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广飞

摘 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红军长征具体地呈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红军长征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试金石和初步确立实事求是思想的试验场;红军长征充分实践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红军长征开始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关键词：红军长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042-03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大灵魂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者的形成也是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近代中国这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殊国家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有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革命向前发展，最终取得胜利，经历了艰难的过程。而红军长征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初步确立的试验场，群众路线的生长点和独立自主处理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出发点。

一、红军长征是检验教条主义错误的试金石和初步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试验场

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握中国具体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但是，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不能科学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照搬苏联经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尤其以“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最为严重，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了万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失败，与当时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有着紧密联系。在博古总负责的临时中央和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几乎葬送中国革命。他们排斥前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采用的正确战略战术，同数倍于己的强敌“以堡垒对堡垒”，打“正规战”，结果历经一年的消耗，已经建立的中央苏区越变越小，红军人数也越来越少，红军面临极大困难，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敌人设置的包围圈，不分析具体形势的变化和红军的情况，导致红军失去一次次突破包围圈的机会。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与博古、李德直接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有关，同时也标志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左”倾教条主义者从本本出发，脱离中国实际，以教条主义为指导，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红军长征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实事求是派逐步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在行军途中强烈反对错误的军事路线，扭转了战争形式，推动了革命的向前发展。红军长征成为检验“左”倾教条主义的试金石，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实践基础。

红军长征初期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特别是湘江战役，红军自己折损三万多人。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蒋介石判明了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设置了口袋阵，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博古、李德不根据敌情的变化改变行军路线，仍然命令中央红军北出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毛泽东为首的实事求是派坚决反对这一主张，提出了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党内高层的支持。于是，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调整了行军路线，改为西进贵州，再沿黎平、锦屏北折黔东去湘西。12月14日攻占黎平，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开始清算“左”倾错误。会上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李德不顾敌人重兵仍在湘西的情况，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明确提议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夺取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行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黎平会议端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这三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惨痛的教训使全党同志逐步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重新考虑这个革命怎么搞的问题。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开始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始终站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前沿。”[2]遵义会议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坚决地纠正了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党的“左”倾错误，取消了“军事三人团”的指挥，重新确立新中央领导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穿越荒无人烟的草地，跳出敌人层层包围，最终到达陕北，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对教条主义的纠正，离不开毛泽东的正确指挥，离不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红军长征是教条主义路线和实事求是路线的较量，“红军长征用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从而在实践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取得了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定性胜利。”[3]红军长征成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试验场，尽管“实事求是”的思想并没有在红军长征中用理论或者决议的形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实事求是”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二、红军长征充分实践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楷模，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的。”[4]红军长征充分实践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与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自觉地将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有机结合在一起相比，“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群众，破坏党的群众路线。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只讲“下层统一战线”，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抗日反蒋派则实行关门主义，从而失去了可靠的同盟者和损害了人民群众从事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错过了打破围剿的最佳时机。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福建事变发生了，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此时是粉碎第五次“反围剿”的最佳时机。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断言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放弃联合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因而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摧毁福建人民政府后，集中力量重新进攻根据地。尽管如此，在进行战略转移之时，也未深入地在群众中作思想动员工作，仓促转移，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进行长征。

红军长征重新践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就党内来说，主要是党在红军内部开展的群众工作。严明党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长征时期，红军战士严格遵守“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所到之处不随意进民房，不吃老百姓的饭，即使需要什么东西或吃老百姓的饭都要付钱，公平交易。同时摒弃军阀恶习，倡导官兵平等。在党外，建立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是积极宣传红军的政策、性质和宗旨。众所周知，在国民党的封锁下，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都是国民党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的造谣，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不了解，甚至产生怀疑、恐慌和敌视的心理。可以说，红军在这里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面对这一难题，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为指导，通过宣传标语、口号、戏剧表演、群众大会等形式，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推翻一切剥削、压迫人的反动势力。二是真诚帮助群众，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收缴地主土地和财产分给少数民族群众。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为指导制定相应民族政策。例如，颁布《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等。这些民族政策的内容具体包括：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建立革命政权，帮助少数民族实现自治;制定团结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胜利，离不开这一系列民族政策在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和执行，离不开群众路线的践行，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支持和帮助。贺龙元帅在总结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经历时，也曾指出：“国民党军队打仗靠飞机大炮。我们红军靠什么呢？靠群众。人民群众拥护我们，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5]红军长征途中，群众路线的践行，宣传了党的主张，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号召全民族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红军长征开始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独立自主就是要求本国无产阶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国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搞好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独立自主处事原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优良传统，该原则的初步确立与红军长征中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的干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密切相关，是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端。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处事原则。独立自主处事原则在早期中国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但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到共产国际苏联和斯大林的干预，使中国共产党未能真正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认识不足，未认识到中国农民的重要性以及在国共合作中的领导权问题，连续三次向国民党让步，严重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助长了国民党右派力量的壮大，导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大革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中国共产党的不独立自主。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早期中共领导人并未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未认真研究中国国情，仍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和路线，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再次验证了不独立自主的危害。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黎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红军长征战略问题的开始，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挥，指出了博古、李德等人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决议在批判‘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时，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决议要求红军指挥员必须灵活运用这些原则，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6]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重要的军事路线问题。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调整中央组织问题的开始。自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产国际操作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使中央领导层逐步认识到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层。而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实现了组织路线的变化，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常务，重新明确朱德和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并强调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样就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常务分工时进一步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红军长征中的组织路线问题。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法和方针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开端。遵义会议作为长征途中挽救中国革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历史转折性的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事务的转折。

红军长征模范地践行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为长征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处事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红军长征中得到深刻体现，为我们深刻掌握和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提供了试验场。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伟大新长征仍需要充分践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52.

[2]逄先知.从中共十五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党的文献，1999（2）.

[3]高凤林.红军长征历史地位和作用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36.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

[5]中共四川省涪陵地委党史工委.贺龙在川东南[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26.

[6]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