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中宁波帮的贡献

2017-01-25乐承耀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17年3期

关键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

乐承耀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浙江宁波 315012）

香港回归中宁波帮的贡献

乐承耀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浙江宁波 315012）

香港回归祖国，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实践。宁波帮在香港有一定地位。宁波帮的杰出代表王宽诚、包玉刚、安子介、马临、董建华、范徐丽泰、邬惟庸等，积极落实“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拥护中英联合声明，在《基本法》制定中认真负责，对于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临立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亲历回归与合作，在香港回归祖国过程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香港回归；宁波帮；历史贡献

香港回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实践。宁波帮在香港有一定的地位，不仅为香港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而且涌现出一批著名工商业家、政界人士、社团首领和社会名流，诸如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船王包玉刚、特首董建华、首任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以及邵逸夫、陈廷骅、曹光彪、马临、邬惟庸、包陪庆、吴光正等，他们积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亲历回归与合作，在香港回归祖国过程中发挥其特殊的作用。笔者仅以此文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

一、拥护“一国两制”方针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邓小平吸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提出的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和完善，赋予新的内容，并进行理论化的抽象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构想，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从台湾问题开始的。从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初，邓小平在会见日本、美国、缅甸等国外来宾时指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要提到具体日程上来，我们希望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祖国要统一，但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变，生活水平不会降低。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就是后来所说的“一国两制”的雏形。此后，他又把台、港、澳回归祖国问题联在一起，进行统筹考虑。1979年3月29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提出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①邓小平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②他还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于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个‘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③“一国两制”的基本含义，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主体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回归后，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邓小平这样阐述：“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④

“一国两制”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解决香港问题中率先付诸实践。中央决定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信息，邓小平很早向宁波帮作了传递，与包玉刚、马临、王宽诚、安子介等人稍有谈及。1982年2月8日，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包玉刚，并且把收回香港消息告诉了包玉刚，并要求包玉刚把信息传告香港的朋友们，说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包玉刚的女儿包陪庆在回忆父亲时曾经这样说：“1982年2月8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见了爸爸。这一回，邓小平告诉爸爸一个重大的决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爸爸得知这一确切消息比外界足足早了七个月。……这次，邓小平把这个重大决定在第一时间告诉了爸爸，可见爸爸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邓小平同时请爸爸转告香港朋友，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⑤6月5日，邓小平邀请马临到北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告诉马临，香港问题将在明年和稍后一些时间解决。如果中国再不收回香港，人民会起来打倒我们。当马临亲耳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口中听到香港回归的时间表时，不禁热血沸腾，激动得彻夜不寐。港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费彝民、王宽诚1982年6月14日应召到京。6月15日，邓小平会见费彝民、王宽诚等香港著名人士时正式通报。邓小平说：“现在请港澳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京，因你们对香港情况了解，来商量商量。我先把中央已决定的原则与大家讲一讲：到1997年必须收回香港主权，这是原则问题，不可讨论的。但对香港仍要继续维持自由港、贸易金融中心不变，即根据宪法草案第三十条，原对台湾的也可用之香港，使其继续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过渡时期若干年，5年、10年使香港更安定更繁荣”⑥。《邓小平年谱》亦有记载：“6月15日，上午，会见费彝民、王宽诚、汤秉达、李子诵、梁培等港澳各界人士，说明中央政府收回香港的决定和有关政策”。⑦后来，邓小平会见包玉刚时指出：对能否实现“一国两制”，总是会有人担心，其实用不着担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不会不讲信用的。1986年4月24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宁波帮代表安子介及查济民，说“‘一国两制’是国策。香港有人担心这个政策靠不住。要使人有信心，就要做工作，要使他们通过实践相信‘一国两制’不会变”。

从邓小平对包玉刚、马临、王宽诚等人谈话中，已经表明收回香港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宁波帮十分了解中央的决策，接受“一国两制”的构想，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拥护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构想，对于党和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各种方针、政策和步骤十分支持，在不同的场合宣传中央的“一国两制”的方针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各种方针政策。王宽诚、包玉刚、安子介、董建华都纷纷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拥护“一国两制”的方针。1982年11月底．王宽诚参加五届五次全国人大会议，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就提到：“收回香港主权，理所当然。”1984年7月，王宽诚亲笔撰写文章认为党中央“英明地创造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对世界和平具有国际重大意义，同时又是解决香港前途问题——即恢复中国的主权和保持香港的繁荣和安定并五十年不变的最佳方法”。⑧这年9月27日，王宽诚说：“近几年祖国曾通过种种途径深入了解和听取港人的意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提出一国两制，在一九九七年后保持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并把这些要点全部列入联合声明内，这样既符合香港居民的意愿，又可维护香港的稳定繁荣”。⑨“为此，我们除表示欢呼拥护外．我们诚心呼吁香港的国际朋友和同胞们为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加强团结，共同努力！”⑩

邓小平的会见，使包玉刚、王宽诚、安子介深受鼓舞，他们返回香港后积极宣传中央的“一国两制”思想。包玉刚认为邓小平重申的“五十年不变”有两层意思：“一国两制”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改变。只有后一个“不变”，才能保证前一个“不变”。安子介在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发言中也提到：“和平统一祖国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下提出来的，让香港保持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是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制定的。”⑪

二、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

1982年9月，中英开始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后，为做好充分的准备，党中央采取有力的措施。邓小平会见了大量香港访京的各方面人士，了解到一些香港投资者怕“如来神掌”的忧虑，担心“九七”香港回归后，就会“事事出主意，分钟发指示”，香港会在中南海的“如来掌心”之中。邓小平为此就说，我们也不来“如来神掌”，让香港的中国同胞继续自己管理香港。在此期间，中央在多次派人到香港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出台了切实可行的对港“十二条”方针政策，绝大多数讲的是“不变”、“保持”。诸如，第3条“现行基本法律不变”；第5条“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第6条“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地位”；及第7条“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十二条”方针政策，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能为各个方面所接受。

由于英国政府向中方施加压力，香港社会一度出现一系列问题．股票暴跌，港元剧降，地产不振，资金外逃，人才外流。1983年9月16日，港币兑美元汇价突破一美元兑8.12港元。9月24日，1美元兑9.5港元，香港股市股票平均指数下降50多点，股票市值损失1000多亿港币。香港恒隆银行、海外信汇银行及工商业银行在随后两年内，因顾客提款挤兑差点破产。同时，社会开始出现惶恐心理，香港人心惶惶不安，居民掀起抢购风和兑换外币狂潮，与香港的“九月风暴”相附和。经济的不景气与金融的波动，致使一些人为香港的前途担忧，当时就有人提出“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还会繁荣吗？”的问题。许多商人将资金从香港抽走。如英资渣打、怡和集团都纷纷抽出在香港的资金。一些精英纷纷变卖家产，远走异国他乡。

针对一这现象，宁波帮却对香港的远景有足够的认识，对香港回归祖国充满着信心。王宽诚、包玉刚、董建华、马临等宁波帮杰出代表都对香港前途充满憧憬。王宽诚多次发表谈话，一再表示对香港回归祖国的向往。他对中央政府“十二条”政策作用做了概括，要香港的投资者和其他各方面人士放心，对香港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王宽诚说：“到1997年，总督没有了，英国旗没有了，‘御用的字眼没有了’，其他不变：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等等。交易所照样开，跑马照样跑，要跳舞照样跳。港人治港，怕什么？”⑫王宽诚还说：“中国提出一个中、英、港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决不会希望香港成为一个动乱、混乱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祖国真心希望的”。所以，“我相信，香港的前途，特别是1997年以后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⑬他认为香港前景就像五千支光一样明亮。香港能保持繁荣和稳定是无可怀疑的”，“我希望能延年益寿，活到九十岁，看到国家收回香港主权。”⑭

包玉刚拥护“一国两制”的构想，坚信香港明天会更好，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香港在1997年以后会更好，香港前景更加明朗。1985年8月，他与香港新闻人士座谈时说：“香港的确是个好地方”，“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地方像香港那样有一份协议保证制度几十年不变呢？外国朋友经常问及香港问题，我对他们说：两个国家，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声明，保证1997年后香港制度50年不变，并详细列明有关政策，即从现在算起，香港有62年的保证，你们那里做得到吗？”⑮包玉刚还说：“最近的出口数字已有显著增长，表示香港的工业基本上是坚强的，银行的组织和制度也很健全……和中国的贸易及在中国的投资也推展得很好，对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也有进展。要是和世界其他各地比较，我们没有理由感到意志消沉”。⑯他为此身体力行的实践，在祖籍慈溪的二女婿吴光正的支持下收购九龙仓，出巨资控股会德丰．震撼了整个香港。《新闻周刊》对此评论说：“对于包玉刚来说，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他将资金投放在1997年将回归中国的香港，……他对将来的香港作为最佳投资地点充满信心。”⑰这表明包玉刚将资金投放在一九九七年将回归的香港，坚定了其他投资者的信心，为香港的繁荣和平稳过渡作出了重大贡献。马临对未来香港也坚信不疑，他在九龙买下一所住宅，作为退休后安度晚年之用，并且坚持使用香港身份证。

1995年12月13日，董建华主持新船“东方海外香港”命名下水典礼致辞，表示对香港的现在和“九七”之后的信心和承诺。“东方海外”将由香港人管理和运作，并在香港注册和雇用香港船员。

三、推进中英谈判

从1982年9月22日起．中英两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开始了两年的反复交涉和谈判。至1984年9月6日，中英会谈共举行22次，最终形成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3个附件。但是，英国政府仍然企图采取各种形式来阻挠中国顺利恢复行使主权。

1982年9月26日，撒切尔夫人飞抵香港，次日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亮出与中国政府的分歧，认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三个条约有效”，遭到中外人士的严厉批评。9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一贯立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⑱

第二阶段会谈开始后，英国提出所谓“以主权换治权”方案，以便在九七后继续管治香港。我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既坚持原则立场，又照顾现实，兼顾了各方的利益，使得英国政府按照中国提出的“恢复行使主权，保持繁荣稳定”的基本框架下求得妥协。宁波帮积极支持中英谈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首先，对我国政府的主张旗帜鲜明的支持。对英国阻挠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问题，宁波帮旗帜鲜明支持我国政府主张。王宽诚说：“收回香港主权，理所当然。联合国宪章就规定，凡是用军事压力下签订的条约一律作废嘛。香港主权收回后，也和台湾一样，可以立特别行政区。”⑲1984年5月23日，王宽诚出席全国人大五届六次会议，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说：“港人百分之九十以上也赞成收回香港主权。少数只要不是糊涂人，也会转变立场的。要知道．中国是一个不仰人鼻息的堂堂大国，保证收回主权后政策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气魄、有信心的表现”。⑳

其次，做好中英谈判中的“润滑剂”工作。为推进中英谈判，包玉刚在中英谈判中利用自己特殊的关系传递信息。当谈判出现僵局时，包玉刚凭着自己的关系，穿梭于中英两国高层之间，传递中英双方在公开场合都不便向对方传递的信息，对解决谈判中的一些问题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英国外交大臣贺维曾经对包陪庆说：“你父亲包玉刚先生，不但是邓小平的朋友，也得到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的信任。他在谈判的几年中，两地穿梭，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如机器润滑剂，增进双方的信任。同时，包玉刚还通过自己与美国总统里根的关系，向撒切尔夫人另一只耳朵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㉑包玉刚通过美国总统里根做撒切尔夫人工作，推进中英谈判顺利进行。在中英两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进行的多次谈判中，包玉刚始终扮演着鲜为人知却非常重要的角色。以一位“民间大使”的身份为两国政府沟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玉刚自己说：中英谈判开始后，我在伦敦和北京穿梭了几次，以考虑谨慎的方式尽了绵薄之力。㉒他的女儿包陪庆也富有赤子之心，她热爱祖国，为中英谈判的顺利进行，经常陪着父亲去北京、英国和美国，曾多次陪父亲在北京接受邓小平接见。包陪庆曾经说：“确实，那时候，我常陪着爸爸穿梭于伦敦和北京之间，甚至还去美国白宫见里根总统。爸爸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站在国家的立场，向英国政要们解决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华民族的精神及统一国土的决心。爸爸同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英国外相贺维等人的私交都不错，他的话他们是可以听得进去的。”㉓

再次，拥护《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9月26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文本在北京草签。王宽诚在第一时间发表热情洋溢的谈话。《星岛晚报》当天以“王宽诚今晨评论称：九七问题解决之后香港经济有更大的发展”为题发表报导，说王宽诚看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的实况转播后表示：“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他本人很兴奋。”㉔第二天，王宽诚以香港中华总商会第33届会长身份，就中英联合声明的草案在“中总”大厦主持座谈会，约120名会董参加。座谈前，他发表了声明：“经过二十二轮会谈，费时二年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文本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草签，这个具有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对中华民族，特别是五百多万香港同胞来说，是一个意义深长的重大事件，我们衷心欢呼，热烈拥护”。㉕同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在我国人民欢庆建国35周年之际，欣闻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取得了成功，协议达成公布，更给香港同胞增加了一份喜悦”。“中英两国谈判胜利结束，肯定能广泛吸引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来港进行投资和合理利用本港的地理条件。所以香港的前途，特别是1997年后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㉖

1984年12月19日17时30分，为世人所关注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由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正式签字。邓小平出席了这个签署仪式。

为了让香港见证这历史性的伟大时刻，新华社香港分社特邀101位知名人士赴京观礼，宁波帮杰出代表包玉刚、安子介、马临等出席观礼仪式。他们都很兴奋。包玉刚为能亲眼目睹这一庄严时刻激动不己，“心潮起伏，连连鼓掌，他恨不得赶紧把这种情景告诉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们。”㉗马临在签字仪式结束后，与时任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同席参加宴会。马临“实在太兴奋了，情不自禁，干了多杯茅台，差点儿酩酊大醉，对于生他养他的祖国，马临爱得更加深切、更加热烈”㉘

包玉刚、马临回港后，都对《中英联合声明》发表评论，表示拥护和支持。包玉刚说：“《中英联合声明》写得实在，像它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这里不仅说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还声明不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它跟着还写上‘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㉙马临也表示对联合声明拥护，“乐于参政、献计、献策”。㉚

四、《基本法》制定中认真负责

中英正式签署并批准中英《联合声明》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便提到议事日程。1985年4月，六届三次全国人大决定成立香港特区基本法“草委会”，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同年12月，经草委会决定，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咨委会。并从是年7月1日起至1990年2月，起草工作历经4年8个月。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法律体现，是在充分听取和吸纳香港同胞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被邓小平称赞为“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㉛宁波帮爱中华、爱香港，在《基本法》起草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具体条文起草。

宁波帮在《基本法》的起草中作用显而易见。《基本法》专门起草委员会委员由59人组成，姬鹏飞任草委会主任。其中23名为香港委员，宁波人为4人，占17%多，他们是包玉刚、安子介、马临、邬维庸，其中5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中，2位是宁波人，他们是安子介和包玉刚。

草委会设立由内地和香港共同组成的五个专题小组，分头起草各自承担的法律条文。马临为五个港方召集人之一，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一道负责“香港特区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小组”，起草《基本法》第6章。小组成员有宁波人邬维庸等7人。钱伟长、马临主持下的教科小组广泛征求意见，聚会12次，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基本法》第6章的条文，三易其稿，提交起草委员会的第5、6和第9次全体会议讨论，最后获得通过。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苕华，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咨委工作中，我较专注基本法第六章，这章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内容。有关的各界人士踊跃提出意见。咨委会搜集大家的意见上交草委会，所有意见都被草委会接纳。可以这样说，基本法第六章，香港人怎样说，就怎样写的。”㉜

马临的工作十分认真。每次会议，他与钱伟长商议，拿出一个议题进行商量，会开好后，发个纪要。他的务实工作作风受到同仁赞扬。法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为起草组成员，他曾回忆说：“每次开会，召集人总要拿出一个议题进行讨论，开完会后，总要发个纪要。马临对纪要特别重视。这可能是香港人的工作习惯，不像内地，开完会就拉倒。我觉得他办事认真”。㉝

关于《基本法》的起草，包玉刚做了不少努力。他利用各种场合、宴会、演讲、会见等，听取和征求港人的意见，逢会必贡献真知灼见，闪耀着智慧光芒。比如，讨论《基本法》第5章“经济”这章时，包玉刚强调不要把内地“计委”、“经委”、“外经贸委”的管理方式搬过来，让香港继续做会生蛋的金鹅，努力保护香港繁荣稳定。保持住“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独立的关税地区”、“低税政策”，“货物、无形资产和资产的流动自由”等特色。

在《基本法》起草第二阶段，即1986年5月～1988年4月，包玉刚在美国被查出癌症。为了不影响整个《基本法》的起草，经常忍受着病魔的折磨，坚持工作。他与胡绳一起多次主持会议，对《基本法》的解释和内容进行修改。1987年12月，草委会召开第6次全体会议，公布了5个专题小组拟订的各章条文草稿汇编，在此基础上，包玉刚和胡绳主持了草委会正副秘书长和各专题小组负责人组成的总体工作小组，这是“汇编”对《基本法》章节条文草稿进行总体上的调整和修改。正是经过包玉刚等人的努力，1988年4月，草委会第7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布《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在长达4年8个月的时间里，起草委员会共举行9次全体会议、25次主任委员会议、2次主任委员扩大会议、73次专题小组会议、3次总体工作小组会议和5次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会议。在100多次会议中，包玉刚作为草委会副主任是始终参与会议的，并发表建议。对此，时任港澳办主任的鲁平曾经说：“包玉刚先生就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后，一直为起草基本法，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现，出了许多主意，作了很多努力，以致呕心沥血。香港基本法记载着包玉刚先生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特别是到了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后期，包玉刚先生有恙在身，但是他还不辞辛劳，几次抱病参加起草工作。”㉞

（二）热心《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工作。

为吸纳香港各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意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1985年7月2日至5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议决，决定在香港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简称咨委会），由香港各届人士180人组成，宁波帮的杰出代表王宽诚、安子介、董建华、邬维庸、吴光正参加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工作。安子介被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宽诚被委任为副主任委员。董建华、邬维庸、吴光正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咨委会”成立8个专责小组，王宽诚兼任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12月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宽诚以“咨委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致欢迎词，热情洋溢地说：“咨询委员会的成立，是要收集各界人士对基本法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供起草委员会参考。姬主任等的莅临，对于我们开展询委会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各位起草委员的莅临，对今后起草委员会与咨询委员会之间沟通，有很大的帮助。希望起草委员会和我们咨询委员会能合作如意，共同为制订基本法作出贡献。”㉟

安子介作为咨询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香港回归中国，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由去年年底在北京正式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是，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和中英联合声明去制定基本法，还有待香港人拿出智慧，作出贡献”。同时，安子介还就咨询委员会的“职能”和“工作方法”作了介绍说：“咨询委员会按照章程，只有‘职能’，没有‘职权’，他们的职能是：广泛收集各界人士对基本法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接受起草委员会的咨询。将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供起草委员会参考。”㊱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是联系、沟通香港各界人士的桥梁，并对《基本法》起草工作反映意见和建议，对《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予以积极有效的协助。咨询委员会中，宁波帮人士很投入，在以后形成的400多份意见和报告中，就有宁波帮人的建议。比如，王宽诚结合香港实际情况，进行深人研究，提出了《关于香港土地政策的意见》，在七届三次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节“土地契约”中，可以看到与王宽诚的《意见》精神相一致的条款。比如，王宽诚关于1997年后土地政策的建议中，提出“保持现行补地价政策不变”，在基本法的一百二十条、一百二十一条中得到体现，明确指出1997年6月30日年前的所有土地契约和土地契约有关的一切权利，继续予以承认和保护。

五、香港政治体制确立中地位

宁波帮在香港新的政治体制确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组建

1992年10月7日，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抛出所谓“政改方案”，对香港的政治构架和选举制度作出了重大变革，使香港的平稳过渡遇到了重重困难，严重背离了香港的《基本法》，丢弃了香港民主化“循序渐进”的发展原则。彭定康的倒行逆施行为，迫使中国政府作出相应的反应，采取“以我为主”的方针，做“另起炉灶”的准备，其中最主要措施是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

宁波帮人士积极参加筹委会工作。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通过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并通过预委会57名委员名单，其中内地委员27人，香港委员30人，香港人士超过了50%。钱其琛为主任，7人为副主任。宁波帮人士安子介任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副主任委员，邵逸夫、曹光彪、邬维庸、吴光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及预委会委员，范徐丽泰应邀任预委会委员，她说：“本来已不准备再做什么事，辞职后觉得应该休息了，但英国人处处不合作，香港要做的事又太多，样样都要从头做起。在这风风雨雨的时候，如果我不站出来，就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㊲根据会议精神，预委会下设政务、经济、法律、文化、社会及保安等5个专题小组。宁波帮代表范徐丽泰任社会及保安小组港方召集人，邬惟庸任文化小组港方召集人。

预委会成立后，几个小组紧锣密鼓开展工作。作为社会及保安小组和文化小组负责人的范徐丽泰与邬惟庸积极地进行工作。

预委会社会及保安小组港方组长范徐丽泰工作认真负责。在短短的一年多，与内地的王叔文一起，先后主持15次会议。比如，1994年5月16日至17日，在社会及保安小组负责人范徐丽泰和王叔文主持下，在北京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的设计及签发准备工作等问题，和涉及香港社会民生方面的公营房屋和退休保障制度问题。6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第五次会议。会议第1天，就原中国公民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回流移民问题达成四点共识；第2天，会议定出下半年工作规划中的四项内容，即分别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旅行证件问题、如何有计划地安排香港永久性居民中中国公民在内地所生子女于1997年后的定居问题、老年福利问题及公营房屋政策问题。港方组长范徐丽泰就香港永久性居民问题作了详细解释。

文化小组港方组长邬维庸与内地组长吴建璠亲密合作，主持文化小组工作不遗余力。1993年9月23日，邬维庸与吴建璠主持第一次会议，会上达成共识，香港文化不作大改动，不搞“文化大革命”。提出今后的工作计划：内地和香港同时进行宣传和维护《基本法》；广泛听取香港各界对现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医药、体育、宗教各方面制度、政策中的各项问题和意见；就特区文化各个领域市民普遍关注的问题收集资料，提出建议和意见。1994年9月15日至16日，预委会文化小组在北京举行第四次会议，讨论下月提全体大会审议的小组工作报告以及教科书问题和宣传维护基本法工作两份文件。大家畅所欲言，初步拟定处理教科书时期及42项过渡措施和维护基本法6个渠道。1995年2月19日至20日，邬维庸和吴建璠主持预委会文化小组第八次会议，讨论香港回归的民间庆祝活动以及1997年后特区荣誉名衔的颁发问题，并提出相关意见。4月4日，又主持“基本法与香港大型研讨会”，邀请300名香港各界人士就基本法的各项工作展开广泛的讨论。

为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的筹委会委员人选。150位香港和内地的各界人士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钱其琛为主任委员，王汉斌等9人为副主任。内地委员56人，约占37%；香港委员94人，约占63%，94位香港委员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推选委员会产生办法的原则设想》的决议，1996年11月1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推选委员会（简称推委会）正式成立。由400名委员组成，集合了香港各路精英。宁波帮人士安子介、范徐丽泰、周亦卿等参与推委会工作。

整个选举的过程是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的时候是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特首候选人是香港人自己提出来的，经过推选委员会通过的是3个候选人，他们是董建华、吴光正、杨铁樑。

1996年12月11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特别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产生办法》的有关规定，经过2个多小时的选举，董建华得320票，以80%的绝对优势当选为香港特首。这是一个众望所归的数字。专程赴港的国务院副总理、推委会主任钱其琛宣布这一结果时，会场沸腾起来，然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董建华赞扬了两位竞选者，说他们为今后的选举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并满怀深情地说：“我万分感谢推委会及600万香港市民，给了我人生最高的荣誉，虽然这工作很艰难，很富挑战性，但我对自己，对香港人民充满了信心，我希望香港成为一个安定、公平及有爱心的社会，我会尽一切力量，去为香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同年12月16日，国务院任命董建华为第一任行政长官。

（二）参加立法会的组建

199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于1997年6月30日终止的决定。并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这是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有效运作而采取的重要保证。1996年10月5日，筹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宁波籍人士范徐丽泰为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构作出了贡献。

范徐丽泰曾经说：“我们是在做历史性的事”。事实已经表明，成立临立会既重要又及时。她认为：“成立临立会是迫不得已的做法”。这是因为港英政府单方面推出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以及破坏原立法局议员“直通车”的安排，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又不可能在港英统治时选举产生。为避免特区成立时的“法律真空”，必须要有一个立法机关来审议通过保障特区政府成立时正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法律。范徐丽泰说：“临时立法会的成立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补救措施，原因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主要是为了填补香港法律上的真空，在特定时间内通过一些法律条例，保证特区政府成立后能作有效运作和为特区首届立法会的顺利产生进行立法方面的准备工作”。㊳

为体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临时立法会议员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1996年11月，开展临时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提名工作，历时3周。12月12日，筹委会第七次全会主任会议，对报名参选临立会议员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确认其中130人符合资格，成为“临立会”的议员候选人。范徐丽泰符合资格，成为候选人。12月21日，以不记名方式选出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范徐丽泰当选。

范徐丽泰当选临时立法会议员后的第二个月，1997年1月25日，临时立法会在深圳举行第一次会议，范徐丽泰与黄宏发作为主席候选人，经过60名议员投票，范徐丽泰得33票，当选为临时立法会主席。当选以后，她接受媒体时说：7月1日，香港将掀开崭新的一页，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前所未有的实践。我们必须做到治理香港比英国人在的时候更好，否则，将辜负祖国对香港的支持和国内炎黄子孙对我们的期望。

当“临立会”主席后，范徐丽泰在办公室的边墙上还挂着一幅字画，是屈原《离骚》中的名句：“亦余心中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临立会’的主席，是一个备受压力的位子，可是为了确保平稳过程，我必须全力以赴，就算历尽艰辛，也不会有丝毫悔意。《离骚》的那两句话，正是我当时的写照”。㊴

“临立会”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为了做好与香港回归有关具体事务，“临立会”只好将会议地点和秘书处设在深圳。范徐丽泰和她的同事，只能每个星期六早上搭乘秘书处所安排的专车到深圳开会，下午或晚上再乘专车返回香港。这种状况一直到1997年6月30日。

范徐丽泰上任后，明确自己的责任。她公正、中立地主持会议，使会议开得好，且有效率；确保临时立法会所做的工作有足够资源；解释临时立法会的法律依据，维护临时立法会工作的价值；协助议员之间的沟通理解。

1997年7月1日凌晨2时45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二楼210会议厅召开“临立会”。这是特区成立后的临时立法会首次全体会议，为特区立法机关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临立会”主席范徐丽泰发言，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已经诞生，基本法从今天开始在香港实施，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香港特区“临立会”举行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今天的会议上，要三读审议通过《香港回归条例草案》，确认在此之前通过的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必须在香港特区成立时开展生效的法例，以及较早前已同意的过渡时期财政预算案和香港特区主要法官的任命。她还表示，今天的会议标志着香港特区“临立会”已完成第一阶段工作，同时，展开第二阶段工作。

在“临立会”主席范徐丽泰主持下，经过首读、二读后、并通过约50分钟的辩论，让议员们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之后，对“草案”进行审议。凌晨3时55分，香港特区“临立会”三读审议，议员们通过《香港回归条例（草案）》，并通过13项条例。

香港回归祖国后，在范徐丽泰主持下，“临立会”做了不少工作。比如，修订《香港公安条例》、《香港社团条例》和通过《立法会条例》等，并健全机构，完善制度，与行政机构既制约又配合。比如，1997年2月14日，范徐丽泰在香港会所举行茶会，以拟加入“临立会”辖下的议事规则工作小组和行政事宜工作小组的议员交流意见；并在“临立会”会议上正式通过该两个小组成员名单。1997年4月12日，“临立会”第四次会议就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事规则》，其内容有“临立会”议员及“临立会”人员；“临立会”会期；会议及休会待续期间；呈请书及文件；向政府提出的质询；声明；辩论规则；会议规程；表决；法案的处理程序；财政程序；委员会；其他事宜。由此开始审议行政长官办公室提交的法案。自1997年1月到1998年1月，“临立会”就先后通过了特区政府提出的30项特区运作必不可少的法律。1998年1月到“临立会”4月8日休会前，特区政府拟定尚待提交审议的条例草案清单共12条。其中有法律适应化条例草案，如《法律适应化修改（释义条文）条例草案》、《法律适应化修改（法院及审裁处）条例草案》、《拨款条例草案》《1998年城市规划（修订）条例草案》等。“临立会”主席范徐丽泰表示：“临立会”一定会仔细审议这些草案，不会仓促通过。任期内，范徐丽泰主持“临立会”审议了政府提交的50项主体法案及358项附属法则。

后来，范徐丽泰把屈原《离骚》中的“亦余心中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名句换上了另一幅对联，这是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所写的：“忍一刻则百事易处，退几步反千里可行”。后来，范徐丽泰说：“到了第一届立法会，基本上一切可谓回复到本来的轨道上。我明白，要做好主席的工作，需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静。任何事情都要各方面考虑周详，不但自己要做到不偏不倚，也要令大家觉得我是公平、公正的。所以，我请张浚生副社长写了这副对联，挂在办公室里，时常提醒自己。”㊵

1998年7月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正式宣誓就任，同时采用议员互选、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特区成立后的首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

[注释]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5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④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起草委员会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㉑㉓包陪庆：《我的爸爸包玉刚》第212，213，29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王宽诚：《1982年6月15日邓小平会见时谈话》，见《王宽诚传》，第18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⑦⑬⑲⑳陈守义主编：《王宽诚研究》，第192，185，187，19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4月版。

⑧⑨香港《新晚报》，1984年9月27日。

⑩陈雪英主编：《邓小平与香港》，第173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

⑪⑯㉒㉗㉙㉞余贤群：《邓小平与包玉刚》，第258，259，275，272，272，295页，华文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⑫查良镛：《香港的前途》，第111页，《明报》有限公司，198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