义的再现论出发，当代30年的重大社会变迁并不能在《未完成的肖像》中看到。那种由改革开放以至市场化所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带来的社会现实并未被书写，那种由网络化时代所带来的交流模式以至思维模式的变化同样没有在作品中得到呈现。然而，当我们说这部作品从属于后先锋范畴的时候，事实上意味着对“再现论”理论预设的拒绝。换言之，《未完成的肖像》并不愿意与当代之间构成一种“再现”关系；在当代社会表象之外，它事实上期望去抵达一种对内在精神现实的触摸。正如《城堡》《变形记》通过荒诞叙事为卡夫卡设定了一种艺术逻辑，一种对表象现实的舍弃乃至否定而实现的对内在现实的凸显。

在这一点上，《未完成的肖像》跟阎连科的《受活》《炸裂志》等“神实主义”的民族寓言写作构成了有趣的关联。阎连科在《受活》的题辞中写道：“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2]。这里通过二个比喻把作者对现实主义的重构冲动呈现出来。在那些明显荒诞的书写中，坚硬的现实逻辑链条不再是庄严的圣谕，反而是包含局限性而必须挣脱的锁链。所以，现实主义被保留的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思考指向；而通过对民族生活寓言性的表达期望达到对现实更内在、更综合的精神提炼。虽然《未完成的肖像》并不包含民族寓言的色彩，但是舍弃现实逻辑达致更深度精神现实的写作策略却是70后的马拉跟50后的阎连科从西方现代主义处共同继承的文学遗产。然而，也必须注意到，无论是阎连科还是马拉，当他们在奔向深度现实的同时，有可能丧失了构造小说物质性外壳的耐心。事实上，小说的魅力来自于物质外壳精密性和精神现实内在性之间构成的张力。只有密实的物质外壳而无内在精神光亮的小说不能发人深思，但依靠漫画式生活外壳建立起来的精神发现终究是缺乏说服力的，这是小说的悖论。如果我们读卡夫卡的《城堡》会发现，K无法进入城堡的总体指向是荒诞的，但是K之所以无法抵达目的地却是由非常具体而具质感的现实逻辑构筑起来的。可是，《未完成的肖像》在重大转折上（比如王树变身女性，之后又变身男性）的合理性铺垫并不充分，细节上较为粗疏潦草。这种耐心不足同样体现于马拉的《东柯三录》等作品中。

显然，马拉并不认领卢卡奇对长篇小说“总体性”的教谕。在卢卡奇的理论中，长篇小说不仅意味着故事的长度，更要求提供认识世界的“总体性”框架。相比之下，《未完成的肖像》则属于坚守并利用小说的“有限性”从而抵达新的可能性的小说。就当代批判而言，《未完成的肖像》通过二种有趣的方式予以实现。其一是对超越性精神主体的塑造；其二则是一种淡然而带有超越性的叙事语调。所谓“超越性精神主体”在小说中首先体现为“叛逆的子一代”。无论是王约还是艾丽都是具有反叛性、撕裂性的子一代，他们并未循规蹈矩地纳入务实型社会主体的循环再生产中。艾丽的古灵精怪，王约的颓废绝望都构成了对现实秩序的反抗性。“子一代”天然地代表了未来，对叛逆“子一代”的书写显然包含了对当下的否定。书写“叛逆子一代”以实现批判潜能是从《红楼梦》到“家春秋”、《雷雨》等经典作品的叙述惯例。当然，不同于以上作品，《未完成的肖像》写作重心在王树代表的父一代，而王树也非道学无趣的贾政。王树本身便是自己时代的边缘人、旁观者和批判者。所以，从王树到王约、艾丽又是守望纯粹精神支流的血脉流传。正是通过对超越性精神主体的书写，马拉表现了他对现实坚定的批判立场。另外，还必须注意的是小说的叙述语调。小说大部分情况下是王树的第一人称叙事，王树疏离、散淡的个性赋予小说一种与滚滚红尘、喧嚣现实相距甚远的淡然口吻。比如在规劝王约好好上大学时，小说不失时机地加插了王树的心理独白“我说得那么假，连我自己都不相信”[1]79。这种解构性的口吻使叙事人的立场跟现实秩序始终保持着距离。事实上，马拉写诗时便有意营造一种“惯看春风秋月”的超越性语调。这种语调在《未完成的肖像》中相得益彰，因为书写的内容浓烈、喧嚣，叙事的语调却带着距离和审视，这本身已经包含了一种内在的批判。这一点似乎是诗人木知力对小说家马拉的馈赠。

三、精神超越性：媚俗世界的洁人之光

如上所述，《未完成的肖像》提供的经验在于：文学与现实之间未必需要订立一份完整性见证协议，文学也未必要如卢卡契所要求的在整体性视野上对世界做出回答；但文学却必须对小说进行深度的精神提炼和重构，从而析出作家自身独特的精神命题。所以，重要的不是马拉书写了多么广阔的现实，也不是他使用了多少现代主义的技巧，镶嵌了多少经典文本；而是，这些复杂元素在他作品中被熔铸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内质。如果马拉仅是一块苍白的布幕，被动地承载着前辈经典投下的或浓或淡、或单纯或斑驳的光影的话，我们只能说，电影还没上映呢。然而，我们也许得说，马拉电影院的投影仪真的已经亮了，他的叙事胶片在放映机上确实投出了一束仅属于他自己的光。笔者认为，这是一束媚俗世界的洁人之光。

小说中，王树在第二任妻子方静的精心经营下，成了一个身价倍增的艺术家。于是，他陷入了新的茫然，他无法按照从前的方式作画。他在深陷困境时画作被好友行为艺术家老那所购买，他一直对好友感恩戴德，多年后却发现老那公然将他的画占为己有发表。他在任何精神危机时老那都会给他介绍一个姑娘，并视之为解决问题的王道。《未完成的肖像》确实涉及了当代艺术圈的炒作、抄袭、装逼、性乱以及由此而来的身份危机。然而，马拉关切的恐怕不仅是艺术圈的那点事。或者说，马拉小说最令笔者感兴趣的其实是正在堕落的世界上自净其意的渴求。

还是回到中年艺术家王树这里，此时他和后妻方静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家庭，他带着儿子王约，方静带着女儿艾丽。继女艾丽美丽而非主流，她一眼看穿并不断挑逗王树的欲望，其古灵精怪状如从《洛丽塔》中走来的小妖精。小说在此几乎成了一部精神分析小说。当王树终于曲曲折折地突破了自身的道德栅栏和艾丽发生了关系之后，他们有过一段如火如荼的日子。在艾丽这里，因为情欲的点燃和进展，她无法忍受王树和自己母亲方静睡在同一房间的事实。作为报复，某天方静不在时她要求在王树和方静的床上发生关系。床在这里成了一种象征物，占有父母之床是对继父身体占有的进一步延伸，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占有。有趣的是，当小艾以为她和继父在父母之床上完成情欲飞翔之际，王树却彻底败退了。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变成了女人（姑且搁置这个情节突转的艺术真实问题），或者说，王树以变成女人的方式完成了对自身越轨的阻拦，只有成为女人可以阻止王树和艾丽势如燎原的情欲。就此，小说在现实的滥性描写之上建构了一层精神的“厌性”主题。变成女人的王树离家出走，当他用女身重回妻女身边时，发现自己依然葆有对他们的爱。有趣的是，作为女身的王树违心地与某花心大叔发生了关系（为了击退花心大叔对小艾的追求），同样是这次肉体关系，造成了王树身体向男身的转变，他再次成为了男人。这意味着，违心之性功利之性在马拉的小说中受到了否定。马拉以超现实的“变性”守护着对纯洁性的执著。

在《未完成的肖像》中，滥性是艺术圈极为普遍的现实，这种现实还常常得到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滥性逻辑倾向于将所有的身体等价化，老那以为用一个新姑娘就可以抚平旧伤痕的观点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表达。虽然为了增加老那的复杂性，马拉安排了他被伤害的情感前史以及满不在乎底下的情感痛苦。但老那无疑正是一个内化了现实规则，以异化收获实利的代表；相比之下，王树则是迟迟无法跟现实融合的真正艺术家。表面上马拉似乎在说，净土和飞地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现实困顿中，王树也不得不为卖画而焦虑失态。实际上，马拉书写的是艺术之子王树在现实失守的背景下，如何在内心上演一场污浊尘世的心灵净身。在一般被视为滥性的艺术圈中提炼出这样“自净”的精神主题还是颇令人意外的。

不妨联系马拉的《东柯三录》做一比较。这部小说分享了《未完成的肖像》中那个由自净衍生出来的厌性忏性主题。小说中木匠天才、地方豪绅鹿维延虽然娶了年轻漂亮的五姨太苏碧婉，却从未和她真正圆房。谜底在苏碧婉的执著探寻下揭开：鹿老爷虽在面对成群妻妾时无能为力，但在面对磨坊的驴时却兽性凶猛。这一情节在小说上下文中涉及了一个伤害与异化的精神主题：多年以前，鹿维延还是王老爷磨坊伙计时被长相丑陋的王家三姨太看上并占有了，这是现实规则对他构成的不可抹去的精神伤害。也许是为了平复这种伤害，他转而在对驴的泄欲中获得平衡。多年以后，他面对妻妾的不举正是早年精神阴影的投射。他越是辉煌，就越无法摆脱早年失身的耻辱感，以至于在面对女人时完全周转不灵。更妙的是，马拉让鹿维延在面对苏碧婉时又雄起了，前提是他在行事之时将一张驴皮披在苏碧婉身上。如果说当年王家三姨太施辱于鹿维延，如今鹿维延则转而施辱于苏碧婉，而后者终于无法面对而出走。

此时的鹿维延仿佛正是《未完成的肖像》中的老那，而苏碧婉则是那个无法妥协的王树。在什么都可以置换，什么都可以无所谓的时局中，马拉通过对某种“永未完成的”、不可让渡之物的书写见证了精神尊严的存在。事实上，马拉的诗歌同样书写了于浊世精神自净的诉求：“他们原谅乞讨的人/当街割下健康的手指/他们接受暴徒，纵火犯/说到某个卖淫的女孩/他们甚至还笑了笑/多么轻松啊//坐在黑暗里，我听见哭泣/上面是举头可见的神明，下面是祖先的坟茔/我想问，是否还有一个干净的人活在世上/是否可以给我一碗清水/洗净这尘世浩荡的灰尘”[3]（《道德颂》）。或许正是这种对“是否还有一个干净的人”的追问成为了马拉小说内在的精神主题。

四、结语

老实说，笔者认为马拉的小说在技艺层面上不无潦草之嫌，那些突然的发迹和转变显然过于仓促，小说叙事外壳上的实感稍显欠缺。可是笔者依然愿意肯定他的小说，正因为其小说中所存在的这束媚俗世界的洁人之光。笔者不太喜欢张爱玲，因为她虽然聪明、精致甚至于也有苍凉的手势，但她书写的日常黯淡刻薄得失去希望。可是鲁迅不是更绝望么？然而鲁迅显然既有对绝望的见证，也有反抗绝望的精神伦理。小说家笔下可以是黑的，但他的心里能否有光，这是一个问题。以赛亚·伯林认为浪漫主义者“总是限制不可限制之物、追求真理于无真理之处、阻隔不歇的涌流、使运动静止、以空间捕捉时间、以黑暗捕捉光线。这是浪漫主义者的布道”[4]，在一个要么自然主义，要么犬儒主义的时代，站在黑暗想象光亮不应仅是一种浪漫主义伦理，也许它便是文学伦理本身。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在后先锋的时代如何延续先锋？也许答案是：先锋不是对先锋经典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当代艺术和精神问题的有效勘探。

[1]马拉.未完成的肖像[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

[2]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92.

[3]马拉.道德颂·安静的先生[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30.

[4]伯林.浪漫主义的起源[M].吕梁，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8:122.

Post-avant-garde,Contemporary Criticism and Beyond the Kitsch World——On Mara’s Novel Unfinished Portrait

CHEN Peihao
(School of Literature,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 521041,China)

Mara's novelUnfinished Portraitshas touched upon the artistic insistence and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of a few authors in the contemporary kitsch field of arts.This work contains not only a variety of modernist artistic elements,such as perspective conversion,mosaic text,intertextuality of classic texts and so on,but also individualized means including a clear contemporary critical position,and more importantly,it implies some kind of spiritual self-purification of the stand.Being a novel which follows the avant-garde road in the post-avantgarde era,it suggests:pioneer vanguard is not an imit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lassic works,but effective exploration on contemporary artistic and spiritual problems.

Mara;Unfinished Portraits;post-avant-garde;novels;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卢妙清）

I206.7

A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号：1

1009-8445（2017）06-0001-06

主持人语：新世纪岭南文学，就广府文化带文学而言，广州、深圳属于第一梯队。东莞、珠海、佛山、中山大概属于第二梯队，而肇庆、江门、惠州，就其文学影响而言，客观上不如以上城市，大概属于第三梯队。只不过每一梯队里，也有影响大小之别罢了。例如江门文坛，凤群的传记文学名声在外，商河、张启雄、尹继红等人的小说，也都自具风格。本期要介绍的是中山文学。中山的文坛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风气较浓。马拉是中山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他曾在《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重要刊物发表大量小说，并且获得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长篇小说奖。郑万里是中山报告文学的领头羊，他曾获广东省新闻奖最高荣誉奖“金梭奖”。此外黄刚、程明盛的报告文学值得一读，丘树宏、王晓波、罗子健等人的诗歌，都值得称道。

主持人：黎保荣

2017-09-14

陈培浩（1980-），男，广东潮州人，韩山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