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重新认识劳动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也是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在近代社会早期，人们对劳动的认识是停留在自然界与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去认识劳动的，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功能的多样化，使得劳动的前提和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总的说来，在工业社会，异化劳动是发生在竞争的环境中的，关于劳动的安排是建立在分析性思维的基础上的。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型，劳动得以发生的条件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会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因而，需要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去重新认识劳动。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以及现实要求来看，后工业化条件下的劳动发生在合作的语境之中，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创造性活动，关于劳动的价值，从属于相似性思维的把握。

后工业化；劳动；竞争的社会；合作的社会；分析性思维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能够对劳动作出“唯物主义的”而且是“历史的”理解，无疑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考虑到这是一个工业社会刚刚起步的时代，马克思就形成了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学结论，是值得一切科学研究工作者敬仰的。然而，在人类的后工业化进程中，与工业社会认识和摹仿自然的社会活动不同，人类进入了一个创造性的历史阶段。在此条件下，作为社会解释原点的“劳动”一词，也就需要在创造活动的意义上来加以把握了。毫无疑问，在工业社会初期，我们所看到的是，“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1](p25)但是，当工业社会发展到其发达阶段的时候，如果还坚持对劳动作出这样的理解的话，肯定是不适宜的。劳动不仅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的约束。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作为社会要素交换中介的功能，促进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要素发生变换。所以，需要对劳动加以重新定义。如果作出重新定义的话，那么劳动就不再仅仅是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桥梁了，而是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等各种存在形式全面增殖的途径。我们说人类进入了信息社会，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劳动的重新认识，包含着对简单的物质变换的否定。这是因为，随着“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以物质形态出现的生产要素在产品中的价值比重下降了。也就是说，在产品的价值中，由物质形态的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自然禀赋转化过来的那部分价值不再构成产品价值的全部，而是越来越多地包含了由知识转化过来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劳动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变得复杂了起来。这样一来，只有认识到劳动的多样性，才能充分理解人与人、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

一、对劳动及其关系的历史观察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视野中，劳动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人们的生产关系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发生的。反过来，生产关系又规定了劳动的性质。比如，劳动在何种意义上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抑或奴役劳动，都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随着视界的扩大，则可以看到生产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互动，因而，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可以在这种互动中得到确定。在这一视野中，画面的铺展是可以一笔一画地加以描绘的，既便是社会关系系统中的各要素的互动，也是可以实现思维上的整体性把握的。最为重要的是，劳动的发生是在相对确定的环境中进行的，是能够在相对稳定的场所和按照某些确定的程序进行的。即使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因素，也不会在较大的范围（更不用说在整体上）对劳动关系以及社会关系造成冲击。所以，劳动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既往所有可供耐心梳理的关系都变得非常不确定了，特别是决定论线条中的各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已经变得紊乱不堪，以至于细致的哲学思考必须让位于随机性的应对选择。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合作的理念将成为社会行动的前提，需要从合作的愿望出发凝聚共识和开展共同行动。从历史上看，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不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劳动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设置都会作用于劳动活动及其过程。而且，自然作为劳动的对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同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自然，已经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自然，而是经由人的劳动活动改造和重塑了的自然。当人类社会走进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阶段时，也同样把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投射到了自然之中。所以，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也不再是静止的、简单的和等待着人的劳动活动去加以改造的对象。在很多情况下，自然界已经成了需要在人的社会关系、劳动方式的再造中去加以重新发现的对象世界。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同质性的家元共同体的解体和社会的个体化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从共同体中分裂出了个体，然后又由个体重新构成了共同体。在重构中生成的新的共同体被我们称作为族阈共同体。由于族阈共同体是由个体所构成的，因而，对族阈共同体的把握需要从个体的人入手。“从社会化的个体的角度来看，传统基础的丧失和自然的依赖状态中获得解放都是与此联系在一起的。当马克思从反讽的角度谈到‘自由’雇佣劳动时，这种双重的意义在他那里就有了反应。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生产的雇佣劳动状况，与从生活条件中获得了解放这种模糊的体验相联系，生活条件既具有社会整合特征，也具有依赖特征，它们在发挥指导和保护作用的同时，又发挥偏袒和压迫的功能。这种多层次的经验复合体构成了社会学大师们所说的社会个体化的背景。他们强调了与失去约束相关的收获，但他们没有现成的概念，能够使这种直觉从对社会事实的任意评价这种怀疑当中摆脱出来。”[2](pp214～215)正是“传统基础的丧失和自然的依赖状态中获得解放”，构成了近代以来全部劳动活动的基本条件，使得雇佣劳动出现了，并在形式上和性质上都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中的劳动。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从自然的压迫和人身依赖中解放出来是人的政治解放。然而，这种政治解放不仅使人可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认识对象，而且为人类学确立起了命题，那就是在社会的持续进步中使人从工业社会的各种结构化的压迫中再度解放出来，即实现“人的解放”。也就是说，劳动的条件将再一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工业社会的雇佣劳动的前提和条件都将消失。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能够解读出的就是一种新的劳动前提和条件，那就是人已经获得了解放，是在得到了解放的前提下开展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然而，这仅仅是基于马克思的论断而作出的一种理论上的推测，从现实来看，我们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所看到的是双重可能性：一方面，全球化、后工业化给了人从工业社会的各种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希望；另一方面，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社会的现实化又以一种压迫力量施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人的解放的主题不能丢，在政治的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依然要执着地追求人的解放，哪怕对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成果，也要抱持着积极努力争取的态度。但是，对于人的解放这一主题的破题，又必须建立在正视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即从这里出发去追寻人的解放的可行路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把劳动看作是走向人的解放的路径，也要为劳动去争取人的解放的前提和条件。

马克思是出于理解所有制的需要而去考察分工的，他说，“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3](p68)所以，劳动的形式和性质直接地受到所有制的决定。亚里士多德揭示了古希腊的劳动与生活状况，提出了“奴隶劳动理论”。相似的工作在工业社会中是由马克思作出的，他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这两种理论所考察的都是劳动与生活相分离的情况，即劳动成了一种异己性的活动。在这些判断的背后，包含着一个逻辑性的前提判断，那就是有着某种人的本原状态，这种状态应当通过劳动去加以体现和加以实现，只是有了剥削和压迫，使得人的本原状态失真了，成了奴隶劳动或异化劳动。到了后工业社会，劳动与生活开始走向统一，人在劳动中创造生活，在生活中发现劳动。这种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展现，体现了人的个性特征，因而是创造性的。

在人类后工业化进程刚刚启动之时，关于劳动形式的新变动就被托夫勒揭示了出来。托夫勒看到，“工作单元在缩小。许多产品的生产规模都在小型化。大批从事重复性体力劳动的工人，正在为小型、专门的队伍所取代。”[4](p35)“第三次浪潮制度中，复杂工作的高成本经常超过规模经济。……事情变得很琐碎。问题层出不穷，超过了任何假定的纯粹规模的收益。越大越好的观念已变得日益过时。”[4](p36)确如托夫勒所说，“肌体的力量本质上是可以替代的。因此，辞职或被解雇的低技能工人很快就能被取代，而且费用很低。相反，第三次浪潮所需的越来越高的专门技术水准，使得找一个拥有恰当技能的恰当雇员变得相当困难，而且费用也很高。”“不断提高的专业化和迅速变化的技能要求，降低了劳动的可替代性。”[4](p34)关键是人们工作或劳动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在农业社会，大多数人在田地里干体力活；在工业时代，他们照看机器；现在在信息时代，他们则是在处理知识。有些新的‘知识劳动’当然也要体力，也是令人厌烦的，但常规工作正是计算机所擅长的，使人可以腾出手来处理更迫切的任务。”[5](p128)

如果说亚当·斯密看到了劳动分工的巨大效率功能的话，那么，在分工实践中，人们越来越发现，分工还需要提升到专业化的层面。因为，分工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人的自然禀赋的应用上的，还应当在分工的基础上发展专门化的技能。在分工结构既定的条件下，专门化的技能提升可以明显地收获效率增长的效果。但是，分工结构的进化是由另一个因素——知识——驱动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依据知识对分工结构进行规划和调整；其二，知识打破了原有分工的平衡，促使调整分工结构的要求得以产生。正是因为知识，提升了专业化的品质，进而促进分工结构的优化，才把人的视线引到了知识创新方面。通过知识创新可以打破既有分工格局的平衡态，扰动既有分工格局中产生的惰性，使得分工结构出现变化，经过选择，选定分工结构优化的分工模式，从而实现效率上的飞跃。这就是20世纪后期呈现出来的劳动条件。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表达了对“劳动”高度重视的观点，认为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驱动作用。也就是说，劳动曾经发挥了使人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的功能。因而，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在终极的意义上，是需要从人的劳动中去寻找答案的。在这里，恩格斯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普遍性观念。然而，也许是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揭示的劳动异化之原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恩格斯所表达的关于劳动的观念在人的行为上的反映是很不同的，由于奴役劳动的存在，对劳动的普遍性的轻视甚至鄙视却随处可见。就现代社会而言，一般说来，在工业化较为成功和工业社会较为成熟的国家中，人们往往能够表现出对劳动以及体力劳动者的某种尊重，而在那些受到农业社会传统影响较深的民族中，在思想深处，则弥漫着对劳动的厌恶和对体力劳动者的鄙视，尽管这些民族处处回荡着“劳动光荣”的口号。

总的说来，工业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竞争的社会所拥有的是社会对立的政治经济结构。在这一种社会经济基础的意义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剥削阶级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为了更多地获取被剥削者的剩余，必然会极力压低劳动力的价格。如果希望压低劳动力的价格，就必须宣示或暗示一些人不值得被剥削，从而让那些遭受剥削的人因被剥削而自豪。这说明，在工业社会的剥削结构中，无论人们怎样宣示人本价值，异化劳动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克尔伯格所指出的，“历史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抗争运动的例证：它们推翻了一个阶级或政权，但仅仅是以另一个将其取代而已。即便美国革命，也主要是以一个特权阶级取代另一个，因为领导它的欧洲有产人士随后便将妇女、黑人、贫穷的劳动者和其他团体排除出公共政策舞台。与此同时，他们推行了一个消灭和取代当地土著的大陆性规划，创造了一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经济，随后建立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扩大了居民中豪富和赤贫人群之间的分化。”[6](p76)

二、竞争社会之中的劳动

对于竞争文化的生成而言，关于市场的自由主义话语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亚当·斯密之后，“由于西方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斯密对道德自律的呼吁，但却接受了他有关国家管控的警示，所以人们就承袭了一种实际上放任自流的市场竞争文化。于是，竞争成了浓厚的物质主义时代的突出价值观。由于缺乏内外市场规则，这种竞争文化，或曰争斗文化，导致了普遍的社会冲突和生态恶化。”[6](pp40～41)所以，在近代早期，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都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一方面，竞争非常严酷；另一方面，出于竞争制胜的需要，资本家需要攫取高额利润，在劳动保障方面基本上不愿意作什么投入，不仅劳动条件恶劣，而且劳动强度被提升到了很高的地步。

克尔伯格继续描述道，“最为明显的是，这些过度竞争的价值观导致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一些工人为了工资而与另一些工人竞争，一些资本家为了利润而和其他资本家竞争。贫富极端悬殊的状况使世界处于一个持续不稳定的状态，由此导致政治冲突、犯罪、恐怖主义和战争。再则，这些过度竞争的价值观加重了先前存在的导向劳资冲突的趋势，这种冲突来源于他们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关系。由于缺乏国家的管控和道德约束，许多资本家试图从财富的主要来源——劳动力身上榨取最多的剩余价值。作为回应，为了争取较为公平地分配这种剩余价值的可能，工人们也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当然，其结果就是马克思明确表述的那种持续不断的阶级冲突。”[6](p41)应当承认，在20世纪，就西方国家来看，上述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是因为竞争文化的成熟和建立起了理性化的竞争行为规范体系，使得资本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将工人绑在竞争的战车上，让工人去为了竞争而劳动。

虽然竞争行为在得到了规范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伤害减轻了，但是，却将竞争行为的消极影响转移到了国际社会以及自然界。就国际社会来看，“这些过度竞争的价值观演变为世界各国间的对抗，每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己公民的消费，试图追求最大可能的利润，目前都在世界市场上同其他所有国家进行着激烈竞争。争夺资源、资本、劳动力、商品和信息的积累和控制的斗争，每天都在世界市场上扮演着——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差额报告、汇率和国家相对占优势的其他指标的比较，每个国家的公民都被提醒要对这种竞争状态保持警觉。此外，在一个十分不受约束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甚至连保证国家间公平竞争和竞争环境不失公允这样的自我标榜都没有。这些经济争夺很少带来赢家，却带来许多输家，因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赋予的残留优势在强权国家对弱势民族的持续剥削中已经消失殆尽。”[6](p41)虽然劳动条件因为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观念的进步而在总体上有所改善，但从国家间的比较来看，劳动条件的相对恶化则是不可怀疑的事实，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受到了其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双重压榨。

其实，竞争的持续展开甚至将整个人类放在了输家的位置上，而且是彻底的、无可挽回的输家。就竞争文化带来的全球风险来看，还不仅仅是通过日益增多的风险和频发的危机事件对人类作以警示，而是把一种实实在在的风险和危机施加于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显得更加严重。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富裕阶层可以到舒适的地方度假或休养，而劳动阶层，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则必须在恶劣的环境下继续从事他们的劳动。比如，在雾霾围城的情况下，富裕阶层可以拥有空气净化装置，而劳动者却呼吸着雾霾去为了富裕阶层的生活到处奔波。对此，如果人类不是从中领悟出从根本上去终结竞争文化的要求，而是一根筋地去探求所谓危机管理和风险应对措施，只能说是会错了意，是把这些警示本身看作为问题的全部，却不知道这些警示背后是什么。

克尔伯格指出，“竞争文化认为人性从根本上说是竞争和自利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这些角度来构建我们的集体思维、言谈和行动的。因此很有可能的是，它会培养和强化一些公共行为，然后认定它们是普遍和必然的。从这个方面来说，竞争文化可能会制造许多‘实际’证据，从而借此强化它的正当性。由于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在验证这些命题时，不能仅仅考察那些其成员出生和成长于竞争文化中的社会。然而，考虑到西方竞争文化的影响力几乎覆盖全球，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行的验证方法呢？”[6](pp196～197)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必须要得到“事实”来加以验证的问题，因为竞争本身就使劳动关系畸形化了。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这种畸形化的劳动关系得不到矫正的话，那么，虽然直接受害的人是劳动者，最终却会把整个人类带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在工业社会发展到其顶峰的时候，竞争成了人类不堪承受之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人类迎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这应是一场人类行为模式有可能从竞争转向合作的运动，至少包含着这样的契机。正如竞争文化的生成、竞争性代表制选举并不是通过“事实”验证之后而再行加以建构的一样，关于互惠与合作的构想是基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提出的，是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需求等而做出的思索。因而，它应当是一个通过理论构想而提出的保证人类相互依存的方案。在历史上，关于合作的实践，除了可以看到少数偶然性的危机条件下的人的相互依存事实之外，是很难获得普遍性的证据来提供支持的。其实，关于社会变革的一切伟大构想都是创造性的，并不需要斤斤计较于已有“事实”的验证。合作社会及其合作文化的构想，只有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持续展开的进程中才能得到证明。所以，这首先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实践问题，只有在一项伟大构想指引下开展行动的时候，才能得到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急于在现实中寻求验证，那只能说是一种书生气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中，劳动关系、劳动方式以及劳动的社会价值，也都将发生变化。人类处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因而，劳动的概念也将会与以往完全不同。

克尔伯格认为，“不能将针对前工业社会的研究推而广之，应用到复杂的现代社会之中，因为情况可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复杂劳动分工造成了结构性利益冲突，从而使竞争性的资源分配模式变得必要且不可避免。然而，即便这种情况是事实，它也仅仅意味着超越对抗主义更多地使受限于社会结构，而非人类本性。我们的社会结构与我们的生理本性不同，它们至少属于文化结构，有可能被改造。”[6](pp198～199)事实上，全球化、后工业化正在改变着社会结构，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将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工业社会结构冲击得七零八落。风险社会中的行动，特别是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行动中，都可以确定无疑地感受到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所发挥的是束缚人的随机选择和灵活反应行动的作用。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得到社会网络结构的支持。事实上，如果不是“点对点”的，而是在广阔的“社会面”上开展合作行动，就会发现，对行动提供强有力支持的因素正是社会的网络结构。

应当看到，一方面，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通过合作行动去加以应对和解决，以至于对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提出了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在一切拥有了社会网络结构的地方和领域中，也都对合作行动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持，使得合作行动顺畅，并总能作出优异表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网络结构与合作行动之间已经构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持续展开的进程中，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社会网络结构逐渐成型，致使竞争文化黯然消退，而合作文化则悄然登场。如果说在竞争文化中劳动是发生在组织之中的，是以协作的方式去形成劳动的总体合力的，那么，在合作文化之中，劳动的组织方式也将从协作转化为合作。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拥有全新的劳动方式，就会在劳动中发现人的自由自觉的价值。

在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方面，如果是以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为前提的话，那么，要求他们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就肯定是不切实际的奢望。任何组织，只要是根据资本生殖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就不可能期望其中包含着稳定的持续的合作行为，更不可能建立起可靠的合作关系。即使那些并不服务于资本生殖目的的组织，如果其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比拟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合作关系。合作关系是对资本的超越，在资本的基础上或围绕着资本的核心而生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本质上都是排斥合作的。关于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各种批判理论都作出了深刻的论述。正是由于资本与合作关系之间的排异性，决定了作为资本运行载体的私人组织无法被改造为合作制组织。尽管20世纪后期以来的私人组织中率先出现了合作性行为增量发展的情况，但从合作性行为向合作制组织的飞跃却很难实现。这样一来，创建合作制组织的历史任务就落到了公共部门，只有公共组织才具备了改造为合作制组织的潜质。在很大程度上，公共部门中出现的对官僚制组织的普遍不满，已经结成了走向合作制组织的动力。只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变革尚未启动，才会停留在官僚制组织之中去谋求技术性的变革。如果我们确立起了合作的理念，并对合作制组织的重要关节点做出设计，就可以进入用合作制组织代替官僚制组织的历史进程。那样的话，不仅在私人部门，而且在公共部门以及整个社会的意义上，都会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劳动条件。

三、定义劳动的思维方式

工业社会经历了两个前后相继的基本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开始于中世纪后期，但是，在几个世纪的历程中所担负的主要是突破旧框架的任务。工业革命在经济基础的意义突破了旧框架，并开始建构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则实现了政治解放。这个时期，对旧世界的破坏与对新世界的建构是同时进行的。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阶段基本完成。然后，破坏与建构的两项任务归并到了纯粹建构的过程之中，或者说，开始了对工业社会的整体形塑。因而，一种属于工业社会的新的思维方式开始形成。福柯认为，在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与康德之间存在着断裂，“这个断裂深入地划分了西方世界的认识型，并为我们分离出了对经验性进行认识的某种现代方式的开端。”[7](p325)这个时期，劳动也从奴隶劳动向异化劳动转变。在马克思写作的时候，可以认为正处在这种异化劳动兴起的阶段，而且，这个时期所运用的也正是起始于康德的思维方式。根据福柯的看法，由于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出现，使“据以思考的思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在近18世纪末显现出来的在表象空间中创立综合的不可能性，受制于相关的、同时的但立即不顾它自身而被划分的义务，这个义务就是开启先验主体性领域，并相反地在对象之外，去构建对我们而言是大写的生命、大写的劳动和大写的语言这些‘准先验物’。”[7](p325)然后去与现实进行比照，并从对劳动的考察入手去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批判。

在康德之后，分析性思维成长了起来。“为了使这个不可能性和这个义务在其不平坦的历史侵入中涌现，就必须让分析沿着那源于同样的裂口的思想进行下去；话题就必须匆忙地重复现代思想的命运或倾向，以最终达到其尖点：今日的这一光亮虽仍暗淡，但也许是决定性的，它使得我们能够即使不是完全勾勒出，也至少是进行部分控制，并稍稍把握源自这个形成于现代开端的思想、仍直抵我们、包围我们并充当我们话语的连续土地的一切。”[7](pp325～326)总之，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社会的思维及其社会建构模式确立了起来，型构出了一个现实的语境。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都是在这一语境下进行思考和开展行动的。直到20世纪末，社会构建中的异质因素才开始积累起来，并对这一作为近代传统的思维方式表达了质疑。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以及各种各样的交流、交往媒介等侵入社会生活，并对人的行为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后，风险社会及其频发的危机事件以其强大的压力震撼了人的生活，传统的连续性才再次出现了缝隙，以至于一个新的断裂带正在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如果我们也像马克思那样从劳动入手去认识整个社会的话，就会在社会变革中去提出全新的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关于合作社会的构想已经包含了劳动的新概念，不仅是关于劳动条件、劳动关系的新的理解，而且是关于劳动对于人的发展的规划。

应当承认，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的变动是福柯没有看到的，所以，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致力于其知识考古学建构的时候，还深深地植根于现代性的语境之中，还是把完善分析性思维作为其目标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康德批判哲学所实现的思维变革中解读出的是那个未能在近代传统中显现出来的部分，“该事件的另一半仍悬而未决；这另一半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经验认识要加以依靠实证性的存在和扎根；现在必须加以分析的正是这另一半。”[7](p326)然而，20世纪后期开始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却表明，近代传统已经不可能再在时间的维度上继续延伸下去了。一个新的传统正在被探索，而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被确立起来，以至于福柯所说的另一半也失去了再行发掘的意义。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工业化、城市化是人类走出农业社会而进入工业社会的运动，那么，全球化、后工业化则是人类走出工业社会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不是为劳动建构起分工—协作模式，而是要建构起真正的合作模式；人们不仅把劳动作为生存和改善生活的手段，而是把劳动作为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共生共在的途径。

如果说康德的批判哲学树立起一个界碑，把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分开了，那么，自批判哲学诞生后，“整个西方思想领域都倒转了。在表象和无限之形而上学与生物、人的欲求和他的语言的词之分析之间以前存在相互关系的地方，我们发现一种关于限定性和人的存在之分析被构成了，并且与这种分析相对立的（尽管处于相关的对立中）是我们发现了构建一种关于生命、劳动和语言之形而上学的永久愿望。”[7](p413)这个愿望是植根于分析性思维的，并在分析性思维的不断完善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从而使愿望物化为哲学建构、科学发展和日益系统化的社会体系。或者说，形成了现代化的路径，建构起了现代性的社会生活等实践性空间，确立起了现代性秩序。但是，所有这些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它虽然是一种“永久愿望”，却不可能成为永久性的现实。所以，福柯看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当限定性在一个无休止的自我指涉中被思考时，我们的文化就跨越了一个界限：从这个界限出发，我们辨认出我们的现代性。”[7](p414)就劳动而言，根据分析性思维，劳动是可以抽象的，因而，有了价值，有了商品，有了交换，进而，促进了竞争的普世化。至于人，无论是在哪个领域劳动，也不管所采取的是什么形式的劳动，都可以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以及劳动量的投入而进行计价。并因此而把劳动剩余转让给了资本，从而以资本收益的形式出现。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所有这些都变得不可行了。特别是劳动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商品的价值）更多地取决于劳动对象的状况而不是劳动量的投入。而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则使得劳动对象不可分析，甚至无法做出准确的把握。

福柯在揭开了现代性芜杂的表象后所看到的是，“在不同知识的层面上，尽管限定性的确总是从具体的人和能归于其存在的经验形式出发而被指明，但是，在考古学层面上（这个层面揭示了每一种这样的知识之普遍的和历史的先天性），现代人——这个人在其肉体的、能劳动和会说话的存在中是可确定的——只有作为限定性之构型才是可能的。现代文化能思考人，因为它是从自身出发来思考有限。”[7](p414)这是现代比古代更为优越的地方，借助于分析性思维，人可以被分析。不仅是人，而且作为思考对象的各个要素（包括环境等），都是可以认识的。与人以及与人相关联的各个要素相联系的所有的限定性，似乎都能被一目了然地揭示出来，并基于认识而形成科学的应对和超越方案。比较而言，古代的以及福柯所说的“古典的”思想，只能在表象的层面实现对人的整体把握，只能确认人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分析性思维尚未建构起来的时代，对人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性的把握，也并不是乏善可陈的，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加精确。我们认为，在对人的认识和把握方面，相似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各擅其长，关键的问题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需要的是哪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看到，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分析性思维尚未成长起来，所以，相似性思维应当被视为合理的，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但是，对于工业社会而言，农业社会所拥有的相似性思维就不再具有合理性了。同样，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分析性思维的历史合理性也正在逐步丧失，重建相似性思维的构想也就会越来越显示出合理性。既然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无法对劳动进行分析性的把握，无法根据劳动量去确认劳动的价值，那么，也就应当用相似性思维去把握劳动的社会价值。

事实上，从20世纪中期的情况来看，特别是服务业的兴起让我们看到，依据分析性思维而建构起的劳动价值计量标准受到了服务业中的劳动所嘲弄。特别是金融产业中的劳动，其价值明显地受到了旧标准的高估，以至于有人甚至将此看作是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之一。从20世纪中期开始，被归类为服务业的产业种类迅速增长，而且就业人口急增，在规模上已经超出了传统产业。虽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努力迎接这一问题的挑战，而且也不时地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方案，然而，受到分析性思维的限制，或者说，由于在分析性思维指定的路线上一直无法找到具有全新性质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以至于服务业的劳动定价出现了问题。即使一些理论及其解决方案产生了积极效果，也是暂时的，只是属于传统方案的修补和纠偏，根本无法在系统性的意义上产生持久性的积极效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不同的生产部类之间的关系以及平衡进行了细致分析，但是，自从服务业兴起之后，不同领域中劳动回报上的差异却不断地扩大，而且引发了社会失衡。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旧的思维方式已经不适用于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和把握，更无法提出科学的社会治理方案。还以金融业为例，在制造业处于经济运行和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金融业的地位、功能以及所发挥的作用代表了一种类型。然而，随着服务业地位的提升，特别是在虚拟经济已见雏形的条件下，对金融业显然就需要有全新的认识和定位，而且对它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重新定义。对此，既有的思维方式则构成了障碍。所以，我们认为，全球化、后工业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带来的所有变化，都最终指向思维方式的变革。只有我们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即建构起新的相似性思维，才能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劳动的性质进行科学的定义，才能对劳动的方式以及劳动关系作出合理的安排。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5][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美]迈克尔·克尔伯格．超越竞争文化——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从针锋相对到互利共赢[M]．成群，雷雨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7][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钱亚仙

C970.2

A

1008-4479（2017）03-0005-09

2017-01-26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12XNL003）资助研究。

张康之（1957-），男，江苏铜山人，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哲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