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本”的叙事功能与结构意义——《狂人日记》的文言段落解读
2017-01-28裴争
裴争
(1.枣庄学院文学院，山东枣庄 277160;2.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余文本”的叙事功能与结构意义
——《狂人日记》的文言段落解读
裴争1,2
(1.枣庄学院文学院，山东枣庄 277160;2.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狂人日记》作为一个统一的小说文本，其中的文言段落不应被称为“序文”，笔者称其为“余文本”，它是全文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叙事功能上看，“余”是狂人的发现者、讲述者和支持者，“余文本”暗示狂人不是去“候补”，而是“走”了。《狂人日记》讲述了两个启蒙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在结构上既彼此平行又互相交融，共同隐喻着鲁迅漂泊不定又抗争不止的灵魂。
叙事；文本；狂人；启蒙①
一
自《狂人日记》发表以来的近一个世纪里，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1](P238)评论界对其关注从未停止过，就“格式的特别”来看，最显著地表现在全文由两个看似完全割裂的文本组成：一个是第一段的由叙述人“余”讲述的文言部分，另一个是由13个小节组成的叙述人“我”讲述的白话部分。一直以来，无论评论者还是读者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白话部分，因为白话部分不仅从篇幅和字数上占优势，而且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现代文学史上颇具经典意义的狂人形象，且以“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2](P34)代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成就。但这些不应成为我们忽视了文言部分的理由，必须追问的是：向来惜墨如金的鲁迅何以要在一篇仅六七千字的现代白话文中设置这样一个文言文的段落呢？笔者在此将把关注的重心放在这段文字，来考察一下这不到三百字的一小节在《狂人日记》甚至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
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称谓《狂人日记》中这段文言部分，“名不正则言不顺”，我的探讨将从正名开始。评论界对这一文言段落最常见的称谓有“小序”“序文”“序言”“引文”等，但我认为这种称谓极不合理，甚至不符合基本的文学常识。汉语词典通常是这样解释序文的：“一般写在著作正文之前的文章。有作者自己写的，多说明写书宗旨和经过。也有别人写的，多介绍或评论本书内容。”[3](P1539)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理解《狂人日记》的第一段都不符合这个解释。首先，原文并没有标识出这段文字是“序文”“引言”之类；其次，按照序文的定义，我们很难想象这一段可以由别人来代写；再次，通常情况下序文和正文既可以分开刊发，也可以分开阅读，并不影响正文的意义和序文的价值，但对《狂人日记》来说，把文言部分和白话部分分开刊发是不可想象的，假如没有第一段的文言部分，《狂人日记》将不再是原来的《狂人日记》。归根到底，这一段文字不能被称为“序文”，称其为“序文”其实是对其在全文中存在的价值估计不足，甚至会导致它跟全文的断裂。这段文字并非《狂人日记》的序文，它是《狂人日记》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篇文章中具有重要的叙事性功能和结构性意义。至于如何称谓这一段，笔者借鉴结构主义的经典术语：文本，从叙述人的视角将这段的文言部分称为“余文本”，相应地，将13小节的白话部分称为“我文本”。
归纳起来，在《狂人日记》阐释史中，对待“余文本”的态度不外乎以下三类：一是不涉及，不提及，关注点集中在“我文本”的狂人身上，完全忽略“余文本”和“余”的存在，认为这段文字存在与否对全文的阐释没有影响。二是虽然提及“余文本”某些重要信息，但认为其存在不会影响整篇文章的中心，只是起到交代日记来历的辅助作用，比如严家炎先生认为：“文言‘小序’的作用，仅在于交代日记的来历，告诉读者它由一个‘迫害狂’患者所记，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性，并无其他更玄奥的含义。我们不必穿凿附会，求之过深。”[4](P62)三是认为“余文本”的存在很关键，“余文本”的存在使小说形成对立的两极。这类观点以九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叙事学理论为基础，重新看待“余文本”的存在价值，在学界较为流行。例如，温儒敏、旷新年认为：“‘小序’是日记的明显断裂和猛烈颠覆。‘小序’具有自己的叙述动机和叙述力量，对日记形成强大压力和否定，具有扭转和消解日记的叙述的作用，所以，《狂人日记》不是完整，而是分裂。”[5](P47)在我看来，无视和忽视“余文本”的存在固然是对《狂人日记》的误读，然而把“余文本”和“我文本”完全对立起来，认为《狂人日记》是一个分裂的文本也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余文本”和“我文本”之间不仅不是完全对立、相互否定的关系，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狂人日记》作为一篇结构精巧、叙事独特的小说，“余文本”既不是其序文，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篇章，而是全文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全文的立意起着重要的结构性意义，“余文本”的存在让我们多了一个阅读《狂人日记》的视角。
二
从叙事学来考察，《狂人日记》全文是一个复合叙述文本。所谓复合叙述是指：“当一个叙事中有两个以上叙述者时，就有可能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个等级顺序，最终介绍全部叙事(包括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所有最小叙事)的那一个是主要叙述者。其他的是第二叙述者，或第三叙述者，等等。”[6](P17)根据这一理论，《狂人日记》中出现了三个叙述人，第一叙述人就是“余文本”中的“余”，他讲述的是自己患病的昔日朋友的故事；第二叙述人是多数人容易忽视的两兄弟中的大哥，他讲述了自己曾经患病的弟弟的现状，尽管内容不多，但却异常重要；“我”是第三叙述人，以日记的形式记叙了自己患病当日的情形。由此看来，是“余”的叙事引出了“我”的叙事，尽管“余”叙述的部分要远少于“我”的叙述，但其重要性却不容忽视，“叙事的真正主题，是特定事件的表现而不是事件本身；真正的主人公是叙述者，而不是他的任何一个人物。”[6](P14)从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中至少存在两个主人公，一个是“余”，一个是“我”，从叙事角度来看，这两个主人公的价值是对等的，他们既互相渗透又互相间离。
我们来细致分析一下“余文本”中的“狂人日记”到底是怎么来的。首先，在“余文本”中存在两个“狂人日记”文本，一个存在于“余”的讲述中，“余”在返乡途中去拜访得病的昔日校友，但没有见到这个人，却得到了此人在病中写的两册日记，“余”通过阅读这两册日记得知其朋友患病的事实。尽管“余”用这种讲述来证明这两册日记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两本日记的真实文本，虽然在“余”的叙述中它似乎是真实存在的，但它仍然只是存在于叙述人“余”讲述中的虚拟文本，这是第一个“狂人日记”文本；第二个“狂人日记”文本是“余”对得病朋友的二册日记做了整理后——“撮录”得到的另一个“狂人日记”文本，，它是由13个小节组成的白话文形式的言语实体，也即我上文所谓“我文本”，这个经过整理的“狂人日记”是小说《狂人日记》的主体部分，虽然是一个自称“狂人”的人所写，但却是经过“余”编辑整理过的，这样，我们就很难说这个“狂人日记”的书写人只是狂人，只能说它是“余”和狂人共同加工完成的一个文本。实事上还存在第三个《狂人日记》，也即真实作者鲁迅所写的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一个已经成型的文本，是一个可供阅读的言语实体，由“余文本”和“我文本”两部分组成。无论在“余”的讲述中还是在“我”的讲述中都不存在这个《狂人日记》，因为“余”和“我”都是其中的人物，是《狂人日记》或者说《狂人日记》的作者创造了“余”和“我”，而“余”不可能讲述《狂人日记》的来历。厘清不同的“狂人日记”文本，是深入理解《狂人日记》的基础。
相对于不同的“狂人日记”文本，“余”的身份是复杂多面的，对于真实的《狂人日记》文本，他是一个叙述者——人物，“无论叙述者是否被称为‘我’，他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介入性，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叙述的自我(narrating self)或多或少地被性格化。”[6](P10)实际上，“余”不仅仅是《狂人日记》的叙述者，还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正是他发现了狂人的二册日记，并据此整理出了另一个版本的“狂人日记”。他所讲述的“狂人日记”的来历是指“我文本”的“狂人日记”，也即他通过狂人的两册日记整理后的“狂人日记”，因此，如果把他作为在讲述《狂人日记》的来历，就是混淆了小说中的叙述人和作者的关系，也就会忽略作为小说人物的“余”在《狂人日记》中的作用。对于整理后的“狂人日记”，“余”是个编撰者和参与者，是幕后英雄，这本新“狂人日记”中的一切思想都是经过“余”的“撮录”并认可的。尽管在“余”的叙事中和他这个昔日良友并没有见面，但他们通过“狂人日记”形成交流对话，对于“狂人日记”这个书名，更是两人共同认可的。因此，从叙事功能上来看，“余”是狂人的发现者，狂人的故事是“余”讲述出来的，“我文本”的“狂人日记”是“余”和狂人共同改编的。
“余”的价值并不止于叙述人，作为“余文本”的叙事主人公，如果我们细读“余文本”就能够从其叙述中了解到更多关于他个人的信息。首先，“余”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因为他曾经跟文中提及的兄弟二人在同一所中学校里读书，在那个新式学校尚不普及的时期，进中学而不是在私塾读书表明了其属于时代的先行者；其次，“余”接受过专业的西方医学知识教育，他能从狂人的两册日记中看出他得的是“迫害狂”病，说明他接受过更长久也更专业的新式教育，像“迫害狂”这类颇具专业性质的精神疾病在中医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可推知他接受的是西医的专业教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没有对昔日同窗患“迫害狂”病持旁观或嘲讽态度，他整理狂人的日记，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尤其是医学专门人士的关注。此时，对《狂人日记》文本所持的阅读期待将影响我们对“余”更进一步的看法。如果我们认为《狂人日记》是一个纯写实的文本，“我文本”中的“我”真的患有现代医学中称为“被迫害狂”的精神疾病，那么，“余”就是一个关心朋友、热心现代医学知识传播的具有较新观念的专业人士；如果认为《狂人日记》是一篇具有象征性意味的现代小说，“我”所代表的狂人其实是个反封建的战士，那么“余”所发现和讲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患有精神病朋友的故事，而是一个反抗传统伦理、质疑现存制度的思想界战士，而我们对“余”所言的“供医家研究”之类的叙述也应该顺理成章地理解为他期望把狂人这样一个战士的形象介绍给更多的有识之士，从而起到疗救社会痼疾的目的。而由于“余”不仅是“狂人日记”的发现者，更是“我文本”的参与编撰者，对于狂人的反封建思想斗争，“余”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个参与者和呐喊助威者。这样看来，“余”与“我”的关系不仅不是彼此对立、互相颠覆的，而且是相互支持、彼此渗透的，他们二人不是两个世界的陌路人，更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三
“余文本”中除了关于“余”个人的信息，最重要的要数对狂人现状的介绍了，尤其是其中对狂人的“赴某地候补”的叙述，历来观点不一，争议较大。这其中最为激进的观点则认为：“最可悲的是‘狂人’狂病愈后，就范做官去了，彻底背弃了自己曾经全力为之奋斗的自由，躬行自己先前反对过的一切，将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交给了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永远堕入了失败与悔恨的黑暗深渊，从此变成一具行尸一块走肉，这是何等深切的悲剧啊！”[7](P27)另外一种稍微平和点的观点是：“‘被关’和‘候补’同是作者对狂人，也可以说是先觉者命运的两种预言或者总结。”[8](P17)这两种观点虽然语气中谴责的程度不同，但表达的意思都是狂人的启蒙是失败的，狂人又回到了“吃人”的行列，也即旧的营垒。我的看法与前叙观点都不同，“被关”和“候补”或许是部分先觉者的命运，但就狂人来说，他似乎并没有走“候补”的道路，我得出这个结论源于对“余文本”的细读。关于“候补”的信息在“余文本”中是这样传达的：“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9](P422)在这里，“言”的主语是两兄弟中的大哥，按照我上文提到的复合叙述理论，大哥其实是“余文本”中的第二叙述人，关于狂人的现状都是他讲述的，只是因为他的叙述包含在“余”的叙述中，容易被忽视，而且容易被误解为是“余”的叙述，其实，“余”只是把他的叙述复述一遍而已。如果这句话是大哥叙述的，那么其真伪是值得推敲的。
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推理得知大哥的叙述是虚假。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余文本”记叙的故事发生在“我文本”之后，因为它明显是一个回顾叙述。其次，“我文本”使用的白话不是中国古典小说常用的口语式白话，而是一种“欧式白话”，这种欧式白话的使用说明“我文本”的故事只能发生在文人大批量留学西方的20世纪以降，这样“余”文本结尾的“七年四月二日识”就应该是指民国七年四月二日。既然已经是民国时期，怎么还会有“候补”一职？这一漏洞也就说明大哥的叙述是不真实的。
另外，还可以根据叙事学理论证明大哥叙述的不真实。在此，需要先引进小说理论家韦恩·布斯创造的两个概念：隐含作者和可靠/不可靠叙述者。韦恩认为，隐含作者不完全等同于真实作者，他是真实作者在不同文本中的化身，“在他写作时，他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替身，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的那些隐含的作者。”[10](P80)不同的隐含作者的观念结合起来组成真实作者的思想，反过来，真实作者的思想也可以部分地代表隐含作者的意图。根据隐含作者的概念可以进一步确立可靠/不可靠叙述者的概念，韦恩·布斯这样解释：“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10](P178)对于《狂人日记》的创作意图，鲁迅后来曾明确表示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端”[1](P239)虽然这个思想并不能完全表达《狂人日记》复杂的思想内涵，但“我文本”中却有足够的叙述是支持这一思想的。因此，作为叙述者的“我”是可靠的。而在“我文本”中大哥和“我”的激烈冲突则间接证明大哥作为叙述人是不可靠的。既然大哥是站在“我”对立面的叙述人，而且他关于狂人现状的叙述又有明显的漏洞，那么他所说狂人“赴某地候补”就很可能是一句假话，没有必要当真。而“余”故意保留了大哥的这一明显的“口误”，正是为了表明他跟大哥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这样，《狂人日记》中的三个叙述人跟隐含作者观念的异同就比较明了了：“余”和“我”跟隐含作者的观念是一致的，而“大哥”的观点则属于对立的一派。这样，昔日的三个同窗好友就分成了两派：“余”和“我”属于改革派，大哥则属于保守派。尽管“余”使用文言文来叙述，但他并不保守，他是狂人潜在的支持者，只是他没有狂人的激进和疯狂，他更理性，同时也更具韧性，这反而使他的斗争更有力也更有效。
既然狂人没有去“候补”，那么他到底去哪里了呢？我认为，狂人“走”了。“走”跟“候补”不同，如果说“候补”是被动回归旧营垒，那么“走”首先就是拒绝回归旧营垒，虽然“走”也有被“驱逐”的成分，但是并不排除有主动选择追求别样人生的可能性，对狂人来说，“走”是“被关”与“候补”以外第三条可供选择的路。狂人的这一选择让我们可以推知“余”曾经走过的道路，“余”时隔多年才回归故乡，说明他多年前的背井离乡也源于一个惨痛的经历。考虑到他曾经接受新式教育，他离乡的原因很可能也跟狂人一样，是为了追寻另一种人生，而他追寻新思想新道路的结果是再次回归故乡时能以跟多数人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跟他当初一样被驱逐“走”的狂人，因此，他才能不像大哥那样把狂人只是简单地看作“疯子”，而是认可狂人自称为“狂人”，这里所谓的“狂人”更多是狷介狂傲者面对传统渴望改革现状的自况。而“余”与“我”对“狂人”一词的认可则表明他们在接受新思想后很可能走了同一条路，那就是“走”——继续学习新的知识，追寻新的人生。
由此看来，《狂人日记》其实就讲述了两个启蒙的故事，如果说“我”是被禁闭的狂人，那么“余”就是被驱逐的启蒙者。一个是“余”讲述的启蒙故事，一个是“我”讲述的启蒙故事，一个是在理性的状态下用文言文讲述的，一个是在疯癫的状态下用白话文讲述的。“余文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启蒙故事，主人公“余”操持着一口流利的文言，用传统的叙事手法，讲述的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启蒙故事；而“我”则用不太流畅的欧式白话，用痴狂叙事手法，讲述一个正在进行的启蒙故事。如果说白话文的使用和痴狂叙事手法在那时被认为是一种激进“革命”的表现，那么，从“余”使用的语言和传统的叙事方式可以推知他以一种不太激进的方式参与“革命”，同时，也表明他对狂人的启蒙结果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尽管如此，“余”仍然对新的启蒙者不遗余力地支持，编辑整理“狂人日记”，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支持启蒙。也就是说“余”个人曾经的启蒙失败并没有阻碍他继续相信新的启蒙，并成为新启蒙有力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可见，“余”和“我”的确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就像一人分饰二角，这二者隐含着人性中的理性与疯狂的并存，行动中隐含着理智与激情的并存。
四
对“余”的分析至此，我们发现他的思想、他对狂人的态度、他编辑“狂人日记”的初衷，甚至他曾经学习西医的经历都越来越接近《狂人日记》的真实作者——鲁迅，更确切地说是创作《狂人日记》时的鲁迅，也即《狂人日记》的隐含作者。只有认真分析《狂人日记》的隐含作者，我们才能还原一个《狂人日记》的真实来历，也才能理解鲁迅设置“余文本”的深层原因。
对于以启蒙为宗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在写作《狂人日记》前并没有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去，不仅如此，他那时甚至对新文化运动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1](P468)他既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封建礼教、以及延续四千年的中国文明持批判态度，但又对取自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持怀疑态度。通过《狂人日记》的叙事结构可以看出他对启蒙态度也是复杂：他既支持启蒙又对启蒙能否成功深表怀疑。所以，在《狂人日记》中，他一面让“余”支持“我”以近乎疯狂的决绝的态度来践行启蒙精神，一面又在“余文本”中埋伏下一条“余”曾经失败的启蒙故事。对照鲁迅后来回忆创作《狂人日记》的缘由可以印证这一点：“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一篇《狂人日记》。”[12](P419)鲁迅曾经有过太多失败的记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2](P415)的救亡之梦，以及期望以文艺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文艺梦，这些梦最终都归于破灭，屡次的失败让他曾经陷入巨大的虚无与绝望之中，但对绝望的怀疑又让他最终还是走上行动之路。汪晖称鲁迅的文学为“反抗绝望的文学”，我认为是非常准确的，他说：“鲁迅并不是从绝望出发，而是从反抗绝望出发的。”[13](P16)对鲁迅来说重要的是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才是连接人的意愿与外部世界的唯一环节，所以他在《狂人日记》中设置了第一叙述人“余”，让他发现、编撰、发表“狂人日记”就是最好的反抗绝望的实践。但无论如何写作《狂人日记》时的鲁迅并不是坚决的“革命派”，因此“余文本”才会用文言来书写，并使用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手法来暗示一个曾经失败的启蒙的故事。
由此可见，在叙述人“余”身上体现着较多隐含作者的思想观念，而这个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鲁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从“余”身上看到的对狂人的关注与支持反映出鲁迅起初对“文学革命”的怀疑与最终对“文学革命”不遗余力的支持，而这一点恰恰表现了鲁迅不轻信任何宣传，只看重行动的特点，正是这一点反而使鲁迅的创作真正成为“文学革命的实绩”。而我们在以后的鲁迅小说中仍能发现“余”的身影，《孤独者》和《在酒楼上》的叙述人“我”都是“余”的化身，其中的叙述人“我”一方面曾经跟魏连殳、吕韦甫等主人公站在一起反抗旧传统，另一方面，“我”却又比魏连殳、吕韦甫们更具理性和现实斗争的韧性。无论是《狂人日记》中的“余”或者狂人，包括《孤独者》和《在酒楼上》的“我”，都代表着鲁迅的不同侧面：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漂泊不定而又抗争不止的灵魂，一个时刻在“走”着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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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吕 艳]
The Narrative Function and Structural Meaning of the"Yu Text "——The Interpretation of
PEI Zheng1，2
(1.Literature College of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277160, China; 2.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narrative; text; mad men; enlightenment
2016-09-30
裴争(1970-),女，山东枣庄人，枣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6
A
1004-7077(2017)01-008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