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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本质、本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017-01-28郝贵生

枣庄学院学报 2017年1期
关键词:唯物史观做人本质

郝贵生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关于人的本质、本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郝贵生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唯物史观与以往哲学对人的本质、本性的认识根本不同。宗教神学从上帝造人的角度、旧唯物主义从人的自然属性,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角度解读人的本质、本性。唯物史观从人特有的实践活动和人的社会关系角度解读人的本质、本性。唯物史观认为,人的需要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需要具有多样性、具体性。人有“需要”必然就有利益。所谓利益,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和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各种需要的总和,并形成指导和推动自身活动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判断周围事物和其他人的行为事件善恶的价值标准。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需要满足的程度。人是社会的人,人的价值也就必然区分为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的社会价值就是对社会的奉献。依据唯物史观人的本质、本性、利益和价值观,当代做人的首要标准,就是要尊重热爱劳动和劳动者。同时还要树立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生价值观,要有对真理的追求,要确立主体性特别是对社会邪恶势力的反抗斗争意识,以及较强的专业技能等等。

唯物史观;人的本质;利益;价值;做人标准①

人的本质、本性究竟是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个回答清楚的。对人的本质、本性回答不同,必然导致对人的需要、利益、价值回答也不同,由此早导致做人的根本标准也不同。本文就上述问题总些初步探讨,并求教于理论界的同仁。

一、唯物史观与以往哲学在人的本质、人性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看法。这种根本看法就包括对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人的本质、人性的看法。因此。自从哲学产生以来,哲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都在回答人的本质、人性问题。

在哲学发展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把神、上帝看作世界的本质,把世界的万事万物都看作神和上帝的产物,同样也把人看作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上帝造的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果犯了原罪,被赶出伊甸园。人类就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人一生下来就是原罪的人,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赎罪。这种对人的本质、本性的解释主要强调人有两大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特征:一是人一切听从上帝、神及其代理人的支配,人没有任何历史主动性、能动性,只有受动性。二是人不能有任何现实的物质欲望和利益需求,人只能追求来世的幸福。

与宗教唯心主义对立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哲学家在对人的本质、本性的解释上最大功绩就是把人看作物质的人。他们认为,自然界是世界的本质、本源,人不是上帝造出来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同一切动物一样,要吃要喝要有性行为,由此才能生存和延续后代。人的这种自然属性就是人的本质,就是人性,人的一切需求、活动、关系都要从这一点加以说明。这种观点在旧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尔巴哈那里得到了最系统最全面的阐发。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观、人性观主要有四点内容即:一是人的自然属性如吃、喝、性行为就是人的本质;二是人生存所依赖的自然物如空气、食物、水等也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第二个本质;三是人的本质是“理性、意志和心情”;四是人的本质包含在团体之中,把人凝聚为团体关系的纽带主要就是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

客观唯心主义学说的集大成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成就者—黑格尔哲学对人的本质认识超越了以往哲学史和同时代人的所有认识。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作世界的本源,自然界是绝对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外化,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然人也是绝对精神的产物。但在这个大前提下,黑格尔抓住了劳动、实践这个范畴,把人看作劳动实践的人。人在劳动实践中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人的关系是具体的、可变的。这无疑较比宗教神学和旧唯物主义的人的本质观、人性观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同样没有回避对人的本质、本性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的观点的同时,也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或根本的缺陷就是离开了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回答认识“事物、现实、感性”,包括对人的本质的回答。因此唯物史观对人的本质的首要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抓住了人类不同于动物生存的最主要的本质特征即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人的吃、喝、性行为等只是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自然属性,而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但人的本质不能只讲人的劳动实践,还必须讲人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然后是思想、道德、政治关系等。人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人类的劳动实践是发展变化的,所以人的社会关系也是发展变化的、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就主要表现为阶级性。人是处在发展变化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劳动实践,在阶级社会中也就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劳动实践。离开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离开阶级关系,就无法揭示具体的人的本质特征。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本质、人性的一系列论述看,人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统一,是必然性与自由性的统一,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人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尽管在对人的本质认识上的微观方面有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但总体上没有根本超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哲学家的观点,更没有超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人性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我们认识社会、认识社会生活中的大量现象包括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顺便在这里指出“人的本质”与“人性”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当我们使用“人的本质”概念时,显然是指把人与世界上的其它事物特别是与他最相似、最邻近的动物的根本区别和特征。旧唯物主义突出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本身没有错误,但把人的自然属性看作人的本质显然就是错误的,因为本质的科学含义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最显著的特征。唯物史观紧紧抓住“劳动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正是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显著特征。而“人性”概念,笔者发现人们实际上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它:一种是“人具有的属性”的含义,是“人的属性”的简化。另一种就是“人特有的属性”的含义及其简称,在后者意义上说,“人的本质”的概念就等于“人性”的概念。笔者是在后者意义上使用“人性”含义的。如果有的学者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人性”,那就必须把“人性”内容理解为既包括“人的自然属性”,也包括“人的社会属性”。在这里,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自然基础,但真正的人性的核心内容还是人的社会属性。在讲人的自然属性如吃、喝、性行为时,不能离开人的社会属性孤立谈自然属性,否则这种自然属性就变成动物的属性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吃、喝、性行为等,固然也是人的真正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P94)有些学者使用“人性”概念时,自称是在“人的属性”意义上使用,但在论证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的自然属性”当作人的特有属性,当做人的本质。这就偷换了“人性”概念的含义,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结论来。

二、人的本质与需要、利益、价值

大家知道,“人”或“人的本质”、“人性”概念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抽象概念。这里所讲的人,既包括古代人,也包括现代人,将来的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包括各种肤色的人。唯物史观所讲的“人的本质”就是讲古今中外所有人的本质,是一个全称概念。但运用这种理论认识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具体人的本质时,其方法论意义就是把这些人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考察。那么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这种“人的本质”理论认识“需要”、“利益”、“价值”这些概念呢?

“需要”概念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讨论过“人的需要”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讨论。笔者认为,“需要”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需要”从客观意义上讲,实际上讲是指一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任何事物存在和发展都有依赖的条件。如任何植物生长都依赖水分、土壤和阳光。这些依赖的条件对这个事物来讲,就是客观的需要。人同一切自然物一样,都也有其依赖的客观条件,如食物、水、空气、阳光等。这些条件就是“需要”。但对于人来讲,客观的需要是一回事,能否意识到又是一回事。例如一个人有病,他需要吃药治病。但这个人对自身的疾病并没有意识到,他也就产生不了主观上的需要。只有自身意识到有病,才产生主观上治病的需要。后一种“需要”就是主观的、观念上的需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一般来说,主观观念上的“需要”是客观的“需要”的反映。人的主观“需要”不仅取决于客观的“需要”,也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例如,人肚子饿了,产生主观上“吃食物”的需要。但究竟吃什么和怎样吃?环境、条件、社会关系不同,“吃什么”和“怎样吃”的具体需要也不同。不仅原始人和现代人不同,不同阶级的人不同,就是同一个人,在环境优越的条件时和环境恶劣的条件也不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需要也是社会意识。唯物史观从人是劳动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历史的本质出发,作为这种具体关系反映的需要也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们的需要是永恒的,但具体的历史的人的具体需要的内容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变化的。必须把人放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等条件下去考察人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由于人是劳动的人,人是个体与群体统一的人,人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是发展的、可变的。因此,人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人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既有生理需要,也有社会需要;既有个人需要,也有群体需要;既有消费需要,也有生产需要;既有眼前需要,也有长远需要;既有直接需要,也有间接需要,既会产生合理需要,也会产生不合理需要。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人的需要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拓展。西方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归结为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五种类型,也说明了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多样的。但马斯洛只是从个人的需要讲的层次,而没有从群体、阶级、国家、民族等方面讲需要。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但无论怎样讲,人的需要的根源包括人的自然属性,但最主要的根源是人的劳动、社会属性。只是从人的自然属性说明“需要”不是唯物史观的观点,而是唯心史观的观点。

“利益”和“需要”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有“需要”必然就有“利益”。所谓“利益”,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和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各种需要的总和,并形成指导和推动自身活动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判断周围事物和其他人的行为事件善恶的价值标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利益原则”。“需要”根源于人的劳动本质、社会本质,利益既然是需要的总和,利益也根源于人的劳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劳动、实践是能动的活动,其中就包括在一定的需要、利益原则下支配下的活动。这种需要的总和和利益原则已经成为人的实践活动、行为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要素的一部分。离开人的利益的实践活动是不存在的。所以马克思说,人们的任何活动都同人们的利益有关。

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人的利益也是多方面的。人的需要是变化的,人的利益的具体内容也是变化的。人是群体与个体的对立统一,人的利益也是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对立统一。在阶级社会里,人是阶级的人,人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统一,没有离开阶级利益的纯粹的个人利益。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人的本质、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从人的自然属性引伸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求得自我满足,都是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的幸福。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主张这种观点,他们是“人本质自私论”观点的集中代表,中国古代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是“人本质自私论”的又一种表述。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就是以“人本质自私论”即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的理论为逻辑起点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认为,“人本质自私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现实事实。既不符合外国,也不符合中国。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也就没有私有观念,也就谈不上人的本质、本性自私论。即使在阶级社会中,为阶级利益、民族利益抛弃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生命的人物和事迹大有人在,而正是这种人才真正受到人民的拥戴和历史的肯定。这些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吗?“人本质自私论”从认识论根源上看,实际上是把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本质夸大为所有人的本质,或者是把现实生活中某些人身上存在的私有观念、个人利益夸大为人的自私本质论。从阶级根源上讲,是为了掩盖剥削阶级自身的自私自利的剥削阶级本质,为自己阶级的行为做辩护。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利益是具体的,可变的,因此从来不从具体利益的角度界定人的本质,更不会从人的本质自私论说明理论和现实问题。唯物史观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在民族利益观上有共同、一致性,但在阶级利益观中是根本对立的。剥削阶级的利益观主要就是讲个人利益观,甚至主张牺牲、抛弃、损害和占有他人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实现个人利益,而且主要讲个人的物质利益,排斥精神利益。唯物史观从不回避利益观问题。但这种利益观主要包括三点内容:一是既讲个人利益,也讲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讲个人利益时,不能损害他人、集体和阶级的利益,在必要时,要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生命来维护和实现集体利益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既讲物质利益,也讲精神利益,讲理想、事业和远大目标。三是既讲目的,也讲手段。唯物史观认为,利益源于人们的劳动实践,同时也靠劳动实践来实现,也靠正当、合法的手段来实现。古人还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何况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呢。那种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所谓“白猫黑猫”论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利益观确实是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动力。但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而不是建立在“人的本质自私论”的所谓个人物质利益观。中共中央党校某著名教授2008年1月在《广州日报》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讲到:一是认为改革就是“还人以利益”。“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的动力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人以利益—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动力。”二是认为个人利益实现的手段就是“交换原则”。“个人利益如何实现?—通过交换。工人用工业品换粮食,农民用粮食换工业品;多余的,换成人民币揣在手里。所以,不管我们主观上愿不愿意,只要我们把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就自然要发展到市场经济。”三是认为“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是禁止还是鼓励追求个人利益。“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禁止个人追求利益;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鼓励人们去追求合法利益。”这种种抹杀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观与剥削阶级利益观的根本区别是错误的。2016年7月,这个教授在中央党校一次重要讲课中再次宣扬他的这种荒谬观点。

所谓价值问题也存在着根本对立的价值观。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需要满足的程度。物的价值就是物作为客体对主体人本身的需要满足程度。而人的价值不同于物的价值,人既是个人也是社会,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因此人的价值也就必然区分为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所谓自我价值就是个人作为主体,他人和社会对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简单说,就是个人从社会所得到的。所谓社会价值,就是个人作为客体,对社会的需要满足程度,简单说就是个人对社会的作为和奉献。人的本质是劳动。因此人只有建立在对社会的更多的作为和贡献,才能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价值是奉献和索取的统一。但第一位的是奉献,而不是索取。许多杰出人物谈到人的价值问题时说,人的真正价值是奉献。这样讲是对的,但理解上不能简单化。那种绝对不讲索取,完全抹杀自我价值和个人的正当利益,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极其容易导向封建社会的禁欲主义的利益观和价值观。改革开放前,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抹杀个人正当利益否定自我价值的错误倾向,批判这种倾向也是对的,但是不能根本否定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由于片面批判以往的一定倾向的忽视个人价值观,导致今天现实生活中竭力夸大个人利益的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念极其盛行,特别是个人为中心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拜权主义价值观泛滥成灾,尤其在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中表现也相当突出。而奉行马克思主义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奉行人的价值主要在于奉献的集体主义的思想及其行为等被某些人称之为“傻帽”。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念,必然导致两种对立的改革观念。三十多年来,对农村改革中的两类典型即小岗村的改革和南街村、华西村的改革的是非争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两种改革观念的争论。而其背后的深层次的理论根源就是对人的本质、人性的根本对立的理解。

三、人的本质与做人的标准

哲学作为世界观,不能回避对什么是人即人的本质的回答。但哲学不仅回答什么是人的问题,而且还要回答如何做人的问题。而如何做人的问题,对人的本质回答不同,必然对如何做人的问题也回答不同。

宗教神学认为人是上帝造的,后偷吃了智慧果犯了原罪。人活的目的就是赎罪。因此,宗教神学做人的标准就是不能有任何欲望的禁欲主义,就是在权力者面前绝对的顺从。

旧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尔巴哈主张人的本质是人的吃、喝、性行为,就是求得自我满足,就是利己主义。因此在做人标准问题上,就是单纯地去适应、顺从环境,就是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甚至以牺牲、损害他人、集体、社会利益实现个人利益。或者是鼓吹绝对的抽象的爱,就是制造一种超时代、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普适价值”的做人模式,且竭力反对劳动人民的对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反抗斗争。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本质的回答不同于其他任何哲学家,因此在做人的问题的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首先就是劳动,劳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劳动、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人的发展的源泉、动力,因此也是做人的首要标准,就是要尊重热爱劳动和劳动者。同时人是社会的人,即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人一出生,就一定处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家庭、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关系等社会环境中的人。这种关系、环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的许多社会关系人自身不能选择,但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根据人的实践的主体性原理,人的做人标准、所走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内容。而意识形态和文化内容都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正确或错误的反映、先进或落后的反映、真善美或假恶丑的反映。文化的实质就是化人,就是一定时代或阶级所确立的做人的具体标准。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科学学说,同时它也是塑造人的和人的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所塑造的人的标准,第一位的就是树立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生价值观,就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为人民服务,用伦理学语言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他们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青少年就树立了这种价值观。第二位的就是他们对真理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物质性与主体性的统一,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正是为了人类主体性的最大发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客观真理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做人的标准极其重要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就是做真人。第三就是主体性的确立。所谓主体性就是能动性、独立性、创造性等。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分辨能力,以及在分辨基础上对假恶丑现象、观念的批判、抵制能力和对真善美现象、观念的接受和吸收能力,其中就包括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情感。特别是对反动势力和一切邪恶现象的反抗斗争能力。但理论界和社会生活中有些人宣传所谓“大爱”,似乎爱就是绝对的好,恨就是绝对的不好。这种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背离的。第四就是较强的专业技能。关于如何做人的问题有许多更为具体的内容,但这些内容都可以从以上的基本观点中引伸而出。

当前现实社会中,思想观念较为混乱。有些人称之为文化多元化时代,首先应该指出,“文化多元化”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元”在哲学上是指“本源”,在本源问题上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但从“元”的角度它们都是“一元论”,因为它们都只承认一个本源。只有同时既承认唯物主义也承认唯心主义观点的人才称为“二元论”,如哲学史的“笛卡尔”。当代文化确实是多样的甚至是对立的,这叫做“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多元性”、“多元化”,只有同时承认这些不同文化都是正确的观点时才叫“文化的多元”。按照唯物史观理论,文化本质上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经济、政治是具体的、历史的、对立的,文化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对立的。从文化与人的关系角度,不同文化塑造的人的标准、人的模式不同。社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不同步性、反作用性等,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存在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导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然存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客观存在文化的多样性、对立性必然导致做人标准、做人模式的多样性、对立性。今天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矛盾、社会群体事件固然有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但实质上也是不同的做人模式摩擦、碰撞、撞击的结果。一些人把黑格尔的“现实即合理”歪曲为“存在即合理”的思想,以此论证多种做人模式的合理性。我们讲,今天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实不应该简单用一种做人模式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做人模式要求所有的人,但也必须承认,现实生活中以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为核心的表现为拜金主义、拜权主义的传统社会中的做人模式绝对是一种错误的、落后的做人标准。这种做人模式在现实生活的危害性已经严重表现出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领域中的各种各样的丑恶、腐败现象从思想根源上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上述做人模式的典型表现和恶果。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把人的自然属性等同于人的本质,并由此得出形形色色的“人的本质自私论”。其对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危害性、破坏性是极其严重的。至今我们理论界及各级领导者对这种做人模式的错误实质、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有意无意在纵容、袒护和传播“人的本质自私论”的错误观点及其派生出来的做人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再让这种错误观点及其做人模式继续下去了,应当奋起批判之,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和做人模式理论教育全党和整个民族,促进人的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张昌林]

2016-11-15

郝贵生(1948-),男,河南封丘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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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4-7077(2017)01-0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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