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黑夜。寒风。飞雪。25年前晚秋的一个凌晨，当国际列车驶出二连海关的时候，我将额头抵在灰冷的窗玻璃上盯着站台上几盏稀疏、光秃的路灯光缓缓沉入黑暗，感觉一块大幕落下。那一刻对我来说，绝不仅是地理上的离乡和不知归期的出走。接下来是电影里的镜头：经过10天险象环生的颠簸我终于抵达布达佩斯东火车站，拖着比我体重还重的行李跳下站台，我根本不知道谁或什么在等着我。站台上的人散尽了，我开始感到恐慌，这时候一个陌生的高个子年轻人手里捏着我在北医读书时的一张照片朝我走过来，不太敢肯定地问照片上的人是不是我……随后，他带我去了西火车站，把我送到200公里外的南方城市——塞格德，把我一个人扔在了那里。从那之后，我再没有回国过过年，无论人家的年，还是自己的年。

刚开始漂泊的那几年，乡愁还是挺重的，在离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边境都不太远的那个小城里，我何止举目无亲，甚至没什么机会讲母语。每年，日子一过到阳历的一月底二月初，一股黏稠的感伤就开始在心底泛滥，粘连了五脏六腑，在国内过年时的热闹记忆在大脑里上千亿的神经元中无序地苏醒，不可名状的寂寞就像青春期囊中的精子，即使天天往外排，也排解不清，于是会写一封信询问家人：“今年过年是哪一天？”

上世纪90年代初还没有互联网，一封手写的纸信要背着几张盖了戳的邮票经三个星期的风雨才能到北京，经常是，当我终于撕开一封在返途中又走半个多月的家信时，才知道春节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