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强

凯·尼尔森激进平等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价值旨趣

傅 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过山车”引发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资产阶级正义理论对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效用“忽明忽暗”。此时，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背景和社会主义元素的正义理论愈发引起关注。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凯·尼尔森力图秉承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一套着重于追求实质性平等的“平等正义论”体系——激进平等主义。这一理论业已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正义论的主要代表。

激进平等主义；尼尔森；左翼；正义；自由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过山车”引发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资产阶级正义理论对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效用“忽明忽暗”。此时，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背景和社会主义元素的正义理论愈发引起关注。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凯·尼尔森力图秉承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一套着重于追求实质性平等的“平等正义论”体系——激进平等主义，成为西方左翼正义理论的代表。

一、激进平等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激进平等主义，其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一）当代资产阶级正义论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社会动荡，弱势群体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处境悲惨。如何解决不公正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士之间的矛盾，是很多理论家研究的重点。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凯·尼尔森在20世纪80年代与以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进行了理论交锋，并立足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力求改善社会现实，为解决不平等问题提供自己的方案。

自20世纪40年代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提升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也使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经济危机呈周期性爆发，社会动荡严重。为暂时缓解日渐加深的社会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和调节，其干预经济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从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变化。

然而，1997年开始于亚洲的金融危机表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过山车”并没有驶出忽高忽低、跌宕起伏的旧有轨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一系列自我调节和干预无法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各种资产阶级正义理论和治世思想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这种在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节，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的发生，也不能完全消除因经济领域的痼疾而导致的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等社会乱象。因此，如何跳出资产阶级治世理论的窠臼，通过国家的再分配职能调节人们的机会、权利和收入差距，在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公平和稳定，成为诸多学者欲求解决的重大问题。

正当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资产阶级正义理论对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效用“忽明忽暗”之际，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背景和社会主义元素的正义观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尼尔森由于不满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资产阶级正义学说而向新自由主义发起了挑战，并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正义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左翼”正义理论家。

凯·尼尔森（Kai Nielsen，1926—），加拿大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Canada）成员，曾任加拿大哲学学会主席，同时也是《加拿大哲学杂志》创始人之一。他拥有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全美最为悠久的州立大学）学士学位，杜克大学博士学位。在纽约大学任教多年后，移居加拿大，任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哲学教授（曾任哲学系系主任），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兼职教授。到目前为止，尼尔森已经出版30余本学术论著，500余篇研究论文，被誉为“加拿大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

（二）左翼运动与左翼理论在当代加拿大的发展

尼尔森作为长期生活在加拿大的学者，其激进平等主义正义观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加拿大的传播与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加拿大经济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繁荣后，也开始出现衰退迹象，通货膨胀出现，失业人数增加。由于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加拿大的左翼运动再度活跃起来，新左派运动也在知识分子中日渐兴起。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在加拿大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正是在当时的这种社会氛围中，加拿大共产党力求更深广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全集，还出版了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并大力创办报刊杂志，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考国际、国内社会的重大问题，其中就包括公平正义问题。[2]在这一时期，不仅加拿大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一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党派理论家也开始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出发，结合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

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持久影响力的左翼学者有三位，分别是凯·尼尔森、本·阿格尔和马里奥·本格。阿格尔是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格则以对唯物主义的精确化和系统化研究而闻名于学界。而尼尔森先后出版了《平等与自由：捍卫激进平等主义》（1985年）和《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道德、意识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1989年），系统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阶级观、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与社会功能等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进行了深刻严谨的研究与阐发，并凭藉社会学背景知识，力求构建起以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点和研究方法为基础的激进平等主义正义理论。

二、激进平等主义的核心观点

尼尔森也是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成员，他力图秉承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方法，构建起一套着重于追求实质性平等的“平等正义论”体系——激进平等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并认为这一正义论体系比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更能为一切人获得同等的基本自由和基本的社会善（social goods）提供更好的理论基础。激进平等主义正义理论业已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正义论的主要代表。

激进平等主义的核心观点主要体现于它的两个正义原则：每个人都应有平等权利享有由平等的基本自由和平等的机会（包括有意义的工作、自我决定和参与政治与经济的平等机会）所构成的最广泛的整体体系，这一体系与人人受到同等对待相容。这一原则表达了对于获得和/或维系平等的道德自治和平等自尊的承诺。在为社会（共同体）的公共价值作出预留，为维持正常的社会生产能力预留出所需的资本，兼顾有差别的非人为控制的需要和偏好，并且适当权衡个人的正当权利之后，收入和财富（财富的公共积累）应这样分配：每个人都有平等分享的权利。为增进人类的福祉所必需的负担也要平等分担，当然，这种分担要受能力和境况差别的限制。这里的境况是指不同的自然环境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不是指阶级地位等。

尼尔森对激进平等主义的两个正义原则的概况，集中体现了他的正义观：正义即平等。这就把正义理论的研究视阈从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提升到社会主义的实质平等，张扬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平等要求。激进平等主义的第一个正义原则旨在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保障，解决形式平等问题。但激进平等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第二个正义原则。尼尔森力求秉承马克思恩格斯“消灭阶级”的平等观，严肃剖析了以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正义论中存在的矛盾，点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无用”这一形式合理性要害。这样，激进平等主义一方面彰显了经济平等、分配平等、阶级平等等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正义论层面，就把看问题的视野由形式合理性提升到实质合理性领域。正如尼尔森所认为的，财富是自尊的基础，财富的多寡一方面决定着人们的成长和实现自身目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决定着人的道德自治和自尊是否可能真正实现。要想获得真正的、“有用的”自由，必须实现经济诸领域的平等。一个实质正义而不仅仅是形式正义的社会，必须走共同富裕之路。

三、激进平等主义对西方学界的影响

当代西方关于正义的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贝尔的精英主义等正义理论。从对平等的诉求强度来看，罗尔斯最强，贝尔较弱，诺齐克最弱。以至于德沃金断言，对追求平等的正义理论能够作出的理性辩护，几乎已被罗尔斯所穷尽。罗尔斯是否达到了平等主义的极点，是否存在更彻底的理性的平等立场？凯·尼尔森从“左”边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

自尼尔森提出激进平等主义以来，受到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众多学者认为他以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仔细研究了平等、自由、正义等范畴之间的关系，分析批判了各种与平等主义相抵牾的理论，对围绕平等概念而产生的各种争论进行了有重要意义的探讨。例如，威斯康星大学的安德鲁·列文明确指出，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正义观“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但也有评论家认为，尼尔森在某些方面对反平等主义理论没有作出有充分说服力的驳斥。例如，美国犹他大学的布鲁斯·兰德斯曼指出，有的反平等主义理论认为，不平等可以刺激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反而有益于大家；还有的人认为平等愈多自由愈少，因为人人平等的状况需要有权威来维持，等等，而尼尔森对这些理论的驳斥是不够充分有力的。[3]

不论褒贬，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占据独有的学术地位，众多学者对其思想加以引介和研究。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哲学教授，曾任北美社会哲学协会主席的詹姆斯·P·斯特巴，在其所著《实践中的道德》一书中（该书被认为是目前引进到国内的最为全面，选文最权威的应用伦理学文选），便把凯·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作为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相左的代表社会主义正义的理论而加以阐述。[4]

在尼尔森退休之际，北美部分著名学者（包括诺曼·丹尼尔斯、罗伯特·韦尔，弗兰克·坎宁安、乔舒亚·柯亨、理查德·米勒等人）在专门纪念尼尔森的论文集《追寻理性——纪念凯·尼尔森文集》（On the track of reason ：essays in honor of Kai Nielsen）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视角剖析了他的哲学思想，并运用尼尔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对经济分配、民主政治、全球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体现了尼尔森在北美哲学界的重要地位，也展示了激进平等主义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还有诸多国外学者关注和研究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正义观，在此不一一赘述。

有一点可以明确，在当代国外政治哲学研究领域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当谈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时，往往在“右边”提及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而在“左边”提到的就是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

四、激进平等主义之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价值

对这一激进平等主义正义体系进行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尼尔森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长篇系统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正义观。对尼尔森的著作和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正义思想，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文本解读方法和思路。

尼尔森在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基础上，对西方资产阶级正义理论进行了尖锐有力的批判。他对罗尔斯、诺齐克等人为代表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正义论的深入分析和理论鞭挞，代表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共同立场，阐明了他们所共同主张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左”和“右”两个向度了解西方正义理论的历史嬗变，较为全面地把握其当代走向。

尼尔森对当代新自由主义正义理论进行了有力批判，并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正义理论和原则——“激进平等主义”，力图阐明和构建一种社会主义正义观的基本形式。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在西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正义问题上的理论视角与科学价值，对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论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从现实角度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较之以往有大幅攀升。但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这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为了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党在新世纪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而“公平正义”就是这一理想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推动公平正义的稳步实现，如何使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程度不断提升，如何使人民能够可持续地公平享有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巨大成果？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推动着人们的理性思考，也呼唤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创新。理论与现实相互交织、辩证互动，使得构建一套适于当代中国语境的正义话语体系，成为理论之亟待、实践之必需。

处于这种现实背景下，我们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吸收西方学者的学术成果，以期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力，正确分析、有效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正义问题。尼尔森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为理论基础，着力围绕社会主义分配模式以及实现实质性平等的道路等问题构建正义论体系，对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中的分配问题进行了富含现实意味的探讨，他的理论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论体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加】凯·尼尔森（傅强译）.平等与自由：捍卫激进平等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93.

[2]Andrew Levine.“Review: Equality and Liberty”, Ethics96, January 1981. 417.

[3]【美】布鲁斯·兰德斯曼.加拿大哲学评论[J].1986(1).

[4]【美】詹姆斯·P·斯特巴(程炼等译).实践中的道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胡爱敏）

傅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思政部讲师，博士（邮政编码 100070）

B089.1

A

1672-6359(2017)05-0098-04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2017年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科研课题“我院90后大学生公正观调查研究”（2017SK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