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学者致力科技史研究已有百年历程。距今一甲子前,1957年1月1日,在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的建议和关怀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建制化的开端。2016年12月24日至26日,“中国科技史家的使命与实践——纪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顺义怡生园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来自两岸三地41家高校、科研院所、文博单位的200余位专家学者齐集一堂,畅叙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分享研究成果,探讨科技史家的历史使命,共商学科发展大计。会议议程包括开闭幕式、6场大会报告、65场分组报告,以及2场学科建设座谈。

1 开幕式暨大会报告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院士、干福熹院士,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分别通过视频形式致辞；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李文林研究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研究员登台发言,回想与科学史所的情谊,对研究所的未来表达美好祝愿。

大会报告部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首先以“把握时代脉搏,开拓学术新境”为题,回顾自然科学史研究所60年践行学术使命的历程及其学术传统,列论科技史研究在中国的职业化和建制化、本学科的学术问题和基本范式、改革开放以来开拓之新研究方向和新领域，继而前瞻未来发展。作为国际化努力的一部分,201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科学出版社将创办英文学术期刊ChineseAnnalsof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常青教授追忆了20世纪80年代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学习、工作经历,及自己如何走上历史建筑研究之路。在以“关于城乡建成遗产保护的思考与实践”为题的报告中,梳理欧洲城市进化和传统复兴方面的观点与实践,探讨城市发展中形成的“新旧并置”和“同心圆”结构,提出人类社会和城市的前进需要再生、更新而非推倒重来。最后以“来氏聚落”和“小布达拉宫”为案例,展示了“以古为新”理念下的修复实践。

中研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回忆了20多年前第一次走进九爷府(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旧址)的感受,继而报告“e考据与科技史研究：以《红楼梦》中的戥子为例”,从分析《红楼梦》中称量香料的重量单位“星”字谈起,探索古代生活中戥子的种种妙用,在研究方法层面,力图展示e考据对文史研究能力的提升,也为传统深厚的红学领域别开生面。

学界老前辈、90高龄的范岱年研究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自1980年起担任《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副主编,根据他的提议,科学史被列为《通讯》的三大主题之一。范先生回顾了1980～1994年间《通讯》在科学史方面的主要工作、杂志社机构变迁。《通讯》开辟人物评传专栏,起到了解放思想、开阔眼界的作用。1981年杂志社举办“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开时代风气,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先声。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韩琦研究员的报告“仰望李俨先生”,根据新见书信档案资料,重审中国科学史学科奠基人李俨先生的治学精神。李俨先生是学术预流者,20世纪前叶遍访图书馆,广搜海内外古算书、畴人文献、中西交流史料；广交中外学友,与张申府、章用、严敦杰交往甚密,与陈寅恪亦有学术交流；追踪中外最新学术信息,很早便开始探讨唐朝与印度、元朝与伊斯兰、明清之际与欧洲的科学交流。李俨先生不愧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科学史家。

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的报告“科学史泰斗席泽宗院士的学术贡献”,首先分析了席先生1955年发表之《古新星新表》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时代背景,继而历数席先生的其他重要学术成就：中国古代宇宙理论、敦煌卷子星图、马王堆汉墓帛书天文史料研究、僧一行恒星观测研究、关于甘德木卫观测的实证研究,以及对西方天文学史的研究。缅怀席先生严谨求是、善于发现的科研精神,追忆席先生不拘一格、因材施教的往事。

2 分组报告

分组报告设有科技史家与史学、科技史回顾与展望等十余个专题,涉及数学史、冶金史、医学史、农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机械史、造船史、纺织史、计量史、古籍整理、传统工艺、思想史、编史学、近现代科技史等诸多领域。

科技史家与史学专题 集中回顾了老一辈中国科技家的卓越成就与高尚情操。

钱永红先生简要介绍了祖父钱宝琮先生的生平事迹,回顾了钱先生参与组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过程,着重讨论钱宝琮先生担任《科学史集刊》编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展现的严谨学风与坚持百家争鸣的治学态度。清华大学冯立昇教授列论刘仙洲先生作为我国机械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学术生涯和贡献,将刘先生的研究方法概括为广查古籍,科学分类归纳,注重考古资料,通过文献、文物、现存传统机械等多重证据,开展复原研究,察今知古,还原历史。南京农业大学王思明教授总结了万国鼎先生开中国农史教育之先河,在农业技术史研究、古农书研究、中国地政史研究、编纂史学工具书等方面皆有杰出贡献,系统搜集、整理中国农业古籍和农史资料,开创并奠定了中国农史事业的基础。中国科技大学胡化凯教授归纳了钱临照先生在科技史领域的三大主要贡献,并以竺可桢先生“治学三论”(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志,实事求是)作为钱先生生治学精神的写照,追忆钱先生严谨求实、不务虚华的学术风范。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回顾了许良英先生从职业革命家到科学史家的一生,重点介绍许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工作：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及爱因斯坦研究、编写《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科学与民主研究等,通过个人回忆,展现了许先生的良知、勇气与社会责任感。内蒙古师范大学郭世荣教授探讨了李迪先生的编史观。李迪先生是少数民族科技史领域的开拓者,理论思考与个案研究并重,倡导中国的科技是中国各民族的科技,“中国科技的民族观”是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前提。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教授,通过竺可桢与梁家勉的往来书信,考察二位先生心系科技史事业,有关建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徐光启研究、古籍保护与机构重建,以及农史研究方面的讨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研究员的报告(刘煜先生代读)历数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技术史领域的朱启钤、章鸿钊、王振铎等12位开拓者,回忆了“文革”后期王振铎先生给予的提点与帮助,潜移默化的学术传承。

科技史回顾与展望专题 从学科史、机构史、方法论等角度,探讨了科技史研究诸多面向。

武汉理工大学席龙飞教授归纳了中国造船史的三大源泉——历史文献、舟船及相关文物的考古资料、绘画作品,通过若干例证,论证了研究工作中三者联系密切,缺一不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戴念祖研究员回顾了本所60年来学术发展的三块界石(《中国古代科学家》,1959；《中国科学技术史稿》,1982；《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卷本,1991～2010),进而指出科学史研究需要从实际出发，放眼世界,从多学科吸取营养,不断创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教授辨析现代化概念,考察中国农业的传统优势与生命力,反思农业工业化的困境,提出继承优良传统、发挥现代优势,或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基本走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剑研究员考察了中国科学社的科技史研究,列论《科学名人传》、《二十年来之科学》、《三十年来之中国科学》、《中国科学史料丛书》等出版物,指出相关资料整理、利用方面的欠缺。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从“亲密性技术”概念入手,探讨了如何研究科技史中的民俗文化。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研究员回顾了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开创与传承,老一代科技史家为改善、提升科技史的学科地位付出的不懈努力,分享了为科技史争取一级学科地位的经验。广西民族大学万辅彬教认为科学史所在学科发展中具有引领示范作用,详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史所与广西民大为发展科技史事业结下的深厚友谊。中国丝绸博物馆赵丰研究员以“丝路之绸与中国纺织史”为题,展示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重要纺织文物、近年织机复原成果、伊朗考察心得,介绍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历年展出和2018年举办织机大展的计划。北京科技大学潜伟教授回顾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建制化过程,两学科的交融关系,回望竺可桢、王琎等中国科技考古研究的开创者,着重介绍了夏鼐先生和柯俊先生对科技史与考古学相结合做出的突出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罗桂环研究员梳理、探讨了博物研究在古代中国知识系统中的形成和发展,指出“上天有好生之德”、“对时育物”等古人有关资源利用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石云里教授回顾了他的研究小组有关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天文学、回回天文学暨占星学、欧洲天文学传华三方面的研究工作,将明清天文学发展的一般特点总结为技术西化与价值保守。郑州大学王星光教授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为引,以中医史、冶金史、科技考古、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为例,强调中国科技史包含巨大知识潜能和应用价值。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关晓武研究员从《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1956)谈起,分期总结本所60年来古代科技史研究历程,阐述了2010年以来工作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研究布局。

清华大学杨舰教授以日本科技史研究重镇东京工业大学为例,探讨日本科技史学科的起源与发展,重点分析东京工大战后经历的三次重要发展契机,就此思考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田淼研究员回顾了1978年以来本所在西方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工作,简介当前西方科技史研究室的结构与人员,重点谈及中外科学传播与中外比较研究、科技哲学等方向。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所吕娟研究员历数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介绍当前中国水利史知识体系与代表性成果,展望未来发展。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回顾并展望科技史视野下的科技与社会研究,提出广义的科技史可以实现与经济社会的有机结合,为学术界和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毅研究员梳理了60年来本所在医学史方面的主要工作、重要成果,就医学史发展趋势与新问题,提出加强断代史研究,拓展中国近现代医学史和国外医学史的研究,加强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的合作。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姚大志副研究员分享了自己在美国技术史学会(SHOT)国际化委员会任职的经验和体会。

数学史方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书春研究员的报告“让科学史走出书斋”,讨论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对当代数学、中小学教育的作用,准确译介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的重要性。天津师范大学李兆华教授就如何编写数学史教材进行深入探讨,指出须提供完整的历史概述,斟酌具有中国古代特征的算法,选取较为成熟研究成果,考虑本科生的接受程度。内蒙古师范大学罗见今教授以亲身经历,回顾了第三、四、五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北京1984、悉尼1986、圣迭戈1988),前辈学者开创引领之功,20世纪80年代中算史研究呈现的新气象。北京师范大学刘洁民副教授以“比较数学史的问题系统”为题,探讨建立方法论系统,解决比较数学史研究的规范性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纪志刚教授从1951年严敦杰致信钱宝琮谈起,回顾严敦杰先生追寻《西镜录》,发现、传写、研究焦循抄本的往事,展现了老辈数学史家间的深切情谊。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邹大海教授基于新公布的出土文献,重新审视“均输”问题,指出数学与经济上的均输不能等同,经济上的均输亦有类型之别,进而就此考证《九章算术》编纂年代问题。

冶金史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煜研究员以材料与工艺为中心,探讨夏商时期的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认为二里头时期已形成基本规则和框架,殷墟时期的块范法造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铸造技术的高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的报告提出,从夏代开始,中国逐渐成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中心之一,夏商周三代文化是欧亚草原东传的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戎)与东亚本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夷)聚合的产物,华夏文明是复合文明。北京大学陈建立教授论证了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块范法铸造技术的产生是中原与边疆地区互动的结果,指出冶金考古方法的新探索有助于解释青铜器冶铸技术发展、生产组织和流通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研究员从分析侯马铸铜遗址的性质、年代入手,讨论了青铜器风格变化的时代动因。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探讨了中原早期锡料产地来源,不同地区青铜产业格局,阐述中原地区三代锡料来源的变迁。中国人民银行钱币博物馆周卫荣研究员以炼锌术、叠铸工艺为例,讨论“三重证据法”(文献、实物、实验室三重证据互证)在科技史研究中的实践,指出产业化(万历间黄铜铸钱、汉初允许民间铸钱)催生了技术发明。

医学史方面 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探讨了当代医学史研究的趋势与面临的问题,涉及物质文化转向、病人的历史书写、疾病的社会文化史,论述从思想史视角认识与理解医学的复杂性,审视我们的疾病观与生死观。中国中医科学院朱建平研究员从青蒿素的发现史谈起,考察中医疾病治疗观以及实现创新的途径。

天文学史方面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李勇研究员阐述了基于西周晚期的23件初吉金文材料,采用新方法,构建金文历谱的成果及难点。东华大学杨小明教授探讨了梅文鼎、黄百家、安清翘有关天左旋右旋、岁差成因的争论,指出梅文鼎倡导“西学中源说”以默认西学优于中学为隐含前提,安清翘则出于维护传统的立场,质疑“西学中源说”的合理性。香港大学冯锦荣教授考察了香港皇家天文台的早期历史,建台历史背景,仪器的引进,授时、气象服务,以及天文台的早期出版物。

机械史和造船史方面 南台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林聪益教授介绍从事水运仪象台复原研究的经验及古机械复原在通识教育、文化创意策展等方面的应用。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何国卫教授深入分析了广船开孔舵的技术特点,解释了传统技术条件下开孔舵的合理性。

计量史方面 上海交通大学关增建教授分析了计量与标准器概念的内涵,进而以齐量三器、商鞅方升、栗氏量、新莽嘉量、嘉佑铜则、乾隆嘉量为线索,考察中国古代度量衡标准器的起源与发展。

古籍整理方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副研究馆员介绍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资源(书刊、数据库)现状、科技典籍整理进展,讨论典籍数字化的多种层次,信息时代的人文研究如何应对经典文献分析和海量文献应用的双重挑战。

传统工艺方面 山西大学高策教授从古代建筑的三颗宝珠谈起,分析了传说与现实中的避火珠、避水珠、避尘珠,重点探讨山西隰县小西天大雄宝殿的防尘机制。黑龙江大学吕厚均研究员针对北京天坛回音建筑声学现象的机理,梳理旧说,展示实验研究新成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晓岑教授通过分析传统工艺的本质与特点,提出振兴传统工艺须推动中国文化身份战略,使有品牌支持的传统工艺走向世界。

思想史方面 山东大学马来平教授就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考察历史上“格物致知”内涵的两次重大转向,指出近代科学能在中国扎根,除了外部因素,同时有赖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国农业博物馆徐旺生研究员探讨了中西君权神授的不同内涵,以及中西科学发展的相异预后,提出神权是否演变为皇权之上的实体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路径。四川大学姜生教授从汉墓图像资料入手,考察汉代盛行的阴阳合气、龙虎交媾、结精不死等思想信仰,论证丹田学说与《周易参同契》形成于汉代。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董光璧研究员综论科学的诞生和演化,提出科学经历了以数学化、实验化、理论化、工程化为特征的四个阶段,当代科学面临价值理性缺失的危机,科学知识是否造福人类,有赖人的良心和见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黄翔教授就Marx Wartofsky的历史认识论,讨论了如何理解有关科学的认知实践,介绍了相关争论。

编史学方面 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李醒民研究员阐述了由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与境维组成“四维空时”研究框架,如何在各维度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由此形成具有新意的科学编史学进路。

近现代科技史方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九辰研究员回顾了近30年来本所在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工作,涵盖研究室设置变迁、重点项目与成果、数据库建设、跨界研究问题、当代史料的资源优势与考辨难题。中国气象局陈正洪教授通过数值天气预报(NWP)的历史发展,讨论了气象科技史的若干启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方在庆研究员根据日记、书信等一手材料,考察爱因斯坦日本之行(1922年10月～1923年3月)的来龙去脉,揭示了爱因斯坦未能访问中国的原因。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尹晓冬副教授通过群体志研究,讲述民国时期中国14位女性物理学博士中的8位如何获得密歇根大学巴伯奖学金的资助,成就其事业。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志会副研究员根据原始档案,探讨20世纪50年代三峡工程决策始末,以及由此引发的反思与启示。清华大学鲍鸥教授从寻找基多夫《电子数字计算机》中文版(1958)译者谈起,探讨中国计算机学科初创时期,在引进苏联计算机技术的过程中,俄文翻译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梳理了20世纪20至40年代涉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全球性讨论,着重分析了冯友兰、魏特夫、李约瑟的不同视角、关切与影响。义守大学张澔教授考证晚清汉译西书《化学阐原》、《化学考质》、《化学求数》均源出经典化学教材Fresenius著《化学定量分析》,汉译底本版本有别,《阐原》未能传达底本原意,《考质》、《求数》则成为清末最佳化学类图书。

会议期间举办了两次学术沙龙,讨论科技史学科建设。各学科点代表就本单位的立足点,如何寻求学科发展空间,充分交流意见,强调兄弟单位应团结互助,加强交流合作。与会学者就每年举办科技史机构联席会议达成共识,赞同东华大学承办第一次联席会议的提议。

本次研讨会汇聚全国科技史同行,共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优良学术传统,探讨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战略。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全国科技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科技史事业充满活力,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柯 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