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前波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区域研究进展评述*

武前波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城市区域的快速崛起，不同时期相继出现了多个城市区域概念称谓，从西方学界的大都市带、全球城市区域、巨型城市区域，到国内的都市连绵区、城市群，其内涵实质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基于全球化背景对近期中国城市区域研究进展进行回顾与评述，包括城市区域的相关概念、界定标准、研究方法，以及作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典型城市区域——长三角的系列研究。从中发现，国内学者对西方城市区域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进行积极借鉴，针对中国城市区域开展了广泛探索研究，提出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标准及方法手段，注重全球化、信息化、地方化等要素条件的影响，在城市区域的不同理论方法视角和不同空间尺度层次都取得了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同时，与西方城市区域研究相比，国内学界的理论创新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但中国城市区域的快速发展也将为之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

城市区域；城市群；长三角；全球化；研究进展

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本土企业生产系统的成长壮大，以及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在华的日益扩散，推动了中国城镇体系的演变更替以及城市区域的快速崛起[1]。根据2014年《世界城镇化展望报告》，1950年全世界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2014年上升至54%，到2050年将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世界前10位超大城市名单中，东京位列榜首，人口超过3780万人，中国城市包括上海和北京，人口分别达到2300万、2000万，美国仅有纽约（含纽瓦克），人口近1800万，名列第九。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变化中的城市图景：度量十年的空间增长》报告，发现2000至2010年间东亚地区有近2亿人迁入城市，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年均达3%，2010年达到7.78亿人。其中，超过千万人的超大城市有8个，包括中国的珠三角、上海和北京，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以及雅加达、首尔和马尼拉。中国的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已经超过东京成为在面积和人口两个方面的世界最大都市区。同时，2000-2010年东亚地区的城市面积年均扩大2.4%，2010年城市土地面积达到13.48万平方公里，中国约占三分之二，城市面积的扩大往往跨越行政或政治边界如市际边界，造成政府管理和财政收入来源的碎片化。

自从1980年代戈特曼大都市带理论被引入国内以后，其推动了中国城市区域研究的日益兴起，国内学者在不同时期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区域现象做了诸多探索性研究[2]-[12]。然而，近期西方学者基于全球化背景所提出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区域等方面理论，均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正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13]，如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多中心大都市区。同时，与其他城市区域相比，长江三角洲则属于跨越不同空间治理单元且比较成熟的典型都市连绵区[14][15]，也是受全球化和地方化共同作用较为激烈的城市区域。所以，本文将基于全球化背景系统回顾中国城市区域的研究历程，对典型城市区域研究文献及其研究方法进行总结，针对近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关系列研究进行评述，揭示出我国城市区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和趋势，有利于国内学界开展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与分析，以在城市区域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1 城市区域的相关概念

上世纪50年代末法国城市地理学者戈特曼针对美国东北部城市区域的连绵扩展现象，提出巨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16]，至80年代初期被于洪俊、宁越敏率先引入到国内城市研究领域[17]。受此概念影响，1988年周一星针对国内沿海城市区域发展状况，采用“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s）”进行表述，其空间尺度近似于大都市带，并进行了相应的指标界定[18]。随着1990年代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从沿海到内陆地区开始形成了由中心城市与相邻县市或若干个城市相互作用的城镇密集区现象，姚士谋等称之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并相继做了中国的城市群或城市密集区的经验性分析[19]。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加拿大地理学者麦基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城乡过渡区现象进行了反思，他所提出的Desakota概念较为强调城乡互动过程，认为中心城市、核心边缘区、半城市化区域、人口密集的乡村地区、人口稀少的边界等共同组成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市带的巨型区域（Mega-Region）[20]。尽管麦基认识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区域概念对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用的局限性，但其本身也存在着相应的局限，如对全球化影响因素的关注不足、对国家权力的介入力量关注不够[21]。同时，美国城市社会学者卡斯特曾将中国珠三角称之为超级都市区，很可能成为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都市景观。他认为城市处于一个网络化过程之中，各种网络塑造了城市化地域的空间形态及城市在网络体系中的地位[22]。

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经济地理学者斯科特出版《全球城市区域：趋势、理论和政策》一书，对“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s）概念进行了集中探索和界定，即这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城市范畴，也相异于仅有地域联系形成的城市群或都市连绵区，而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空间现象[23]。基于全球城市区域概念理论，英国城市地理学家霍尔等提出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MCR:mega-city region）概念，并采用“流的空间”视角和世界城市网络分析方法，针对欧洲地区的典型多中心大都市区做了相关实证研究[24]。受西方发达国家学界城市区域概念及理论的影响，国内学者相继提出了城市区域的类似概念，并做了大量实证探索分析，如薛凤旋受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基的城乡过渡区（Desakota）概念的影响，提出了扩展型大都市区的概念[25]，城市规划学者相继提出“全球城市区”[26]、“全球区域”[27]、城镇群体的概念等[28]。

2 城市区域的界定标准

国内城市地理学者周一星认为Megalopolis是都市区的连绵，其内部有与城市联系密切的乡村地域的存在，并指出中国沿海六大城镇密集地区有演化成为都市连绵区的趋势。他在都市区界定基础之上，提出中国都市连绵区的界定标准：①两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作为增长极。②具有重要的港口。③方便的交流线路作为发展走廊，连接各个增长极以及港口。④在走廊沿线有许多小城市或者中等规模的城市。⑤城乡之间强烈的经济互动[18]。在后来的《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中，周一星给出了都市区的界定标准：凡城市实体地域内非农业人口在20万以上的地级市可作为都市区中心市，外围县要满足全县非农产值达到75%以上和非农劳动力比重达到60%以上两个条件，并与中心市毗邻或与已划入都市区的县市相毗邻[15]。

姚士谋认为城市群是指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者两个超大或特大都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络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19]。方创琳等采用了该城市群定义，认为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29]。由于其缺乏相关的界定标准和空间尺度范围，致使后来的城市群相关研究多采用其概念称谓，而缺少相应的科学规范界定，将空间相邻或地理形态相近的城市组群称之为城市群，忽视了城市区域内部的网络功能联系，此方面研究多采用二手统计数据资料进行的相关计量模型分析，其社会调查探索分析内容也相对不足。

宁越敏认为城市群的界定必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并提出了城市群的6条界定标准：①一个大城市群至少有两个人口百万以上大都市区作为发展极，或至少拥有一个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大都市区。②大城市群的人口规模达到1000万人以上。③应高于全国平均的城市化水平。④沿着一条或多条快速交通走廊，连同周边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城市和区域，相互连接形成的巨型城市化区域。⑤城市群的内部区域在历史上要有较紧密的联系，区域内部要有共同的地域认同感。⑥为便于经济统计，城市群的组成单元以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型行政区为主。由此可将近10多年的中国城市群界定为13个，占据全国GDP的61.44%，其中长三角占据17.37%，成为城乡人口、外来资本、新型产业和基础设施等集聚的重要发展平台[30][31]。同时，针对城市群的重要组成单元——都市区，宁越敏提出了较为简明且可操作的界定标准，中国都市区设区城市的区、县级行政单元可归为三种类型：①全部人口都为城镇人口的市辖区，包括传统的老城区和受郊区化影响、人口密度超过1500人/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超过70%的近郊区，此类可作为都市区的“中心市”，人口规模不低于50万。②人口密度低于1500人/平方公里，但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市辖区，此类城市化率达到60%以上，可视为都市区的“外围县”，且与中心市或已划入该都市区的外围县市相邻近。③含有较多乡村人口的区、县（县级市），城市化水平较低，此类区域多为远郊区，不属于大都市区的范围。按照此标准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将全国界定出128个大都市区，相比2000年增加了11个，总人口规模为3.19亿人[30]。

3 城市区域的研究方法

与发达国家有关城市区域的研究相比，受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的影响，中国学者也开始从传统等级体系研究转向网络关系探索，从区域宏观尺度层面转向区域内部中微观单元分析，并陆续开展了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城市网络关系研究，其方法手段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五大类型：

3.1 开展通讯及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研究

1988年，虞蔚利用城市间的长途电话信息资料，研究了中国大城市之间的信息相互作用[32]。金凤君和王娇娥、周一星和胡智勇分别对中国民航客流网络、铁路客运网络进行了分析[33-35]。曹小曙等则对中国干线公路网络连结的城市通达性进行了研究[36]。张莉、陆玉麒基于陆路交通网的区域可达性，对长三角地区的区内及区外可达性进行综合评价[37]。甄峰等分析了信息化时代的区域空间结构，构建了移动互联网视角下的城市地理理论与方法，针对城市区域发展及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做了广泛的经验探索[38-40]。汪明峰和宁越敏通过互联网关注了中国城市体系的分布，并对互联网时代的城市区域发展进行了实证探索[41-43]。

3.2 采用经济联系及重力模型分析城市空间网络体系

周一星、张莉较早通过外贸、铁路、人口、信件等各种“流”的流量流向分析，将中国经济地域划分为3个一级城市经济区和11个二级区[44]。苗长虹、王海江借助区域间相互作用引力模型，对河南省辖市之间及其与全国各省会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进行测算，并采用公路、铁路和航空客运方面的具体统计资料进行了验证分析[45]。于涛方等基于数据描述及重力模型等定量方法，采用中国航空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体系格局和变迁[46]。顾朝林、庞海峰利用重力模型对中国城市体系空间联系与层域划分进行了研究，刻画出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联系状态和结节区结构[47]。冷炳荣、杨永春等结合统计物理中复杂网络分析工具，使用重力模型方法构建了中国城市经济联系网络的空间格局[48]。

3.3 通过企业组织网络揭示城市或区域之间的关系

郑伯红参考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利用全球服务公司机构分布资料，对世界范围内120个主要城市进行了网络分析[49]。王成金对中国物流企业网络进行研究，并探讨了物流企业的城市网络和区域网络[50]。武前波和宁越敏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分布特征及其迁移趋势，归纳出中国城市区域的空间分布，并以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探讨了中国城市空间网络的格局[51-52]。赵渺希基于企业分支机构数据库相继对长三角城市间企业网络、中国城市生产服务业网络进行了分析，揭示出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为核心的城市网络体系[53-54]。上述学者较早从企业网络视角探索分析了中国城市空间网络体系，其分析结论与后来基于各种技术手段开展的相关区域城市网络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3.4 引入“流”的城市区域分析方法

罗震东等分别基于动车班次、客运交通流、高铁客流对长三角多中心结构进行了持续性探析[55-57]。王兴平、赵虎对沪宁动车组出行特征进行了调查分析，归纳出主要的职住区域化组合模式[58]。王世福、赵渺希调查了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出行特征，发现在广佛同城化过程中，广州在休闲方面有着更为明显的吸聚优势，佛山更多地成为居住选择地[59]。吴康等针对京津城际高铁间的站点进行了乘客问卷调查，分别从跨城流动空间分布、跨城的功能联系、居民出行行为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分析，揭示出北京、天津区域一体化空间组织特征[60]。武前波、陈前虎在中国都市区界定标准方法基础上，采用通勤流视角的城乡社会调查方法，探讨了杭州都市区的空间范围及其发展趋势[61]。

3.5 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城市区域中微观网络结构进行研究

李二玲、李小建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在微观层次刻画了中部地区城镇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和网络特性，并结合社会关系的实际调研对此方法进行修正与完善[62]。马海涛、方创琳以粤东城镇群的服装产业集群为案例，通过深度访谈构建企业关系数据库，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模拟地方生产网络与城镇群空间组织的内在联系[63]。汪涛等结合生物技术领域的合著论文作者信息统计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在省级层面揭示出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规律[64]。杨兴柱等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对南京市旅游空间网络的节点结构及其网络密度进行了探讨[65]。

4 长江三角洲地区研究进展

20世纪末，国内地理学者联合开展了对以“京津冀、辽中南、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区的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研究[15]。同时，其他学者也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形成机制、空间形态、区域协调等方面进行了相关探索[14][66]，并最早探讨了上海国际城市或全球城市建设及其空间结构问题[67]。至今上述研究成果还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并成为多次被引用转载的经典论述。

21世纪以来针对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三大方面进行开展：一是基于全球城市区域理论概念对长三角城市区域发展进行的相关探讨。宁越敏、石崧较早阐述了全球城市区域概念的理论谱系，并对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做了经验式验证分析[68][69]。张晓明从“巨型城市区域”视角对长三角地区进行了范围界定及中心性、网络性特征分析[70]。张敏、顾朝林等从空间规划角度提出构建“多中心层域式、网络状一体化”的长三角全球城市区[71]。于涛方、吴志强以长三角为例作了“Global Region”结构与重构的经验探索[27]。罗震东等分析了全球城市区域视角下的长三角产业空间、小城镇的演化特征及其趋势[72][73]。陈雯等、武前波和马海涛分别基于新经济和全球城市区域视角探讨了长三角二级城市的产业功能及其发展战略[74][75]。

二是长三角外资、信息、企业、人口等网络视角的研究。石忆邵和顾萌菁、宁越敏和武前波相继从外资、全球生产系统及企业空间网络视角对长三角和上海经济发展、功能转型及国际城市建设进行了探索研究[76-79]。甄峰等分析了全球化和信息化对长三角空间结构的影响作用，并引起了基于信息通讯视角的长三角空间组织研究[39][80]。于涛方和吴志强、武前波等相继揭示出近20多年“全球500强”在长三角地区投资的时空格局及其城镇化影响效应[81-82]。毕秀晶和汪明峰、赵新正和宁越敏分别基于信息软件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网络视角分析了上海生产空间组织演变特征[83][84]。李仙德、朱查松等、汪鑫等分别基于企业网络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网络空间结构[85-87]。王珏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探讨了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与演化趋势[88]。

三是长三角区域空间组织及其治理研究。宁越敏、李健、孙斌栋、张旭亮、毕秀晶等相继采用经济社会统计数据计量模型方法对上海、长三角的空间组织及其内部关系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89-92]。张京祥等从全球化的视野思考了长三角区域发展中的博弈关系及其多中心空间管治[93][94]。罗小龙和沈建法等提出了长三角城市合作模式及其理论分析框架，并进行了案例式经验研究，针对南京都市圈建设开展管治尺度构建的探讨[95][96]。陈眉舞和张京祥、罗小龙等分别探讨了“撤（县）市设区”背景下杭州都市区、南京都市区的空间整合及其管理体制问题[97][98]。陈雯等从新型城镇化及其空间规划的视角剖析了长三角地区发展特征与未来趋势[99]。

5 总结与评述

中国城市区域已经成为全球化和地方化互动的重要空间载体[100]。城市区域发展需要紧密融入全球跨国公司生产组织的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以及全球生产网络，有学者将之称为城市区域与全球网络联系的战略耦合过程[101]。同时，城市区域的内部空间组织及其网络结构，区域的制度厚度、关系性资产、创新系统等地方化因素也将可能影响全球网络的发展[102]。目前，中国城市区域不但属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也正在成为全球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台湾学者夏铸九认为，都会区域是新经济、网络都市化的社会以及国家的都市与区域政策的空间表现，即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下的空间形式就是都会区域的浮现，节点与网络是其重要的表现特征[103]。所以，我国城市区域研究也正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与转型，包括理论视角、研究方法、空间尺度等诸多方面，从中显示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理论进行接轨的发展趋势。

第一，基于全球化、信息化、地方化及市场化的多元视角。海外华人经济地理学者魏也华指出，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是城市区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104]。21世纪以来出现的全球城市区域概念兼顾了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双重因素，属于全球城市与新区域主义的融合版，同时也隐含了信息化时代城市网络体系的“流的空间”重要内涵，正如彼得·霍尔所认为，欧洲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世界网络结构中全球城市区域内部的空间组织。国内学者相继采用上述分析视角针对中国城市区域开展了多方面的经验式探索研究，但理论层面的原创性成果还相对不多。

第二，注重城市区域的基本概念理论及其应用界定。从传统大都市带到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区域，以及国内大都市连绵区和城市群的相关研究，均彰显了不同时期对城市区域基本概念分析的重视，上述相关概念也都有相应的界定标准，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开展理论探索和应用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在城市区域的基本理论阐释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大部分均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相关概念与理论的影响，进而引入国内开展相关实证性分析，理论与实践方面明显具有较大的偏差。以城市群概念为例，国内诸多研究还停留在静态性数据计量统计与描述分析的阶段，缺乏开展城市群的对外网络连接及其内在网络机制的分析。

第三，从传统等级规模分析转向关系网络探讨。近年来国内外普遍出现了城市网络研究的热潮，除了采用传统重力模型、交通设施、物流客流航空流或电信数据之外，也开始运用企业网络、互联网及大数据等深入探索城市区域的空间格局及其内在联系，这样有利于充分揭示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城市区域发展进程。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区域内部层面，西方学者已经引入大都市通勤流、公司关系网络及人力资本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国内在此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与我国城市统计资料以及研究内容不够完善密切相关。

第四，研究尺度逐步从宏观层面转向中微观层次。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体系，不仅要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界定，还需要通过微观层次或个体单元开展深入探索，包括都市区、县市、城镇或乡村社区不同空间尺度，以及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人力资本及劳动力市场等相关动力主体，并在制度、文化、创新与互动、社会网络等方面开展相应的探索研究，在此方面的分析西方学者相对领先。所以，未来中国城市区域研究还需要在不同空间尺度、动力主体和研究内容深度方面继续强化，这样才能够充分揭示出城市区域的内在机制。

第五，空间范围与跨界治理具有体制复杂性。按照西方全球城市区域概念和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界定，全球城市区域的空间范围相当于大都市区或大中小城市密集区，类似于都市圈或多中心大都市区，在空间尺度上大于中心城市且小于城市群，如上海、南京或杭州等各自的都市圈[105]。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或珠三角所采用的全球城市区域或城市群概念，其空间范围要远大于西方学界全球城市区域或巨型城市区域的尺度。在跨界空间治理方面，国内外城市区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如均具有不同的行政管理主体，但国内大都市区具有“市管县（市）”的体制特征，国外都市区的中心市和外围县市属于等级相同的行政单元，如浙江省大都市区跨界治理类似于上述两种体制的杂合体，其县市单元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直接归属省级政府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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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1960s,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has rapidly promo ted the rising of cityregions in the world, and different concepts of city-region have appeared in past period, including of megalopolis, global city-region,mega-city region,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essence of these concepts is al so changing. The paper will review recent progress of city-region research in China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ncl uding related concepts,defined standard, research methods of city-region, and the studies of Yangtze Delta Region. It found that Chinese scholars have actively learned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city-region studies from the western,carried out extensive exploration research on Chinese city-regions,proposed operation defined standards and methods,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and made meaningful results in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different spatial sca les of city-region. At the same time, th 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domestic scholars compared with city-region studies of the western, bu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ty-regions in China will also provide a broad space for future research.

city-region ; urban agglomeration ; Yangtze delta region ; globalization ; research progress

K921

A

1674-4144（2017）-11-04（8）

武前波，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6YJAZH063）；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LY16D010008）；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编号：16NDJC211YB）。

责任编辑：王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