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光鹏

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性依据与实现进程考察

段光鹏

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代条件下，中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出场”，是对世界历史这一时域特殊性的科学认知与把握，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国回应。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中国道路也存在着各种模糊的认识倾向，需要我们以世界历史视野，对与中国道路这一“总开关”密切相关的“中国问题”展开解释，以此引导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达成人民的广泛共识。因此，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与方法，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中国道路的必然性、科学性与正确性，全面认识中国道路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现代性改造，从而坚定道路自信。

中国道路；世界历史；实现进程；现代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1]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道路为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做出了“奇迹”般的贡献，同时也产生了备受全球关注的“中国问题”。当前，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和“中国问题”的破解，提供世界历史性依据，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代条件下，中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成功开辟，就是对世界历史这一时域特殊性的科学认知与把握。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需要我们基于世界历史视野，对与中国道路这一“总开关”密切相关的“中国问题”展开解释，以此引导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达成人民的广泛共识。因此，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与方法，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中国道路的必然性、科学性与正确性，全面认识中国道路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现代性改造，从而坚定道路自信。

一、中国道路的出场时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回应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揭示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变革导致分工的细化，带来了交往形式的普遍发展，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揭示了世界历史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逻辑趋势。中国道路正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出场的，是对其产生的中国回应。

（一）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具体地论述其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他们在世界历史性意义上肯定了资产阶级以大工业首次开创世界历史的伟大功绩：“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具体分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前提、过程、本质和趋势，为我们考察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逻辑指明了方向。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历史形成的标志之一，世界市场的诞生为各个民族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无限的发展空间。世界市场的诞生，带来了市场需求的增长，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而且，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与东方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使世界市场愈发形成，激发了人类物质生产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加强了世界市场的巩固，使各民族各地区的交往更加密切。因此，“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落后民族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落后民族通过积极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学习借鉴和充分利用其他民族已经创造出来的先进物质文明成果，缩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发展差距，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好的发展效果，进而赶超先进民族。

（二）经济落后民族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下寻找社会新生的支点

资本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产生不平衡的世界交往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正是资本追求增殖最大化的本质要求，驱使着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建立联系，到处开拓市场。因此，“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6]可见，资本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促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实质上是资本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过程。也就是说，资本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由少数几个经济技术先进民族主导下的不平衡的世界交往体系。

经济落后国家将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恩格斯指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7]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落后民族只能接受资本的强制行为，必然走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大多数民族在积极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都立足于现实的基本国情，即在充分考虑本国的物质条件、生产力水平、社会关系结构等方面的基础上，努力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8]事实上，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包括俄国、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通过不同的方式探索出了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寻找到了社会新生的支点。

（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国回应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直以“东方大国”引领整个世界，但在文明形态上，却从未超出过农业文明的范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政治上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整个社会缺乏对外交往的动力。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民族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化。此后，中国各阶级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斗争，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在不断追求富强民主、自由科学的艰难过程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时代。

20世纪50至70年代新科技革命使世界发展进入新阶段。邓小平认识到：“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9]“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实质上就是要积极地融入世界历史进程，抓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因此，以世界历史的视野来审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自然得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必由之路的正确结论。正是基于对世界历史进程这一人类社会客观趋势的积极回应，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说：“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0]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对外开放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要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而且要利用国外的资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只有积极地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借鉴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才能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可见，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是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积极回应。

二、中国道路的前提批判：世界历史视野下的问题解释

中国道路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奇迹”般的贡献，也产生了许多“中国问题”。全面认识中国道路，必须基于世界历史视野，以一种科学批判的态度，进行解释。这种前提性批判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道路铺垫新的基石，并修补其残缺的地方，使中国道路在中国最广大人民中形成基本共识，也使它能够伸展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

（一）中国道路的质疑应答

基于世界历史视野审视中国道路，首要的问题是打破国内外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的疑问。我们要认识到，中国道路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在于其社会主义属性。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道路的根本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价值指归。

首先，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将发展生产力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当前，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但各国间综合国力较量仍然空前激烈。在这样的态势下，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从长远的意义来看，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高度发展，可以从根本上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成为可能。

其次，中国道路的根本目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既要求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要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即实现生产关系上的变革。也就是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要提供经济基础，还要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提供保障。包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打造美丽中国。

最后，中国道路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我们党在走好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也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实际上都强调了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只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才有其现实的意义；只有发展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能现实地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中国道路的资本规制

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历史境遇下，中国要谋求自身发展不得不面对资本。作为世界历史的内在主线，资本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资本具有历史文明作用，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11]另一方面，资本的贪婪本性。“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2]

无论以何种路径进入世界历史，都将无法回避资本以及如何处理与资本的关系这一现实问题。中国道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也就是，既要坚持发挥资本推动技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积极作用，又要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等一切必要的手段遏制资本的消极作用。

一方面，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但从长远来看，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更具有效率。我们通过利用资本形式实现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接，提高了国有资本的竞争力，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整体实力。具体来说，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引入资本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鼓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资本配置与运行效率，从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规制资本，最大限度地缩减资本的消极影响。要使资本受到国家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的引导；加强国有经济对重要经济领域的控制权；加强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使资本受到相应的约束与限制。

（三）中国道路的自我批判

必须将中国道路放到近40年来中国社会自我扬弃的发展过程中来把握，而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

其一，中国道路进行自我批判是面临“中国问题”的挑战。我们提出要建立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奋斗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目前改革进入了“瓶颈”期，主要表现在：我们的物质基础建设的“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但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未能跟上发展，社会旧有体制改革也是相对落后。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凸显了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层面变革的紧迫性。要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克服中国前进道路中的各种问题，不断超越我们走过的路，“不停滞、不转弯”。

其二，中国道路的自我批判是以承认其合理性为前提的。中国道路是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不断探索出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其必然。因此，要以其合理性为前提，并据其所显示出的整体轨迹，坚持和完善其正确性的地方，“纠偏”和修补其错误的环节，增添时代新要求，回答时代新问题，从而正确构筑继续走的道路。在今后走好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无论世界如何发展，两个基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同时，要包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吸收其中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成分，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才是对“中国自信”的真正彰显。

三、中国道路的实践指引：世界历史进程的现代性飞跃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剧变，即从传统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而“现代性造就着现代文明”，[13]现代性意味着物质与技术层面、精神与文化层面、制度与生活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对过去一种全面性的超越。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发现，构成了一场现代性的三重奏，既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性，也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现代性榜样，还改造了世界历史进程的现代性。

（一）新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培育

作为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语境中发生的创新之路，中国道路是对中华民族现代性的重写。它既是历史的继续，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场”，对现代性选择和创新具有质的变化，是对现代性问题的重新解答。具体来说，中国道路对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培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培育是在先进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的。中国道路的诞生是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设想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经验基础上，中国在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开辟的。因此，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培育是具有前提方向的，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路。在这一培育过程中，只有坚持作为人民和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式开拓创新，才能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理想和根本利益。

第二，中华民族是通过“被动纳入世界历史”、“自主融入世界历史”、“积极引领世界历史”三个阶段来实现现代性的。具体来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破，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被动纳入世界历史”的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革创新，通过对外开放，自主学习其它国家的技术、体制、思想和管理等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培育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打造创新型国家，这是“自主融入世界历史”的阶段。“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后，中国的现代性培育将基本完成，将进入“积极引领世界历史”的阶段。

第三，中华民族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实现自己的现代性的。中国是根据国情，逐渐建立现代性。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性是在党的领导下，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协调优势来实现的。具体来说，中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注重信息化、产业化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既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政府底线调控权威；坚持走中国自己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实现城乡一体化、生态化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快建设法治国家和服务型政府；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国家民主建设，等等。因此，中国用一系列中国特色现代化方式创新地走出自己的道路，从而创造和培育了现代性，在新时代的高起点上解答了中国现代化百余年的课题。

（二）“非西方”国家模式构建的现代性榜样

20世纪中后期，广大发展中国家陆续获得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但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发展道路问题又成为这些国家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一些国家首先将目光聚焦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并加以效仿，但由于忽略了本国国情，致使这些国家出现了经济发展畸形、社会矛盾激化、政局动荡等灾难性的后果。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欧洲和美国，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在一个时期内一般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项危机。然而，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14]可见，由于现代化必然产生贫富差距的扩大，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价值分裂、道德沦丧等问题。

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都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站在相同的历史起点上，但却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结果是，中国道路使中国取得了辉煌成就，而西方道路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深陷泥沼。尤其是拉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后，世界见证了中国对危机的应对，见证了中国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做出的贡献。因此，中国道路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看到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优势和潜力，更加注重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15]中国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中国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性榜样。

（三）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现代性改造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列宁领导的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这说明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广大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时代难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解决好这一难题，造成了社会主义政权的相继垮台，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谷。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16]因此，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现代性改造，有效解答了这一时代难题。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变革的社会。”[17]邓小平也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8]中国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综合国力，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改革也全面展开。中国道路要求推动并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主张“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19]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等等。可见，中国道路是要实现全方位的改革与开放的道路，它使社会主义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极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世界影响，为谋求和平共存、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变革创新。中国社会主义不是教科书里的教条，不是刻板僵化的戒律，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命体。”[20]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发挥创新与开放意识，注重传承与变革，走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富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探索的中国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破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时代难题，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成功实现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现代性改造。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9.

[2][3][4][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8.194.404.404.404.

[7][1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26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79.

[9][15][16][1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8.135.321.373.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0.

[13]姜义华.现代性:中国重撰[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23.

[14]【美】塞缪尔·亨廷顿(李盛平译).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1988.47.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48.

[19]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

[20]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市长晚宴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5-10-23.

(责任编辑 胡爱敏)

段光鹏，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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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6359(2017)05-0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