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丙亮，苏 亚

（贵州师范大学a.历史与政治学院；b.教育科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从《竺可桢日记》来看一位大学校长的禁烟理念

邱丙亮a，苏 亚b

（贵州师范大学a.历史与政治学院；b.教育科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当今学术界对竺可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学、地理学以及气象学等领域，鲜有学者将其抗战时期在贵州的禁烟思想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为此，作者以《竺可桢日记》为文本进行研究，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整理、分析与解读，来为读者呈现一位大学校长鲜有的禁烟理念。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抗战时期；贵州；禁烟理念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东关镇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地理学家以及气象学家。近代烟毒的泛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身处同时代的竺可桢自然也是感同身受，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立浙江大学在其领导下被迫进行了四次西迁，历尽千辛辗转来到贵州后，面对“毒粟遍地开、烟民难以计”的贵州大地，其对烟毒泛滥误国误民的理念有了更加深切的体悟。仅以1938年8月贵州省查禁种烟专员呈报调查办理禁政的情形就可知：“黔省业经登记之烟民，截至本年六月止共有264844人，尚有十余县未据呈报，即已呈报者亦不无遗漏之处。盖以本省素为产烟区域，人民受毒最深，老幼男女沾染甚众，几于家置烟灯，以为日常生活及供应酬客之必需品，遂致人民体力衰弱，经济枯竭。”[1]P1186正是在此情境下，竺可桢萌发了禁烟思想，不仅设身处地地参与当地政府所开展的一系列禁烟禁毒运动，并为此出谋划策，而且还积极地动员和领导国立浙大师生们主动地做禁烟宣传、募捐禁烟资金等活动。可以说，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此时贵州特别是遵义地区禁烟禁毒运动的发展。

一、禁烟思想的萌芽

竺可桢的禁烟思想萌芽于其在为浙大选校址的路途上。1939年6月，竺可桢为了给浙大选校址，由贵阳驱车赶赴遵义，刚到遵义就闻刘幕曾县长言：“遵义人口六十万，每年田赋六万，出壮丁往前方者近二百人。……柞蚕与嘉、道时代称极盛，近来以鸦片遍地，几绝迹，至民廿六年，刘始再谋复兴。”[2]P339通过刘县长的简单介绍，竺可桢就深知罂粟在遵义地区的种植目前已实属普遍现象。在此种现象的背后，大量农业用地自然而然地被卷入到非农业生产环节之中而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在此情景下，贵州地区对抗战所急需的粮食供给服务能力必然会大打折扣。在后来赶赴湄潭的路上，竺可桢又深刻感受到鸦片对贵州人民身体无情的摧残，“八点……出发赴湄潭，共距离71公里。因轿夫均为四川人，吃鸦片烟，故每行十里至十五里必休息，过烟瘾，因此非走两天不可。”[2]P339-340短短71公里的路程在瘾君子的脚下硬是足足走了两天时间，可以说，这次湄潭之旅给竺可桢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随后赶赴都匀县的日子里，竺可桢更是被该县吃鸦片的人数所震撼，“都匀全县人口十二万，城中二万人，吃鸦片者三千人，苗人占全人口的三分之一。”[2]P343

由上可知，竺可桢在为浙大选址的途中，通过自身的所见、所闻及所感，已深刻感受到此时烟毒对贵州人民的毒害以及对抗战工作的阻碍。毋庸置疑，此时乃抗战最为艰苦之时期，贵州作为此时已为数不多的国统区之省份，对抗战工作的意义可想而知，就如蒋介石所言：“我们本部十八省，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3]P630然而，贵州历来为贫瘠之省份，自身对此时抗战的物质供应能力必然有限，正如吴鼎昌所云：“贵州因为交通的不便，环境的限制，物力之能贡献于国家的，无可讳言的比各省要少，唯一的办法，只有以人力补充物力的不足。”[4]P132可见，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贵州，此时需要把自身打造成为抗战需求的粮食供应地和兵源输出地以此来为抗战服务。然而，当时烟毒在贵州地区的泛滥致使这两项工作的开展可谓是步履维艰，这也是此时贵州政府加大禁政实施力度的大环境之所在。竺可桢通过此次寻址之旅，亲身感受到了鸦片对贵州粮食生产、兵源体质以及社会财富消耗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的消极影响，固此萌生了禁烟思想，并在后期的教学工作实践中，积极地为当地政府的禁烟禁毒工作出谋划策，并且身体力行地动员和领导国立浙大师生们为禁烟运动做禁烟资金募集与舆论宣传等工作，有力推动了当时贵州遵义地区禁烟运动顺利有序的开展。

二、禁烟的具体举措

国立浙江大学迁入贵州之时，乃抗战最为艰难时期，也是吴鼎昌政府“禁政”在贵州推行最为关键之时期。毋庸置疑，近代贵州烟毒的泛滥对抗战所急需的粮食产量、兵源质量等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身处其境的竺可桢自然是感同身受，其萌生禁烟思想后，在兼顾浙大管理与教学工作的同时，也不忘亲力亲为地去为当时的禁烟运动贡献一份力量。

（一）推广马铃薯，提高粮食产量

罂粟在近代贵州的大面积种植必然会抢占一般农作物的农业用地，自然也会对该省粮食产量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加之贵州本是山多田少，土地贫瘠之省份，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故罂粟在贵州试种成功之前，农民整日劳作于贫瘠的土地上方能获得定量的口粮而勉强度日。然罂粟在贵州普遍种植后，出现了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此种状况不仅导致粮食市场供求不平衡而使粮价上涨，而且极易引起普遍的饥荒现象，“贵州近代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甲子乙丑年（1925年）城乡饿死成千上万的饥民即和鸦片种植有关。‘本省五谷之生产，因受鸦片之影响，产量奇欠，尤以前、旧两年（1925年）为甚，因闹成数十年来罕见之饥馑，死亡枕籍者不可胜计’”[5]P55。可见，罂粟在贵州大面积种植，不仅直接吞噬着该区广大烟民的健康，而且还把广大瘾君子推向饥荒的边缘，随之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竺可桢当时就很敏锐地洞见这一问题的本质，极力主张用其他农作物来代替罂粟种植以提高粮食产量，在多方考量之下，他最终选中了马铃薯。

竺可桢此时在贵州推广种植马铃薯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多方理论论证和实践考证的，其中主要考量的是贵州所特有的气候、地形、土质等自然环境因素较为适宜马铃薯的生长，如其日记所言：“以余个人意见，中国粮食战时与战后均成问题。以贵州之气候、地形而论，马铃薯极应提倡，但若以推播马铃薯为目标，较易有把握，胜于目前之无所不包也，穆（穆藕初，笔者注）亦以为然。”[2]P424又如“据吴耕民云，黔省山地适于种番薯与马铃薯，……二者每亩均可得二三千斤。”[2]P431再如：“余谓目前农业上以推广粮食为目的，而酒精则以运输便利、制造容易为目的，故以粮食论，以种马铃薯为最佳，包谷、甘薯次之，而甘蔗又次之。”[2]P450从竺可桢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竺可桢本人在贵州是极力推广马铃薯种植的，除了该地的自然环境有利于马铃薯生长外，马铃薯本身产量高、生长周期短，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贵州地区对抗战工作的粮食援助能力自然也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不可否认的是，马铃薯在贵州的推广，必然会引起罂粟种植面积的缩小，为烟农的改种提供了一条新的种植路径，因为二者对自然生长环境的要求上极为相似，都性阴喜光、适宜生长在土质疏松的沙质土壤上，如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贵州省分期禁种情报报告表中，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马铃薯已然成为平坝县罂粟种植的替代物。[6]P16但此时以马铃薯作为罂粟改种的粮食作物在各个地区进行推广还是比较少见的，主体上还是以大麦、小麦、油菜、棉花等作物为主。可以说，竺可桢在贵州推广马铃薯，主要还是基于增加贵州粮食产量来为抗战服务这方面的考虑。但值得关注的是，对罂粟实行粮食作物替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加粮食产量，马铃薯在其中就扮演着最佳桥梁的角色。毋庸置疑，竺可桢在贵州推广马铃薯种植，在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也必将会对罂粟在贵州无节制的泛滥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实乃一石二鸟之策矣。

（二）筹集戒烟资金，保证禁烟运动正常进行

禁烟运动可谓是涉及面极广的一项社会整合运动，其触及面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故推广实行起来极为不易，其中禁烟资金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禁烟运动的成败。然在那个战火纷纷的年代，国家自身本是积贫积弱，在推动“禁政”过程中经常会遭遇因资金不足而使禁烟运动不了了之或流于形式的情况。同样，此种状况也依然出现在此时竺可桢生活的遵义地区，如1940年七月十一日，竺可桢在和遵义县领导商讨戒烟办法时，正如卫生院张谷昌所言：“禁烟经费月只九十元，贫民戒烟者每人给予三元一月之伙食，自己须出六元之多，以二星期为限，故戒而复吃者甚多。”[2]P440又据平民习艺所所长江伯琳所云：“平民习艺所经费来自播声电影院票价加一，每月可得六、七百元，内有织毯子及毛巾之类，共收容六、七十人，烟民来者不多云。”[2]P440可见，此时遵义地区的禁烟运动已经受到禁烟资金不足的掣肘，禁烟各个环节均在不同程度上受资金不足困扰而使禁烟效果大打折扣。为了能让该区禁烟运动正常、合理有序地开展下去，竺可桢积极主动地组织和领导浙大师生们通过多种渠道来筹集禁烟资金，从而来为此时的禁烟运动贡献一份力量。

竺可桢在筹集禁烟资金上主要从两方面入手，首先，以学校名义在经费上资助学生为卫生院筹集捐款的义演活动，如其日记所言：“中膳后自治会演剧代表刘昌汉、赵梦寰（土木三与化工三）二生来谈演剧捐款助卫生院设立禁烟处事。据云布景设备需六百元，余允许学校资助三百元。”[2]P432其次，个人而言，在精神上鼓励和支持学生所组织的各项禁烟募捐活动，如对学生自治会的这次义演募捐活动就极为重视，并携夫人亲自到场观看了学生的首场演出，“晚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捐款与卫生院戒烟费用（演出），剧本为《自由兄弟》。……余偕允敏于七点到场，至七点四十分钟开幕。卖出票80%，约六百人之谱。今日系第一天，此剧连演三天，继之以《夜光杯》二天，约可得三、四千元之谱。”[2]P441由此可见，竺可桢在对遵义地区禁烟运动所需资金筹集上不可谓不关心，主要以浙大和浙大师生为载体，通过募捐、义演等形式最大限度筹集资金来弥补该区禁烟财政上的不足，可以说，这本非其分内之事，但其却做到了尽心尽责，实乃让人钦佩。

（三）积极进行禁烟宣传，强化人们对烟毒危害的认识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地区腹地，北接蜀地，南邻广西，东面湖南，西靠云南，实乃我国名副其实的高原山区地带。山区本身就存在着相对的封闭性，就如某人所言：“山是一种障碍，同时是自由人的藏身之地，没有文明社会那种社会、政治、经济的压力和束缚。”[7]p54正是由于大山的阻隔，禁政思想宣传工作在该区难以深入开展，故此“黔省烟民大抵处深山僻野，不知政令为何事。”[8]P93更有甚者认为种植罂粟乃自由之事，政府不应干涉，并成立与政府铲烟行动相对抗的武装抗铲队，如：“民国元年（1912年），水西土司安三妹，公然置‘禁令’于不顾，以其武装保护鸦片的种植，有的地主恶霸则在其势力范围内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抗铲队’。”[9]P151可见，由于禁烟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该区人们对鸦片认识的畸形化，甚至在某些偏远地区形成了以吸烟为荣的变态烟文化。毋庸置疑，禁烟宣传的力度及效果已俨然成为事关禁烟运动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竺可桢自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难看出，不管是从其个人禁烟理念向外展露过程中还是在鼓励支持浙大师生为禁烟所做具体实践工作过程中，我们都可以清晰看出其对禁烟宣传这一环节的格外重视。

竺可桢重视禁烟宣传工作，自然也与其本身所属职业有关。作为一校之长和一名教育大家，本身就具有言传身教及纠正社会畸形文化（烟文化）风气之责任。与此同时，在浙大这个便利的宣传平台上，师生群体又主动扮演着宣传主力军的角色。此种条件下，竺可桢只需加以正确组织和引导即可，禁烟宣传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总体来看，他也是如此操作的，首先，在个人层面上利用公共平台向人们言说烟毒的危害以及禁烟的必要性，如其1941年6月3号日记所言：“晨八点至体育场，参与动员委员会所发起之‘六三’禁烟大会。……大会由孔福民县长主持，余演说十余分钟。”[10]P89在这次演说中，竺可桢可谓是声情并茂地向人们讲述烟毒的危害以及禁烟条例与禁烟工作深入开展的必要性等，并明确表示浙大师生愿为贵州禁烟做出最大的努力。其次，在学校层面上，通过对学校管理政策的灵活调整来鼓励和支持学生禁烟宣传活动，不仅在特殊节日放假支持学生做禁烟宣传，甚至对教学时间进行调整来为学生的禁烟宣传服务，如：“三点开行政会议，讨论龙泉分校，决计一年级送黔；六三放假，作禁烟大宣传；六月起，上课时间改为晨七点起。”[2]P431可见，竺可桢的禁烟宣传实践主要是通过自身在公共平台上的演说以及鼓励支持学生组织禁烟宣传活动这两个路径来诠释的。与此同时，做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在禁烟宣传环节中注重宣传方式和技巧的运用，使烟民愿于乐于听从他们的宣传讲说，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以“吸烟为荣”的堕落社会风气，对此时的禁烟运动来说有很大的裨益。

三、竺可桢禁烟理念的再认识

竺可桢禁烟理念可以说是萌芽于特殊的时期和特定的地点，即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和烟毒泛滥成灾的贵州大地。可以说，其禁烟理念是在时代背景以及禁烟需求大环境的合力刺激下被催生出来的。加之，竺可桢作为此时浙大校长以及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不管是与当地政府禁烟领导层还是与浙大的广大师生都来往甚密，故其禁烟理念的实践必然会打上这两个群体（政府禁烟官员与浙大师生）的烙印。

（一）禁烟步调与政府的“禁政”基本保持一致

从《竺可桢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竺可桢禁烟理念的具体实践与当时政府的“禁政”举措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在禁种环节中寻求罂粟种植的最佳替代品（马铃薯）、禁吸环节上禁烟资金的筹集及禁烟宣传这两个方面。不难看出，其禁烟理念的实践主要侧重于禁种和禁吸这两个环节，而禁烟运动中的禁运和禁售环节几乎只字未提。当然，这与其当时自身所处的禁政地位不无关系。简言之，其未处于禁烟运动的核心领导层，此时浙大最多还只是在遵义地区禁烟运动中扮演着督促者亦或监督者的角色，如其日记所言：“至财厅晤周寄梅，请其转建厅电令遵义、湄潭两县长迅速将路筑成。寄梅托浙大以督促遵义卫生事务所以实行戒烟之事。据云拟将入所戒烟者予以三个月之时间，入所为学徒习艺。”[2]P435可见，浙大此时已俨然成为政府推行“禁政”过程中名副其实的辅助机构，这自然不可避免地使竺可桢的禁烟理念与当地政府的“禁政”步调保持了一致。

（二）禁烟理念的实践注重“两条腿走路”

此中的“两条腿走路”意在表明竺可桢禁烟理念的实践除了自身的亲力亲为外，也离不开浙大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在此基础上竺可桢将其禁烟理念有条不紊地灌输给浙大广大师生后，在学校物资、政策及个人精神层面上给予师生禁烟实践活动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可以说，“两条腿走路”的禁烟方式，不仅可以将竺可桢的禁烟理念最大限度地实践出来，还可以充分调动国立浙大师生们的禁烟热情与积极性，为浙大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禁烟氛围。

总之，通过对《竺可桢日记》的解读，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洞察到竺可桢禁烟理念的全部，虽然其禁烟理念的实践不可能对此时的禁烟运动产生质的影响，但其作为一位大学校长为了救国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禁烟理念以及禁烟热情并努力为之践行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的。

[1]马模贞.中国禁毒史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2]吕东明,许国华.竺可桢日记(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3]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M].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莫子刚.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J].抗日战争研究,2006，(4)：126-146.

[5]蒋德学.民国贵州的烟毒危害及其影响[J].贵州文史丛刊，1997，(4)：52-56.

[6]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办理禁烟概况[J].贵州档案史料(禁烟史料专辑),1990，(3).

[7]张丽.《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导读[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8]莫子刚.试论近代贵州鸦片烟祸之特点[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90-94.

[9]周松柏.清末民国贵州鸦片百年危害反思[J].贵州社会科学, 2005，(2)：150-153.

[10]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8卷)[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Zhu Ke-zhen’s Concept of Banning on Opium-smoking and Opium Trade from His Diary

QIU Bing-lianga，SU Yab
（a.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b.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The researches of Zhu Ke-zhen in academia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geography and meteorology,his concept of banning on opium-smoking and opium trade has been seldom involved.Therefore,on the basis of Zhu Ke-zhen’s diary,this paper presents his concept of this kind mentioned above by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some related materials.

Zhu Kezhen;Zhu Ke-zhen’diary;the period from1931 to 1945;Guizhou;concept of banning on opium-smoking and opium trade

K265

A

1009-3583（2017）-0034-04

2016-11-15

邱丙亮，男，河南信阳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