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定广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寻求通向现代文明的不同道路
——列宁论十月革命的性质及意义

韦定广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在列宁最后的思想中，列宁分别借助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三个概念，来阐述他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并由此揭示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或“总的进程”的逻辑链条：通过革命实现基本制度变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创造与实现现代文明→在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建立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性质；意义

一

众所周知，几乎从十月革命爆发那天起，俄共（布）党内外就一直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反对方断然否定革命的必然性及其对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支持者则将革命视为在落后的俄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当然，列宁始终为革命辩护，也曾认为可以“借助于”革命很快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实现共产主义。在这样的认识下，十月革命顺理成章地被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其最重要的意义或结果，就是在俄国迅速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在完成于十月革命前夕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根据马恩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阐述了革命后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措施。其中明确指出：俄国社会“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是“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在使“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前提下，“全部的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列宁特别强调，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①1918年初开始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许多研究者经常将战时共产主义理解为主要由战争条件所决定的，然而从列宁革命前后思想逻辑分析，“即使不发生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也必然导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即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全国的生产和分配”；战争条件只不过“使这一模式更加迅速地以更纯粹的形式得到了贯彻和实行”。②其实，这一点也可以根据列宁本人的叙述进行阐释。1921年10月，他在对战时共产主义建设方针进行总结时指出：“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节国家的生产和分配。”③

然而，短暂的共产主义试验很快失败了，而且使俄共（布）陷于严重危机。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非常坦诚，同时也勇于接受实践对理论的裁判。他认识到：“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④始于1921年春天的新经济政策，正是为了避免“灭亡”的产物。如果说在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还只是将其当作暂时的“退却”和为避免“灭亡”而采取的临时措施，那么在半年后，即在看到新经济政策给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明显效果后，他已经把引进外国资本主义和搞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措施的新经济政策，当作革命后的必然历史阶段。

问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如何重新认识十月革命？

1921年10月14日，列宁写作了《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文章开篇就由衷地感叹：“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总结四年来的思考和“整个实际经验”，列宁将“革命”的首要意义重新规定为：“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种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严重妨碍我国一切文化发展和一切进步的障碍。”文章也提到了如何“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和如何“学习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问题，但同时以更加明确的态度告诉人们：试图在革命后立即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原先道路”已经被“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必须“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⑤

另一条道路是什么样的？怎样从道路选择的高度认识十月革命对于俄国的意义？一个小农国家或“半亚洲式”的国家，怎样才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这一系列问题始终伴随晚年列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发展，列宁愈益沉重地认识到“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革命的成功，最多只是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基础，而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则需要深厚的现代文明作为历史前提；没有类似于当时西欧发达国家已经具备的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只是一句空话。

1922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一个转折点。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为大会准备政治报告的提纲中，列宁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向全党揭示出俄国文明的落后及其与革命后社会发展的关系：“‘当前的关键’（链条的环节）=提出的任务之大不仅与物质贫困，而且与文化贫困之间脱节”。⑥所谓“任务之大”，应该是指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使落后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⑦；“物质贫困”再加上“文化贫困”，实际也就意味着整体性的文明贫困。“脱节”不同于一般性滞后，而是意味着中间缺少一整个历史发展阶段（“环节”）。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一年后也即在逝世前以口授方式存留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终于形成了对十月革命必要性以及性质和意义的最后认识。

二

在文章中，列宁首先是为十月革命的发生作辩护，强调这是一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是工人农民在“毫无出路”的背景下不得不进行的革命。由此就提出了对十月革命必然性的理解问题。

人们经常爱用“历史必然性”来形容落后国家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或新政权的诞生，甚至认为这种必然性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述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存在两种历史必然性：第一种是马克思所阐述的，即主要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发生革命性变革，从而导致新社会的产生；第二种在根本上并非由于生产力的推动，而主要由内外部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变化而导致的一种“不得不”革命的形势，进而依据革命领导力量的政治性质及其价值取向，推动社会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前一种历史必然性下的革命具有“瓜熟蒂落”的特征，那么在第二种情势下的必然性则有“强拧的瓜”的意味。幸或不幸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正是这样一只“强拧的瓜”。

文献表明：直到1917年1月，年仅46岁的列宁还认为像他这样的“老人”“也许看不到”革命的到来了……列宁的悲观是有理由的，因为1917年的俄国基本上仍属于一个“小农国家”。谁能够期望或敢于奢望在一个小农的国家里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呢？！是1917年二月革命这个“料想不到”的“奇迹”，完全改变了列宁的认识。在二月革命前，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对二月革命有过完整的发动纲领甚至充分的思想准备；列宁本人也始终承认，革命完全是“自发性”的。问题在于：一个已经维持了许多世纪的沙皇政权，为什么“竟在短短8天之内就土崩瓦解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列宁分析，“这个万能的‘导演’，这个强有力的加速者，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战争一方面“大大加速世界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则“引起空前严重的世界危机，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正是在全世界历史进程异常加速和俄罗斯社会“特别急剧的转折”双重夹击之下，二月革命骤然爆发，沾满血污的沙皇政府遭遇“一下子倾覆”的历史命运。⑧

正是在由战争给国家和广大人民带来空前深重灾难的背景下，在其他各种政治势力或政党踌躇不前、甚至幻想与旧政权搞妥协的背景下，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特别是当列宁推动布尔什维克党及时提出了“面包、自由、和平”与“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口号后，城市工人、士兵的政治立场迅速发生转变，开始积极参加或支持布尔什维克。于是，到了1917年的“四月提纲”，列宁才第一次提出了将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的设想。紧接而来的，自然就是十月革命。因此有一种观点不无道理：与其说是布尔什维克制造了革命，不如说是革命“制造了”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的胜利简直来得太容易，真所谓“一声炮响”就解决了问题。借用列宁的说法，是权力自己送上门来的。既然历史将决定俄罗斯命运的权力送上门来，又有哪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会白白放弃呢？！然而，“强拧的瓜”总是比较苦涩，甚至虽然捧在手里却难以享受或体验到收获的快乐。二月革命无疑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距离二月革命也就是短短8个月时间，而在这8个月时间里俄国的社会面貌、生产力水平等可以说没有也不会发生任何大的变化。革命的性质是由革命后的任务与目标决定的；而革命后的任务与目标又取决于基本国情而非政党的主观愿望。在俄共（布）十一大后，列宁没有停止对俄罗斯落后国情的认识与思考。在“政治遗嘱”中，列宁的认识和思考不但视野更为广阔，而且也更加深刻。在《论我国革命》之前有一篇《日记摘录》，文章从当时俄国居民的识字状况谈起，认为俄国哪怕和西欧一个普通国家的文明水平相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差距；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

事实上，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直面临着“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难题：究竟是硬着头皮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还是首先完成本应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任务？当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指出“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这无疑已经承认革命本身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论我国革命》则进一步明确将十月革命与“西欧各国的革命”作比较，认为其“特殊性”仅在于“形式”或“顺序”上的不同。

所谓“西欧各国的革命”，即以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与之比较，差别主要在哪里呢？首先，就像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已经承认的，是在工兵农苏维埃制度条件下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论我国革命》一方面指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同时也认为，革命的政治目标是要消灭地主和资本家，建立起苏维埃制度。也就是说，十月革命虽然本质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涵，但领导力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共产党。其次，是政治革命先于文化革命。“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虽然在革命的激烈程度、具体过程以及社会效果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就革命的缘起或酝酿，几乎都经历或分享了近代西欧文明史中的文化变革、文化创新成就：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一场又一场文化运动不但从舆论和氛围上为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且这一系列的文化运动无论是在知识或意识形态层面，还是所蕴含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也都与革命后资产阶级现代社会的文化要求大致相吻合。这为革命后的社会变迁、社会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持。但是在俄国，却缺少类似的文化革命成果。革命前，“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⑨《日记摘录》以80%以上人口是文盲的事实，指出在俄国即使以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来衡量，文化的状况也是“糟糕之极的”。

仔细阅读《论我国革命》，使我们既赞叹又万分感慨的，是始终贯穿全篇的一种大历史观或者说世界历史的眼光与方法。在文章中，列宁分别使用了“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三个概念。这三个概念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揭示与概括。根据唯物史观，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存在都有相应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此构成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或总的发展路线。然而，唯物史观只是对世界历史总进程和总的路线的高度抽象，实际的发展过程却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联系十月革命，虽然在“形式”和“顺序”上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但并不因此就根本改变其革命的性质。此其一。其二，革命后所要达成的社会变迁任务与目标，又会使俄国历史的发展重新回归“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一般规律”与“总进程”）。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认识与理解革命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

三

在讨论列宁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认识时，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在《论我国革命》中反复出现的“文明”概念，这是我们理解列宁晚年思想的一把钥匙。

“文明”与“文化”概念一样，在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以及不同学者那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因此，对其内涵的把握需要紧扣作者在文中的具体使用。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提醒人们：“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列宁有时又称俄国是一个“半文明”国家。差别的形成取决于在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地位。近代以前，无论西欧国家、俄国还是东方各国，都处于古代社会阶段。到了16、17世纪以后，西欧国家出现的最大改变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大扩张以及现代社会的勃兴。英国一马当先，大约到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了；紧随其后，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都相继成为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直到20世纪初，东方各国依旧停留于古代；而俄罗斯则跟在西欧国家后面从19世纪后半期逐渐开始其工业化历史进程，但问题是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仍然非常落后甚至仍然是一个“小农的国家”（列宁语）。因此，所谓“文明”，主要指近代以来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更进一步说，实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业化现代化！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充分发展为历史前提的，发达的工业文明或现代化是马克思意义上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在俄国并不具备，由此构成“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以及苏汉诺夫等人反对十月革命的逻辑：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文明，而俄罗斯“还没有成长到社会主义的地步”，所以就不能由布尔什维克通过革命来掌握政权。列宁之所以认为这些人“迂腐”，就在于他们“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与之相反，列宁虽然也承认“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肯定“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但同时也强调革命是必要的或必然的，革命的目的或意义，就在于“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⑩

——既然“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

这意味着在列宁最后的思想中，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或“总的进程”表现为如此逻辑链条：

通过革命实现基本制度变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创造与实现现代文明→在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建立社会主义。

这的确是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按照马恩对西欧那条“固定道路”的阐述，首先是现代文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获得高度发展（达到资本主义关系所能够容纳的“顶点”），然后由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进行根本制度变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后，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而俄国则首先是通过革命建立起工农政权，然后大力发展现代文明，最后在此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这确实是历史发展顺序的“颠倒”，或者用列宁的提法，是对西欧发展“固定道路”的“某些修正”。

值得一提的是，列宁的这一主张时隔60余年，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的思想里获得再现：当代中国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是还“不够格”，只有等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之后，才能算“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够“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正如同在长距离条件下细微的弯曲并不构成对直线的否定一样，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注 释]

①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202页，第3页。

②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③《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176页。

④⑥⑦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278页，第404页，第302页，第26页。

⑤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3～570页。

⑩列宁此处使用的“文化水平”一词大体相当于“文明”。参见韦定广：《“列宁遗嘱”的文化内涵》，《学术季刊》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梁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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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479（2017）03-0020-05

2017-02-21

韦定广（1954-），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理论、全球化和当代社会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