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少军

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研究回顾与展望

赵少军

石构墓葬是红山文化中的一类重要遗存，分布于红山文化的中心地带，其研究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分期、墓葬形制、出土遗物、文化特性、文明起源、源流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可以揭示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红山文化 石构墓葬 回顾 展望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石构墓葬，主要以红山文化石构墓葬为代表。研究红山文化的石构墓葬，对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石构墓葬的整体研究有重要意义。石构墓葬作为红山文化中一类重要遗存，主要分布在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这一带既是红山文化的中心，也是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分布的中心。红山文化石构墓葬以积石冢为主要表现方式，冢为墓葬的单位。

随着红山文化研究的深入，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在分期、分区、遗物内涵、文化特性和文明起源、源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发掘简史

红山文化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今内蒙古赤峰境内进行的野外考古调查，但是当时并没有发现红山文化墓葬。

1973年，阜新市文化局、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积石冢进行了发掘，①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这是首次对红山文化积石冢进行科学发掘，并且是第一次明确发现红山文化的玉器出土于墓葬中。1993年，又对该积石冢又进行了全面的二次发掘。②方殿春、刘晓鸿：《辽宁阜新县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再一次调查与发掘》，《北方文物》2005年第2期。

1982年，辽宁省博物馆对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建筑群址进行发掘，③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1期。清理有1座墓葬，但该墓没有明显的墓圹。

198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进行发掘，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7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1991年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1期。其中发掘墓葬6座。

199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进行发掘，②内蒙古文物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其中发现红山文化墓葬13座，墓葬中有少量积石墓和石板墓。

1997年，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对洪格力图一处被盗掘的红山文化墓葬群进行清理，③苏布德：《洪格力图红山文化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2期。发现大小不等的积石冢多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积石冢时有发现，尤其是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新发现的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层出不穷，如内蒙古喀喇沁旗就发现了7处红山文化积石冢④李凤举、张义成：《内蒙古喀喇沁旗红山文化积石冢调查简报》，《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辽宁朝阳地区也在“三普”中发现了多处红山文化的积石冢⑤参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材料（马莲桥积石冢、老山洼积石冢），内部资料。，发现8座积石冢的老山洼积石冢群等。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先后发现并清理多处红山文化石构墓葬⑥相关信息来源为历年的《中国考古学年鉴》以及新华网等主流媒体的报道。：2001年内蒙古文物部门抢救清理了敖汉旗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清理7座石板墓；2005年，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对赤峰市康家湾调查发现的一百余座红山文化石棺墓中的两座进行了发掘⑦席永杰、张国强：《内蒙古赤峰市康家湾红山文化及相关遗址调查报告》，《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敖汉旗博物馆联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清理石棺墓3座；2008年又在草帽山积石冢三号地点进行了发掘。

在红山文化石构墓葬集中的牛河梁地区，多年来也发现多个地点存在积石冢，每个地点分布数量不等的积石冢，每座积石冢内又有数量不等的墓葬。20世纪80年代，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和建平两县交界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自1983年开始发掘，前后共发现20余处地点，并发掘多处，其坛、庙、冢礼仪性建筑遗址的发现，引发了红山文化的研究热潮。其中与石构墓葬有关的发掘主要有：

1983年至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进行了清理发掘，⑧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一号冢石棺墓的发掘》，《文物》2008年第10期。共清理石棺墓27座。其中在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M21进行了发掘，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出土了大量玉器。

1989年至199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进行了发掘，⑩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四号冢筒形器墓的发掘》，《文物》1997年第8期。共发掘墓葬16座，这是牛河梁积石冢中唯一以陶器作为随葬品的积石冢。

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河梁第三地点进行了发掘，①魏凡：《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三地点积石冢石棺墓》，《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1期。该地点为单冢结构，共发掘10座墓葬。

1987年开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河梁第五地点进行了重点勘探和试掘，并于1998年至1999年对其进行大规模发掘，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1998—1999年度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8期。早期积石冢清理墓葬4座，晚期积石冢3座，共清理墓葬6座。其中，1987年9月，对第五地点一号冢的中心大墓进行了发掘。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

1979年辽宁省文物普查发现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并发掘墓葬3座。④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2002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继续发掘，清理红山文化墓葬13座。⑤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2003年在该地点又发现中心大墓一座，为特大型竖穴石棺墓。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0期。

2009年开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4年对位于凌源市的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群的4个地点进行发掘清理，发现了男女双人并穴合葬墓，出土数量可观的玉器和陶器等随葬品。⑦参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材料（田家沟积石冢），内部资料；王来柱：《凌源市西梁头红山文化石棺墓地的发掘与研究》，载《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李新全、王来柱：《凌源市田家沟红山文化墓葬》，《中国考古年鉴》（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红山文化的石构墓葬的发现及研究历程与红山文化的发现及研究历程是一致的。赵宾福先生认为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⑧赵宾福：《红山文化研究历程及相关问题再认识》，《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是调查或清理，大规模的发掘很少。但是围绕红山文化命名、内涵、性质等问题，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这期间主要是红山文化墓地的发现以及围绕该文化类型、分期和去向等问题而进行的讨论。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有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东山嘴遗址红山文化石砌建筑基址与陶塑人像群的发现和建平牛河梁“女神庙”与积石冢群的发现，这是红山文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震撼。这一时期的工作一方面是围绕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来源去向及分期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更重要的是围绕“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展开关于红山文化社会性质、原始宗教以及文明起源等问题的探讨。

二、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类型学及分期研究

（一）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类型学研究

红山文化的石构墓葬一般选择地势较高的山丘顶部，积石冢的核心位置都有一座中心大墓，从墓葬的具体形制来看，土圹石棺墓是其主要形式，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多为单人葬，有少数的合葬墓，随葬器物以玉器为主。①曹阳：《辽宁地区红山文化墓葬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一书中以牛河梁的积石冢为例，将其特征归纳如下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冢的位置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岗丘顶部，一般一岗一冢，也有一岗双冢，一岗多冢的情况；一冢多墓，以石板和石块砌筑石棺，较大墓石棺筑在土圹内，小墓无明确土圹，有成行排列的规律；有中心大墓，位于冢的中央部位；墓上封土再积石，形成地上建筑，冢顶积石以石块堆砌，似无规律；墓内一般只葬玉器，同时葬陶器者极少，尤其是尚未见大墓随葬陶器；冢坛结合。郭大顺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一文中也有类似看法。③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新发现与新认识》，《故宫文物月刊》1998年总第187期。

对于红山文化的石构墓葬的研究，在两类研究中有所涉及：一类是针对某一红山文化的墓葬时有所涉及，如雪莲《洪格力图红山文化墓葬分析》④雪莲：《洪格力图红山文化墓葬分析》，《昭乌达盟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一文，通过对洪格力图红山文化墓葬形制的分析，以及对遗物的分析，证明其为红山文化早期墓葬；崔岩勤《胡头沟红山文化墓葬再探》⑤崔岩勤：《胡头沟红山文化墓葬再探》，《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一文，对典型的红山文化积石冢墓葬胡头沟墓葬的葬俗和葬制进行了分析；徐子峰《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探析》⑥徐子峰：《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一文，提出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形制具有多样性和鲜明的特征，其内部结构及墓葬形式复杂多变，墓葬的方向也不一致，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叠压关系，各有阶段性特征。另一类是对红山文化墓葬的综合研究，目前所见的文章主要有：高美璇《试论红山文化墓葬》⑦高美璇：《试论红山文化墓葬》，《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华玉冰、杨荣昌《红山文化墓葬剖析》⑧华玉冰、杨荣昌：《红山文化墓葬剖析》，载《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吕学明《红山文化墓葬研究》⑨吕学明：《红山文化墓葬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熊增珑《红山文化墓葬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⑩熊增珑：《红山文化墓葬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曹阳《辽宁地区红山文化墓葬研究》[11]曹阳：《辽宁地区红山文化墓葬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等。伴随着红山文化墓葬材料的日益丰富，学者们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将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研究加以推动。

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郭大顺针对牛河梁遗址的墓葬，依规模、位置、结构、随葬品种和数量，划分为五个等级[12]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中心大墓、大型土圹石棺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熊增珑根据墓圹、葬具及封盖形式，认为红山文化的石构墓葬可分为土坑竖穴石棺墓和积石石棺墓[13]熊增珑：《红山文化墓葬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其中土坑竖穴石棺墓分为三式：I式为带台阶或二层台的石棺墓；II式为墓圹较深，砌筑规整的石棺墓；III式为浅窄墓圹，砌筑不太规整的石棺墓。根据砌筑的规模和葬式等，各式都可分为两个等级。积石石棺墓依据其形制可分为三个等级。曹阳在对辽宁地区红山文化的墓葬分类中，将石构墓葬统称为竖穴土圹石棺墓。[14]曹阳：《辽宁地区红山文化墓葬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根据所用石板或石块砌筑石棺的方式，分为I型和II型。I型石棺墓选用天然石板或石块，将选取的石板一层一层以叠压平砌的方式砌筑石棺，依据墓穴的规模、深度和随葬品多寡方面的差异，分为四个等级：甲级为有二层台或阶梯的石棺墓，其下分为a、b两种，分别为中心大墓和非中心大墓；乙级为土圹深穴石棺墓；丙级为土圹多室石棺墓；丁级为单室石棺墓。II型（石板墓），砌筑石棺的石料为石板或石块，砌筑的方式沿石圹周围立置，形成不规整的石棺葬具。根据墓穴规模和随葬品的多寡，又可分为大小两个等级。

（二）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分期研究

红山文化的分期问题，主要有八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高美璇和李恭笃提出①高美璇等：《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文化遗存分期探索》，《考古》1986年第6期。，认为可以区分出早、晚两期，分别称作红山后类型和城子山类型；第二种观点为杨虎提出②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认为红山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以兴隆洼F133遗存，西水泉类型和东山嘴类型为代表；第三种观点为张星德提出③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年第8期。，认为应分三期，其年代“分别与后岗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相当”；第四种观点为赵宾福提出④赵宾福：《赵宝沟文化的分期与源流》，《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1991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认为经历了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三个发展阶段；第五种观点为朱延平提出⑤朱延平：《东北地区南部公元前三千纪韧以远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文化论集》（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认为可以分四期，一期以兴隆洼F133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F106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蜘蛛山、红山后、二道梁等遗址为代表，四期以牛河梁、东山嘴遗址为代表；第六种观点仍为赵宾福提出⑥赵宾福：《红山文化研究历程及相关问题再认识》，《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认为目前暂将红山文化区分为早晚两大期为宜，分别以西水泉期和东山嘴期为代表；第七种观点为索秀芬和李少兵提出⑦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初探》，《考古》2007年第10期。，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期五段；第八种观点为陈国庆提出⑧陈国庆：《红山文化研究》，《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期，即以白音长汗遗址一至三组代表红山文化一至三期，牛河梁第五地点中、上层代表红山文化第四期。

红山文化的分期，为红山文化墓葬的分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红山文化石构墓葬作为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墓葬形式，可用来分期的材料主要有内蒙古的白音长汗遗址、南台子遗址及辽宁的牛河梁遗址等。目前涉及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分期的研究如下：

张星德在红山文化分期中，对处于红山文化早期的白音长汗遗址和南台子遗址进行研究，⑨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年第8期。认为该阶段的墓葬主要形式之一为积石墓葬。白音长汗遗址的发掘者在将第四期遗存分为三段，其中第二段为土坑竖穴墓，第三段墓葬均为石板积石墓。⑩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研究表明，在早期红山文化墓葬发展中，经历了从土坑墓到石板积石墓的发展。对于红山文化晚期石构墓葬，由于具备明确的墓葬叠压关系，为解决分期关系提供了依据。吕学明将红山文化晚期墓葬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①吕学明、朱达：《牛河梁红山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玉魂国魄》，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一阶段可确定只有NIIZ4南部筒形圈墓和NV中层的墓葬。第二阶段以NIIZ4上层墓葬为代表，还包括NIIZ1、Z2的墓葬和第三地点的墓葬”。熊增珑综合以上的分期研究，将红山文化的墓葬分为四个发展阶段②熊增珑：《红山文化墓葬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一阶段为土坑竖穴墓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为以积石石板墓发展的阶段；第三阶段为以NIIZ4南部筒形圈墓和NV中层墓葬为代表的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以NIIZ4上层墓葬为代表的发展阶段。其中后三个阶段可视作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分期。曹阳针对辽宁地区红山文化的墓葬进行研究后，将其分为三期③曹阳：《辽宁地区红山文化墓葬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一期以生活遗迹、灰坑为主，不见墓葬；第二期是早期积石冢墓葬，平面分布碎石和筒形器片，石棺的构建方式以石板立置为主，并出现祭祀坑；第三期是晚期积石冢，石棺以石板叠砌，有祭坛遗址。其中后两期可视作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分期。

上述研究对于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类型和分期的涉及，对于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类型和分期研究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2012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付梓，是研究牛河梁遗址最详尽、最完备的资料，在牛河梁遗址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红山文化研究的深入意义重大。

三、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出土遗物的分类研究

红山文化石构墓葬中出土遗物有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其中以玉器和陶器中的筒形器最为学术界关注。

（一）玉器研究

玉器是红山文化石构墓葬中最重要的一类遗物，在红山晚期的石构墓葬中，玉器大量随葬。以牛河梁遗址为例，绝大多数石构墓葬中都随葬有玉器，且种类多、数量大、器形精美。红山文化玉器大量出现，促使学术界对其重新认识，引发了中国史上“玉兵时代”和“玉器时代”的大讨论，相关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吕军将红山文化的玉器研究分为三个阶段④吕军、栾兆鹏：《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到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学者对红山文化的玉器尚缺乏正确的认识与评价；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是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起步阶段，特点在于考证和比较研究；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这一阶段开始对红山文化玉器既有综合研究，又有单一研究，并开始运用考古学方法对某一类器进行系统研究。张国强将吕军所分第三阶段又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⑤张国强：《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再思考》，《昭乌达盟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一阶段既有单一研究，又有对玉器系统探讨；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开始集于中在中华礼制形成中的作用。对于红山文化玉器综述性研究文章，主要有刘国祥《辽西古玉研究综述》⑥刘国祥：《辽西古玉研究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5期。，吕军、栾兆鹏《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⑦吕军、栾兆鹏：《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等。

雷广臻针对玉器研究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①雷广臻：《研究红山古玉的三个基本问题探析》，《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一是哲学方法论，知道怎样入手；二要把握基本的关系，知道思维框架；三要掌握研究方法，立稳根基，知道古玉均与古人的“生产、生活、生育、生灵”有关。而在具体的分类研究中，对于玉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功能、用玉制度、年代及其他研究等方面。

关于红山文化玉器目前有以下几种分类：第一种是将其分为两大类②刘淑娟：《红山文化玉器类型探究》，《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动物造型和一般配饰；第二种是将其分为三大类③吕学明：《红山文化墓葬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装饰类玉器、图腾崇拜类玉器、礼仪类玉器；第三种是将其按照功能和形制特征分为四类④曹阳：《辽宁地区红山文化墓葬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生肖类玉器、配饰类玉器、礼仪性玉器和其他类；第四种是将玉器分为四大类⑤刘国祥：《牛河梁玉器初步研究》，《文物》2000年第6期。：装饰题材类、仿工具题材类、动物题材类、特殊题材类；第五种是将其按照用途分为五类⑥吕军、栾兆鹏：《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工具、装饰器、礼仪品、艺术品、其他类；第六种是将其依造型题材和使用功能的不同，分为装饰类玉器、工具类玉器、动物类玉器、人物类玉器和特殊类玉器等五类⑦唐玉萍：《红山文化特殊类玉器的宗教内涵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在玉器功能的研究方面，针对某一类玉器器型功能的研究颇多，涉及较多的有马蹄形玉筒形器⑧相关研究文章有：[日]林巳奈夫：《红山文化出土的所谓马蹄形玉箍》，《中国文物报》1990年5月10日；杨美莉：《新石器时代北方系环形玉器系列之四——圆角方壁与马蹄筒形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总第129期；唐玉萍：《红山文化玉箍形器功能探析——上古巫、史之职的物解》，《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玉勾云形器⑨相关研究文章有杜金鹏：《红山文化“勾云形”类玉器探讨》，《考古》1998年第5期；吕军、栾兆鹏：《关于红山文化玉勾云形玉器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春秋》2001年第1期；周晓晶：《红山文化玉勾云形器研究回顾及新探》，《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倪玉湛：《红山文化“勾云形”类玉器文化意义再探讨》，《艺术百家》2009年第6期；刘国祥：《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研究》，《考古》1998年第5期。、玉三孔器⑩相关研究有袁伟：《对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再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期；许青松：《红山文化玉三孔器为史前巫具考》，《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30日。、玉龙[11]相关研究有孙守道：《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文物》1984年第6期；郭大顺：《猪龙与熊龙》，《鉴赏家》1996年夏季号；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玉龙》，《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钱益中、韩连国：《红山玉龙刍议》，《上海工艺美术》2003年第4期；柳冬青：《红山古玉的发现及C型龙的演变》，《艺术市场》2003年第9期；朱乃诚：《论红山文化玉兽面玦形饰的渊源》，《文物》2011年第2期。等的研究，也有对某一类玉器，如张国强《西辽河地区工具类玉器的使用与史前社会的发展》[12]张国强：《西辽河地区工具类玉器的使用与史前社会的发展》，《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一文对工具类玉器的功能进行专门研究。

对于用玉制度，郭大顺提出了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观点[13]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从“唯玉为礼”到“以玉比德”——再谈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载《玉魂国魄》，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认为红山文化把玉器作为几乎唯一的随葬品而不葬或基本不葬陶石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提出了几点认识：1.在表达人与人关系时精神重于物质的思维观念；2.通神工具及其独占性；3.玉本质特色的最大程度发挥；4.多种经济类型，多种传统文化融合的结晶。对此，赵宾福提出玉器为实用功能器物，还未上升到“唯玉以礼”和“以玉比德”的地步，红山文化玉器所处的时代仍为实用玉器时代。①赵宾福：《关于辽西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载《玉魂国魄》，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吕学明提出②吕学明：《红山文化墓葬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红山文化晚期墓葬中，随葬的玉器组合出现了等级差异，从等级最高的三类玉器齐全的玉器组合到某一类玉器的第四等级，共分四个等级。

另外，对于玉器的绝对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主要以安志敏③安志敏：《红山文化玉器的质疑与论证》，《考古》2004年第2期。为代表，认为其年代可晚至商代。

其他与玉器相关的研究也著述颇多，试分类介绍如下。

对玉器的材质的研究，以往多认为出自岫岩玉，现在普遍认为大部分为透闪石、角闪石一类的软玉，一小部分是蛇纹石一类的彩石玉。④吕军、栾兆鹏：《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对红山文化某一遗址所涉及的玉器的综合研究，如刘国祥《牛河梁玉器初步研究》⑤刘国祥：《牛河梁玉器初步研究》，《文物》2000年第6期。一文，对牛河梁出土玉器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同时对雕琢工艺、用玉制度等进行了分析，提出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已经形成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张星德《牛河梁玉器墓的文化属性再考察》⑥张星德：《牛河梁玉器墓的文化属性再考察》，《边疆考古研究》（第4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文，针对牛河梁出土玉器的地层学、类型学考察，并提出了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的意义。

对不同区域的玉器的比较研究。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⑦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一文，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大墓随葬玉器的情况进行比较，进而阐释所反映的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模式，进一步提出其不同的前途及其成因，并认为红山文化已发展到苏秉琦先生认为的“古国”阶段，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神权高于一切是其消亡的根本原因。王炜《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⑧王炜：《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北方文物》2003年第3期。，将两文化的玉器在材质、种类、纹饰、制作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其中的相似性表明他们正处于相似的社会发展阶段，并根据相异性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结构等方面的不同，提出了关于它们衰落原因的假设。

有学者也指出了目前玉器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例如早期红山文化玉器、普通墓地材料缺乏、玉器的来源、属性、源流及与礼制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可喜的是，伴随近年来进一步深入的工作，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新的线索，尤其是2003年兴隆沟遗址的发掘，为红山文化玉器起源及猪龙崇拜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实证。⑨张国强：《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再思考》，《昭乌达盟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二）筒形器研究

红山文化的陶器中，筒形器是另一类较有特色的遗物，主要的研究有郑红《红山文化筒形器研究》⑩郑红：《红山文化筒形器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1期。一文，对于筒形器的分布及种类，将筒形器划分为五型，并提出了各型的发展序列，并且对筒形器的摆放规律与所处时代等问题进行了探析。

对于筒形器的功能，学术界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认为筒形器是专门用于丧葬的一种祭器①尚晓波：《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丧葬习俗初探》，载《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二种认为筒形器是集天、地、人于一身②华玉冰：《牛河梁女神庙平台东坡筒形器群遗存发掘报告》，《文物》1994年第5期。；第三种认为筒形器是红山文化宗教典礼的产物③刘国祥：《红山文化无底筒形器的考古发现及功用》，《中国文物报》1994年9月11日。；第四种认为筒形器是红山文化的乐器——陶鼓④陈星灿：《红山文化彩陶筒形器是陶鼓推考》，《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陈国庆⑤陈国庆：《浅析红山文化筒形器》，《北方文物》2003年第4期。对红山文化筒形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针对以上的几种功能假设的合理性都进行了深入分析。

张星德等⑥张星德、齐伟：《无底筒形器与红山文化文明进程》，《文物世界》2005年第6期。对无底筒形器与红山文化文明进程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将无底筒形器的使用分为早晚两个时期，并探讨了无底筒形器的功用，提出了无底筒形器的出现应该与宗教习俗有关。

相较玉器研究，包括筒形器在内的陶器以及石器、骨器等的研究都稍显薄弱，相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四、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及遗物所反映的文化特性及文明起源方面研究

（一）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及遗物反映出的文化特性

通过对红山文化墓葬类型和随葬器物的分析，曹阳认为⑦曹阳：《辽宁地区红山文化墓葬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辽宁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的红山文化墓葬遗址是两种不同的类型，辽宁地区的红山文化墓葬无论是从墓葬的规格还是从随葬器物方面都形成了相对于自己地区内的“制度”，其社会结构可以说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而内蒙古地区的墓葬则相对较早，此地区内的墓葬更多以较简单的方式处理，没有形成制度。因此，可以断定，内蒙古地区的墓葬应处于红山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所处的发展阶段也较辽宁地区为早。

对红山文化的墓葬制度，熊增珑提出⑧熊增珑：《红山文化墓葬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红山文化的先民在埋葬死者的空间安排上已经使用了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表现为墓葬分布稀疏且与房屋遗址在空间上交错分布，第二种模式是将墓葬区与居住区在空间上相隔离。同时认为红山文化的墓葬材料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社会职业分工，出现了很多手工业，并且当时社会分层已经出现，丧葬礼制已经形成，丧葬习俗已经明显地制度化。乌兰等认为⑨乌兰、杨福瑞：《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祭祀活动及其特点》，《世纪桥》2011年第7期。，红山文化祭祀活动在中国史前文化中晚期中是最具典型的，以祭祀天地为核心内容，同时包括了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等方面。形成了红山文化祭祀场所的固定化和专门化，祭祀活动的制度化、仪式化、神秘化以及祭祀用具的礼器化等特点。成为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历史起点。徐子峰认为⑩徐子峰：《西拉木伦河流域红山文化经济形态及相关问题》，《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红山文化包括墓葬习俗在内的多个方面，从本质上反映出红山文化社会的特点，印证了6000年左右西拉木伦河流域原始农业的发达及养畜、渔猎业的繁荣。红山文化社会是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较为先进的经济社会，同时具有以巫或巫觋为起点，经由巫师、祭师到祭司乃至祭司集团这一独特的原生宗教演进模式。韩英认为①韩英：《略论红山文化的埋葬习俗》，《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年第5期。，红山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以玉、石为载体，坛、冢结合的积石冢石棺葬俗，这种特殊的墓葬制度和埋葬习俗正是红山文化独具魅力，备受瞩目的原因之所在。

碳14测年显示红山文化介于距今5700年—4800年之间②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这一时期处在距今8500年—3000年被称为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剧烈波动阶段中，距今6000年—5000年中国北方处于波动降温期，且在距今5500年前后气候呈现变干趋势。③孔昭辰等：《中国北方全新世大暖期植物群的古气候波动》，载《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载《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裘善文等：《东北西部沙地古土壤与全新世环境》，载《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韩茂莉提出④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红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原始农业，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伴生在采集、渔猎等利用型经济方式之中。李水城认为⑤李水城：《西拉木伦河流域古文化变迁及人地关系》，《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红山文化时期，以赤峰为轴心的文化重心区已浮出水面，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农业经济大体在这一阶段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对这一阶段的经济成分还不宜做过高估计。王秀文《红山文化流变考略》⑥王秀文：《红山文化流变考略》，《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一文提出，6500年至5000年前的气候温暖期促成了红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始于5000年前的气候寒冷化改变了自然环境，致使红山文化衰退。

（二）红山文化与文明起源

对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且各自的支持者都著书立说，各抒己见。

力挺红山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支持者主要以苏秉琦和郭大顺为代表。苏秉琦在《燕山南北地区考古——1983年7月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⑦苏秉琦：《燕山南北地区考古——1983年7月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文物》1983年第12期。和《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⑧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两篇文章中，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我国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反映在这里，并结合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的重要发现，认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根植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⑨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一文，系统总结了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历程，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资料，提出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并可能与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关。所以，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不仅是红山文化古城古国之所在，也是中华五千年古国的象征。其他的学者，如徐子峰在《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试析》①徐子峰：《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试析》，《昭乌达盟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一文，认为红山文化最早的玉文化、玉礼制，红山文化坛庙冢所反映出的强大的社会功能及其严谨有序的管理秩序和水平，已使人相信，红山文化社会已接近准文明时代。刘国祥②刘国祥：《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模式与特征》，《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1期。从八个方面论述后提出，在距今5500年—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西辽河流域的史前社会发生了质变，已步入初级文明社会；距今4000年—35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本地区进入高级文明社会。同时他认为，以建筑和玉雕为代表的高级技术能力的出现，等级化社会的确立以及复杂礼仪中心的出现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核心要素，由此也确立了该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为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田广林③田广林：《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论史前中国东北地区的文明进程——以西辽河地区为中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也著书认为距今5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地区社会历史发展开始步入古国发展阶段。

学术界持否定意见的代表性文章有：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④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一文，提出尽管牛河梁遗址有“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存在，但在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遗址，在这种情况下尚难以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认为其仍处在氏族制度的原始社会，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安志敏《关于牛河梁遗址的重新认识》⑤安志敏：《关于牛河梁遗址的重新认识——非单一的文化遗存以及“文明的曙光”之商榷》，《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一文中，再次提出红山文化仍处于氏族制度的原始阶段，尚无法作为“文明曙光”的象征；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⑥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一文，提出尽管红山文化出土了大型的祭祀遗址，但还不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王立新《试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⑦王立新：《试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一文通过分析红山文化社会与三代社会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社会二者之间的区别，提出红山文化社会应当属于一种前国家阶段的复杂社会。郭伟民《史前祭坛概论》⑧郭伟民：《史前祭坛概论》，《考古耕耘录——湖南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选集》，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一文通过分析红山文化的祭坛，认为终未形成文明国家。

（三）红山文明研究课题的拓展

在红山文化分期和年代等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红山文化的文明起源问题，将研究方向扩展到红山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阶段、宗教信仰、工艺技术等方面以及其他的专项研究。⑨郭治中：《红山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年第1期。这种研究上的深入，对于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研究的推动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术界针对包括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出土遗物在内的红山文化遗物的研究，已经比较明确的揭示了其经济形态，主要的研究文章有：吕昕娱《红山文化经济形态论述》①吕昕娱：《红山文化经济形态论述》，《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一文，提出红山文化经济形态具有多元化特征。红山文化的早期与中期，它的农业可能与采集和渔猎并重，但到了晚期，红山文化的原始农业有重大进步，出现了史前农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这体现在农业工具的改进、粟黍等旱地作物的栽培、定居生活与家畜饲养业的发展等；徐子峰《红山文化经济形态初探》②徐子峰：《红山文化经济形态初探》，《昭乌达盟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一文，提出其经济特点是原始农业较发达，且亦农亦牧，农牧交错。

关于红山文化石构墓葬所反映出的社会性质，滕海键③滕海键：《红山文化的生产技术状况及生产力水平论述》，《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在对红山文化的石器、陶器和玉器制作技术以及建筑状况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对其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做出评估，在物质文明、社会结构和进程、宗教和祭祀活动等三方面阐述了红山文化的发达程度；于建设提出④于建设：《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2006年。，红山文化是神本文化的代表，红山文明的衰落是神本精神的破产。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⑤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一文中，通过对红山文化墓葬的研究，认为在特殊墓地内存在五个不同等级的墓葬，加上一般墓葬，一共有六个等级，并推断当时社会贫富差距不大，所谓的社会上层显贵也是贵而不富，还没有产生阶级和国家，社会已处在文明起源阶段。

对于红山文化石构墓葬所属的红山文化性质，主要有五种意见⑥赵宾福：《红山文化研究历程及相关问题再认识》，《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一种认为属于细石器文化；第二种认为是彩陶文化，属于仰韶文化范畴的农业文化；第三种认为是长城南北两种文化结合的产物，称为混合文化；第四种认为是仰韶文化在东北地区分布的一支，即仰韶文化的一个分支；第五种认为是当地固有的一种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文化，只是后来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才有些变化。最后一种意见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普遍接受和认同。

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研究在此层面上与红山文化的研究趋于一致。因此，红山文化研究在此层面深入发展，直接推动了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相关的研究的发展。而伴随石构墓葬材料的扩充和认识的深化，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五、红山文化石构墓葬源流研究

要解决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源流问题，首先要解决红山文化的源流问题。1983年兴隆洼遗址的发掘，使红山文化渊源的探索有了目标，主要表现在：地层上证明了兴隆洼文化早于红山文化；碳14测年也表明红山文化晚；从地域上看，两种文化分布地区大致相同；文化内涵上，红山文化早期与兴隆洼文化陶器的陶质、火候、器类、纹饰有很多相似，总体上，红山文化内涵更丰富，是时代进步的表现；红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同为农业经济，兴隆洼文化已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水平，为红山文化耜耕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亦表明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近年来，伴随着一系列考古发掘，有关红山文化渊源的研究趋于明朗。

苏秉琦曾说过，红山文化两源头，一是兴隆洼文化，一是查海文化，正是在继承两种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中原和周边文化的优秀品质而壮大的。红山文化还受到的其他文化的影响：辽河中游的新乐文化曾对红山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红山文化稍早的赵宝沟文化在与红山文化并行之时，也对红山文化有促进的作用。富河文化也与红山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和相互促进。中亚菱形方块纹的出现，表明还有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①田广林：《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有关西辽河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主要的观点有：杨虎提出单线条发展论②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分期》，《文物》1994年第5期。，即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文化，并认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分属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红山文化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小河沿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后段；朱延平先生提出多线条平行发展论③朱延平：《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东北地区南部公元前三千年初以远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文化论集》（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认为辽西区的新石器时代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兴隆洼文化与小河西文化并存，第二阶段以西拉木伦河为界，南边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早期并存，北面主要是兴隆洼文化晚期以及稍后的富河文化；第三阶段是红山文化一枝独秀；第四阶段又出现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并存的局面。这四个阶段大体分别与中原老官台文化、半坡文化或后岗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相当。

陈国庆《红山文化渊源探讨》④陈国庆：《红山文化渊源探讨》，《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一文提到，红山文化埋葬习俗中盛行的石板墓和积石墓都可以在兴隆洼文化中找到源头。该地区最具地方特色的埋葬习俗当属石板墓和积石墓，红山文化大量盛行的石板墓和积石墓在距今7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遗址已有发现，白音长汗遗址二期甲类遗存中既发现有石板墓，又发现有环绕石板墓的石圆圈；二期乙类遗存发现的主要为积石土坑墓。这种石板墓，石圆圈环绕石板墓和积石土坑墓应是红山文化同类墓的祖型，应该说红山文化的埋葬习俗是间接地受到兴隆洼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升华。并认为红山文化的渊源是来自于本地区兴隆洼文化，并通过赵宝沟文化发展而来。

熊增珑提出⑤熊增珑：《红山文化墓葬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红山文化石棺葬渊源是在本地区，兴隆洼所见石板墓是其源头，而且在红山文化中所见的在墓上积石、随葬玉器、泥塑人像、祭坛现象在兴隆洼或赵宝沟文化中开始出现。以石为祭的现象是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传统。红山文化墓葬中众多动物形象的玉器随葬，表明当时先民崇拜对象多样化，而且祭祀方式多样化，人们已经开始有选择的祭祀。并且崇拜对象由物向人转变。

陈国庆通过对小河沿文化的研究⑥陈国庆：《浅析小河沿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提出小河沿文化虽然是多源的，但从总体来看，该文化的主要器物，特别是筒形罐仍显示出本地区传统的地方特色，应主要源自红山文化。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红山文化流向的问题。

徐子峰《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辽东半岛石墓文化》①徐子峰：《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辽东半岛石墓文化》，《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一文，在概述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形制、特点及性质的基础上，分析了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辽东半岛南部积石冢的渊源关系，指出红山文化作为东北文化区石墓文化的源头，对后来在辽宁东南部、北部及吉林西南部出现的积石墓、石棚墓、大石盖墓、石棺墓等与原生宗教祭祀礼仪相联系的特殊葬俗产生过深远影响。

对于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流向问题，限于红山文化之后的缺环，其流向的研究有待更多考古材料的发掘而逐步深入。

六、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研究方向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于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研究多依附于红山文化的研究，而缺乏将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剥离出来作为单独的一类遗存进行研究。因此，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分期、分区等基础性研究并不充分，这也导致了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内涵与源流等诸多问题的研究不充分。未来需要加强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基础性研究，进而向更高层次的研究扩展，诸如所属红山文化文明起源问题及其相关拓展领域的研究，在这个层次上，其研究方向与红山文化的研究方向相一致。

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方向，郭大顺指出，“大致可以红山文化为中心，分两个方面，一是文明起源的机制问题，二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②郭大顺：《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并提出了几点新动向③郭大顺：《红山文化研究新动向》，《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2006年。：一是文化序列的研究，主要是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的关系，需对红山文化晚期与小河沿文化早期及其关系做具体分析；二是经济形态研究；三是社会形态研究；四是玉器研究；五是对“红山文化衰落论”的驳斥；六是提出“红山学”。赵宾福也撰文提出红山文化有待探讨的几个问题④赵宾福：《红山文化研究历程及相关问题再认识》，《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一是红山文化的来源问题。学术界虽有论述，仍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探讨。二是红山文化的族属问题。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方位考证，推断红山文化可能是中国古史传说的“颛顼”“帝喾”之遗存。⑤蔺辛建：《红山文化与古史传说》，《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三是对“玉器时代”或“玉兵时代”的讨论。继孙守道提出“玉兵时代”⑥孙守道：《论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提出》，《辽宁文物》1983年第5期。，闻广提出“玉器时代”的概念⑦闻广：《中国古玉的考古地质学研究——玉：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载《国际交流地质学术论文集——为二十七届国际地质大会撰写》（6），北京：地质出版社，1985年。，张光直进一步提出“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到铜器的转变”⑧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到20世纪90年代，有关中国是否存在“玉器时代”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形成热点，正反方各抒己见，两种观点同时并存，至今未能取得共识。四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探讨红山文化的形成和来源是所提出的一系列课题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小 结

在辽西地区红山诸文化系统中，红山文化无疑是该地区的代表。苏秉琦曾说：“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到一起，进而迸发出文明的火花。”①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红山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的过程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涉及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相关研究文章大量出现，涉及面非常广，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不断掀起高潮，由此而取得的研究成果，也为全面认识红山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近年来，红山文化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尤其是红山文化重地的内蒙古赤峰和辽宁朝阳两地，在当前文物合理开发利用的大趋势下，红山文化热不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红山文化的“申遗”工作的开展。赤峰魏家窝铺遗址入选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朝阳牛河梁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这些成绩无疑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增添了重要的砝码。

同时，由内蒙古赤峰市组织的“中国·赤峰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辽宁举办的“红山文化国际论坛”“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等有关红山文化的学术会议层出不穷，议题纷繁复杂，围绕红山文化，涉及红山文化的墓地类型、聚落形态、分区与分期、气候、环境、地理方面的适应性、生业方式、宗教功能与社会组织功能、社会性质、地位与作用等方面。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管理处联合举办的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为例，会议邀请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高校、部分省市的考古所、博物馆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近百位知名学者，会后还结集出版了《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

在当前的形势下，地方政府、文博单位、文化协会甚至民间各方面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政府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逐渐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红山文化研究，这是令人欣喜的，对于深化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研究乃至于红山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仍应看到，在红山文化石构墓葬及其所属文化的研究上，仍然存在忽视基础性研究，过于追求所谓“高层次”研究，过于追求对文明起源等热点问题的探讨，从长远来看，这对红山文化石构墓葬的研究可能是不利的。

责任编辑：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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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434X(2017)02-0086-15

赵少军，辽宁省文物局馆员，研究方向：东北考古、东北地方史；辽宁，沈阳，110011。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边疆民族历史与地理研究项目（9850203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